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评传》中的柯巴——巴库时代的斯大林

关于1905年革命和革命失败后的俄国内部的游击战，斯皮里多维奇写道：“战斗活动……的主要鼓舞者和总的监督者……是列宁本人，他得到和他很接近的心腹人士的协助。”这些人是谁呢？战争爆发后成为揭露布尔什维克的专家的前布尔什维克阿列克辛斯基在国外报刊上写道，中央委员会内部有一个“小的委员会，其存在不仅瞒过了沙皇警察的眼睛，而且瞒过了党员的眼睛。由列宁、克拉辛和一个第三者组成的这个小委员会……特别注意党的财政问题。”阿列克辛斯基所谓注意财政问题是指领导没收活动。那位没有指明的‘第三者”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博物学家、医学家，经济学家兼哲学家波格丹诺夫。阿列克辛斯基没有理由对斯大林参加战斗活动的事保持沉默。他对这件事只字不提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但是，阿列克辛斯基在那些年代里不仅和布尔什维克中央非常亲密，而且和斯大林也保持着接触。这个揭人隐私的人照例总是说的比他知道的更多。

　　《列宁全集》注释中关于克拉辛是这样说的：〔他〕“领导了中央委员会的战斗业务局”克鲁普斯卡娅则写道：“党员们现在都知道了克拉辛在1905年革命 时期在武装战斗人员、监督炸药的生产等等方面进行的重要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毫不声张地、秘密地进行的；然而在这个事业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克拉辛的工作，并且从那以后一直很珍视他。”第一次革命时期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沃依廷斯基写道：“我有个明确的印象：尼基季奇 〔克拉辛〕是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受到列宁真正尊敬和完全信任的惟一的人。”诚然，克拉辛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彼得堡。但是，如果柯巴在高加索领导着类似的活动， 克拉辛、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不可能不知道。然而，克鲁普斯卡娅对斯大林在党的战斗活动中的作用丝毫没有谈，虽然她为了表示自已的忠诚，总是尽量设法多提斯大林的名字。

　  1938年7月3日，莫斯科《真理报》十分出人意料地宣布说，1905年“高加索革命运动的空前强大的开展”是和“直接由斯大林同志在那里首创的我们党最富战斗性的组织的领导作用”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关于所谓斯大林和“最富战斗性的组织”有关的这条惟一的官方消息指的是1905年初的事情，还在没收 问题出现以前；它没有谈到柯巴的实际工作；最后，从事物本身的性质来看，这条消息是令人怀疑的，因为在1905年下半年以前，梯弗里斯没有布尔什维克组 织。

《斯大林评传》 第四章

梯弗里斯押运抢劫案

〔1907年〕6月12日早晨10点45分，在梯弗里斯的埃里温广场上，护送运输钞票的车辆的哥萨克骑兵队遭到了特别大胆的武装进攻。这次行动的进程 计算得和钟表一样精确。按照预定计划轮流投出了好几枚力量特别强大的炸弹。枪声密集，一袋钞票(34.1万卢布)随革命者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警察连一个 战士也没有抓到。三名护送队员当场毙命；约有50人受伤，大多数是轻伤。这件冒险行为的主要组织者在军官制服的掩饰下，在广场上逛来逛去，观察到护送队和 战士的一切行动，同时用巧妙的话使公众不进入即将发生袭击的地点，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在紧急关头，当整个工作似乎已经失败的时候，这位冒牌军官以惊人 的泰然自若的方式拿到了那一袋钞票，把它暂时隐藏在属于观象台台长的一张躺椅里。这个观象台就是柯巴年轻时候曾经一度在那里担任会计的观象台。这位领袖就 是亚美尼亚战士、化名为卡莫的彼得罗西扬。

