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

2012-3-9 17:30| 发布者: 五百二| 查看: 1142| 评论: 2|原作者: 甄岩|来自: 赐稿

摘要: 　　中国向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仅是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建立80多年来，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半个多世纪里，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在革命转变的各个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一条路线：坚持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变 ...

　　中国向何处去？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仅是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

　　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建立80多年来，尤其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半个多世纪里，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在革命转变的各个关键时刻，在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存在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一条路线：坚持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这是毛泽东所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

　　另一条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取消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实行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以引导革命到失败；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使中国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这是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一直到刘少奇（其夫人王光美和儿子刘源所著书中也承认刘和毛是两条对立的路线）等，一脉相承地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而刘邓则是这条路线最集中的代表。

　　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决定着中国革命两种截然相反的前途和命运。中国革命，正是在这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在毛泽东思想和他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披荆斩棘，胜利前进的。

　　这个斗争的本质，就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斗争的集中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也就是由哪个阶级来实行专政的问题。

　　一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集中点，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集中点，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在他的伟大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中，劈头提出的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他在这篇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著作中，全面地、深刻地、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历史经验，科学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正确地指明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他说：“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毛泽东严厉驳斥了那种妄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他明确指出：从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来看，如果有人梦想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只能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变成帝国主义反动世界的一部分。毛泽东痛加驳斥的，不仅是早已臭名昭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明，而且也包括刘少奇在内的领导人。

　　刘少奇是一个老牌的机会主义分子。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他的论调就同陈独秀的论调一模一样。他指责无产阶级革命派，说什么实行夺取政权，“以中国现在的情势看来，这样幼稚的无产阶级当然说不上马上就拿来实行。既是很远的事实，也用不着说很多的话来讨论它。”（1）“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不久，他又在武汉直接追随陈独秀，命令工人纠察队向国民党交出几千枝枪。并且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召集的会上，去报告所谓“湖北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之意义和经过。”（2）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他又同毛泽东唱反调。他吹捧蒋介石是“革命的旗帜”；还说“我以为中国革命能在国民党三民主义这面旗帜下进行，至少是民主革命这一段，要比用其他的旗子顺利得多”（3）。他接着恶狠狠地说：“我们为什么不说是实行三民主义，而硬要另搞一套呢？”（4）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美帝国主义利用它的走狗蒋介石，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此时，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正在进行着殊死的斗争，这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政权的问题以更加尖锐的问题提到了无产阶级面前。毛泽东及时地向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这一点。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篇演讲中，指出：“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这个时期如果有机会主义的话，那就是不力争，自愿地把人民应得的果实送给蒋介石。”毛泽东还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毛泽东在这里批判的机会主义的代表，不是别人，就是刘少奇。他在中国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大决战的历史关头，又一次提出他投降主义的主张。他鼓吹什么“中国革命主要的斗争形式已变为和平的、议会的，斗争是合法的群众斗争和议会斗争”（5）。要我们党向蒋氏完全交出军队，交出武装，“成为国军、国防军、保安队、自卫队”，在军队中“取消党的组织”，要我们党“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指挥，统一于国防部”（6）（:按：即国民党的国防部）。他还说什么：要“会作选举运动，要大家投你的票”，“我们成为政府党（即国民党政府的党）之一，不是在野而是在朝了，有些人要去作官。中央政府的官，一九二七年作过，人家一打取消了，这次作不会一打取消的”（7）。这真是毫不遮掩的道出了他内心的秘密！

　　无产阶级的叛徒右翼社会党人、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都是以鼓吹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出卖无产阶级的利益，来充当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装饰品和帮凶的。刘少奇和他们是一路货色！如果说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在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有了120多万军队，220多万民兵，并且已经在一亿三千多万人口的地区内建立起人民政权的时候，还要把人民的政权、人民的军队双手交出去。这种叛卖行径，就更加显得卑鄙！而且，也正是在这时，在法国、意大利就有这样的“共产党”的头头，例如多列士、陶里亚蒂之流，在那里以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胜利果实同资产阶级作政治交易。他们向资产阶级交出几十万支枪——无产阶级的革命武装，来换取资产阶级国家“副总理”之类的一官半职，成了历史的罪人！

　　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毛泽东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顶住了国际范围内投降“交枪”的逆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正是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沿着正确的方向，紧握枪杆子，冲破一切阻力，终于赢得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历史对党内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作出的无情判决！

