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在此刊发恽仁祥同志这篇文章，并不意味我们同意这篇文章中的全部观点。诚然，在文革期间，“革”有革对的也有革错的、“保”有保对的也有保错的。但是，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似乎“革”与“保”之间没有是非对错之分了。

毛主席曾经说过，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都有进步一点的、中间一点的、后进或保守一点的。毛主席还说过，要学会团结各种人一道前进。但这并不等于说取消一切是非界限、取消一切思想斗争。因此，不能说讨论“革”与“保”，就是打派仗、闹内讧，就是搞不团结。1957年，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在人民内部，“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我们要区分，什么是正确的、必要的思想斗争，什么是真正的“派性”、“内斗”、“不团结”。给别人扣“带路党”、“带路党网”的帽子，在网上把十位网友定为“十大带路党”，才是强加于人、才是内讧。不是进行思想理论交锋，而是在网上对别人进行造谣诬蔑、搞人身攻击，才是内斗、才是破坏团结。

文革期间，对于某一个或某一批当权派这样认识也好、那样认识也罢，无论谁对谁错，确实如毛主席所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今天，对于某些当权派的某些言行，广大网友、广大干部群众，在某一个时期内，也可能这样看、也可能那样看。只要大家都是要反对私有化、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仍然可以说，两派都是革命群众。但是，明显带有个人风头主义倾向、想当左派意见领袖，故意鼓噪错误观点忽悠人、客观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起到误导作用的，绝对不是革命群众；明显从个人恩怨或小集团私利出发，总想争权夺利、总想让别人以自己为旗帜，对别人进行造谣诬蔑、搞人身攻击的，绝对不是革命群众。

在不同思想观点交锋的过程中，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发声，另一种意见一出来就认为“大事不好”，认为是要搞“内斗”，这是不公平的。这样做，才真正沾染了“唯我独革”之嫌。如果对于故意鼓噪错误观点、已经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和事不提出公开批评，或者对于不是进行正常的思想斗争，而是出于个人或者宗派利益搞造谣诬蔑、搞人身攻击的人和事不提出公开批评，却专门对“革”与“保”的辩论提出公开质疑，就更显得不公平了。

当然，我们在对左派队伍内部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批判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注意以理服人。一切左派同志，特别是老同志，都要注意这一点。毛主席在1957年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还指出：“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但是，决不能把不同思想观点的交锋，一律斥之为“内斗”、“不团结”。

所谓的“革”与“保”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产物。其含义是对某个干部，有一部分人反对即称为“革”，反对口号有“打倒”、“炮轰”……；而有一部分人认为是好干部即称为“保”。另外，刘少奇、邓小平领导的50多天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皇派”。由于“造反有理”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因此文革期间名称各式各样的群众组织都声称是什么“造反”组织，我还真没听说自称是“保守”组织的。概括而言，这就是“革”与“保”的起源和基本内容。凡文革过来的同志对“革”与“保”都很熟悉。真正从文革大风大浪中闯过来的同志，很少见还在议论“革”与“保”了。但近些年，某些人又热衷大谈“革”与“保”的问题，而且以“革”为自豪，“保”成了贬意词。真实情况是：在文革期间，“革”有革对的也有革错的；“保”也有保对的也有保错的。但凡文革期间的骨干，大多都在这两者中有对也有错，既“革”对了又“保”对了可能为数不多，一些吹牛派除外。因此，不加分析片面颂扬“革”是不妥的。“造反有理”有显明的阶级性，把反领导理解为就是“造反”是很片面的。因此，想结合实际谈谈这个问题。我首先说明：“保皇派”这一词是文革期间某些群众为炫耀自己是“造反派”而把反对自己的称“保皇派”。毛主席不赞同什么“保皇派”、“黑线人物”等这些提法。毛主席的名言是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我理解其含义是进步一点的、中间一点的、后进或保守一点的意思。可见，不管哪一派，都有左、中、右，纯而又纯的“清一色”客观不存在；包括每个人，大多都有左、中、右三种思想，仅是哪方面占主导而已，绝对是左或绝对是右的人客观不存在。如毛主席就赞赏蒋介石也主张只有一个中国。我对文革期这些回忆是否全面、准确？请从文革过来的同志补充、指正。

我在发表的文章或出版的书中一再如实介绍：我自始至终不赞同军队成立群众组织以及同地方搞串联，不赞同把群众组织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不赞同戴高帽、游街、“喷气式”体罚等，不赞同随便给干部扣什么“走资派”、“黑线人物”等政治帽子。但近些年，根据少数人从文革尤其复辟资本主义过程暴露出的问题性质，我指名道姓揭露和批判了几个走资派和背叛了共产党的叛徒。是否定性正确，将由历史去检验。但我绝对不会因我对这些人的定性揭发批判而强加于别人，绝对不会给反对我这些定性的同志扣上什么“保皇派”等大帽子，何况我历来反对“保皇派”这类口号。我也如实讲：我也不怕别人给我扣什么“保皇派”的帽子，无非见之一笑而己。

