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串新的事件接踵而至。柯巴仍然是一个旁观者，不满意所有的人，也不满意自己。一切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包括那些年里领导高加索的运动的许多人——克拉辛、波斯托洛夫斯基、斯托帕尼、列赫曼、哈尔佩林、加米涅夫、塔拉图塔等等——都忽视斯大林，没有在回忆录里提到他。而斯大林自己对他们也无话可说。某 些人——像库尔纳托夫斯基和加米涅夫——在革命活动中无疑曾经和他有过接触。其他的人也可能见过他，但是并不认为他和一般“委员们”有何不同。他们谁也没 有把他挑出来说半句赞扬或同情的话，谁也没有提供丝毫根据，使未来的官方传记家可以说他们对斯大林有过好感。 1926年，官方的党史委员会发表了有关1905年的原始材料的修订本——按照列宁逝世后出现的新的倾向修订的版本。在一百多篇文件中，列宁的文章将 近30篇，其他作者的文章在数量上几乎也不相上下。尽管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已经接近爆发点，属于正统派的编辑部仍然不能不把我的四篇文章包括在文集里 面。然而全书455页，没有一行是斯大林的手笔。字母索引表里包括好几百个名字，把在革命的年代里稍微有点名望的人全部列举出来。斯大林的名字一次也没有 出现过；仅仅提到伊凡诺维奇，说他是1905年12月党的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的参加者。值得注意的是，迟至1926年，编辑部对伊凡诺维奇和斯大林是同一 个人这个事实还无所知。这些公正不阿的细节比后来所写的一切歌功颂德的文章要令人信服得多。 《斯大林评传》 第三章 斯大林和革命的1905年似乎毫不相干。他的“学生时代”是革命前在梯弗里斯、巴土姆以及后来的监狱和流放地度过的。据他自己声称，他在巴库——即 1907年至1908年——成为一个“学徒”。这样一来，第一次革命时期就被作为这位未来的“工匠”的训练时期而一笔勾销。斯大林在谈起自己的历史来的时 候，从来不提这个伟大的年头，这个曾经使老一代最出色的革命领袖出现在世界上、使他们得到锻炼成长的年头。这一点应当牢牢记在心头，因为这绝非出于偶然在 他的自传中，第二个革命年头——1917年——几乎和1905年同样暖昧不明。我们又会发现柯巴（现在叫做斯大林）坐在一间简陋的编辑室里（这次是彼得堡 《真理报》的编辑室），不慌不忙地为那些灿烂辉煌的事件写一些黯淡无光的评论。他是这样一个革命者：一次真正的群众革命就会使他失去常态，把他踢在一边， 使他狼狈不堪。他既不是民众保护人，也不是战略家，也不是起义的领袖，他从来只是一个革命官僚。因此他注定只能糊糊涂涂地等待时机，直到汹涌的革命浪潮平 静下来才能充分发挥他的特殊才能。 《斯大林评传》 第三章 关于伊凡诺维奇参加抵制杜马选举问题的辩论的情况，有－个名叫德米特里耶夫斯基的人讲过一个绘声绘色的故事。这个故事似乎纯粹是捏造的。他写道： 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当时不在塔墨尔福斯，他不可能偷听到列宁晚间在街上和斯大林谈的话。从他的书里面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从来没有和斯大林本人谈过话，也没有把斯大林作为消息来源。然而从他这篇故事里，可以感觉到某种生动而且……熟悉的气味。经过一番苦苦的回忆，我发现德米特里耶夫斯基不过是把我关于我自己和列宁第一次见面和1902年秋天我和列宁在伦敦街头散步的情况的叙述改头换面地搬到芬兰去了。把一个神话人物的辉煌事迹移植到另一个神话人物身上去的 做法在民间传说中是屡见不鲜的。官僚制度在创造自已的神话时也使用了同样的手法。 《斯大林评传》 第三章 列宁认为，俄国民主主义的命运直接随欧洲社会主义的命运而转移。但是对于他说来，所谓“最后目的”和民主革命之间并不是隔着一个漫无边际的历史时期。 早在争取民主的斗争时期，他就渴望带领支援的尖兵以最迅速的方式朝社会主义目标推进。土地国有化的意义在于：它打开了通向未来的窗户。他说，在民主革命和 农民起义时代，不能仅限于没收地主的土地。必须比这走得更远——要给土地私有制度以致命的打击，为进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清除道路。 列宁在第一次投票时参加了分配派，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是为了不致分散反对土地市有的票数。他认为，分配土地的纲领危害性较小。