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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为什么看到了修正主义的危险，却在长时间里没有看到修正主义赖以存活的基础是一党专制呢？ 从阶级根源上来说，修正主义者、特权阶级是不可能认识或承认这一点的。这是阶级利益、阶级地位决定的。这好理解。 从认识的局限来说，这还是与“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分不开。 一方面，是因为受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影响。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人民的导师，对斯大林模式不会产生怀疑。而且，并不是一开始、也不总是专制的，特别在理论上也并非肯定专制。更何况，斯大林时代的积极的方面是足以掩盖消极的方面的。在这种情况下，接受苏联的一党专制的模式，是很自然的。 另一方面，象民主革命一样，我们党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准备也是不足的。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义，理解不够准确和深刻。对巴黎公社原则仅仅从“暴力打碎国家机器”一点去强调，而对巴黎公社作为国家机器的那些根本特点，几乎完全忽视。人民民主专政是一个创造，但是，关于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关系问题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好。特别是在出现修正主义问题的情况下，对于这一问题依然没有重大理论突破。1975年的理论学习中，提出过台上党和台下党的监督机制的问题，但是，认识被打断了。 这是从主观认识的局限方面谈问题。 如果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问题，要想深刻地准确地揭示一党专制发生的根本原因，那就主要不是一个认识局限所决定的问题，而是要从社会基础、社会状况说明问题。 国情决定政情。我们不是从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转变，而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的东方农业国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个十分具体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必然遇到的特殊的困难。 其实，并不唯独我们。首先遇到这一困难的是列宁。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无产阶级夺得政权后，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列宁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明因为俄国是个落后的国家，无论是从经济建设、还是从政权建设、乃至文化建设，都遇到巨大的困难，都不能令人满意。开始，他寄希望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动和成功，以实现和俄国革命互补，在这一点落空的情况下，俄国只好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后来只好采取后退的新经济政策。争取借此实现从“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直到列宁尚能视事的最后时间，他依然认为俄国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处于这样一个过渡时期，而不是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他的思想很明确，对于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要想实现“纯社会主义”、“彻底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当时是做不到的。 我们依然要反复领会列宁的这一思想：“我屡次说过；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后胜利，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列宁：《第三国际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列宁选集》，第三卷，第8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列宁的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的，是从实际出发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们过去的曲折不能不说与我们不懂列宁的这一思想有关，今后的长时期里，列宁的这一思想应该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列宁的这一思想，简要的说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也就是毛主席说的“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过去把这个“过渡时期”估计过短了，实际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尤其对落后国家来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命运。我提出“半社会主义”概念，就是针对这一历史阶段的客观性、长期性、必然性而言的。这是一个准确的科学的概念。不喜欢，可以使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或“社会主义过渡阶段”，以体现这一历史时期的过渡性，体现我们还没有“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本来， “半”字，正是过渡性这一辩证法的体现。“初级阶段”的提法，体现不了列宁的思想，反映不了历史实际，不科学、不准确。 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让我们看历史实际。 我们实际遇到的困难更大。俄国毕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国家。而我们连这一点也没有达到。 我们是在农民的汪洋大海里，建设社会主义的。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的革命队伍基本是由农民构成的。尽管这只革命队伍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和革命烈火的锻炼，但是，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的固有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弱点，想彻底克服是困难的。 一旦革命胜利，“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比巴黎公社原则，更易于接受；实行带上专制、等级因素的政治形式，远比实行民主的形式，更有市场，更合乎大家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毛主席在建国后，多次猛烈批评过争工资、争地位一类错误思想，就是当时干部队伍的实际状况的准确反映。 