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苏俄妇女解放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20世纪初，以早期共产主义者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积极介绍和传播苏俄妇女解放观，并将它们与欧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进行了区分。同时，这种思想观念也影响了受共产国际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使之随着共产国际妇女运动指示的变化而改变。中共早期"苏俄模式"的妇女政策，由于脱离中国实际而收效甚微。然而，这一教训有助于后来中共制定中国特色的妇女政策，并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妇女理论。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妇女政策一直深受苏俄与共产国际的影响，并随着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路线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影响起源于十月革命和五四期间中国一批早期共产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对苏俄妇女解放运动的介绍与传播，随着早期共产主义者接受苏俄无产阶级的妇女解放观，奠定了中共早期妇女运动追随共产国际路线的基础。以后又随着共产国际对中共革命路线的直接指导，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中共的妇女运动方针与政策。然而，对这一问题，学界少有研究。事实上，研究中共早期妇女解放思想和政策是我们深入认识中共党史的重要方面。尤其当前在引进国外性别研究理论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建构中国本土的妇女研究理论，因此，吸取中共早期制定妇女政策的经验教训，将国外妇女运动的经验与本土妇女解放的特点相结合，是形成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道路和妇女理论的重要条件。

　　一、早期共产主义者对苏俄妇女解放观的传播

　　在苏俄妇女解放运动传入之前，中国人追求的妇女解放目标是走欧美资本主义女权运动的道路。早在19世纪末中国人就开始接触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妇女生活和女权运动。创刊于1898年7月24日的《女学报》是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该报向国内妇女介绍了西方国家妇女的婚姻、教育和参政活动。到20世纪初，随着出洋留学热潮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一批以留日学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通过发表文章和创办报刊来宣传欧美女权运动，掀起了一股传播西方女权学说的热潮。马君武是他们之中系统介绍西方女权学说的第一人。1902年马君武翻译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女权篇》，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西方女权思想的译著。该书集中介绍了斯宾塞关于妇女权利的划分和认识。第二年，他又发表了题为《弥勒约翰之学说》的文章。文章第二部分介绍了约翰•穆勒的《女人压制论》(现翻译为《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向国人展示了穆勒"力主男女同权之说"的观点。与此同时，他还向国人介绍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女权思想--第二国际的《女权宣言书》以及对女权的划分，但是他没有注意社会主义妇女思想的重要意义。结果，国人更多地关注了他对西方女权学说的介绍，而忽视了他关于社会主义女权思想的摘录。

　　不久，受马君武影响的柳亚子、金一、陈撷芬等人都纷纷撰文或著书，大谈女权，以致"女权"一词成了进步知识界的流行语。金一在1903年写成的《女界钟》一书最具代表性。他明确指出写作此书是受到西方人权观的影响，并以西方女权为借鉴，提出中国妇女权利的思想。同时，金一也提到了第二国际社会党人妇女权利的主张。他说："吾读社会党史，而知其实行男女同权之主义。"①然后，金一几乎一字不差地照录了马君武介绍的第二国际社会党在布鲁塞尔发表的女权宣言，然而仍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反而在国外，一些中国留日学生介绍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妇女思想。1907年左右，以何震为代表的中国最早一批接受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人，在日本东京创办了《天义报》。该报向国内介绍了无政府共产主义思想，其中就涉及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部分理论。例如，1908年《天义报》第16卷至19卷合册上发表了志达的《女子问题研究：因格尔斯学说》一文，就是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摘译。这些介绍并没有在中国引起太多注意，不过向中国进步知识界传播了关于共产主义妇女理论的最初信息。西方女权学说和欧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却在20世纪初得到广泛流传。当时颇有名气的《女子世界》②杂志形象地描述道："弥勒•约翰，斯宾塞尔'天赋人权'、'男女平等'之学说，既风驰云涌于欧西，今乃挟其潮流，经太平洋汩汩而来。西方新空气，行将渗漏于我女子世界，灌溉自由苗，培泽爱之花。"③当时，许多宣扬女权的妇女刊物也应运而生。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一批反封建的民主志士也以欧美女权思想和运动为武器来破除封建的纲常礼教，积极介绍欧美女权运动，其中以吴曾兰、胡适和李达的文章最具代表性。吴曾兰在其《女权平议》的文章中开头就说："欧洲自卢梭、福禄特尔、穆勒•约翰、斯宾塞尔诸鸿哲提倡女权，男女渐归平等。"④然后号召中国妇女学习欧美女子，起来争男女平权。胡适的《美国的妇人》一文，分别从美国妇女教育、职业、婚姻三个方面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妇女独立自主的生活和权利⑤。李达的《女子解放论》一文，是当时介绍西方女权运动的力作。他说："近代妇人解放得最早的，莫如欧美各国。"⑥五四运动爆发后，先进知识分子又将欧美女权运动的介绍与之相结合，由舆论的鼓噪演变为行动的模仿和实践。一时间以"新女性"形象为标志的欧美妇女解放模式，成为当时中国妇女追逐的榜样和目标。