　　他19世纪末叶来梯弗里斯以后，落到包括柯巴在内的宣传家的手中。他几乎完全不懂俄语。有一次，他又问柯巴：“我把这拿卡莫〔Kamo，原应当是 Komu（卡木）意思是：给谁〕？”柯巴开始嘲笑他：“嘿，你说——卡莫，卡莫！……”从这个不礼貌的嘲笑中产生了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革命化名。这是卡莫 的寡妇麦德维捷娃告诉我们的。关于这两个人的关系，她再没有说任何话。但是她的确谈到卡莫对列宁的令人感到的爱慕。他第一次去见列宁是1906年在芬兰的 时候。克鲁普斯卡娅写道：“这位具有无限勇气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力的无畏的战士同时也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略微有些天真，是一个温柔的同志。他对伊里奇、克 拉辛和波格丹诺夫热烈地爱慕着……他和我的母亲交朋友，和她谈到他的姑母和姊妹。卡莫常常从芬兰到彼得堡去，随身总是带着武器。每一次，母亲总是特别小心 地把他的左轮枪系在他背后。”这件事之所以更值得注意，是因为克鲁普斯卡娅的母亲是一个沙皇官吏的寡妇，直到年纪很老的时候才抛弃宗教。

　　在梯弗里斯没收事件发生以前不久，卡莫再次访问了芬兰的工作人员。麦德维捷娃写道：“卡莫化装成一个军官到芬兰去拜访了列宁，然后带着武器和炸药回到 梯弗里斯。”这次旅行不是伦敦代表大会前夕就是大会以后不久的事。炸弹来自克拉辛的实验室。列昂尼德是学化学的。他在当学生的时候就梦想有一种核桃大小的 炸弹。1905年使他有机会扩大这方面的研究。尽管他从来没有造出那种理想大小的炸弹，但是他管理下的那些小工厂的确生产出破坏力非常强大的炸弹。战士们 现在并不是第一次在梯弗里斯的广场上试验这些炸弹。

　　没收事件发生以后，卡莫在柏林出现了。由于在布尔什维克国外组织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挑拨者日托米尔斯基的告发，他在柏林被捕。在逮捕过程中，普鲁士的警 察抢走了他的手提箱，大概在里面发现了炸弹和手枪。根据孟什维克的消息（这次调查是由未来的外交家契切林进行的），卡莫的炸药是准备用来进攻柏林的门德尔 森银行的。消息灵通的布尔什维克皮亚特尼茨基说：“这是假的。炸药是准备用于高加索的。”让我们把炸药的目的地当做悬案放下吧。卡莫在一个德国监狱里关了 一年半以上，按照克拉辛的意见不断装疯作傻，大吵大闹。作为一个无法医治的疯子，他被交给俄国，在梯弗里斯的梅吉赫堡监狱中又关了一年半，受到最严酷的考 验。最后，卡莫被宣布为一个毫无希望的疯子。他被转到一座神经病院里去，从那里逃掉了。“在那以后，他非法地藏匿在一艘船的船舱里，到巴黎去和列宁会 谈。”这是1911年的事。列宁同波格丹诺夫和克拉辛的分裂使卡莫感到极大的痛苦。克鲁普斯卡娅重复地说：“他对三个人都热烈爱慕。”接着出现了一个抒情 的场面：卡莫要人把杏仁给他拿去，坐在兼做饭厅的厨房里，像在高加索故乡一样吃着杏仁，讲着那些可怕的年头的故事。他谈到自己在监狱里如何装疯作傻，又如 何驯服了一只燕子。“伊里奇倾听着他的话，为这位天真稚气、热心快肠、随时准备完成最伟大的业绩、而在逃出监狱以后不知道究竟应当做什么的莽撞而大胆的人 深感难过。”

　　卡莫在俄国再次被捕，被判处死刑。1913年为纪念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而颁布的宣言使他意外地得到减刑，改判终身苦役，而不是上绞首台。四年以后， 二月革命使他意外地得到解放。十月革命使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但却使卡莫很不习惯。他像一条被抛到岸上的大鱼。内战时期，我曾经试图使他对敌后游击战感 到兴趣，但是战场上的工作显然不合他的口胃。此外，他曾历经的可怕的年代不是没有代价的。卡莫感到窒息。他使自己和其他的人冒过几十次生命危险并不是为了 飞黄腾达。另一个传奇人物科特·秦查泽被斯大林放逐以后死于肺病。卡莫如果不是1922年夏天在梯弗里斯街上意外地被汽车压死，无疑也会落到类似的下场。 汽车里面坐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新贵。当时卡莫骑着一辆蹩脚的脚踏车在黑暗中走着：他并没有飞黄腾达。他死的方式本身是有象征意义的。

