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影《武训传》批判的历史原因分析

　　编者按：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同志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文革后，有人从否定文革的需要出发，也对当年的这场批判提出了质疑，甚至还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几十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郭建波同志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背景出发，立足于思想战线上斗争的视角，对当年发动的这场批判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揭示了这场批判发动的真实原因。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一卷《文革溯源》(下册)的一部分，乌有之乡网刊现征得作者同意，在这里发表，以飨读者。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由中央党报以社论的形式来展开对一部电影的批判，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社论发表后，掀起了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高潮。那么，电影《武训传》存在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要以社论的形式展开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呢?我们下面就来分析这个问题。

　　一、电影《武训传》的上映。

　　一九五○年底至一九五一年初，在全国几大城市上映了一部影片《武训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几乎场场满座。这部影片的主人公武训，是清末山东堂邑县的一个乞丐，打着“行乞兴学”的旗号，想用乞讨得来的钱来兴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识字，能够上学，以摆脱贫穷落后的命运。为此，他在乞讨中，为了得几个钱，费尽心机，见人(特别是有钱有势者)就磕头，低眉顺眼，装疯卖傻，自取其辱，丑态百出，还摆摊卖打，学驴叫唤以博得人们的欢心。在士绅的帮助下，于一八八八年办了“崇贤义塾”，后来又办了两所“义学”，但是并没有改变穷人的孩子的命运，他们还是上不起学。在武训死后，他积累的学校的财产又被豪绅地主霸占，并因此逼死了武家两条人命。[2]

　　这部电影上映后，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又是如何评论这部电影的呢?

　　二、电影《武训传》上映前后，思想文化界对这部电影“好评如潮”的颂扬中反映出的本质问题是什么?

　　其实，在这部电影公映前就有了不少赞扬和溢美的文章。电影《武训传》上映后，报刊发表了大量评论，赞扬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是“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等等。[3]

　　这种现象，后来杨俊在研究批判《武训传》的时候，曾对此作了概括和总结。我们引述如下：

　　在影片《武训传》公映前，当时京、津、沪等地主要报刊杂志上，已经出现许多肯定和赞扬武训的文章和书刊，影片《武训传》公映后，报刊连篇累牍地刊载了对武训、“武训精神”和《武训传》进行“极为夸张”的歌颂的文章，旋即掀起了“武训热”。这里，我们选取在毛泽东写的《应当重视对〈武训传〉的讨论》中被点名的文章和论著为例来考察这时“武训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实质。选择这些材料，是因为毛泽东通过它们，对当时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混乱达到何种程度”产生了直接印象，从而影响了他对整个事件的判断和决策。

　　这些文章和书籍，对武训、“武训精神”和《武训传》用“马列主义的名词”做了“极为夸张的”褒扬和歌颂。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用“马列主义的名词”对武训事迹和精神极力夸赞，把武训颂扬为“中国劳动人民的楷模”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人民战斗英雄。”

　　这些文章纷纷把武训誉为“具体的唯物主义的身体力行者”，“人民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个农民劳动模范的具体代表人物”。“我们的劳动人民的儿子”，“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他为无产阶级而生，生与无产阶级为友;他为无产阶级而死，死后与无产阶级同穴。”“他那种不倒翁精神也正说明了劳动人民的坚韧性。”“一个受难劳苦农民如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后一代工作。”“他坚苦不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和行动，是永垂不朽而值得学习的榜样!”“他终身不渝的尽力于‘义学’这一件大事业，对于人类历史和劳动人民的影响则是永垂不朽的。”……

　　二是认为“教育”、“知识”能使“劳动人民翻身”，而“新民主主义教育”“继承的是武训的遗志”。

　　《武训传》放映后，一些文章认为农民受压迫就是因为“不识字”、“愚昧”，而“劳动人民要想翻身，必须透过教育”。许多文章大力呼吁“一切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民教师”，要宣扬和学习“武训精神”， “把全国的工农都教育起来”。也有文章要求结合当时的“革命运动”，“产生许许多多新武训”，来“迎接文化建设的高潮”。《武训传》放映后，当时的文教界兴起一种舆论，说“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起来的”，“继承的是武训的遗志”。连环画《武训画传》就在“武训第四”——陶行知先生这幅画下面写了说明：“陶行知先生……有规模的发扬武训精神，解决了育才的困难，并奠定中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基础。”(见该书86图)