武装斗争是我们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更多需要的是集中和服从。我们的革命队伍没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民主制度的训练。我们的党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且不说这一制度在实行的过程中就存在过问题、发生过偏差，更重要的是缺少执政的民主制度的实践。“驯服工具论”一类，就是这一实际的理论上的总结。而毛主席强调“反潮流”，强调“海瑞精神”，但是，在没有制度保证的情况下，这样做，非但没有推进民主政治，反而造成一些政治悲剧。 小生产者的个人私利观念，自然乐于选择一党专制，这是对个人私利的一种政治保证。发展到个人特权、等级，更是个人私利的自然追求。列宁无数次地指出小生产是自发资本主义势力，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资本主义。现在看来，即使在实现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个危险并没有减轻。所有制变更了，思想却难于一下子变更。它不仅可以产生资本主义，而且可以产生修正主义，可以产生特权势力、特权集团。这个集团必然地赞成、维护一党专制，是特权、一党专制的阶级基础。 我们党曾经激烈反对过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是，那是在被专政条件下，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执政政体的反动性、反人民性，而且主要是舆论界的事情，并不等于全党同志都懂得了这些道理。一旦共产党自己执掌政权，这些道理就被“坐江山”的思潮所淹没。这不是主席一个人能扭转的，况且，任何人也难免有其认识上的局限。 我们的民族，自进入文明，就没有过民主制度。两千多年的精致的专制体制，使中国人缺少对民主的认识和实践。五四运动带来了对“德先生”的追求，但随后的战乱使民主老是被破坏、老是远离中国人。最终，中国资产阶级没有给中国带来资产阶级民主。 以农民为主体的共产党、解放军、革命队伍进城了。遗憾的是，这只队伍没有完成历史给予的民主任务，看来当时也不可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说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开始还有一点联合政府的形式，随后这点形式也不要了，干脆从一党执政转化为一党专制。 先天不足的现实的基础的历史条件，加上从苏联引进的错误体制、错误理论，自己又没有充分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准备，于是从一党执政走向一党专制就是必然的了。 就是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我们的国情对我们的政体的制约。你只要读读网上那些跟贴，你就不会怀疑在我们这里，还有那样多的人根本不知民主为何物，自然也不习惯民主，而这正是实行专制的必然的土壤。至于修正主义执政者歪曲无产阶级专政到了何等程度，你只要看看最新的委员长在全国人大上的讲话，你也不会怀疑，这些人的头脑里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影子。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愧对先烈，一百年前资产阶级缔造的民主共和国，不但没有被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所超越，反而被倒退的一党专制所代替。从这一点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格批评资产阶级民主，因为一党专制比资产阶级民主形式还低一个历史层次。历史已经清楚表明这是一段弯路，何时走完弯路，那要看中国历史条件的变化，看中国人民的变化。为此，我们需要的是自我批判，是抛弃专制，走向民主，而且是高级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人民民主。我们坚持进行斗争，就是为了促进这一变化早日到来。
（三） 向社会主义过渡面临的首要历史任务就是如何建立、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问题。 在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经过共产党）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这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党的伟大创造。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
这是国体。这样的国体要有合适的政体来配合。 无产阶级专政，在法国是巴黎公社，在俄国是苏维埃，在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政权形式，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体。这一原则，没有错误。我们要继续坚持这一原则，而不是推倒重来。 通过苏东的实践和我们前后六十年的实践，特别是经历了修正主义上台、导致社会主义失败的历史教训之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制度问题，尤其是关于正确体现共产党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关系的制度问题，都有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重新认识，给予正确解释。 一、关于宪法的地位问题。 社会主义宪法是最高大法，是社会主义社会一切关系的最高体现，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权力的最高体现，是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行为的准则，是任何政治力量不可逾越的界限。 但是，实际发生过、存在过的最根本问题，是执政者对宪法的漠视。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成了一纸空文。最具讽刺意义、也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文革中，王光美同志可以把大学生蒯大富同志随意打成反革命，剥夺自由；而她的丈夫、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同志，拿出宪法，却也不能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由此而知，发生其它一系列悲剧就一点也不偶然了，包括最后发生两个政治局常委密谋抓了另外两个政治局常委的政变。毛主席在领导制定宪法时说过，宪法“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但是，他也曾迫不得已地拿着宪法和党章参加会议，强调自己说话的权利。后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斯诺说，他是老和尚打伞____无法无天，说明我们最终没有认识到宪法必须落实的重要意义。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尊重宪法，就是不尊重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民主，是反社会主义的行为。执政党漠视宪法，凌驾于宪法之上，就必然走向一党专制，就会凌驾于人民之上，和人民相对立，就会堕落成违背宪法的反动派。 直到今天，宪法上写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等等自由，一条也没有兑现。