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注:本文是杨帆与右派学者李伟东对话所谓“2011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潮”的第二部分,2月17日发表在“杨帆网站”上。杨帆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所谓“超越左右”的中间派,一向以他在八十年代最早参与“改革开放”而自豪,九十年代初曾经主张“公平私有化”、为大规模私有化推波助澜,后来又投机民族主义。在这篇对话中,杨帆除了一如既往地对自己进行极其肉麻的自我吹捧以外,实际上是在劝党内“唱红派”与“文革”、与左派割裂,与普世派妥协,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些内容主要在第4页)。这些动向,值得我们关注。 另外,李伟东所谈论的关于张木生所谓“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政策主张的看法,也值得注意和警惕。张木生的新民主主义论是红二代向普世派提出的一个妥协方案,实际上完全脱离目前阶级斗争的实际。张木生所谓将国企利润分光,搞社会福利的设想完全是空想,也是变相私有化。至于所谓独立农会、工会,离开了实际的收入和财富再分配,也达不到他们所幻想的缓和阶级矛盾的目的。更何况,现在看来,中国的资产阶级是铁了心一毛不拔,一步不让。普世派对“新民主主义”既疑虑又不愿意接受,近来更妄图通过“非公36条”一举通吃。事态如何发展,且拭目以待。 2011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潮——兼评重庆事件 (李的发言没有经过本人修改) 杨帆:我早年信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经实践认识到其错误,也抛弃了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因此在中国当极端的左右派都当不成。1994—2005年 ,我主导了反对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斗争,而且很有成效,所以大家都认定我是左派。其实我们自封为 “经济学非主流”,是中左思想。在实际斗争中他们说我战斗力强,在反对中国经济方面的新自由主义斗争中组织一些事,写了很多东西,在一些比较重要时刻起到了作用,
乌有之乡前期的活动和报告做了很多。有人甚至说我是左派代表人物。我一直否认,不是我不敢,而是我在思维方式,学术思想上和左派不一样,尤其是后来反对极左为文化革命翻案,被他们排挤出去。 现在我是站在中间派立场讲话,主要是针对极左,可说是站在中左立场上讲话。 2011年是极左思潮泛滥的一年,我写了很多微博反对极左,马上就会集中刊登,目前必须把中左和极左加以区分,把毛泽东派里面的拥护文化革命的,与反对文化革命的加以区分。不能让他们再把自己说成是左派的代表,毛泽东派的代表,这样就会葬送了整个中国左翼思想的前途。 左翼主张社会主义,主张平等,主张集体主义。 极左比中左更加极端: 第一,最大区别在于极左主张用文化革命手段解决问题。 左派分为三种,最左的是民间文化革命派。认为文化革命搞得好,还要再搞,中国的问题不发动群众搞文革解决不了。用各种办法把文革的思想往里塞,比如提出人民公诉,主张掀起全民族抓汉奸运动,越来越多采取些暴力行动,这是文化革命思潮。这是典型的极左。 第二,老左派。 坚持阶级斗争思维,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归结到引进资本主义,要消灭资本,消灭私有制,恢复国有化,七十年之后土地使用权收归国家等。 老左派代表计划经济下官僚的利益。理想化地美化计划经济,认为那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改革开放出这么多问题,就是搞资本主义了,用阶级斗争思维分析,反对资本,加强国有。它的特点是只反资本,不反权力。 第三,就是所谓新左派。新左派比较温和,不能算极左,或可算中左,但有些错误说法。主要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来分析中国,说全世界是资本主义体系,有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必然要依附于国际资本,成为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个部分。相当的新左派理论家说中国不要民主,说民主是西方的坏东西,中国体制很好,是人民民主,比西方民主还充分。 新左派的错误在于什么地方,除了理论上不完善以外,忽视中国最大国情。中国有4亿过剩人口在农村,这些人三十年来出来,进入了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用这办法进入国际市场,这里有一个本质的竞争,就是中国的农民工和国际的工人竞争。新左派从外国拿来的理论,实际代表外国工人利益的。反对外国资本,搞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利益,说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对抗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的农民工摆在什么位置?他们进一步地把中国对外开放说是依附型发展。 我正在写《中国人民币汇率及其涉外经济的研究》,得到各方面的认同。我从事涉外经济
30年,不认为中国已走上依附型发展的道路,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的对外开放,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核心就是过剩劳动力还存在,就有合理性。现在刘易斯拐点到了,中国要进行产业升级。前三十年农民工出来,和外国资本相结合,用出口改变了世界格局,这是中国重大成就。如果只说负面,受外国资本残酷剥削,说中国经济依赖出口依附于外国市场,这就不是客观的看问题。其实我在
2000年最早提出国家安全,自主创新和发展战略产业,思想很超前了,但我们也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否认那些无法超越的历史阶段。 新左派的批评,来源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有道理的,成体系的。但没看到中国四亿过剩人口,脱离中国实际。同时完全否定普世价值,反对民主也是错误的。在中国首先需要形式民主,要吸收西方民主理论,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基本传统,怎么能够丢弃?同时我们尽量结合国情,吸收革命历史上的基层民主经验,尽可能避免金钱操纵。尤其不能导致国家分裂,这是民主底线。这样讲也是“超越左右”。 第四,是改造社会的方法,用暴力还是用温和改良的办法,我们反对用暴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也反对政府用暴力来强行压制社会矛盾。“以暴抑暴”两边都不应该。比如对维权,大部分应该支持,两方面都不能使用暴力,政府应该调解各种利益集团,不要动不动就说阶级敌人破坏。各利益集团之间有冲突,政府就应该支持弱的,压制强的,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做一个调解,这就是民主协商的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除对极少数触犯刑律的行为,不能轻易使用权力镇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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