　　三是用“武训的道路”解释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把“中国革命”说成是“师承武训他们的结果”，号召学习武训的革命精神。

　　观赏者认为《武训传》“是强有力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鲜血淋漓的写照。”“观众在影片进行中，始终燃烧着对封建社会的愤怒的火焰。”“可以看到阶级友爱的伟大，到处洋溢着这种爱、这种意识”。在“这个封建社会里面”，武训与周大作为反对地主阶级统治“一文一武 ”的两条战线：武训是“认为穷人要想翻身报仇，只有让穷孩子们都有书念才行。”所以，“忍辱行乞，走向那条艰苦漫长的道路。”而周大则干起“响马”，“起来进行反抗恶势力”。“武训兴学之革命的意义，是和太平军那样的革命的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苦大众翻身，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中国今天这样子”，就是武训加太平军加“正确的领导”。由此逻辑，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就是武训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师承武训他们的结果。” [4]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电影《武训传》上映前后，思想文化界就出现了对这部电影的一片颂扬声。这些颂扬的文章从其内容来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用马列主义的词句，把武训包装成劳动人民的代表，称赞他是反封建的战斗英雄;认为教育能够使劳动人民翻身，改变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命运，新民主主义教育是继承武训的遗志，将武训的行乞兴学和新民主主义教育混为一谈;把武训行乞兴学的道路曲解为中国革命的道路，把中国革命说成是师承武训的结果。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文章的作者将武训打扮成劳动人民的代表，一个反封建的战斗英雄，不仅极力称赞武训的“行乞兴学”，还把武训的“行乞兴学”与中国革命等同起来，纳入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范畴，认为通过武训“行乞兴学”的方式，在劳动人民受到教育后，就可以改变他们受苦受难的命运，将武训的“行乞兴学”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量齐观，漠视对中国社会有一个根本的改造。因而对电影《武训传》的评论，不仅关系到中国人民究竟采取何种方式才能够获得自身的解放，摆脱受苦受难的命运问题，同时从实质上更是反映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认识问题。

　　三、毛泽东是在反复思考后，才决定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的。

　　电影《武训传》公映前后，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几乎没有出现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出发，对这部电影进行深刻的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评论的文章，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充满了颂扬和称赞声，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这种状况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调阅了这部影片。为了全面了解思想文化界对这部电影的评论状况，在田家英的指导下，卫士李家骥还把报刊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武训传》的文章剪裁下来，供毛泽东阅读。[5]

　　电影《武训传》宣扬的主题及报刊杂志发表的评论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在经过反复的思考后，一九五一年三月，毛泽东开始谋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6]对此，林默涵后来曾回忆道：“电影《武训传》出来以后，不少人说好，据说毛主席看了这个片子，几个晚上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最后下决心要批判的。”[7]

　　可能有人会问，就是这样一部宣扬叫花子武训“行乞兴学”的电影，值得毛泽东这样兴师动众的发动批判吗?

　　毛泽东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修改杨耳《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的文章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现在，姑且不说武训办学的方法和结果，单说武训办学的动机，即是说假定他真想要使穷孩子识字，借此以改变穷人们的悲惨地位，这种想法，难道是不正当的吗?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8]

　　由此看来，毛泽东发动对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针对武训这个人以及他所做的“行乞兴学”这件事，而是电影《武训传》的作者们借武训及其进行的“行乞兴学”来兜售自己的主张，借以宣传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和主张从本质上反映出了他们对于中国革命斗争发生的原因、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及对新生人民政权的不同认识，而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只是出现了对电影《武训传》的一味颂扬，却没有人能够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对这部电影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这说明在当时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多么严重!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和忧虑。

　　四、毛泽东在做出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决定后，当时思想文化界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状况如何?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关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指示，进一步加强对电影工作的领导问题，三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召集沈雁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研究加强对电影工作的领导问题。会议决定：(一)目前电影工作的中心问题是思想政治领导，为此应组织中央电影工作委员会，草拟一个关于电影工作的决定。对《武训传》的批评需事先与该片编剧孙瑜谈通。(二)加强电影编剧力量，可向全国征集已经上演过获得观众好评的戏曲剧本，选择一些改编为电影剧本。(三)电影批评的标准，主要是看大的政治方向，目前还不宜强调艺术性。[9]