我奉劝热衷“革”与“保”的网民和互联网站，不要闹这些花样，很不利团结。我在《文革的教训》一文，基本上介绍了毛主席对文革存在的问题：怀疑一切，全面内战。虽主要是走资派挑动和制造的，我在《是谁把文革搞乱的》一文，作了详细介绍；但我们这些文革派打派仗也是有责任的。这些在此都不重复。

老同志都清楚，文革初期，毛主席曾寄希望于一些青年知识分子，都知道什么“几大领袖”，结果连中央文革和毛主席的话他们都听不进去，热衷打“革”与“保”派仗，中央只得采取果断措施。我不想讲别的，现在其中个别的还能正确对待文革，多数还能正确对待文革和继续革命吗？值得某些大搞“革”与“保”内战的朋友深思。耍笔杆喊几句口号打内战既无风险又不要有什么理论水平轻而易举。坦率讲，有些人在打内战中实际上暴露了很易被人抓住的“尾巴”，一旦被整，当宋江的很可能是这伙人。我不是讲空话，不仅有前述“领袖”们的教训，本人更有切身体会。有些事，从毛主席为什么遵义会议不清算王明的极左路线？因涉及的人太多，不利团结。其实文革期间好多事当时不宜讲透，也是涉及人太多，不利团结。文革已过去40多年（以九大为界），有些事该讲清楚了，有利总结教训。

看过我发表的文章的网友可能想起我介绍过这一段史实：批林批孔期间，国防科委主任兼党委书记陶鲁笳同志和副主任兼党委常委委员钱学森同志到我们所蹲点指导工作，我当时分工主管政治工作和兼管行政工作。我们三人商讨运动怎么搞。陶说：你们是江青同志写信的单位，会有一些外单位来参观学习，能不能做到不关人？不能让人家一看，关了不少人，影响不好。我说：只要不涉及聂荣臻抓“反林副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的国防口5.16”问题，就可避免关人，因这件事造成的民愤很大，搞逼供信很严重，有的差一点上吊自杀，一涉及很难不关人；但只要我不提这事，别人就不会揭发这事，何况周总理亲自处理，作了结论是反党集团制造的假案，并进行了彻底平反，可以不涉及此案，对运动影响不大，涉及了如果处理不好还易引起一些影响团结等副作用。

