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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既然“我们党在思想认识到政策实践”，如肖枫所说的那样，那么，在这个党领导下的方方面面上上下下也就自不待言。
正如肖枫此书所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理论界的一大奇景，就是一大批原先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者，或是自觉，或是被迫，纷纷转向，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下，闭着眼睛说梦话，昧着良心说瞎话，把整个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糟蹋得不知所以，“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前此，笔者在《“跟着美国”，“筑梦天下”——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一文中，提到过《苏联解体之后 对119个问题的思考》一书的主编者，他盛赞苏联和东欧诸国与“斯大林——苏联模式”决裂，“朝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方向的体制转型”、“朝着人类社会创造的共同文明和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他又称：“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有关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不要苏联模式，而必须扬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就是此公，于2013年7月8日和15日，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了两个整版的宏文，题为《苏联第一个改革者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
此文劈头就宣称：“上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时，‘九评’把赫鲁晓夫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的物质刺激、利润原则、改变官僚主义的农业计划制度等，都说成是苏联在复辟资本主义，是修正主义。
对赫鲁晓夫的批判给中国的影响是强化了斯大林模式，理论上更加教条化。更为不幸的是，大论战和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为文化大革命做了理论、舆论和政治准备，最后把中国带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全国上下到处抓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
如何评价赫鲁晓夫与他推行的改革，在我国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围绕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对若干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随后，他引用了格鲁弗·弗一书中所批驳的那类谎言为依据，声称：“苏联要向前发展就必须对斯大林体制模式进行改革，因此，‘非斯大林化’成了赫鲁晓夫上台后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也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一个主要标志。”
因此，他在苏共二十大作的“秘密报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促进了思想解放，活跃了理论研究，从而为推动改革创造了条件。”“那种把苏共二十大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说成是‘苏共蜕变的发端’、‘苏共的蜕变是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开始的’等观点，实在不符合历史事实”，云云。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此公还借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说为赫鲁晓夫脸上贴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没有一位世界领袖人物的成败能像赫鲁晓夫的成败如此急剧地和决定性改变历史的进程。”
将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诸如此类的论调，与美国历史学家格鲁弗·弗所著一书中“作为学者”的严肃论述加以比较，再将之与我们所面对的现实状况相对照，其究竟是什么东西，当不难鉴别。
更要紧的是，此公所作所为，表明赫鲁晓夫阴魂不散，其在中国的门徒依然大有人在，而且往往位高权重、声名显赫，不可小看。警惕啊，人们！
（七）
据报道，今年伊始，中纪委推介了“新年第一书”——美国杜兰特所著《历史的教训》 。
其实，何必舍近就远、舍本逐末，用心虽然良苦，却使人不着边际、不得要领呢？
要知道，历史的教训近在眼前，就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来近60年间，就在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6年间，就在我们每日每时面对的国内外形势中间。
对共产党人来说，历史的教训，莫大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转型”、资本主义大复辟，国际共产主义大倒退。而其根源，就在于背弃马列主义、背弃毛主席当年提出的一系列原则，使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获得了领导权，他们又利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某些论述，“以‘左翼’面目掩盖其所宣扬的不同的方向的政治思想和方针”，“掩盖其背叛行径”。
所以，当务之急，应该是组织全党，重新学习“九评”，并辅之以格鲁弗·弗所著《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一类读物，重新启发无产阶级革命觉悟，重新组织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重新聚集无产阶级革命力量，重新振奋无产阶级革命斗志，“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不知中纪委以为然否？
（2015年3月28日）
（责任编辑：新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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