　　毫无疑问，在苏俄妇女解放运动传到中国之前，欧美女权运动无疑是中国知识界看到的当时最先进的妇女解放模式。李达曾指出，欧美各国"未解放以前的女子，与我国今日的女子是一样的，所以我国提倡女子解放，不可不学欧美各国的样子"⑦。当然，这与欧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起源早有关系。

　　直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以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为代表，开始关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道路才广泛受到国人的注意。据材料显示，李大钊作为最早介绍苏俄社会主义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于1918年11月15日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发表的《Bolshevism的胜利》，大约可以算作最早提到苏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文章。他不仅提到苏俄政府中男女同样工作，而且还首次提及救济部女总长郭冷苔(现译为柯伦泰，后为共产国际妇女书记处负责人之一)。1919年起，介绍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和苏俄妇女解放运动的信息日益增多，以《新青年》《每周评论》、上海《民国日报》及其副刊《妇女评论》《东方杂志》《少年世界》为代表的刊物纷纷登载介绍苏俄妇女解放的文章，如1919年2月15日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战后之妇人问题》，1919年4月，上海《民国日报》发表的《劳农政府治下之俄国：实行社会共产主义之俄国真相》，1919年7月赵叔愚翻译并发表在《少年世界》上的《列宁对于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等。进入20年代，早期共产主义者介绍苏俄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更多。代表性的有：李汉俊翻译德国倍倍尔所著《社会主义与妇女》的部分章节，名为《女子将来的地位》，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震嬴翻译的《俄国与女子》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5号"俄罗斯研究"专栏上;李达翻译的山川菊荣著的《劳农俄国底结婚制度》发表在《新青年》第8卷第6号上;李达翻译《劳农俄罗斯中劳动底研究》的部分章节，名为《列宁底妇人解放论》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李大钊在1922年1月18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上发表《现代的女权运动》;此外，还有《东方杂志》发表的恽代英翻译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

　　他们在翻译介绍苏俄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理论时，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并以此来分析和认识妇女问题。他们一致认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变更导致了妇女地位、家庭制度的改变，所以男性对女性的压制是由私有制这一根源所决定，妇女的解放只有通过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来实现。

　　从李达翻译的《列宁底妇人解放论》一文来看，文章揭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妇女的奴隶地位，高度赞扬了苏俄妇女的解放："当最近十年之中，在全世界的民主党，绅士阀共和国的指导者之中，能够做到像俄罗斯一年间所实现的妇女解放事业的百分之一的，一个也找不到。"⑧

　　震嬴翻译的《俄国与女子》的文章也颇有代表性，全文包括六个部分：苏维埃俄罗斯的劳动女子、家庭和雇佣的女工、苏维埃俄罗斯的女工、俄国(布尔塞维克主义)和劳动女子、俄国赤军中的女子、俄国女工的状况。文章不仅介绍了"劳动的女子和农村的女子对于劳务大有助力"，而且"中等社会的妇女和农家的妇女对于各种机关，非常活动"。⑨