　　二

　　新中国的建立，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斗争，归根结底，是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这篇光辉文献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随后，毛泽东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讲话中又指出：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在此大转变时刻，刘少奇又提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8），其实质是为把中国引向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斗争。他说什么“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9）；“剥削的越多功劳越大”，“这个历史功劳是永垂不朽的”（10）等等；他还主张在农村发展和长期保存富农经济。在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已经彻底破产后，他仍然提出了一条走资本主义的路线。而他却竭尽全力反对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什么：“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11），要花二十年、三十年，时间说法不一，反正要和资本家合伙几十年，先实现工业化，再搞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将来工业化了，工厂多了，出产的东西多了，那就要搞社会主义了。”（12）总之，“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13）。所谓“工业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这里，他处心积虑向往的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事实上，他这一套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正是前苏联建国初期被列宁、斯大林粉碎了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老修正主义者的“生产力论”的破烂。他根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根本否认工农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他眼里只有那些资本家先生们，要依靠他们去建立“永垂不朽”的“功绩”，建设他的资本主义“理想国”。

　　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请看他下面的这段奇文：“现在，在新民主主义当中，你们这些资本家可以充分发挥你们的积极性，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怎么办呢？上次我对宋裴卿先生（:按：原天津东亚毛纺厂经理，顽固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被刘少奇吹上天，不久，即逃亡国外）谈过，我说：‘你现在才只办一个厂子，将来你可以办两个、三个。。。。。。办八个厂子；到社会主义的时候，国家下个命令，你就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的，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行，然后，国家把这八个工厂还是交给你办，你还是经理，不过是国家工厂的经理，因为你能干，再加给你八个厂子，一共十六个厂子交给你办，薪水不减你的，还要给你增加，可是你得要办好啊！你干不干呢？’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将来召集大家来开个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头，一定是眉开眼笑的来开会。”（14）

　　妙极了！这就是刘少奇的“社会主义”！新老修正主义者不是都说什么要“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吗？这就是一个活灵活现的标本。按照他们的这条路线倒是千真万确的“长入”了资本主义！30年后他们就是按照这条路线“改革”的！

　　刘少奇极端反感无产阶级专政。”他说什么“工人阶级也是有不可靠的。”“不要以为依靠工人阶级就没有问题”（15）。他反对和抹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以限制和反限制为主要形式的阶级斗争，公然要“七八年内不要限制，对国家、对工人、对生产都有利”（16）。还宣扬：“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有钱大家赚”（17）。他甚至公开号召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作“斗争”，说：“你们必须要和工人斗争，如果不斗，将来你的厂子被工人斗垮了台，那时你就不能怪共产党不好”（18）。

　　他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破坏农业合作化，诬蔑带头要求组织起来的贫农不过是破了产的“不能去单干的贫农”（19）；诬蔑要把互助组提高到合作社的主张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20）。他伙同少数机会主义分子，大砍合作社，先后砍掉20万个。他甚至说“什么是放任自流？雇工，单干，应该放任自流，让他都有三匹马一副犁就很好，对于不让雇工不让单干的不能放任，对于干涉有三匹马的不能放任。”（21）就这样，他只许富农有发展剥削的自由，不许贫下中农有组织起来互助合作的自由，企图把广大农村变成富农的天下，变成资产阶级反抗无产阶级的阵地。政权，从来就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如果这个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政权不去发展社会主义，却去发展资本主义，不去限制资产阶级，却去限制无产阶级，不去限制富农，却去限制贫农，不去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却去同无产阶级作“斗争”，从而根本放弃它应有的镇压资产阶级反抗，捍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职能。这样，新中国政权的性质不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吗？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三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不是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究竟应当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这是一个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又一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这些划时代的光辉文献，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深刻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崭新的毛泽东思想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

　　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刘少奇却极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什么在我国再也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了，“资本家、地主、富农都将进入社会主义”（22）。“以后，革命斗争也没有了，土地改革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改造也没有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再没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给我们消灭了”（23）。