　　会议后，中央发出通知，决定：“以《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作典型，教育电影工作干部、文艺工作干部和观众对《荣誉属于谁》与《武训传》两部影片组织讨论与批判。”在3月23日结束的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文化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周扬点名批评了《武训传》。3月下旬，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文艺报》主编丁玲在北京师范大学作文艺报告时，“很尖锐地批评了《武训传》电影的立场和观点的错误。”

　　领导人出面批评《武训传》的错误表现后，报刊杂志那种连篇累牍地、“一个劲地”褒扬武训和“武训事业”的现象没有了，并且开始有了一些批评武训“不足为训”的文章，那么，这些“讨论与批判《武训传》”的文章情况如何呢?下面就以京、津、沪等地重要报刊在1951年3月上旬—5月上旬所组织发表的讨论和批判文章来进行考察(均被《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社论点名)。

　　这些批评《武训传》的文章，通过分析武训及其所从事活动的“时代环境”，得出了武训“不足为训”的结论，具体原因为：武训当时“脱离了时代要求”;“采取了错误的斗争道路”;对当时劳动人民的要求和斗争，“客观上起了阻碍作用”;“客观上起了掩饰反动统治的作用”。在表达武训“不足为训”的同时，这些批评文章又纷纷“一分为二”地说：“武训的动机是好的”，“武训的‘苦行’与‘利他主义’是难得的”，只是“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不可能实现他的愿望的。”这些文章的特点正如5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的：“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它方面。”

　　一方面是此时批评文章的不够尖锐，针对性和战斗性不强;另一方面是当时许多人对于批评武训表示怀疑或异议，而褒扬武训“三十年如一日，为自己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的条件的理想而奋斗”之类的文章仍然在报端时有出现……

　　通过分析这些文章，可以看出，此时报刊杂志所组织的批判进行的不很得力。这一方面是因为“武训精神”在知识分子中，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毛泽东关于“武训问题的实质”，以及讨论《武训传》问题的原则意义的思想认识，许多人“跟不上”，也没有引起下面足够地重视。李长之在1951年5月的检讨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话：“三月底，四月初，渐渐看到一些反面文章，最初认为不过是‘标新立异’罢了，没有加以足够注意。”这种状况，在1951年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批判《武训传》的文章所配发的编者按，也有强调说明：

　　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曾经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纸刊物的广泛评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所写的评论)全部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评论文字。[10]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开展批判后的动向，他对这种批判是不满意的。因为在批判过程中不仅还有赞扬武训的文章出现，就是批判武训的不少文章也是在肯定武训“行乞兴学”的动机的前提下进行的。特别是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只是就事论事，而没有把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放在中国革命斗争的大背景下来认识，更没有从理论上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命运，靠武训的“行乞兴学”是不行的。这是关系到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重大认识问题。因而当时进行的批判是肤浅的，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决定亲自介入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以便为批判指明方向，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

　　五、毛泽东改写了胡乔木起草的《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的文章，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为批判指明了方向。

　　这个时候，胡乔木起草了一篇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章，文章标题是《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大量修改，改写和加写的几段文字构成文章的主体。他将标题改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并批示“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11]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改写和加写的文字如下：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灭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12]

　　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六、对毛泽东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原因分析。

　　我们看到，五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将电影《武训传》放在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斗争的大背景下来认识，高屋建瓴，所向披靡，提纲挈领，言简意赅，如同匕首和投枪，击中了电影《武训传》的要害，揭示了这部电影的本质，指出了当时思想文化界存在的严重问题。

　　那么，从毛泽东在社论中表达的观点来看，他是经过怎样的分析才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呢?他为什么对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做出了措词激烈的批评呢?现在我们进一步来分析这个问题。

　　1、电影《武训传》实质上是对中国革命的否定。

　　我们知道，中国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样才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屈辱命运。

　　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关系出发，由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想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就必须变革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改造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建立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要变革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实践已经证明改良道路走不通，只有实行革命的道路。因而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出发，就必须对过去旧的封建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根本的改造，建立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只有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而要对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根本的改造，就必须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统治，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个任务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式才得以完成。

　　由此看来，在近代的中国，要想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通过民主革命的方式，对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根本的改造，除此之外，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的。