但是他接着指出，虽然分 配土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防止地主和沙皇复辟，不幸的是它也可能为波拿巴式的专制莫定基础。他指责主张分配土地的人“片面地看待农民运动，只考虑到过去和现 在，没有注意到将来”58，没有注意到社会主义。所谓土地是“上帝的”而“不是任何人的”，这种农民观点十分混乱，而且用神秘的外衣掩盖着浓厚的个人主 义，然而这种观点也包含一种进步倾向，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抓住这个倾向，利用它来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土地分配派对此一无所知。“实际工作者将会把 现在的纲领庸俗化，……他们将会把小错铸成大错。他们会向那些高喊土地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上帝、属干国家财产的农民群众证明分配的优越性，他们这样就会玷 辱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59。列宁所说的“实践家”在这里指的是眼界狭隘的革命家、只会按照短小精悍的公式进行宣传的人。当我们考虑到下述情 况，这种批判就显得更为中肯了：在后来25年里，斯大林骄傲地把自己专门称为“实践家”，以别于“文人”和“侨民”。只是在政治机构保证他实际上可以取得 胜利、使他不会受到批评的时候，他才把自己称为理论家。 《斯大林评传》 第三章 列宁在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立即写了一份给党的呼吁书，对通过的决议进行了克制的然而毫不含糊的批评。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是纸面上已经解散的“前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参加代表大会的42个布尔什维克里面，只有26个人在呼吁书上签了名，伊凡诺维奇不在其中，正如他这个集团的领袖苏沃罗夫没 有签一样。主张分配土地的人显然认为他们和列宁集团的意见分歧如此重要，所以尽管呼吁书在土地问题上措辞十分谨慎，他们仍然拒绝和列宁集团联名出现在党的 面前。在今天的党的官方出版物上寻找对这件事的评论是枉费心机的。然而，列宁在他印发的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的内容包罗很广的报告中也根本没有提到伊凡 诺维奇的任何演说，虽然他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辩论的情况，提到了既包括孟什维克也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一切重要发言人。列宁显然并不认为伊凡诺维奇的演说 对辩论具有30年后人们企图赋予的那种重要意义。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至少从表面上看——没有改变。没有人提出让他担任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包括七个孟 什维克和三个布尔什维克：克拉辛、李可夫和杰斯尼茨基。和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以前一样，柯巴在会后仍然只是“高加索范围”的一个党的工作者。 《斯大林评传》 第三章 革命的瓦解正在失去进攻的主动权。主动权正在转到政府手中去。当时．政府正在设法弥补自已已经受到打击的神经。在秋冬两季，革命政党开始从地下转入公 开。戈矛未停而面盔已去。沙皇的警察代理人可以直接看到敌人的面孔了——所有的敌人和其中每个人。1905年12月3日，随着彼得堡苏维埃成员的被捕恐怖 统治时期开始了。一切曾经使自己遭到怀疑、而又没有设法隐藏起来的人都一一被捕。杜巴索夫海军上将战胜了莫斯科的战士。这只是使当时的镇压行为更显得险 恶。从1905年1月到l906年4月27日〔旧历5月10日〕召开第一届杜马时为止，根据大略估计，沙皇政府屠杀了1.4万多人，处决了1000多人， 打伤了2万人并且逮捕、流放和监禁了大约3万人。牺牲者主要是在l905年12月和1906年最初几个月遭到杀害的。柯巴并没有挺身而出，把自己“当做靶 子”。他既没有受伤，也没有流放，也没有被捕。他甚至不需要躲起来。和从前一样，他仍然留在梯弗里斯。这绝对无法用他个人办法高明或幸运的巧合来解释。他秘密地、偷偷摸摸地去参加塔墨尔福斯会议是可能的。但是偷偷摸摸地领导1905年的群众运动却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小小的梯弗里斯，任何“幸运的巧合”也无 法保护一个活跃的革命家。