　　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完全是欺人之谈。这同赫鲁晓夫之流用来篡党、篡国的“全民国家”、“全民党”是一路货色，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背叛！刘少奇就是要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烟幕下，麻痹中国共产党人，麻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向无产阶级发动猖狂进攻，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在这个时期，他有时在台前，有时在幕后，一次又一次地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还在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大肆进攻之前，他就说什么“没有一种绝对好的制度”，“认为只有我们的制度是好的，别的都不妥当的，那是不好的”（24）。他鼓吹资产阶级的“两院制”，:说：“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一点上议院、下议院的性质”，“不过宪法上没有规定”（25）。妄图把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变成资产阶级的上议院和下议院，这和章罗联盟的“政治设计院”完全是一个调调。尤其是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更是疯狂地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猖狂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他一方面利用处在一线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机会从极左的方面大刮“五风”，破坏伟大的大跃进运动；另一方面，出现了暂时困难之后，他又伙同邓小平等人，从右的方面疯狂攻击大跃进，大肆叫嚷：我们的经济临近了崩溃的边缘，目前“不是大好形势”（26），“经济失调”（27），“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工农联盟发生了很尖锐的矛盾”；并煽动说：现在农民的心情“不舒畅”，工人的心情“不舒畅”，干部的心情“也不会舒畅”（28），等等。他还大肆叫嚷：“要有反对派，人民中间也好，党内也好，要有公开的反对派”（29），这样来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而大造舆论。他鼓吹“三自一包 ”，大刮单干风，说什么“工业上要退够，农业上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单干！”（30）“社会上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可怕。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31）。并且公然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国际斗争中，他极力推行“三和一少”路线。说什么要同美国“发展友好关系”（32）；赫鲁晓夫“不可能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赫鲁晓夫反对帝国主义是“真的”，“我们要同他们联合”（33）；他公然要缅甸共产党放下武器，说：“可以不要这些武器，可以埋在地下，或将部队改变成国防军”，和政府合作（34）。

　　1962年8月，他又把那本脱离实际阶级斗争，阉割无产阶级专政，叫人越养越修的《修养》重新出版，成为当时为资本主义复辟培养“驯服工具”而制造舆论的“主题歌”！

　　所有这些惊心动魄的斗争事实说明，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被基本摧垮以后，刘少奇他们是反对的，他们一有机会就企图通过先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来搞“社会主义”。特别是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们认为时机到了，急于收罗“反对派”，以反对毛泽东领导全党所进行的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来发展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他们的这条路线已为1978年以后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所证实。刘源在他回忆刘少奇的“大作”中，是公开承认：刘和毛是两条不同的路线，而刘所主张的路线就是邓所推行的“改革”路线。其实践的结果，也必然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在农村，就会出现阶级大分化；在城市，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也会大量出现；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就要受“二遍苦”，重新坠入做奴隶、当牛马的苦难生活；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将彻底破坏，无产阶级政权就要根本变质，历史就将重新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老路上去。这是一幅多么危险的情景啊！

　　1962年，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预见到了，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全面大反击的号角。他亲自领导了“四清”，“五反”，“社教”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至今还不能公开说明的原因，文化大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然而，“一石激起千层浪”，你只要看看现在千千万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老干部、老将军，以及亿万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各行各业广大群众的英勇抗争，就会一目了然！

　　四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建设自己的国家，同样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

　　一条是以前苏联赫鲁晓夫为代表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只强调物而忽视人。即所谓搞物质搞机器，搞物质刺激。这条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抹杀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照这条路线走下去，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而只能走向资本主义。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条路线的狂热鼓吹者。到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崩溃了，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刘少奇也企图在中国亦步亦趋推行这条路线。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一条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1949年，毛泽东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提出了要“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逐步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道路。1956年，毛泽东开始艰辛地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他经过调查研究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奠基之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集中反映了我国七亿人民的坚定决心和伟大智慧，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崭新局面。由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还没有充分认识，还没有懂得它的客观发展规律，广大干部和群众还没有得到一整套具体工作路线和办法的教育，因而，犯了“刮五风”的严重错误，遭受很大惩罚；毛泽东最早觉察这一严重问题。为了纠正这一严重错误，他提出“关于读书的建议”，并带头组成学习小组，结合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认真研读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人编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第三版），边学边议；毛泽东作了大量的批注和谈话，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与实践（40年后，邓力群整理出版了《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同时，他还亲自主持召开了六次党中央的各种会议，批“左”，总结经验教训（由于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此评价左右不一，我认为彭干扰了纠错）。为克服严重的困难局面，他号召：把一九六一年变成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重新出版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献（毛泽东很看重此文，此文写于1930年5月，因战争丢失，在50年代后期找到，他认为是找回了丢失多年的“孩子”，可见他之看重！）他认真总结了大跃进中先进企业创造的建设经验，提出了同苏联“马钢宪法”相对立的“鞍钢宪法”，确立了五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命。1963年，毛泽东又提出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指明了建设我们国家的正确航道。

　　毛泽东的这条路线，，强调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用革命化来领导机械化，“抓革命，促生产”。正是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保证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江山不变颜色。

　　建国以来，在我国经济战线上，这两条路线一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就是：要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斗争的实质，归根结底，是搞社会主义经济，还是搞资本主义经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毛泽东领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从来都把人的思想革命化放在首要地位。他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办法有千条万条，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抓好政治思想的革命。这一条搞上去了，粮、棉、油、钢铁、煤炭、“两弹一星”，尖端科学，等等都能搞上去。这一条搞不上去，什么都上不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给群众，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根本保证。