这是一党专制对抗无产阶级专政、对抗社会主义的铁证，也是共产党背叛自己的党章和宗旨、已经变修的铁证。 没有宪法，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毛主席说，“我们的宪法，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这是很正确的意见，说出了社会主义宪法的本质特点。可惜，一党专制是和这两个原则对立的。修正主义执政者到现在还在抹煞这一点，把自己的专制统治说成是合法的，而把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要求说成是非法的，甚至戴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打入牢房。这是彻底的是非的颠倒。 重新确立宪法的最高大法的地位，树立宪法的绝对权威，任何个人、政党都不再凌驾于宪法之上，养成尊重宪法的习惯，这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 当前，遵照宪法，确保人民群众必须享受的各项民主权利，就是对我们是否尊重宪法的一个考验。这一点一日没有得到落实，就说明宪法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它应有的国家根本大法的地位，这个国家机器，就还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不管有多少骗人的空话，我们都要为捍卫宪法而奋起斗争。 二、一切权力归人大，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任何政党不能凌驾于人大之上。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执掌政权。巴黎公社，苏维埃，人民代表大会，是体现这一点的具体形式。正是通过巴黎公社、苏维埃、人大，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行施管理国家的权力。这一点自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始，马列毛都有大量的反复的论述。这一点也以不可动摇的原则写入了宪法。 因此，不言而喻，最高权力在哪里？在人大。执政的最高权力机关在哪里？也在人大。立法和行政的统一是自马克思以来，革命导师一再强调的区别于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根本原则。 从苏东和我们的教训来看，不是没有这样的制度，而是这一制度最终形同虚设。 本来事情很简单，国务院听人大的，省政府听省人大的，以下类推。一点也不复杂，执行应该也不困难。 为什么最后人大形同虚设、成了橡皮图章了呢？问题出在哪里呢？ 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原因就在，共产党凌驾于人大之上，共产党撇开人大执政。 共产党一旦撇开人大执政，就不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执政，而是代表极少数人执政，政权的阶级属性就必然发生变化。 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错误。 列宁多次正确说明了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他是承认共产党的执政党的地位的。但是，一是他强调这是、也仅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的形式，因为工人阶级内部是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的，共产党是这个阶级的最先进的部分；二是他强调共产党要依靠包括工会等各种形式联系整个工人阶级、农村半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广大劳动群众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三是他强调执政的形式是苏维埃，并且要受工农检查院的监督。简单说，列宁的思想很明确，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共产党不能离开无产阶级实行党的专政。共产党执政的含意必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含意完全一致。列宁这样的教导很多，值得重新认真学习。 同样，毛主席也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给的。 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就是说，共产党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而不是自己固有的。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为了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牺牲了许多优秀的党员，这是永远受到人民尊敬的。但是，这个奋斗，是为了民族的解放，阶级的解放，是为劳动人民打江山。正像毛主席说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私利可言。一旦获得夺取政权的胜利。共产党人就会从事建立属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还政于民，是把剥削阶级掌握的政权，交还给劳动人民。这时，共产党即使作为执政党执政，依然还是为人民服务的，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是属于人民的。 这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现在，习近平同志说，“权为民所赋”，是坚持了这个正确观点的。 这个观点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根本的原则的思想，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来自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权力，是属于人民的。权为民所有，才有权为民所赋。人民授予了执政党执政的权力。人大正是人民权力的体现。一切权力归人大，一切权力在人大。权为民所用，实质是权由民所用。体现这一点靠人大。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所在，是考虑无产阶级专政政体形式的出发点。 我们说了，共产党变成修正主义党的最致命的问题就是一党专制，而一党专制的发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党凌驾于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之上。现在，重申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义，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在民____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____的原则，是解决一党专制，防止修正主义篡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权力的根本途径和根本措施。 有人批评我是“制度万能论”，是的，正是、而且只有是，制度才是保证一定社会关系的基石。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制度，没有制度保证，社会不可能得到改造。说复辟，也是复辟旧制度。制度是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的集中体现和凝固形式。