　　电影《武训传》中的武训认为，当时穷人受穷是因为念不起书造成的，因而他想通过化缘的方式来办一所学堂，让穷人的孩子念书，以改变穷人的命运。

　　这种想法在现实生活中到底能不能实现呢?回答是否定的。首先办义学是需要钱的，这笔钱从哪里来呢?武训是通过乞讨的方式来募集的。这种乞讨的主要对象是什么人呢?是一般的劳动人民呢，还有豪绅地主?如果是一般劳动人民的钱，武训不过是用劳动人民自己的钱来建义学，他的行乞就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是地主豪绅的钱，这不过是他们把从农民那里搜括来的财物的九牛一毛交给乞讨中的武训，这本来就是劳动人民的钱。因而我们认为，武训乞讨得来的钱，其实就是劳动人民自己的钱，武训不过是通过行乞，以办义学的名义，聚敛到自己的名下而已。当然，就是这样，能不能解决穷人孩子念书的问题，改变穷人受苦受难的命运呢?

　　回答同样是否定的。解决穷人命运的问题，并不是像武训及武训的宣传者们想像的那样简单，办了义学，让穷人的孩子能够上学就可以了。其实这是幻想，在不对社会制度有一个根本性改造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从解决穷苦人孩子上学的问题的。后来的史实证明了这一点。

　　武训的义学在豪绅的支持下办起来以后，其实还是解决不了穷人孩子上学的问题。武训的义学里主要还是豪绅地主的子弟，大批穷人的孩子被排除在义学之外。即使有的穷人的孩子能够进入义学念书，在义学里还是饱受歧视和白眼。江青到山东堂邑下乡调查武训的时候，就曾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有一位老太太说自己的孙子在义学里被富人的孩子打伤了，回来后几天就死了。江青听后和老太太一起掉了眼泪，哭了起来。[13]

　　当时劳动人民处于穷困命运的根源，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只有推翻了封建制度，才能解决农民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命运。只有在解决了农民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命运以后，才能够真正解决农民子弟的上学问题。因为在封建社会的农村，在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地主通过地租的方式将土地产出的相当大的份额据为己有，这是造成农民穷困的主要原因。同时，封建社会的政权又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并为这种剥削提供保护。封建的文化严重束缚着农民的思想，造成了农民的愚昧、守旧和落后。这才是造成农民穷困和悲惨命运的根源。义学教授的又是封建文化，在这种情况下，靠办义学是无济于事的，也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对农村有一个根本的改造。这就首先要进行文化的启蒙，促进农民的觉醒，使农民从蒙昧中走出来，成为进行革命斗争的主力军。通过民主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消灭政治压迫，废除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挖掉农民穷困的经济根源。只有在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农民才能获得解放，从经济上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解决农民子弟的上学问题。否则的话，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及封建文化的前提下，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获得特权的情况下，为了办义学，也就只有像武训那样奴颜婢膝地去乞讨了。就是企望统治阶级的恩赐而不是革命人民的斗争来解决农民贫困直至受教育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秉承改良主义。历史证明这是行不通的。

　　这样看来，围绕电影《武训传》发生的争论，从表面上看来是能否通过兴办义学来改变劳动人民命运的问题，实质上则是要不要对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一个根本改造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用革命还是改良来解决近代中国面临的严重问题。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只有通过革命，打破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才能够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因而围绕电影《武训传》的争论实质上就反映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分歧。

　　由此我们认为，围绕电影《武训传》出现的争论所反映出的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分歧，集中表现在中国革命的产生到底有没有必然性的问题。由于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结果，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正义性就是建立在中国革命必然性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对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发生了质疑，就会对新生的人民政权的正义性产生疑虑和动摇，这就破坏了新生人民政权赖以存在的的道义基础，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2、电影《武训传》是对当时发生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变革，乃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否定。

　　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过是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是为社会主义革命作了准备，下一步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反帝反封建任务的基本完成。没收国民党政府经营的官僚资本则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因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内部不仅存在着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并且已经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这样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已经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正在被废除，全国性的人民政权业已建立的情况下，中国就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创造条件准备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一定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巨大变革，那么也必然要求在思想文化上进行相应的变革，来进一步推动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否则的话，就会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起到阻碍和破坏的作用。这就要求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业已建立，并且这种经济和政治也已经包含社会主义成分的情况下，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已经包含社会主义的成分一样，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已经包含着社会主义文化的成分，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建立，适时向社会主义文化过渡。

　　这样看来，当新中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也必然会在文化上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这种变化，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也就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进而向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电影《武训传》宣扬的是什么呢?