现在介绍这个案子。聂荣臻采取派“军管”等，残酷搞逼供信。例如在科委某单位用逼供信把一位炮轰聂荣臻的骨干，按照他们仿照电影《智取威虎山》智审栾平的场景（栾平招认在全国有几十个联络点）设计好的供词，让某“招认”他是“5.16联络部长”，在全国设了10几个“联络点”的口供；又如，在中央举办的联合批聂荣臻的中央学习班，一些炮轰聂荣臻派批判聂荣臻挂着蒋介石像作报告，聂荣臻的干将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参加了批判会。而聂荣臻竟对某单位参加这个会的轰聂骨干，搞逼供信，把这个批聂荣臻会，招供篡改为“在蒋介石像前宣誓集体参加5.16”……。再谈我们所，聂荣臻派来的“军管”（组长为40军某师副参谋长赵育群）物色了六名轰聂的群众，用逼供信让招供“恽仁祥是如何发展他们参加5.16的”。如同聂荣臻在科委其它单位一样，几乎无一逼供失败的，都屈打成招了，个别文革中表现“非常革命”的为争取“宽大处理”没有逼供就乱招供了。聂“军管组”甚至根据聂荣臻们提供的“国防口5.16罪行材料”，精心策划搞出了恽某人“参加5.16‘罪行’图片展览会”，不仅大造谣言，还无耻地搞恶毒的人身攻击，蛊惑人心。“军管”放完前述聂荣臻逼供信搞出的口供录音后，就让本所某人上台控诉“恽某如何发展他参加5.16的”。因他心虚，讲话声音很低，我又坐在大会后面，我没有听清他讲了什么，就有人呼口号要我上台交代“如何发展他参加5.16的？”这一下让我全明白了那些录音等等是什么东西。我仰首挺胸走上台去宣布：如果我恽某是5.16，就立即枪毙，别的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一些人就呼口号：恽仁祥向毛主席低头认罪。我说：平时要我向毛主席低头可以，说我是5.16向毛主席低头，这个头不能低。结果两个人上台按我，我也不低头，宁愿让他们把我摔倒在地也不低头。结果非法关了我一个半月，本人就是讲了上台那两句话，没写一个字的检讨，同“军管”面对面针锋相对斗争，场面非常精彩，有兴趣的可参阅我写的《我亲历的国防科委文革》一书。直至林彪折戟沉沙，聂荣臻科委成了林立果“五七一工程”武装政变借用力量，聂荣臻亲密不了，才告终。后查清，聂荣臻企图把我打成“国防口5.16组织部长”，如果能把我按他们设计的逼岀假口供，不仅本所大量轰聂派遭殃，而下一个重点就是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同志。在聂荣臻经过约一年多时间精心搞出的那些假口供欺骗下，谁会想到文革期间被鼓吹得赫赫有名的“元帅”会搞阴谋欺骗大家。因此，谁不被欺骗得对“国防口5.16”无比愤恨，在如此气氛下，有人动手按我的头，不少人写了批判稿和大字报，就很好理解。但因搞到了我头上，一下就识透了聂荣臻的阴谋，造成就我一个人准备掉脑袋顶住了聂荣臻的疯狂劲，并在斗争中把组织批斗我的聂荣臻 “军管”讽刺挖苦得无地自容。后来一位持不同意见的军管人员对我说：听你那次上台一表态，就知道他们搞不下去了。我特别强调的是，聂荣臻们花那么大精力内查外调，结果竟没有找到恽某人有一句值得批判的错话，而以彻底失败告终。还应告诉大家，解放后，从土改到文革，各次运动，凡本人处理的案件，没有一个冤假错案，没有一个人上访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一再强调犯有错误的同志，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大家不得贴这些同志的大字报。并在干部会上宣布：凡上聂荣臻的当和骗贴我大字报或批斗我的包括搞我“专案”的同志，概不作为什么问题，决不影响入党和使用。批斗我按了我头的，入党时，我代表党委同他谈话，我说：你不用紧张和担心，如果聂荣臻不是搞在我头上，而搞了旁人，我也会信以为真，积极参加批斗的，在不清楚真相的情况下，即便有点过火举动，你相信我完全能理解。我们所的批林批孔，不仅批岀了大团结，而且科技研究、战备、包括家属工厂、幼儿园等全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被科委在各单位推广经验。后来毛主席去世后，张爱萍篡权后，派来一位武斗司令常勇为组长的“工作组”，把我作为“以李敏为女头子的‘四人帮’小帮派骨干分子”进行迫害（注：中央定性为天大的冤案），可以说他们被我们所广大干部和群众强烈抵制得狼狈不堪，到处遭群众拍桌子指责，尤其企图召开支部大会通过他们捏造的对我的“处理决定”，即便对每个党员做工作也无效，而党员集体罢会，支部大会没开成而告终，党委不肯盖公章……。这在我们党史上都罕见，把张爱萍一伙气得气急败坏：为什么对恽仁祥处理不下去？说明了我们的批林批孔运动，正确处理了内部矛盾，大家从思想上总结了聂荣臻制造假案吸取的教训，政治思想水平有了大的提高，张爱萍这伙政治骗子无法混下去。我如实告诉大家：“工作组”内部多数人认为文革中像我们所在各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并不简单也不多见。聂荣臻、张爱萍对我们所的破坏，可以说谁来收拾，已不可能恢复到本人主持工作创下的那么好的局面。我讲这话，决非吹牛，经得起任一级组织核查，如果我说了假话，愿接受任何处分。

介绍了上述这段历史，我们再回想遵义会议，毛主席为什么不清算王明给党造成那么严重的极左路线问题？是多么有意义。特别是我前面介绍的，在文革中“非常革命”的同志，压力一来，很快就屈打成招乱招供，其中一条重要原因是有些人顺利时狂热，唯我独革，结果露了不少小辫子让人抓在手里，一经逼供就无法招架，在“争取宽大处理”诱惑下，只好不惜坑害旁人而开脱自己乱招供。我奉劝一些唯我独革的朋友，冷静地从中吸取点教训。我愿同某些“唯我独革”的朋友共勉：我们千万要防止成为“子系中山狼……”，更不要学邓小平老虎屁股摸不得，不要认为真理都在自己手里，夹点尾巴做人好。最后让我们共同认真温习毛主席一段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并共同重温文革期武汉“七二0事件”后，毛主席对周总理说(大意)：任何人，不可把自己估计过高，包括你和我，事物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随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只能正确认识它，因势利导。从此，中央一改“支持左派”，而强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而搞成势不两立的两派；解决群众组织大联合，唯一的办法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人家的缺点让人家自己讲，求大同存小异……。很快全国性群众大联合，解散群众组织，九大顺利召开。某些人只强调文革初期的“支左”，无视毛主席在实践中随时调整一些政策，以更贴近实践。一些搞内斗的往往用实用主义，静止地一成不变地选择某段符合自己需要的语录为自己错误行为辩护。

重温文革这段历史，对某些大谈“革”与“保”的朋友可能有点意义。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建议：毛派山头林立，基本知识分子一统天下，各山头认为该批谁你就批，但不要强加给别人，挑动什么“革”与“保”的内斗，对与错由自己负责。我赞同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更要敢于承担责任。

                     恽仁祥     2015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