　　慰慈的《俄国的婚姻制度》一文则较早地关注了苏俄妇女的婚姻解放。全文分结婚法和离婚法两部分，简洁介绍了俄国不同于欧美的独特的婚姻制度，重点强调了实行非宗教结婚的礼式，俄国"革命以后，教堂的势力完全扫地......新法律第一条就说：从今以后，俄罗斯共和国只承认民事的结婚"⑩。

　　李达翻译的《劳农俄国底妇女解放》一文，是当时最全面介绍苏俄妇女各方面情况的代表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对苏俄妇女解放程度的赞扬，苏俄"劳动妇人的运动，已达到最广的范围，有很大的政治的势力"(11)

　　李大钊的《现代的女权运动》一文，不仅赞扬"苏俄劳农政治下妇女享有自由独立的量，比世界各国的妇女都多"，而且还首次介绍了苏俄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妇女活动，"第三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于1920年指定Clara Zetkin(克拉拉•蔡特金--笔者注)为妇女共产党的国际的书记，计画着开一国际共产党劳工妇女会，示全世界劳工阶级妇女以正当的道路，以矫正大战开始后1915年在Berne(伯尔尼--笔者注)开的第一次国际妇女大会的错误"(12)。

　　这些介绍可以说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新型的妇女解放模式，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尤其是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区分西方两种不同道路的妇女解放运动，并转而主张走无产阶级妇女解放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早期共产主义者对西方妇女运动性质的区别

　　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大量介绍苏俄妇女解放运动时，看到了西方两种不同的妇女运动--欧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和苏俄妇女解放运动，在对它们进行比较之后，发现了它们之间的差别与优劣。他们开始认识到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妇女运动，并将它们区别为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或者称之为第三阶级的妇女运动和第四阶级的妇女运动。

　　最早区分欧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和苏俄妇女运动的是李大钊，他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中指出，英国女权运动的要求"都是与中产阶级的妇人最有直接紧要的关系的问题，与那些靡有财产、没受教育的劳动阶级的妇人全不相干。那中产阶级的妇人们是想在绅士阀的社会内部有和男子同等权力。无产阶级的妇人们天高地阔，只有一身，他们除要求改善生活以外，别无希望"。这"两种阶级的利害，根本不同;两种阶级的要求，全然相异。所以女权运动和劳动运动纯是两事"。(13)这种区分显示李大钊已经意识到欧美女权运动和苏俄妇女运动是两种阶级的运动。

　　毫无疑问，李大钊这种认识和划分开始引起其他共产主义者的关注，随后田汉在《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一文中，就专门对西方国家各种妇女运动的性质作了划分。他将妇女运动分做"君主阶级"、"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劳动阶级"四种类型，认为女皇和女王掌政是第一阶级的妇女运动，"中世纪各国贵夫人之操纵政局，也是第二阶级的妇人运动之表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勃兴后，各国随之而起的女权运动，便是第三阶级的妇人运动"，"真正彻底的改革论者便是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或谓之为'妇人的劳动运动'"。田汉认为，第三阶级的女子虽然与第四阶级的女子性别相同，但实际上"利害根本不同"，反而是"第四阶级的女子和第四阶级的男子利害根本相同"。显然，在李大钊认识的基础上，田汉又进一步深化了对女权运动的认识。他把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称为第三阶级的妇女运动，把劳动阶级的妇女运动称为第四阶级的妇女运动。他看到了劳动妇女首先属于劳动阶级，自然要将阶级革命放在第一位。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在根本利益、目标和方式上的不同。(14)

