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北农村社会阶层区隔化及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2015-3-22 23:2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789| 评论: 1|原作者: 印子|来自: 乌有之乡

摘要: 在富人治村不可逆的背景下，国家的农村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到村庄社会的阶层结构现状，加大对农村中产阶层的扶植力度，以保障农村社会公共建设具有可供倚靠的治理主体阶层。

四、阶层区隔化的村庄治理后果

（一）权力货币化与富人治村压制“社会”

阶层区隔化是本文对浙北农村社会阶层状况进行分析之后的结论，总体上可视为对浙北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情况的总体性判断。从2000年开始，浙北农村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贿选，本文称村庄强富阶层为了争夺体制性的权力位置不惜花费巨额资金向村民购买选票的现象为权力货币化。2008年Z村选举时，现任村长为在选举中击败竞争对手，竟然直接从银行调运钞车过来给1000多位村民每人发放5000元人民币，最后成功当选村长。村庄权力货币化的主要原因是村庄政治选举都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强富阶层在参与，为了争夺体制性位置，村庄的强富阶层必然会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来帮助自己在选举中获胜。一旦村庄权力货币化形成选举的固定范式之后，村庄政治便出现了具有社会合法性的以经济门槛为基础的“新政治伦理”[21]，于是村庄中的大多数人便自然被排斥在基层民主之外。

如果说富人治村仅仅是富人阶层在经济上获得足够的优势后想获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也无可厚非，富人治村模式中村干部在村庄治理中需要自己花费大量的资金来进行村庄的公共治理，以弥补村庄治理资源和经费上的不足，只要村民愿意被治理，那么依靠权力货币化的机制生产而出的村级组织也可能是不错的治理模式。但是问题在于，富人治村的运作机制在于富人阶层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一体化趋势形成了对村庄普通阶层的压制机制。

富人阶层基本上都是五金企业主，在五金企业发展中，随着利润空间的不断稀薄化，五金企业只能依靠扩大生产规模来维持原有的利润空间。企业主的强富阶层需要土地来发展生产，于是在宅基地的竞标中不惜巨额资金，不断抬高宅基的价格，使得村庄的宅基地价格从6万/亩飙升至70万/亩，村庄的强富阶层是为了发展生产，而村庄的普通阶层是了盖房给儿子结婚，这样村庄中的普通村民几乎无法得到原本被作为社会福利公共资源的宅基地。

在村庄社会阶层区隔化之后，村庄的体制性权力的生产已经高度货币化，只有少数富人才能玩得起昂贵的权力游戏，大多数村民被排斥在外。村民更多是为了获得小额的经济利益和为了维系和村庄强富阶层的社会关系而销售选票，而在投票中实际上并没有政治参与感。但是，村庄的体制性权力一旦生产，村级组织对村庄权力的运作便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趋利性，村庄强富阶层为了获得进行村级治理资金、扩展私人政缘关系病满足自己阶层内部的土地需求而不惜扭曲对宅基地的分配方式，采用单独的市场化供给，最后以牺牲普通村民生活利益的方式来进行村级治理的运作。

（二）派性格局与治理阻滞

派性格局不同于派系格局，派系具有较为高度的组织化程度，派系组织内部具有能够生长出派系领袖的组织机制，而派性格局的形成多来源于村庄政治中的政治人个体之间的政治张力，以政治人中心，形成松散的利益联盟[22]。在村财镇管的村级财政管理模式下，乡镇规定村庄中的财政需要由村两委共同签字才能进行使用，在进行村庄建设中和日常开支中，凡是要涉及到经费的使用的，都需要书记主任共同签字，但是在实际中，两方原本就是在社会阶层区隔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派性领袖，必然无法在村庄治理中达成共识；而每到两委开会时，几乎无法形成任何建设性的意见，而只好以不断的争吵来结束会议。

村庄中两派相互掣肘，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村庄的公共事业难以发展，国家项目无法下村。Z村原本地理位置优越，地方政府曾一度考虑将湿地公园的游船码头建设在Z村，但激烈的村庄派性斗争使得地方政府担心将码头建设在Z村后工程很难按时完工，于是将码头最终选定在隔壁的W村。

村庄进行公共建设最主要依赖政府的项目支持和村庄内部土地、水面承包费的收取。浙江省经济发达，每年向农村会提供大量的支农项目。村庄派性斗争使得村庄的权力运作出现障碍，地方政府自然不会将项目投给村庄派性争斗激烈以至于正常的村级治理都无法进行，而村庄的派性斗争也使得村庄的大量集体收入白白流失。Z村共有3000余亩水田和1000余亩鱼塘，一般需要向承包户进行承包费的收取。但是村庄的派性斗争使得派性内的自己人不会对自己人收取承包费，于是普通村民见有人不交承包费，自己也不交纳承包费。

（三）阶层区隔与派性格局消解“中间价值”

