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还说：“我国的商品生产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单行本 第15页）他否定商品经济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根源。而毛泽东在总结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揭示了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根源。毛泽东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泽东年谱》第6 卷 第572页）因此，说斯大林“犯了大错误”。
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事实和苏联最终完成复辟资本主义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否定社会主义存在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原苏联最终完成了资本主义复辟，除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条道路斗争的经济基础、国际资本主义的势力强大等客观原因外，和斯大林否认社会主义存在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苏联没有开展过文化大革命也有直接关系。
4、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
早在建国前夕他就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1433页）
建国以后不久的1953年，他就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中明确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都有统属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117、120页）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以后，他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198页）
而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则宣告：“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的决议还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们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等等。（《毛泽东传》1949—1976 上册 第531、536页）这是由于我国刚刚现实了集体化，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多少发言权，而苏联毕竟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关于集体化以后已经没有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论断在当时具有权威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解，停留在斯大林错误认识的水平上，也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矛盾了。
1957年右派分子发起进攻以后，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这是阶级斗争的动向。他说：“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的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461、458页）
大跃进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段困难时期，这时社会上、党内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加上国际上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毛泽东对这些事实进行概括，重提阶级、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251页）
《毛泽东传》1949——1976有这样的记载：“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指1962年——引者注），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毛泽东“......召见田家英......他（指田家英——引者注）的意见是......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等到田家英讲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陈云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所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首先是单干问题......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社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指《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引者注）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毛泽东传》1949——1976的作者说：“......一搞包产到户，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就认为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所以，包产到户问题成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231、1229—1230、1241、1258页）毛泽东后来说：“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到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前奏》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 第151页）我国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激化。刘少奇提出“四清”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等，与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对立。刘少奇的所谓几种“交叉”，实际上是掩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性质。
毛泽东在总结了国际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的经验，结合国内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概括出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是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特别是中央出修正主义。“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390页）从而逐步建立了以“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中心的继续革命理论体系，并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进行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由于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还必须逐步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他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而且说“要是全国都知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第413页）所以说还要继续进行经济战线上的革命，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总之，毛泽东创建了继续革命的理论
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条道路斗争的经济根源，说明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社会。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确实存在着两条道路斗争，而且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二、有关我国两条道路斗争的几个问题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即两条道路的斗争时期。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按照列宁的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四卷 第84页）这是一种特殊的阶级关系，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种阶级关系；阶级斗争形式，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新中国建立以前，我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发展受封建土地制度和官僚买办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主要矛盾是广大劳动群众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进行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革命；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后，我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两条道路的斗争就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主要矛盾贯彻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直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或者是像苏联一样彻底完成资本主义复辟。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以后，当然不存在两条道路的矛盾了；像原苏联完成资本主义复辟以后，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再是两条道路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需要重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不再是继续革命了。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了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创建了继续革命理论。党的八届十全会公报中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毛泽东年谱》第五卷 151页 《毛泽东传》1949—1976 1260页）体现了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精神，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
1、从一个虚伪的命题谈起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围绕着经济发展的方向、道路再一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针对“姓资”“姓社”的问题，作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377页），表面上看这个论断也是“文不对题”。人们争论的是经济发展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回答怎么会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呢？其实这种说法连同以前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等，都是掩盖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着两条道路这样一个事实，是要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任何社会都要发展，亿万劳动者天天都在为经济发展而劳动、斗争，发展经济是一个不说自明的道理。问题是经济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发展的。旧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非常很缓慢；当前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着严重经济危机等，就是因为旧的经济关系束缚了生产力发展。旧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发展，新生产关系则促进生产发展。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摧毁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关系，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生产关系。我国的新民民主主义革命，摧毁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生产的大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论断，实质是掩盖旧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反对社会革命。
