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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是经济、社会的主人，还表现在劳动者有公费医疗、退休养老、子女义务教育和分配住宅等基本生活保障。
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劳动力重新沦为商品，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依靠利润生活的资产阶级，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重新成了我国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社会不仅重新出现了劳动力市场（包括所谓的人才市场），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被解雇、失业成为常态，而且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标志着两个时期经济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我们说毛泽东时期的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开放时期，则是资本主义经济。
毛泽东时期和改革开放两个阶段，表面上看，都是共产党执政，但是，经济基础却发生了质的变化，反映了共产党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这就是划分两个时期的主要依据。
B、划分两个阶段的标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分毛泽东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标志。
新中国划分两个阶段的根本依据，主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关系。而划分两个阶段的标志，则是两条道路斗争中走社会主义道路当权派占据主导地位，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占据主导地位，而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党的路线转变上。因为，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和转变，都和执政共产党的路线变化紧密联系着。正如马克思所说，“剥夺者被剥夺”，才开始有公有制经济。所以，执政的共产党的路线变化，成为划分两个阶段的标志。
党的政治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划分两个阶段的标志。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认定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党内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则否定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因为不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就走不了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党内的斗争首先就围绕着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展开，这也是社会上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共产党执政的社会，还存不存在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一个大的理论问题。
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斯大林认定社会主义社会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则的主要特点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市场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论述，完全排除了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否定了农业集体化后社会主义还存在阶级斗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第486页）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们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 上册 第536页）关于主要矛盾的这个表述，显然是沿用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说法。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意见，再次强调：“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第308页 1987年5月第一版）可见，我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仍然沿用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理论，否定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党内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存在着严重分歧。
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歧，直接决定了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根据国内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制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而走资派则认为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他们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
毛泽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是反对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经济，主张搞社会主义公有制；修正主义者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实际上就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分两个时代的标志，就是因为这一次全会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党的路线这种改变，是区分两个时期的标志。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 第327页）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位人士编写的《改革开放的历程》一书，在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进一步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其特有的建树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成为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点......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和全国工作重点及时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上述转变不是一般的工作方针上的转变，而是党在经历了长期严重挫折后，总结了经验教训，在思想理论和路线方针上实现的历史性飞跃。如同遵义会议开始了党在民主革命由严重失败走向胜利的转变一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始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严重挫折到走向成功的转变。”（《改革开放的历程》王洪模等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133页）似类的评价在主流媒体中具有代表性。
我们强调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那么划分毛泽东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的标志，为什么又要以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变化呢？这是因为经济关系是基础，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以，否定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党的路线转变正是经济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分水岭。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实际上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所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路线转变的标志，也是毛泽东时期转变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标志。
三、毛泽东时期的两条道路斗争
1、斗争的焦点首先表现在农业经济的发展道路上
毛泽东时期，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结果，特别是实现农业集体化的结果。旧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非常低，封建土地制度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严重影响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和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不仅改变了我国农村的社会面貌，也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旧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按照毛泽东的话说：“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1430页）一般人不理解这个“百分之九十左右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的内涵，尤其是现代的年轻人。很多人埋怨毛泽东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太低等等，往往是由于不了解旧中国经济太落后这一事实造成的。要想真正、准确地认识新旧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就必须深刻了解旧中国落后的历史事实。
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留在古代，是因为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新中国建立，实行了土地改革，虽然废除了封建土地制度，农村形成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小块私有的土地，仍然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也不可能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
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力，面临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围绕着这个问题，毛泽东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间进行了激烈、反复的斗争。
新中国建国以后，老解放区的农村就面临着两极分化。
1951年老解放区山西省就出现了两极分化的事实。山西省委提出发展互助合作、走集体化的道路动摇私有制。刘少奇批评这种思想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50页注）理由是：“因为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以及土地国有为条件。”而毛主席却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薄一波说：“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引自《关于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上册 第190、191页）