     在党员圈子里，柯巴曾经亲自参加梯弗里斯没收事件的事早已被认为是无可怀疑的。苏联外交官别谢多夫斯基在第二流和第三流官僚的沙龙里听到过多种多样的 故事。他说，斯大林“根据列宁的指示”没有直接参加没收活动，但是他本人大概“后来曾经吹过牛，说行动计划直到最小的细节都是他拟订的，并且说第一枚炸弹 是他从苏姆巴托夫亲王的屋顶上扔下去的”。现在很难弄清楚，究竟是斯大林真正吹嘘过参加没收活动的事，抑或是别谢多夫斯基仅仅在夸耀自己消息灵通。无论如 何，在苏维埃时代，斯大林既没有证实过也没有否认过这些谣传，十分明显，他毫不反对青年人心目中把没收活动这种悲剧性的浪漫主义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在 1932年，我对斯大林在埃里温广场武装袭击事件中的领导作用仍然没有怀疑，并且在我写的一篇文章中附带提到这一点。但是，对当时的情况进一步加以研究， 使我不能不修改我对传统说法的意见。

　　在《列宁全集》第十二卷所附年表里1907年6月12日这个日期下面，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梯弗里斯没收事件（34.1万卢布），是由卡莫－彼得罗 西扬组织的。”就只有这一句话。在一本献给克拉辛的文集里，关于高加索著名的秘密印刷所和党的军事活动谈得很多，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有一位对那个时期 的活动很熟悉的老战士写道：“后者〔卡莫〕组织的在克维里利和杜舍特办事处以及埃里温广场进行的一切没收活动的计划都是他和尼基季奇〔克拉辛〕共同制定和 斟酌的。”一个字也没有提斯大林。还有一个前战士说：“像梯弗里斯和其他地方进行的这种没收活动是在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的直接领导下进行 的。”对斯大林又是只字未提。比比奈施维里的书叙述了准备和执行没收活动的一切细节，而对斯大林连一次也没有提。从这些阙笔来看，无疑可以得出结论：柯巴 和战斗队的成员没有直接的接触，也没有给他们指示，因此从真正意义上说，并不是这个行动的组织者，更不用说是直接的参加者。

　　伦敦代表大会于4月27日闭幕84。梯弗里斯没收事件发生于6月12日〔新历25日〕，即一个半月以后。从斯大林回国到发生没收事件那一天，他来不及 监督这样一个复杂的冒险行动的准备工作。比较可能的是：那些战士是从以前几次大胆冒险行动中选拔出来编在一起的。在代表大会通过决定以前，他们可能在等待 时机。他们当中某些人可能有些怀疑，不知道列宁对没收活动有什么看法。战士们在等待信号。斯大林可能给他们带来了这个信号。但是，他参加的程度是否超过这 一点呢？

     绝对不能把梯弗里斯没收事件看成是内战中两次搏斗之间的一次游击性战斗。列宁不能不看到革命已经被推至朦胧的将来。就列宁来说，这次的问题不过是利用 敌人的钱来充实党的经费的一次简单的尝试，目的是为即将到来的动摇不定的时期作准备，列宁没有能够抗拒利用有利机会来一次愉快的“例外”的诱惑。从这个意 义上看，必须坦率地说，梯弗里斯没收事件的想法中包含相当大的冒险主义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和列宁的政治思想一向是格格不入的。至于斯大林的情况则有所不 同。广泛的历史考虑在他心目中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伦敦代表大会的决议不过是一张令人讨厌的废纸，只要玩弄点简单的手腕就可以使它成为无效。只要得到成功， 冒险是可以的。苏瓦里纳争辩说，把责任从派别的领袖身上推卸到一个次要角色身上是不公平的。这里不存在推卸责任的问题。当时布尔什维克派的大多数人在没收问题上都反对列宁。和战斗小组保持直接联系的那些布尔什维克有极为令人信服的亲身的观察，而再度侨居国外的列宁是不了解这些情况的。没有来自下层的纠正， 最有天才的领袖也必然会犯严重的错误。事实上，斯大林并不属于那些懂得在革命退却时期不容许进行游击活动的人。而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对于他来说，党首先 是一个机构，机构需要经费才能存在。经费可以借助于和生活以及群众斗争无关的另一个机构来取得。斯大林在这方面是很在行的。