　　我们从电影《武训传》中可以看到，在豪绅支持下武训创办的义学里是教授封建文化的。武训没有认识到穷人受苦受难的根源是封建剥削制度造成的，更没有认识到在义学里宣传的文化恰恰是毒害人民的思想鸦片，而有意识地去做思想启蒙的工作，却认为穷人的受苦受难是由于没有文化造成的，因而他希望通过创办义学让穷人的孩子上学来改变穷人受苦受难的命运。这种认识是肤浅的，想法也是天真的。

　　其实，要解决穷人的命运并让他们及其子弟接受教育，只有在消灭剥削制度以后才能实现。像武训那样采取奴颜婢膝的方式，低眉顺眼，卖打自辱，靠“行乞兴学”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在中国政治、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作为文化表现形式之一的电影当然也应该反映这种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只有在消灭剥削制度，自身获得解放以后，才能解决受苦受难的命运，才能解决自己及其子女受教育的问题。可是电影《武训传》的作者们不是宣传人民群众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式，将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剥削制度，以此来解决他们受剥削和压迫的问题，而是极力宣扬武训通过“行乞兴学”来解决穷苦人命运的行为。这就与当时中国社会发生的政治、经济变革发生了不合。

　　电影《武训传》的作者们不是去宣传中国社会发生的这些变革，为这种变革提供思想文化上的支持，并进一步为这种变革从思想文化上进行引导，反而却置当时政治上和经济上发生的深刻变革于不顾，背离这种变革，为武训“行乞兴学”大唱赞歌，热心宣扬武训通过乞讨的方式来创办义学，解决穷苦人受苦受难的命运及接受教育的问题。这就出现了与当时进行的政治、经济变革的二律背反，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认识到，当时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着深刻的变革。旧的文化不仅存在，还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对这个时候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发生的变革起着阻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没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也就难以通过思想文化上的能动作用，来进一步巩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革命成果，并为下一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这样电影《武训传》的出现，就是与正在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直接交锋，并对当时进行的政治、经济的变革起着破坏性作用。

　　通过对近代历史的考察我们发现，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根源，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双重压迫。只有推翻两座大山的压迫，才能使劳动人民获得解放，摆脱受苦受难的命运。近代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也失败了，这些失败表明资产阶级进行的改良道路和革命道路是走不通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才能使中国人民获得解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的命运。这就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劳动人民获得翻身解放改变自身命运的根本途径。而像武训那样通过向统治者奴颜婢膝的方式，是不可能获得解放，改变自身命运的，更是不值得提倡和称赞的。因而对电影《武训传》的赞颂，实质上就是对中国革命的背叛，就是对中国业已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的否定。

　　当然，这是认识上的严重误区。通过分析我们进一步发现，出现这种误区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马列主义仍然没有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占据指导地位的缘故。虽然文章的作者们运用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语句，但是却没有能够从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来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深刻的分析，把电影《武训传》中所宣扬的观点放在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认识，这样也就难以揭示电影《武训传》的本质。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电影《武训传》的产生，以及思想文化界对这部电影的称赞和吹捧这种现象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这反映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思想文化界还没有彻底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建立起适应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更没有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思想文化界里的不少人不能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从理论上进行深刻的分析和说明，这种思想文化上的滞后不仅不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和经济起到促进的作用，反而还会进一步瓦解和破坏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并进一步影响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的敏锐洞察力，不仅发现了思想文化界存在的严重问题，而且还在思想文化界对电影《武训传》批判不力的情况下，才在社论中点出了这个问题的要害所在。

　　七、在《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导下形成的调研成果—《武训历史调查记》。

　　《人民日报》五月二十日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后，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但是有一些人还存在不同意见，虽然口头上他们也说应该进行批判，却没有能够从思想上转过弯来，真正认识到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必要性。为了转变这些人的思想认识，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电影《武训传》的本质和对电影《武训传》进行批判的重要意义，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引向深入，就要对武训的一生进行一次详细的调查，以便于人们对武训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

　　一九五一年夏，由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十三人的武训历史调查团，赴平原省(一九五二年撤销，所辖地区分别划归山东、河南两省)堂邑县(一九五六年并入山东冠县)、馆陶县(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划归山东，今属河北)和山东省临清县等地，共进行了二十多天调查。 [14]

　　这个调查团的成员，有北京去的《人民日报》社的袁水拍，文化部的钟惦棐、李进，他们三人负责调查团的活动，其他成员则是武训家乡的省、地、县、镇的干部。

　　江青化名李进，以文化部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这次调查。当时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奉命负责这次调查活动中江青的安全保卫和生活工作。