社会就是靠制度维系的，没有没有制度的社会，就是人类原始社会也不能少了制度，更况今天这样复杂的人类社会。 现在人们喜欢谈论权力，人权，主权，党也在谈论如何对待执政权的权力观，我看，从社会主义的权力观，无产阶级的权力观看问题，一切权力来自人大，一切权力归人大，一切权力在人大，是我们必须重新明确认识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 三、摆正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 从一切权力归人大的正确观点出发，应该怎样看待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呢？这是随之而来的又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1、共产党的执政权力只能是人民通过人大授予的。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的共产党的权力不是固有的，而是通过选举，人大授予的。 在一党专制的情况下，事情被颠倒了过来。人大代表的选举和人大权力的获得，都来自共产党的一党操作。这是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作法。是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权力的篡夺。 共产党可以领导人大的选举和人大的运作，但是，这种领导只应该是依靠自己政策的正确而实现的政治领导，不应该是包办代替，更不允许权力僭越。 人大必须独立地进行自己的一切工作。这意味着人民的权力至高无上，人民的权力不能受到干扰和替代。 共产党的执政权，既然是人大授予的，而人大是定期召开，并有届期的。同样，共产党的执政权，也不是永恒的，也是有届期的。人大授予了，就有执政权，人大没有授予，就没有执政权。这才能体现“权为民所赋”。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的正确性、权威性。我引用列宁的意见和实践作证明。 在1917年春夏，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但是，当时，在苏维埃代表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是少数，多数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采取承认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是执政党的政策。列宁是这样论述布尔什维克的政策的：“我们认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样的特殊机关，是最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意志的全民机关，是最革命的议会。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在原则上拥护全部政权转归这样的机关掌握，尽管它现在还操纵在敌视无产阶级政党的护国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手里。” （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及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就禁止游行示威向全俄苏维埃代表提出的声明草案》，《列宁全集》，第25卷，第62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这一政策制定的依据在哪里呢？列宁是这样解释的：“十分明显，不是所有拥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人都充分考虑到这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说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不仅仅是由于当时（2月27日至7月4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阶级、没有一种严重的力量能够反对和阻碍政权归苏维埃。不仅仅如此。说当时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还由于苏维埃内部各阶级之间和各政党间的斗争在全部国家政权及时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是可以最无痛苦的进行的。 人们对于后一面这一点也还是注意不够的。苏维埃按其阶级成份来说，是工农运动的机关，是工农专政的现成形式。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那么小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主要缺点、主要毛病，即对资本家的轻信态度，就会在实践中得到克服，就会被他们的实际工作经验纠正。在苏维埃独掌政权的基础上，执政的各阶级和各政党的替换在苏维埃内部是可能和平进行的；苏维埃内部的一切政党同群众的联系还是可以巩固的，还是不会削弱的。”（《论口号》，《列宁选集》，第三卷，第10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列宁的上述理论思想，在布尔什维克党获得执政权之后，不是改变了，而是坚持了下来。 十月革命一胜利，列宁就在《告人民书》中说：“劳动者同志们！请记住，现在是你们自己管理国家。如果你们自己不团结起来，不把国家的一切事物掌握在自己手里，谁也帮助不了你们。你们的苏维埃今后就是国家政权机关，即拥有全权的决策机关。”“工人、士兵、农民和一切劳动者同志们！把全部政权掌握在自己的苏维埃手里。象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惜和保护土地、粮食、工厂、工具、产品和运输业，所有这一切今后都完全是你们的财产、全民的财产了。” （《告人民书》，《列宁全集》，第26卷，第280__281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在《告全体党员及俄国一切劳动阶级书》中又说：“在俄国，已经争得了苏维埃政权，因此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任何革命，只通过苏维埃的决议，只通过苏维埃代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了。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占了多数。因此，只有这个党组织的政府才是苏维埃政府。大家知道，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成立新政府和向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新政府成员名单前数小时，曾邀请三位最著名的左派社会党人，即卡姆柯夫、斯皮罗、卡列林等同志参加自己的会议，并邀请他们参加新政府。我们十分遗憾，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同志拒绝了这个建议，我们认为他们这种做法，对革命者和劳动群众的拥护者说来是不能容许的，我们随时都准备接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政府，然而我们声明，我们作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多数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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