1955年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思想。他说：“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他还指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等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168、179、181、182页）实现农业合作化的生产力基础，正是“工场分工”形成“协作”的新生产力。正是集体化促进协作力的发挥，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农业、农村的面貌
1959年至1962年的经济困难时期，我国又刮起了包产到户的浪潮。以刘少奇为首的一些中央领导人都倾向实行包产到户，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才平息了这场风波（参看《毛泽东传》1949—1976 1229—1232页）；以后毛泽东又深入调查研究，把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确立为“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从而使农业生产一般由生产队组织；规模较大的工副业生产和农田基本建设则由大队、公社负责，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连主张包产到户的薄一波也不得不承认：“60 年代初，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它的制定和试行，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几亿农民的生产情绪，成为我国农村摆脱连续三年的严重灾祸、迈向60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转折点。”“......-对于促进人民公社制度的巩固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历史性作用。”（《若干重大决策与历史事件的回顾》薄一波 第900、947页）等等。
以后，围绕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争论：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还是“四清与四不清矛盾的交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等等，都是有关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
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经济基础的改变，首先也是从包产到户开始。可见，我国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首先集中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经济。
2、文化大革命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爆发和进一步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总爆发，主要表现在：（a）是建国以后两条路线斗争的总清算：包括向社会主义过渡，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维护四大自由；农业集体化还是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是“四清与四不清交叉”、“党内外矛盾交叉”等；（b）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全面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是文化领域。“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以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5页）（c）文化大革命主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仅要“整”下面的，也“整”中央的，而且主要是反对中央出修正主义和中央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全面的、集中的总爆发和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不仅要促进生产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且要在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使当权派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当权派，使广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同时使广大的党员、群众在实际斗争中学习马列毛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学会分辨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从而提高广大党员、群众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从根本上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是广大劳动群众自己的事业，最终要靠劳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3、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成就
毛泽东时期我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促进了生产、经济的极大的发展；而且社会的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秩序良好。这里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经济，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而且在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等都得到巨大的进步。
A、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
正如毛泽东所说：“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毛泽东选集》地五卷 第373—374页）
a、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首先，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能够反映社会生产力变化的综合指标，主要是社会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等，这些是以实物形态表现的物质产品的总量。我国现在沿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是一种错误的指标，它不仅包括物质生产的内容，而且把非物质生产的金融活动如股票、债券、期货买卖也包括其中，更有甚者竟把政府支出、文化、艺术活动的费用都包括其中，根本就不能准确地、而是歪曲了反映物质生产的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所以，我们这里仍然采用社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等指标。
以1952年我国的社会总产值为100，1978年已经达到725.8，增长6倍多，年均增长7.9%；其中工业总产品1952年为100，1978年为1598.6，增长了将近15倍，年均增长11.2%。就是说物质产品平均每年增长将近8%，其中工业产品以11%的速度增长，这是非常高的发展速度。（《中国统计年鉴》1983 第14、216页）
这里重点要说的是农业和农村生产的大发展
旧中国的农村经济还停留在“古代经济”，生产力是手工工具占绝对统治地位。连邓小平也承认：“......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63页）
正是沿着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发展，我国农业、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取得空前辉煌的成就，原因主要就是充分发挥了集体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促进了集体劳动这种新生产力的大发展。
在一家一户的私有制生产条件下，劳动者是大自然的奴隶，根本不可能进行“改天换地”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小农经济无力改变自然面貌，只能“靠天吃饭”。实现集体化之后，劳动力组织起来，形成协作力，在土地公有制的条件下，出现一个“改天换地”的群众运动，尤其是在毛泽东革命路线和“农业学大寨”口号的指引下，我国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
以北京的十三陵水库为例。整个库容6000万方，比颐和园的昆明湖大20倍，需动土石方230万方，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条件下，由于先后集中了约40万人参加劳动，形成规模庞大的协作，仅仅用了160天时间就胜利完成。这样的大工程，土地私有条件下的小农经济个体劳动，根本就不可能完成；即使是像大寨大队筑坝造梯田那样的工程，单个劳动的小农经济既没有那么大的劳动能力，也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来完成。只有在土地公有制的条件下，加上集体经济统一使用劳动力，形成集体劳动——成百上千人的劳动协作，才能够实现这种“改地换天”的大工程。河南省林县修建的红旗渠就是水利建设方面的典型。
实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以后，在毛泽东的“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下，我国农村的基本建设成果辉煌，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先是开展大规模的水利建设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
“全国灌溉面积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长江、黄河、淮河、珠江、辽河、松花江等大江大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得到初步控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大禹治水以来的几千年，我国建设的灌溉面积只有三亿亩，而建国以后短短的二十几年，就发展到六亿七千多万亩，翻了一倍还多，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多么巨大的成就啊！
我国是个农业国，水患一直困扰着农业生产，尤其是黄河、淮河的水患尤为严重。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我们就做到初步控制这么些大江大河的一般洪水灾害，集体化的农民群众为此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集体化以后，几乎每年冬季都有大量民工上堤修堤筑坝，投入了大量的“活劳动”，才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
这些农田水利建设都是在极端落后的手工工具条件下完成的。当时，不仅没有机械，没有现代的运输工具，就是最简单的轴承也很少，全靠农民肩挑人抬（农民说是“扁担炖肉”）的简单协作完成。所以，资产阶级学者把我国农民群众污蔑为“蚁群”，把农民群众的简单协作叫做“人海战术”等。我国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要依靠协作力量，短短的二十多年，初步控制了大江大河的一般洪水灾害和兴修了八万多座水库，完成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样的奇迹，不仅在我国的农业史、而且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完全可以和修筑万里长城、修建金字塔相媲美。
其次是耕地改造
耕地是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实现了集体所有，为改造土地提供了可能；而集体经济统一使用劳动力，又为改造土地提供了物质力量和条件，所以，农业集体化以后也必然涌现出改造土地的高潮：平整土地、修筑梯田、洼地改造、改良土壤，深翻，建设“海绵田”等，各种改造土地的农田基本建设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为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创造了条件。大寨大队虎头山的梯田、海绵田就是改造农田方面的典型代表。
这些农田基本建设成就，是实现农业集体化的产物。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继续沿着小农经济的道路发展，根本就不可能取得这种“改天换地”的伟大成就。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大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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