　　这件悲剧性的冒险行动结束了党的生活的整整一个方面。它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关于梯弗里斯没收问题的斗争后来长期损害了党内和布尔什维克派内部的关 系。从那时起，列宁就转移了阵地，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决地反对没收的策略。有一段时间里，这种策略变成了布尔什维克当中的“左”翼的遗产。1910年1月， 由于孟什维克的坚持，党的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正式审查了梯弗里斯“事件”。决议尖锐地谴责没收活动，认为这是对党的纪律的不能容许的违反，同时承认参加活 动的人并非有意使工人运动受到损害，而“只是受到对党的利益的错误理解的指导”。没有开除任何人，也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因此，柯巴就和其他的人一起作为 受到“对党的利益的错误理解”指导的人而得到宽恕。

《斯大林评传》 第四章

     伦敦代表大会以后不久，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年轻的季诺维也夫以及已成为布尔什维克中央成员的年轻的加米涅夫都搬到国外去了。柯巴仍然留在俄国。他后来把这当成自己的一件了不起的成就。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的选择只在很小的程度上取决于有关个人自己的选择。如果中央委员会认为柯巴 是一个能够到国外担负更高级的工作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毫无疑问，他会接到迁往国外的命令，而他是既不能也不愿加以拒绝的。但是谁也没有召他到国外去．从党 的上层领导开始知道他的时候起，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实践家”，也就是一个主要在地方组织活动中起作用的普通革命者，而柯巴本人曾经在塔墨尔福斯、斯德哥 尔摩和伦敦几次代表大会上检验过自己的能力，不大会愿意参加侨民的行列。在侨民当中，他就会屈居三等地位。后来，在列宁去世以后，必要性被说成是德性。 

    “侨民”这个字眼在新官僚的嘴上和在沙皇时代的保守派的嘴上，意思非常接近。列宁在恢复流亡生活以后，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感觉自己好像正在走进坟墓。 1909年秋天，他从巴黎写道：“我们这儿现在和一切事物都可怕地隔绝起来……这些年头真是困难得要命……”俄国资产阶级报刊上开始出现诬蔑侨居国外者的 文章，据说，侨居国外是为有教养者所不齿的已经失败的革命的缩影。1912年，列宁在回答彼得堡报纸对布尔什维克的这些毁谤时说：“是的，侨民是有很多苦 衷的。……他们比其他人更艰苦，更贫困。在他们中间，自杀的比重特别大……”87但是，“在灾难深重和沉寂的年代，正是在他们中间，而且只是在他们中间， 提出了整个俄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原则问题。”1917年革命的主导思想就是在侨民小组进行的艰苦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战斗过程中酝酿出来的。柯巴根本没有参加这方面的工作。