　　而那些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们却反其道而行之，竭力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污蔑我国领导经济建设的办法是“超经济的办法”。他们还恶狠狠地指责说：“为什么非按行政办法管理，不按经济办法管理？”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不属于一定的政治的单纯的经济。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不会是真空的。任何部门、任何领域，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就必然是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思想挂帅。其结果必然是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再来剖析一下他们所谓“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药方，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这就是“利润挂帅”。即“一切为了赚钱，赚钱就是一切”。而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后，则公然宣称“一切向钱看”。它竟成了“香花”，成了某些人追求的“真理”！为了赚钱，可以不要国家统一计划；可以不顾人民利益，搞出种种损人利己、投机诈骗，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勾当来。正因为如此，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用国家的财富，人民的利益，造就了极少数亿万富翁、千万富翁和百万富翁！形成了货真价实的官僚、买办、垄断资产阶级和相当数量的中等资产阶级！

　　这就是铜臭熏天的“物质刺激”。他们用资本家的腔调说：“老老实实劳动的好好奖励一下”，“不加点钱，生产积极性不够，不好好给你生产”。他们用极端狭隘自私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来腐蚀群众，使之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这就是“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典型的“有奶便是娘”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也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帝国主义。难怪，他们的真实心态，就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这就是“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其实质，仍然如他们在过渡时期所坚持的，反对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继续搞他们的私有化。毛泽东生前他们未能实现，毛泽东死后仅两年后，他们所推广的“小岗”改革经验，即所谓“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单干！就是私有化！——小岗村正是在他们这条路线指引下，走进了根本不能致富的死胡同！小岗村从痛苦的经历中惊醒了，当年领导他们“包产到户”的领导成员之一的严俊昌（曾任村党支书），近几年曾三次率领村干部到河南南街（它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参观学习。他们发自内心的感受:是：过去的路走得不对，今后要向南街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还有所谓“先富论”，“股份制”，给“三资”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以特殊优惠政策，等等；而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则采取高税挤压、关停并转等等手段扼杀之。这是更加公开地明目张胆地复辟资本主义道路！

　　总之，所谓“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说穿了，就是让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支配一切，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一切。使中国重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到那时，愁眉苦脸的资本家又将眼笑眉开，已经翻身当家做主人的工人农民又得当牛做马，一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将重新在成千上万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建筑起他们的“天堂”！请看：今天活生生的现实不就是这样吗？！

　　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群众的革命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就必须发动和依靠最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要不要依靠人民群众，这是实行不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两条经济建设路线根本对立的一个重要方面。

　　刘少奇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十分反感革命的群众运动，竭力鼓吹“一长制”和“专家路线”。1949年，刘跑到天津，对国营企业职员说：“你们是国家在工厂中的组织者”，搞建设要“特别依靠厂长、工程师和技师”。而他对人民群众，认为只是服从支配的“劳动力”；对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则指责为“一轰而起”。因而，他们极力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

　　他们这样干（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就是这样干的），不仅束缚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阻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且使少数干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同工人群众处于对立的地位，逐步演变成为骑在群众头上的官老爷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使社会主义企业逐步变质。

　　这就是我国两条根本对立的经济建设路线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蜕变必然导致政治上的资本主义复辟。刘少奇们多年来在经济战线上鼓吹的自认为一套“最好”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在毛泽东生前，他们未能得逞；毛泽东身后，在80年代以后的“改革”中，他们就是在这条路线指引下，变成了现实。今天的结局已昭然若揭：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蜕变为私有制占主体的，名义上是社会主义而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而经济一旦蜕变，必然会逐步地使我们党，我们国家都改变颜色，在整个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也就为期不远了。因而两条经济建设路线的斗争，实际上仍然是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中国命运的斗争。

　　结束语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当代，最强大的精神力量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强大的战斗力，就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那种只看到物质力量的人，在战争年代，就会被敌人的一两件新式武器吓得浑身发抖，无耻地屈膝投降；在建设时期，就会迷信洋人，跟着洋人的脚印爬行，服服贴贴地做洋人的奴隶。而我们坚定的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会变得最聪明、最勇敢，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力量，就会极大的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注：

（1）《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1923年8月20日。

（2）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5日。

（3）〈〈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1942年10月10日。

（4）同上。

（5）〈〈时局问题的报告〉〉，1946年2月1日。

（6）同上。

（7）同上。

（8）〈〈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11月4日。

（9）转引自〈〈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10）〈〈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5月12日。

（11）〈〈在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