　　之后，陈望道的《我想》一文进一步阐述了田汉关于第三阶级妇女运动和第四阶级妇女运动的认识，并对两种妇女运动作了更明确的辨别。他说："我觉得'女人运动'共有两大类：一是第三阶级女人运动;一是第四阶级女人运动。第三阶级女人运动，就是中流阶级的女人运动;第四阶级女人运动，就是劳动阶级的女人运动。这两类运动，宗旨很是不同，万不能混淆牵扯。简括说来，第三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在恢复'因为伊是女人'因而失掉的种种自由和特权;第四阶级女人运动，目标是在消除'因为伊是穷人'因而吃受的种种不公平和不合理。所以第三阶级女人运动，是女人对男人的人权运动;第四阶级女人运动，是劳动者对资本家的经济运动，宗旨很是差异，要求也不相同。"在这里，陈望道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妇女由于不存在经济上的阶级压迫，她们只是单纯地要求妇女权利，其运动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权运动。而劳动阶级的妇女运动首先要求的是经济解放，不是单纯要求性别平等的女权运动。他进而指出了当时欧美的女权运动和正风行于民国的争取各种妇女权利的运动都属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并警告说："这种运动完全达到目的，得到的也只是有产阶级里的男女平等，却并不是'人类平等'"，与劳动妇女毫无关系。因此，他反对"专致力于第三阶级的女人运动，将第三阶级女人运动看作女人运动的全体"。(15)他注意到妇女的社会(阶级)属性，认识到了从来不存在超越阶级/阶层的妇女，所以欧美女权运动不能泛化为囊括各阶级/阶层的妇女运动。

　　陈望道同时还看到了一般劳动妇女运动后起的现象。他说："第四阶级女人运动，无论那国，都发生在男人劳动运动之后。"(16)对此李大钊也有同样的看法，他说："各国底女权运动，都发源于中流阶级，劳动妇女底运动比较的后起"(17)，但是，他们也知道"现在的中国男人还多不晓得劳动运动是怎么一回事，第四阶级女人运动自然更无希望了"(18)。这就指出了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劳动妇女运动还在其次。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对两种妇女运动进行性质的区分时，也注意到了阶级内部的性别歧视问题。陈望道认为：第四阶级妇女运动"是在驱穷。穷的不只女人，所以这种运动正该男女合力;不像第三阶级女人运动将男人作瞄准"。田汉说："普天下男子能尊重妇人，自任为女子之良友。""普天下女子自觉其'人生必要品之生产者'的地位，自任为男子之良友。"(19)李大钊指出："劳工妇女的运动亦不该与劳工男子的运动互相敌对，应该有一种阶级的自觉，与男子劳工团体打成一气，取得一致的行动。"(20)这些认识其实就是要求无产阶级不要有男女间的性别歧视。

　　应该提到的是，这些早期共产主义者划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和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理论，也直接受到了当时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妇女理论家山川菊荣的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区别之后，早期共产主义者对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与认识，几乎一致认为，中国妇女问题的彻底解决，必然要进行劳动妇女运动。

　　大约从20年代初起，他们就明确提出了女权运动应该移到第四阶级的号召。以王剑虹的《女权运动的中心应移到第四阶级》的文章为例。文章首先对五四以来的中国女权运动进行了反省，"女子解放运动，从五四闹到现在，而关于事实上实际运动，女子的成绩还很少"。然后王剑虹指出了许多中上层阶级的女子压迫无产阶级女子等事实，明确说："女权运动的中心，要移到无产阶级来"，"我们有觉悟的女子，应该组织团体，加入无产阶级革命军的前线，努力反抗一切掠夺和压迫，从根本上去改造社会，建设自由平等的、男女协同的社会"(21)。

　　他们不仅主张女权运动应该向下层劳动妇女移动，而且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和苏俄妇女解放理论的吸收，他们也主张上层与下层妇女运动相结合。李大钊明确指出："多数劳工妇女在资本阶级压制之下，少数中流阶级的妇女断不能圆满达到女权运动的目的。反之劳工妇女运动若能成功，全妇女界的地位都可以提高。"所以，女权运动应该与劳动妇女运动相结合。他列举了英美和澳洲上下层两种妇女运动结合取得成绩的例子，但是他也认为在阶级争斗剧烈的国家，"中流阶级的妇女运动与劳动阶级的妇女运动决然分离"。(22)

　　陈独秀在《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一文中直接提出了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的主张。该文是1921年1月29日陈独秀在广东女界联合会的演说词。演讲开篇就鲜明指出："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主义。""妇女问题虽多，总而言之，就是经济不独立。因经济不独立，遂生出人格的不独立。"他认为，社会主义承认男女皆有人格，要求男女都要做工，同等劳动，"所以必到社会主义时候"，妇女问题"才能根本解决"。(23)