事实上，柯巴对重要的事件采取了如此超然的态度，以至警察根本没有注意到他在1906年年中，他仍然在一家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报纸的编辑室里过着悠闲的生活。 与此同时，列宁隐匿在芬兰的考卡拉，和彼得堡以及全国各地都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其他成员也在那儿。各地秘密组织被割断的联系就在这个地 方重新连接起来，经过重新组织。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我们和来自俄国每个角落的同志讨论了我们的工作”她提到一些名字，其中包括在乌拉尔地区“拥有很大影 响”的斯维尔德洛夫。她附带还提到伏罗希洛夫和其他的人。但是，尽管官方的批评进行了不祥的谴责，她在这个时期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而这并不是因为她避免提斯大林的名字；相反地，只要有任何微小的事实根据，她总是努力突出斯大林。她在记忆中根本找不到他的影子。 《斯大林评传》 第三章 按照塔墨尔福斯和斯德哥尔摩通过的决议，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统一起来了。柯巴没有成为统一区委员会的委员。但是，如果贝利亚的话值得相信， 他的确成了1906年暗中和党的正式委员会平行存在的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常务局的委员。然而现在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常务局的活动以及柯巴在其中起过什么作用。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梯弗里斯—巴土姆时期的“委员”对组织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如果不是实质上、至少是表现形式上有了变化。柯巴再也不敢要求工人承认 他们还不够成熟，还不够资格担任委员。苏维埃和工会使革命工人处于最重要的地位，他们往往证明比大多数地下工作知识分子更能领导群众。正如列宁预见到的情 况一样，“委员们”不得不颇为突然地改变自己的看法，至少是改变自己的论点。现在柯巴在报纸上为党需要民主进行辩护；不仅如此，他还主张实行由“群众自行 决定问题、自行采取行动”的民主。仅仅通过选举实行民主是不够的：“拿破仑第三是普选产生的；然而谁不知道这位选举出来的皇帝是人民的最大的奴役者呢？” 倘若贝索什维里（这是柯巴当时的笔名）能够预见到自己的未来，他是不会提到波拿巴式的公民投票的。但是有许多事情他都没有预见到。他的预见的才能只适用于 很短的距离。我们以后将会知道，这一点不仅是他的弱点，而且是他的优点——至少在某个时代是如此。 《斯大林评传》 第三章 1907年5月在伦敦举行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参加人数之多著称。在“社会主义的”教堂大厅里，有302名有投票权的代表（每500个党员选出一个 代表）,50个左右的有发言权的代表，还有不少客人。在代表当中，90人是布尔什维克，85人是孟什维克。民族代表团站在这两派的“中间”。在上一次代表 大会上出席的代表是1.3万个布尔什维克和1.8万个孟什维克选举出来的（每300个党员选1名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和伦敦代表大会之间的12个 月里，党在俄国的党员从3.1万人增加到7.7万人，即增加了一倍半。派别斗争愈激烈，数字必须愈夸大。但是，无疑的是，先进工人们在这一年里的确不断入 党。 和在斯德哥尔摩一样，伊凡诺维奇不是302名拥有投票权的代表之一，而是作为仅有发言权的42名代表之一参加大会的。布尔什维主义在格鲁吉亚的力量还如此薄弱，以致柯巴在整个梯弗里斯还搜罗不到必要的500票！伊雷马什维利写道：“甚至在柯巴和我的故乡哥里，连一个布尔什维克也没有。” 在代表大会辩论过程中，柯巴的竞争对手、高加索主要布尔什维克之一和未来的中央委员邵武勉证明，孟什维克在高加索处于完全支配地位。他抱怨说：“高加索孟 什维克充分利用他们在高加索的压倒多数和正式的统治地位。尽一切努力阻止布尔什维点当选。”在同一个邵武勉和伊凡诺维奇签署的一个声明中，我们看到这样一 句话：“高加索的孟什维克组织几乎全部是城市和乡村小资产阶级组成的。”在高加索18万名党员中，工人不超过6000人；但是，甚至大多数工人也追随孟什维克。 