穹顶之下，谁的未来在窒息？

从伦敦的雾都孤儿，到洛杉矶上空挥之不去的阴霾，再到北京的穹顶仿佛都在吟唱着着发展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资本主义工业化就必然招致污染的一曲悲歌，于是发展生产力也就难以避免的与环境污染建立了相关关系。

改革开放30年，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成了世界工厂，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将其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产业向中国转移，在这种全球生产体系下，发达国家成功的将生态问题“嫁祸”给后发国家。反观中国自身，国有资本，实质是党政官僚控制下的资本，依靠体制的力量实现了重要产业诸如石油、化工等领域的垄断，生产的高度集中，市场的完全占有，导致了资本主义仅有的可以推动生产力变革的自由竞争的消失；为了追逐利益，提高利润，资本家只会专注于增加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比，提高剩余价值，而不是将资本投入技术革新，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反而是继续加剧人与自然的对立，引发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柴的方案真的能解决雾霾？

《穹顶之下》提供的环境问题解决方案主要有四个方面：一，加大环保部门执法能力和执法力度；二，尽快完成产业更新，停止补贴能耗高的重工业和制造业；三，打破能源垄断，鼓励私有化，放开能源市场；四，都市中产阶级从我做起，少开车，多打举报电话。

然而，《穹顶之下》为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又让我们产生此等困惑：市场化是否是雾霾治理真正的出路？产业升级是否又是一次污染转移或帝国殖民？对都市中产阶级的美好愿景是否只是一厢情愿？

片中英国环境大臣信心十足地说：“100年前我们有几百万矿工，但现在仅剩3万，但我们整体就业率更高了！因为一个产业退出舞台，另一个产业会同时兴起。”乍看之下，英美两国似乎已经突破了工业化与污染治理的两难困境，然而不要忘记，美国自称为环保卫士，但实质却是美国对全世界的环境污染是巨大的，而英国对海外殖民地的剥削和掠夺，美国则是通过强大的资本输出，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工业化国家。目前，中国同样开启了产业转移模式，将重工业和制造业是更多地转移到海外，比如现在已经开始的向东南亚和非洲的转移，然而当矛盾可转移的空间不断缩小，矛盾不断积聚，冲突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另外，产业更新及能源升级的过程也远非柴静描述的那么轻而易举皆大欢喜。片中一位威尔士曾经的矿工，对关停煤矿带来的失业轻描淡写地说了句，那就另外找份工作吧。而实际情况是，七十年代初的英国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引发的工运浪潮此起彼伏，撒切尔上台后动用暴力对矿业及钢铁制造业工会进行铁腕打压，矿区从此大量失业人口靠救济金过活，经济一蹶不振。这段历史，从《光猪六壮士》 (Full Monty,1997)，到《舞动人生》 (Billy Elliot,2000),再到最近的《骄傲》 (Pride,2014)，在很多英国电影中都有记录。这也是为什么2013年撒切尔去世时，矿区的工人阶级如逢喜事大举庆祝，一首名为《女巫死了》(Ding-Dong! The Witch Is Dead)的歌曲突然跃居电台点播率榜首。

私有化的背后是利益博弈

再来说说私有化。柴静在片中几次将矛头对准中石油和中石化，并提出她的解决方案：打破国企能源垄断，有钱大家赚，鼓励私有化，放开能源市场，因为市场带来竞争，竞争引发创新。听上去很顺理成章是不是？然而，市场并不是调配一切资源的最优机制，尤其对于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基础设施而言，比如医疗，比如教育，比如能源和公共交通。唯市场论者对亚当斯密说的“看不见的手”奉若神明，却罔顾斯密自己在《国富论》里对这只手时有失灵的举证。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在不断地发展改进，说到污染就不得不说到科斯定律。科斯定律认为：只要明确产权、针对外部性建立市场，为污染明码标价（如：规定上游的工厂有排污的权力，下游的农田可以通过与上游工厂谈判的方式，由供需曲线决定地主每年支付给上游工厂一定的金额，以减少工厂的污染量，注意是减少，而非消除）难道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吗？抛却道德意义上的谴责，这看起来确实是非常理想的解决方案，至少是对资本家们来说。但是这个问题又触及了资本主义的核心——所有制问题。科斯说得好，我们要明确所有制，然而产权究竟应该归谁所有？是污染的垄断企业，还是受污染的平头百姓？无产者在与私有资本谈判时根本没有博弈的资本，最终，无产者不但要为资产阶级的积累出卖劳动力，还要为污染买单，而买单后才发现，污染依旧盛行。

这时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说，政府会为百姓解决这个问题的。说得对，私有化最终斗争的阶级双方是官僚阶级和私人资产阶级。目前，官僚阶级掌控了国家几乎所有的对经济发展最基本的资源，石油、建筑、电网……哪一个不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官僚挟国企资源命脉以保证收入、掌控经济，然而私人企业早就对这篇尚未开垦的剩余价值处女地虎视眈眈。科斯定律说的对，所有制的明晰是及其重要的，然而所有制明晰的背后就是阶级的斗争，“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污染问题上的斗争又何尝不是。

在英国这个欧洲率先将能源和铁路系统私有化的国家，五年一度的大选在即，民调显示68%的选民支持将这两个产业重新国有化，就连右翼保守党选民中都有52%的人赞同这项传统意义上的“左倾”政策。原因很简单，英国几大私营能源公司惟利是图，联手控制电力和天然气价格，即便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民众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仍连年涨价。2012至2013年间，英国老年人中“额外冬季死亡”人数增加了31,100(比上年增加了29%)，连续低温引起流感爆发（要知道英国人所说的极端寒冷低温天气是月平均气温2.9摄氏度而已）及能源价格上涨致使退休老人无力支付取暖费用被认为是相互关联的重要原因。

历史发展的事实和政治经济学理论都反复证明，完全的自由主义，市场的自由竞争，最终必然走向垄断，届时今日呈现的问题必定重现人间，由此可见，所谓的私有化改革无非“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从史前阶段迈向真正的未来

由此可见，要彻底的扬弃人与自然的根本对立就必须对现在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整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建立“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除此之外别无出路。我们已经看够了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的政治博弈，也看够了官僚阶级与私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将我们目前为止所经历的成为“史前阶段”——也就是说一种压迫延续另一种压迫,一种剥削替代另一种剥削。真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行动将是与这种可怕的规律彻底决裂,将人带入真正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