“总设计师”等把经济建设为中心和阶级斗争为纲对立起来，也是一个虚伪的命题。
其实，是毛泽东首先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早在建国前夕他就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城市中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1428页）可见，建国以后他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敏锐地认识到夺取政权的任务将要完成，经济建设将成为中心任务；阶级斗争主要战线，已经从军事战线转向经济建设。所以他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1489）但是，他反对“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纲”，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三项指示，包括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引者注）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泽东年谱》第6卷 第640页）毛泽东认为经济发展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已经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枯，只有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经济，才不会像现在这样造成生产过剩、卷入世界经济危机的漩涡，才会持续、健康地发展，所以，必须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
新中国建立以后，经济发展成为中心任务，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下发展，还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下发展，这是经济发展中的方向、道路问题，所以说是“纲”，党和国家领导人所要解决的正是经济发展的道路、方向问题。所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虚伪的命题，它们的真实目的是掩盖新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两条道路斗争，企图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所谓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我中心”，“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三项指示为纲”等论调，真实目的都是要否定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否定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两条道路斗争，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是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复辟资本主义。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两条道路斗争事实，始终是马列毛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等论调，阻碍了我国经济的顺利发展，本身就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则客观地反映了我国社会存在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2、我国两条道路斗争的物质根源和经济基础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是人们的主观意愿的产物，是由我国社会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夕，对于新中国的经济进行了大致地分析。他指出：“第一，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工业经济......第二，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1430页）说明刚刚建立的新中国，生产力水平基本上停留在古代。和这样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经济关系，主体必然是个体经济。而个体经济的自发趋势只能是资本主义，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这就是我国经济存在自发资本主义趋势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
毛泽东在同一报告中还指出：“第三，中国的现代性工业的产值虽然还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但是它却极为集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是集中在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无产阶级劳动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这一部分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1431页）这是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经济的基础。
国营经济占据领导地位和大量存在的与古代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个体经济，是我国必然长期存在两条道路斗争的物质根源和经济基础。
这里要强调说明两条道路斗争的物质根源和经济基础的原因是因为生产力是物质的，表现的是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这种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即生产能力，是继承前人遗留下来的，不是人们想怎么改变就改变得了的，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历史发展有其自身运动的规律，而不是以人们意志转移的根本道理；生产力决定的人们在生产过程发生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则是人类社会政治、文化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经济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带来巨大的反作用。要理解我国为什么会出现两条道路的斗争及其发展趋势等，首先就要认识它的物质根源和经济基础，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物质根源、经济关系才是社会关系的本源，是理解政治、文化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只有认清了生产力、经济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才会懂得我国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的客观趋势，否则一定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不深入研究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关系的变化，仅凭主观意愿采取措施、制定政策，必然要犯错误。所以，我们在分析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以及发展趋势时，不是归结为某个或者是一些领导人的意志，而是要揭示社会的物质根源和经济基础，这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揭示我国两条道路斗争这个具体历史过程，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以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为研究目的，揭示经济运动的内在联系，因此，要抽象掉政治、思想等社会关系。不抽象政治、社会意识等关系，就不可能揭示出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而探讨我国两条道路斗争的具体过程，就必然要涉及我国的政治、思想理论的斗争。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过程，必然有政治、社会意识等的影响。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思想政治路线和理论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必然要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内，表现为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之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群众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间的斗争。而我国的政治斗争，首先表现为理论斗争，这是中国的特点。我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不断涌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就是证明。
3、两条道路斗争的两个阶段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的几十年，划分为毛泽东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两个阶段。划分这样两个阶段的主要依据是经济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划分两个阶段的标志则是党的路线的改变。
A、划分两个阶段的主要依据
新中国建立以后，从表面现象看，中国共产党一直掌握着政权，但是，我国社会的经济形态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巨大变化。
毛泽东时期我国的劳动力不是商品，资本逐渐消亡，商品货币关系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步降低，产品经济的比重不断增长等，表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重新成为商品，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壮大，而且已经成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这也表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两个时期表面上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但社会的经济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反映出共产党的变化，所以，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阶段。
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只要劳动力成为商品，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反之，就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所以，判断经济的性质是不是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标志就是看劳动力是不是商品，经济关系是不是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就叫做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与雇佣劳动经济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社会。
毛泽东时期，我国的劳动力由社会统一分配，没有劳动力市场，也没有股票、债券、期货等资本市场；劳动者虽然也领取工资，但是，工人不存在失业的问题，没有解雇的威胁，说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工资也不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
商品交换，必然有卖得出去或者卖不出、商品价值能不能实现的问题。劳动力作为商品，就必然存在解雇、失业的现象。解雇、失业是劳动力商品卖不出、不能实现价值的表现。
毛泽东时期的劳动力，由社会统一分配，没有解雇、失业的现象，没有“卖”不出去的问题，这从质的方面表明劳动力不是商品；从量的方面看，工资由国家和集体统一规定，不会因为劳动力供求变化而增减。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反映出毛泽东时期工人的工资，不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而是占有自己的一部分劳动：即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马恩选集》第三卷 第11页）劳动者能够占有自己的劳动，说明不是雇佣奴隶，不出卖劳动力商品。占有自己的劳动，与出卖劳动力商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人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的本质区别。为了说明无产者出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恩格斯《雇佣劳动与资本》单行本前专门写了一个《导言》。（《马恩选集》第一卷 第340—349页）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占有自己的劳动，而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者则不占有自己的劳动，劳动成果全部被资本家占有，这是两种经济关系的根本区别。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全社会的劳动者都依靠工资、工分收入，消灭了靠利润收入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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