 《斯大林评传》 第四章

 无论柯巴在巴库扮演的是第一流、第二流还是第三流角色，他在巴库的活动无疑比在梯弗里斯成功。但是所谓巴库组织是布尔什维主义惟一的不可战胜的堡垒的 想法是一个神话。1911年底，列宁本人无意间为这个神话奠定了基础。当时，他把巴库组织和基辅组织并列为“1910和1911年在俄国具有模范和进步作 用”的组织——这里指的是党完全瓦解和开始重振旗鼓的年代。《列宁全集》第15卷有一条脚注：“巴库组织在困难的反动年代一直存在，毫无间断，并且在工人 运动的一切表现中起了最积极的作用。”现在人们把这两个意见和柯巴的活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但是调查证明，这两个意见都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巴库在复兴以 后曾经和国内其他工业中心一样经历过同样的下降阶段——的确，它的下降阶段出现得较晚，但是下降的程度甚至比其他地方更剧烈。斯托帕尼在回忆录中写道： “从1910年开始，巴库的党和工会的生活都完全停顿了。”零碎分散的、残余的工会组织还继续存在了一个时期，但是，甚至这些组织的存在也是由于孟什维克 起了主要作用。“由于逮捕、缺乏积极的工作者以及总的混乱状态导致了不断的失败。不久以后布尔什维克的活动就几乎完全偃旗息鼓了。”1911年的局势更为 恶劣。1912年3月，当全国的浪潮又开始明显地上升的时候，奥尔忠尼启泽访问了巴库。他给国外写信说：“昨天我终于设法召集到几个工人……没有组织，也 就是说，没有地方中心；因此我们不能不满足于私下会谈……”这两段证词已经够了。此外，让我们回想一下前面已经引用过的奥里明斯基的证词：“在付出的‘代 价’最多的城市里，恢复得最慢〔我也许可以拿巴库和萨拉托夫作为例子〕。”列宁对巴库组织的估计错误是一个流亡者的普通错误。作为流亡者，他不得不根据片 面的或不可靠的消息——其中可能有柯巴自已提供的过分乐观的情报——从遥远的地方作出判断。

　　这样勾出的总的画面是足够清楚的。柯巴并没有积极参加作为当时主要斗争场合的工会运动（卡里尼安和斯托帕尼）。他不曾在工人集会上讲话（维克沙克）， 而是处在“极为秘密”的状态（诺根）。“由于各种理由”，他没有能够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俄国局（格尔曼诺夫）。在巴库，付出的“代价”比其他地方多（奥里明 斯基），而且个人恐怖行为也较多（维列沙克）。柯巴直接领导了巴库的“战斗活动”（维列沙克、马尔托夫和其他人），这种活动无疑需要离开群众，转入“极为 秘密”的状态。有一个时期，秘密组织的存在是依靠掠夺钱财而人为地维持的。因此，反动的影响更加强大，重整旗鼓的工作开始得更晚。这个结论不仅在传记中而 且在理论上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有助于说明群众运动的某些一般规律。

《斯大林评传》 第四章

 “当然，我们听到了关于国外的‘杯水风浪’的情况：一方面是列宁－普列汉诺夫联盟，另一方面是托洛茨基－马尔托夫－波格丹诺夫联盟。据我所知，工作者 对第一个联盟的态度是赞同的。但是一般说，工作者开始看不起侨居国外的人员：‘让他们任意在墙上爬吧；但是，至于我们，凡是珍视运动的利益的人，应当工 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

　　令人可惊的话！斯大林认为，列宁反对取消派和调和派的斗争是“杯水风浪”。“工作者”——其中也有斯大林——‘开始看不起”侨居国外的人员（也包括布 尔什维克参谋部）。“凡是珍视运动的利益的人，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看来，运动的利益与制订运动纲领的理论斗争并无联系。

　　一年半以后，在业已开始的转变的影响下，侨居国外的人员之间的斗争空前尖锐了，感情用事的半布尔什维克高尔基在给列宁的信中哀叹国外的“争吵”——杯 水风浪。列宁以斥责口气答复他说：“资产者、自由派、社会革命党人都喜欢大叫大嚷地说社会民主党人‘闹内部纠纷’，这批人对于解决这些‘迫切的难题’不认 真，他们跟着别人跑，玩弄外交手腕，并满足于拆中主义……”101他在以后的一封信中坚持，“那些了解‘内部纠纷’的思想根源……的人就有责任去帮助群众 寻找根源，而不应该去证明群众把争论看做是‘领袖人物的私事’是对的。”102高尔基则坚持说：“目前在俄国工人中间有很多很好的……青年，但是他们对国 外的人却怀着如此愤懑的情绪……”103列宁回答说：“这是确实的，不过这不是‘领导者’的过错引起的……应当把分离的东西连接起来。骂骂领导者，这很容易，也很普遍．然而并没有什么益处……”104看来，好像列宁在对高尔基的有节制的反驳愤怒地驳斥了斯大林。

 《斯大林评传》 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