《斯大林评传》 第四章 柯巴被指派为一个仅仅具有发言权的代表，这件事还引起一个不是没有辛辣讽刺意味的插曲。在代表大会轮到列宁担任主席的时候，他建议不加讨论地通过资格 审查委员会的决议。这个决议建议给四名代表以发言权，其中包括伊凡诺维奇。毫不倦怠的马尔托夫在他的座位上喊道：“我希望知道得到发言权的人是谁？这些家伙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的？等等”。列宁回答说：“我的确不知道，但是代表大会可以信赖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一致意见。”马尔托夫可能已经拥有关于伊凡诺维 奇的历史的特殊性质的某些秘密情报——这一点我们以后要比较充分地谈到——，而且正因为这个原因，列宁才赶忙提到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一致意见，借以结束这个不祥的暗示。无论如何，马尔托夫认为，把“这些家伙”当做微不足道的人是适当的，所以他才问道：“他们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的？等等”，而列宁不但没有 反对这种提法，而且证实了它。在1907年，不仅在普通党员中，甚至在出席代表大会的300名代表中，斯大林还是一个完全不见经传的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的 决议是通过了。许多代表没有投票。 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有麦什科夫斯基、罗日柯夫、泰奥多罗维奇和诺根。候补委员有列宁、波格丹诺夫、克拉辛、季诺维也夫、李可夫、尚切 尔、萨麦尔、列切曾、塔拉图塔和阿·斯米尔诺夫。这一派最卓越的领导人被选为候补委员是为了把能够在俄国国内工作的人放在最前线。但是伊凡诺维奇既不是委 员也不是候补委员。如果用孟什维克玩弄阴谋诡计作为理由来说明这一点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候选人是各派自行挑选的。选入中央委员会的某些布尔什维克，像季 诺维也夫、李可夫、塔拉图塔和阿·斯米尔诺夫同伊凡诺维奇属于一代，实际年龄甚至比他还小。 《斯大林评传》 第四章 前面已经提到的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纺织工人选出的前杜马议员萨莫伊洛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典型地说明了即使是最有纪律的队伍也已经堕落变质的情况。原来是“按照党中央指示”办事的这支队伍在1906年下半年开始“做坏事”。这支队伍从一家工厂里偷到了钱（在这个过程中打死了出纳员），只把一部分钱交给 党。这时，党委断然拒绝接受，并且对战士提出了谴责，但是为时已晚，战斗队迅速蜕化变质，不久以后就堕落到“像最普通的土匪一样进行抢劫”的程度。经常腰 缠巨资的战士们开始大吃大喝，常常在大吃大喝时落入警察手中。这样来，整个战斗队逐渐遭到可耻的结局“但是”，萨莫伊洛夫写道：“我们必须承认这支队伍中 有不少……忠实于革命事业的真正忠诚的同志，有些人的心是冰清玉洁的……” 早在1906年，他就否定了对杜马的抵制。1907年6月 3日政变以后81，列宁之所以带头对抵制派进行坚决斗争，正是因为高潮已经转入低潮。不言而喻，在甚至有必要利用沙皇的“议会制度”作为战场为动员群众进 行准备的时候，游击活动已经变成了纯粹的无政府主义。在内战顶点，游击活动加强了并促进了群众运动；在反动时期，游击活动企图取代群众运动的地位，但是事 实上仅仅使党处于狼狈的境地，加速了党的瓦解。列宁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战友之一奥里明斯基从苏维埃时代的观点对这个时期作了批判性的描绘。他写道：“不少优 秀青年被绞死；另外一些人堕落了；还有一些人对革命失望了。同时，一般人开始把革命者和普通土匪混为一谈。后来，当革命的工人运动开始重振旗鼓的时候，在 付出的‘代表’最多的城市里，恢复得最慢（我也许可以拿巴库和萨拉托夫作为例子）。”让我们记住：这里提到了巴库。 在第一次革命的几年期间，柯巴的革命活动整个加起来似乎如此微不足道，使人不能不产生疑问：难道就只有这么多吗？在把他抛在一边的事件的漩涡中，他不 可能没有寻找过能够表现自己的才干的行动手段。柯巴曾经参加恐怖行为和没收活动是无可怀疑的。然而，这种参与属于什么性质却难以肯定。 《斯大林评传》 第四章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