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斯大林究竟是在会议上当选的还是在以后由中央委员会补选为中央委员的问题，看来可能是不重要的。事实上，情况并不如此。斯大林想要成为中央委员， 列宁认为有必要把他选进中央委员会。可以作为候选人的人选极为有限，以致二流人物也成为中央委员了。可是，柯巴并未当选。为什么？列宁远不是他的党内的独 裁者。此外，一个革命政党不会容忍对自己的任何独裁！列宁在与代表们进行初步商谈以后，显然认为不提出柯巴作为候选人是比较明智的，“在1912年列宁把 斯大林带进中央委员会时”，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写道，“人们对此表示愤慨。没有人公开反对此事。但是他们在谈话中表示了愤慨。”这位前外交家提供的情况一向 是不值得相信的，然而它令人感到兴趣，因为它反映了官僚的回忆和闲谈。列宁无疑遇到严重的反对。只有一件事是他能够做的：等会议结束，然后向人数不多的领 导核心呼吁，这个核心不是依靠列宁的推荐，就是同意他对候选人的估计。这样，斯大林就第一次从后门进入中央委员会。
关于中央委员会国内组织的历史也经历了同样的改变。
“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议，成立了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以指导党在俄国的活动。除了斯大林以外，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还包括斯维尔德洛夫、斯潘达梁、奥尔忠尼启泽和加里宁。”
贝利亚是这样说的。当我在写本章的时候，贝利亚被任命为斯大林的秘密警察负责人，他在学术上的这种努力是得到报答的了。但是，如果我们寻找任何文件来 证明最新的“党史”一再重复的这种说法，那是徒劳的。首先，没有任何人曾被置于党的机构之“首”，这样一个选举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根据旧的官方参考书， 中央委员会选出了“由奥尔忠尼启泽、斯潘达梁、斯大林和戈洛舍金组成的一个局”。在《列宁全集》的注释中，名单也是这样的。在莫斯科暗探局的文件中，前面 三个人——“季莫费、谢尔戈和柯巴”——被称为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委员，这里用的是他们的化名。有趣的是，在所有的旧名单中，斯大林一贯不是名列最后，就 是倒数第二。自然，如果曾把他置于俄国局之“首”，情况当然就不会是这样的了。戈洛舍金在后来的一次清洗中被开除出党的机构，他的名字也同样被排除于 1912年成立的俄国局之外，他的位子为幸运的加里宁所替代。历史已成为陶瓷工人手中的陶土了。
2月24日，奥尔忠尼启泽对列宁说，他在沃洛果达访问了伊万诺维奇［斯大林］:“与他达成了肯定的谅解。他对于事情的结果感到满意。”这指的是布拉格 党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柯巴得悉，他终于被补选入最近成立的“中央”。2月28日，他以中央委员的新身份从流放地逃走。在巴库稍住以后，他前往彼得堡。两 个月以前，他已32岁了。
《斯大林评传》 第五章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当时发生的一个微妙的插曲。在这几年中，列宁手头是很拮据的。当《真理报》能够自立的时候，编辑部规定给它的鼓动者和主要撰稿人一 笔酬金，这笔酬金虽然数目不大，却是他的主要财政支柱。正当冲突变得十分尖锐的时候，这笔钱就不汇了。虽然列宁对这种事情是极为敏感的，他却不得不相当坚 持地提醒他们注意他的事情。“为什么不把应寄的钱寄来。耽误会使我们陷入窘境。请不要耽误。”131不能认为扣钱不寄是一种财政惩罚〔虽然后来斯大林当权 时，曾毫不犹豫地一再采取这种办法〕。但是即使这不过是疏忽问题，它却充分说明了彼得堡和克拉柯夫之间的关系。的确，这种关系远不是友好的。在斯大林前往 克拉柯夫出席在党的总部举行的会议以后，列宁对《真理报》的愤慨立即在他的信件中公开化了。人们产生了这样一个无法抗拒的印象，即列宁只是在等待斯大林启 行，以便与彼得堡的那一窝调和派决裂，同时保持与斯大林达成和平谅解的可能性。在消除了这个最有势力的敌人以后，列宁马上对彼得堡编辑部发动了猛烈的攻 击。他在1月12日写给彼得堡的一个亲信人物的信中，提到《真理报》在关于纺织工人报纸方面所犯的“不能原谅的错误”，坚持要纠正“你们的愚蠢”等等。这 封信完全出自克鲁普斯卡娅的手笔。后来，列宁亲笔写道：“我们收到编辑部的一封愚蠢而无礼的信。我们不想答复，必须赶走他们……我们对于没有关于改组编辑 部的计划的消息极为不安……改组，更好的是，完全赶走全部旧人，这是极为必要的。它办得糟极了。他们赞扬崩得和《时报》（机会主义的犹太刊物），这完全是 卑鄙的。他们不知道怎样对付《光线报》，他们对于文章［即列宁本人写的文章］的态度是恶劣的。我简直失去耐心了……”这封信的语气表明，列宁的愤怒——他 知道在必要时如何克制自己——达到了极限。对这家报纸的严厉批评是关于斯大林负责直接监督它的整个时期的。写“编辑部的一封愚蠢而无礼的信”的那个人的姓 名还没有透露，当然，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不大会是斯大林写的，他太谨慎了，不会这样做：此外，当时他非常可能已经离开彼得堡。更可能的是，这封信是莫洛托 夫写的，他是编辑部的正式秘书，他像斯大林一样性情粗暴，但是却没有斯大林灵活。
从列宁信中另外一些话里可以清楚看出，他现在是多么坚决地要处理长期存在的矛盾：“对款项的管理采取了什么行动？谁拿去了订报费？它在谁手里？一共有 多少？”列宁显然并不排斥决裂的可能性，他很关心把财政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并未决裂。感到狼狈的调和派根本未敢想到这一点。消极抵抗是他们的惟一武 器。现在，甚至这个武器也要从他们的手中打掉了。
季诺维也夫在1934年（当时他已有杀身之祸）写道：“写这些句子的人清楚记得，斯大林到达克拉柯夫是多么重大的事件”。列宁倍加高兴——因为在斯大 林离开彼得堡期间，他能够在那里进行他的微妙的开刀手术，并且因为他大概能够不对中央委员会内部进行任何改组而做到这一点。克鲁普斯卡娅在简略而谨慎地叙 述斯大林在克拉柯夫居留情况的时候写道（好像是无意中加上的）：“伊里奇当时正因《真理报》而生气，斯大林也因《真理报》生气。他们商谈如何把事情搞 好。”134意味非常深长的这些话，尽管有意说得晦涩，显然是说得更明白的文本中仅存下来的东西。那个文本已由于检查员的要求而搁置起来。从我们已经知道 的情况来看，不可能怀疑列宁和斯大林“生气”是由于不同的原因，每人都在设法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但是，这场斗争太不势均力敌了，斯大林不得不退却。 《斯大林评传》 第五章 资料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6/trotsky_1946boo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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