　　关于这次调查活动，毛泽东的卫士李家骥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江青要求轻车简从，以普通干部的身份参加调查，她还交待随从的人员要注意保密。六月下旬，袁水拍、钟惦棐、江青一行乘火车直奔济南。上车后，他们三人就开始研究调查提纲、工作步骤及相关问题。到达济南后，由省委交际处负责接待，住在一个不太大的红楼里。当天晚上，他们就与山东省委宣传部的四五个人商讨调研问题。在济南住了一两天后，同省里参加调查团的同志接上头，就下一步的调查项目取得一致意见后，就开赴聊城进行调查。

　　聊城距省城济南三百里路。当时调查团乘坐的吉普车并不快，过黄河时还要乘船过河。那天沙土飞扬，我们担心身体不好的江青支撑不住，但还是顺利到达了聊城。一到聊城，袁水拍等人就召开会议研究工作，聊城地委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在这里他们找了很多史志材料阅读，不断开会，还下去到街区或郊区搞调查研究。在聊城下去调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几里路，不让坐车，要入村入户进行调查。到了基层，召开会议都以袁水拍为主。袁水拍高个子，身穿风衣，戴眼镜，很派头，很有气质，给人感觉是个大干部。江青身穿列宁服，衣着很得体，不多言，不抢先，一看就是一个工作人员。在向有关人员介绍时，说她叫李进，是调查团的成员。

　　到了堂邑，调查团调查的更细，走的地方更多。在柳林镇，调查团去看了武训的坟，还去过周围三四十个村庄。调查团的同志很辛苦、很细致，他们有时一同到一个地方，有时分头到不同的村庄，有的村庄去了多次。江青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去调查。至于调查中对武训的看法，据我亲身经历所知，始终是两种观点，或肯定多一些或否定多一些，没有发现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

　　六七月份的鲁西地区，天气很热，而且这里沙土地多，下雨则泥泞，晴天则扬土，加上工作人员不能单独开伙，不能搞特殊，只能和那里的老百姓吃一样的饭。就是在招待所吃饭，条件也不好，因为这里的生活比较贫困。在堂邑等乡村调查了半个多月，又返回聊城地委招待所。在这里又住了两天，主要工作是各位调查团人员会情况，并考虑形成调查材料。调查报告以袁水拍为主笔，钟惦棐为副，江青参与，其他成员会情况，提意见，参加讨论，在聊城形成材料的思路和初稿。离开聊城，地、县、镇的同志就不跟到济南了，他们必须把调查的情况报上来，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调查团是中午到济南的。在济南，调查团—主要指袁水拍、钟惦棐和江青，仍然很忙，他们又讨论过材料，尤其是两位执笔人更累，无暇干别的事。在这里又住了一宿，第二天离开济南，大概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袁水拍和江青向毛泽东汇报了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毛泽东对调查团的工作是满意的。回到北京后的第三天江青就病倒了，材料的最后修改、定稿是袁水拍、钟惦棐搞的。[15]

　　从李家骥的回忆看，当时调查团在二十多天的调查中，日程是紧张的，工作是辛苦的，调查团不仅要查阅当地的史志资料，还要深入基层，走村入户，进行实地调查，搜集第一手的资料。对于查阅或调研取得的一手资料，还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进行加工整理，从而形成武训调查报告的素材，作为撰写《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基本依据。

　　当时调查团直接或间接走访了当地各阶层的一百六十多位知道武训事迹的人。那些亲眼见过武训的老年人(多数，年岁最大的一百零三岁)，或者是确知武训某些情况的壮年人(少数)，是调查团直接访问的对象。其中，堂邑县五十人，临清镇十五人，馆陶县二十人，共计八十五人，这是调查团在二十几天中分别地直接访问过的。调查记列举了这些人的姓名、住址、年龄和成份。

　　此外，调查团还收集了临清、馆陶、聊城、冠县等《县志》、《山东通志》、《山东军兴纪略》、《兴学始末记》和《兴学创闻》等清末或民初的著作和一九三四年国民党人郭金堂等出版的《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除《兴学创闻》无甚可取外，其余都是很重要的材料。调查团遍寻各地，都没有找到《堂邑县志》。

　　在此基础上，调查团主要负责人袁水拍、钟惦裴、江青撰写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调查记》共分五个部分，我们概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