派性格局是撕裂村庄社会阶层的横切力，即村庄各个阶层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派性格局之中，越是上层的社会阶层往往参与的程度越深，很难有人能够从中超脱出来。在选举中，村庄的富人阶层无法进行整个选举的控制和操作化，而需要中产阶层的帮助，中产阶层介入村庄政治斗争之中的直接后果就是中产阶层无法成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阶层，而被派性格局分割为具有内在张力的社会阶层的碎片。如果在阶层的治理禀赋分析中纳入派性格局的变量就会发现，派性格局成为了中农成长为村庄治理主体阶层的消解力。富人阶层与中产阶层之间的阶层关系对村庄治理具有巨大的影响。在派性格局中，中产阶层不可避免地分为两派甚至几派，中产阶层在经济上需要富人阶层为自己提供经济援助、资金担保和销售信息供给，在政治上需要富人阶层为自己提供各种帮助。中产阶层尽管与村庄的普通阶层存在较为广泛的社会交往，但是富人阶层对中产阶层的主动吸纳机制使得中产阶层不仅需要在派性格局中有所选择，而且在整体上需要积极向上，否则就无法继续保持自己中产阶层的位置。中产阶层在村庄的社会政治结构面临无法超越的结构性制约，最终使得中产阶层无法成长为具有治理主体性的中间阶层，因此，中产阶层尽管数量庞大，却无法发挥中间价值，也最终无法成为村庄治理中的治理主体阶层而成长为村庄治理中的社会担纲者。

五、基层治理的时代转型与阶层基础

（一）基层治理转型的开启与演进

自清末新政以来，中国便开始了漫长的基层治理转型。传统时期中国基层社会的基本秩序机制是皇权不下县之下的社会精英治理模式，国家通过不断向乡村社会进行儒家意识形态的输入，使得村庄社会依靠费孝通所称的“长老权力”来实行社会的礼治秩序[23]。国家则通过“作为制度的皇帝”与体系化的官僚系统来进行帝国的维系及其对农业社会的治理[24]。黄宗智所指称的“集权的简约治理”能够达成的一个原因在于[25]，高密度的小农经济体系使得传统中国社会整体结构的高度同质化[26]。但是，自清末新政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不仅没有成功完成国家政权建设的使命，反倒是由于赢利型经纪的存在造成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27]。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处在于将“权力的组织网络”扎根在农村从而在彻底替代“权力的文化网络”之后[28]，成功地实现了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建设并开始进行一种“全能主义”的治理模式[29]。

1980年代以来，国家主义模式被村庄代理人体制全面替代，国家后撤至乡镇一级，而村庄社会开始进行基层民主建设和迈入村民自治进程。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更多的是依靠农业税费制度来进行一种代理人体制的治理。但是，在税费时期，村干部不可能真正兼任国家的“代理人”和村庄的“当家人”，于是村干部只好成为村庄秩序的“守夜人”和村政中的“撞钟者”[30]。在以农业型村庄为经验基础的国家与农村的关系中，村干部实际上处于一种“双重边缘化”的结构性位置之中[31]。为了完成国家的税费任务，在国家权力处于衰落的背景之下村干部不得不一反人民公社时期村干部的制度性工作方法，在向村民收取农业税费的过程中软硬兼施，使得国家在乡村中的权力运作呈现出一种“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32]。1990年代以来，基层农业税费负担不断加重，启动于世纪之交的农业税费改革开始不断塑造出新的基层治理模式，使得基层治理逐渐从资源汲取型开始向公共服务型进行总体转变。

（二）基层治理加速转型中阶层基础的形塑与挑战

农业税费取消后，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治理模式发生巨大变化，地方政府从收益最大化的治理逻辑变为风险最小化的治理逻辑[33]，农业税费的取消使得乡村利益共同体快速瓦解[34]，而村级组织开始不断丧失治权，村庄开始涌现出大量无法进行有效治理的上访户和钉子户，村庄公共品无法有效供给、村庄纠纷大量上移、村庄公共建设陷入困境。

与此同时，伴随着农民收入的多样化和职业的多元化，村庄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1980年代之前的农村社会还具有高度的均质化特征，但1990年代以来，村庄社会开始发生显著的农民分化，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不断清晰化。农业税费取消之后，随着村庄的土地流转，村庄开始出现常年生活在村庄、种植规模中等和经济收入中等的中农群体。中农阶层实际上最具有治理主体的阶层禀赋，并应该成为农村治理的主体阶层。但是问题在于，中农阶层具有数量不足、比例偏低、阶层结构不稳定等阶层缺陷，而且容易被国家的政策所消解掉[10]。浙北农村的经验表明，即使是在中产阶层庞大的农村，因为其阶层利益与富人阶层的高度相关性和一致性以及其阶层利益的非农化，使得中产阶层作为治理主体阶层被村庄的富人阶层的吸纳机制和村庄的派性政治格局所消解掉。但是，总体来看，中产阶层或中农阶层应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理主体阶层，无论当下的治理现状如何，国家都应该加大对农村社会中中产阶层的积极培育，以使其成长为真正的村庄中间阶层并使其能够在村庄建设、村级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中间价值。

目前广大农村主导的治理模式是富人治村或强人治村甚至是“混混治村”[35]，但这些治理模式的治理绩效并不理想。与富人治村不同的是，农村社会中的中农阶层在治理中具有巨大的中农价值并有可能形成基层治理中的中农治理模式。因此，今后国家治理在基层治理模式的选择和政策扶植中应该着力培育中农阶层进入村级组织，以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的良性化和村庄秩序的基本稳定。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各阶层分析———探寻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的阶层基础》( 11YJC71006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增强和扩大党在农村的阶层基础和群众基础研究》( 12CKS016) 。

致谢：本文的调查系与谭林丽、王海娟、张建雷共同完成，论文写作则受益于与调研组同仁的集体讨论，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