　　综上所述，苏俄妇女解放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使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妇女问题上形成了如下共识。第一，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不是彻底的妇女解放运动，它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实质区别在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的对象是男性，目标是男女平权。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是为了推翻阶级压迫与摆脱贫穷，目标是阶级解放和男女平等。这种看法表明，当时早期共产主义者发现妇女具有女性和阶级双重身份，即妇女除了处于女性这个境遇外，她们还因为在社会经济地位中的位置，被划分到不同的阶级里，与同阶级的其他人处于相同的阶级状况之中。所以，他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利益相同的女性群体，它早已被阶级问题所分化。即女性群体本身是由不同阶级和不同种族的妇女所构成，她们会因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采取本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妇女的主张和要求不能反映和代表被统治阶级妇女的利益，反之亦然。那种将欧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看成是"女人运动的全体"的观点，只看到了女性在性别群体中的弱势状态，而忽略了女性在阶级等级中的身份及其对女性地位的影响。第二，性别解放与阶级解放有密切的关系。阶级解放制约着性别解放，而性别解放又从属于阶级解放。这显示出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发现了性别问题与阶级问题相互纠结的事实。他们通过介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接受和认识到了阶级不平等与性别不平等是同时产生的，这两种压迫机制也紧密相连。因为恩格斯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现在在大多数情形之下，丈夫都必须是挣钱的人，赡养家庭的人，至少在有产阶级中间是如此，这就使丈夫占居一种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24)这就是说，性别制度和阶级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存在一个因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多少而形成的社会经济的等级差异。这就决定了阶级问题是性别和阶级制度之中最根本的问题。当然，性别问题的解决必然离不开阶级问题的解决。尤其对遭受性别和阶级双重压迫的劳动阶级妇女来说，性别解放一定要随着阶级解放来进行。第三，中国妇女运动应该走苏俄式的劳动妇女解放的道路。早期共产主义者十分清楚中国的社会现实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欧美国家社会阶级矛盾较为缓和，所以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没有明显的阶级冲突，她们易于为共同的性别解放而团结起来。中国与革命前的俄国相似，充满了阶级斗争。剧烈的阶级冲突完全将性别群体分裂开来，形成了性别群体的公开对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妇女虽然都受到性别压迫，但是她们首先认同的是自己的阶级身份。而苏俄的妇女解放就是通过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来解决性别问题的典范，自然成了中国劳动妇女性别解放的榜样。第四，无产阶级内部应该消除性别歧视，站在平等地位彼此合作互助，以男子为主的革命离不开妇女，妇女更离不开革命。

　　然而，他们对妇女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局限。第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将性别问题和阶级问题相混淆。他们只看到了资产阶级女权运动是"女人对男人"的性别斗争，却忽视了无产阶级妇女性别解放的本质需求，而将它归结为"劳动者对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容易导致妇女问题简单化，即过分强调妇女的阶级解放，无异于在很大程度上将劳动阶级妇女运动等同于劳动阶级运动。在当时的背景下，虽然阶级解放决定和制约着性别解放，但性别在一定程度上是独立于阶级之外的，即女性问题有时会超出阶级问题的范畴，在阶级矛盾解决之后，性别的社会分工和性别意识形态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解决，这个过程比阶级解放还要艰巨和漫长。从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妇女问题的认识轨迹来看，实际上他们经历了从只关注性别解放到过度强调阶级解放的转变。过于重视性别解放而忽视阶级解放，会导致无法实现性别解放;过于重视阶级解放而忽视性别解放，也会更加分裂性别群体，加重性别的对抗。

　　第二，他们对无产阶级内部性别歧视现象认识不足。他们反对性别歧视现象是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出于无产阶级一致对敌斗争的需要，而不是直接源于解放女性的需要。因为一旦产生了阶级敌对的"危机现象"时，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女性总是被要求放弃对本阶级男性的敌视，以助手的身份来支持本阶级的革命，而不是谋求自己的权利。虽然在革命中，妇女的权利、地位和作用被彰显，但是她们的角色仍然被强烈地性别化。我们知道，阶级革命一直是男性控制的舞台，女性的参与并没有废除男性的权力和特权基础--根深蒂固的性别观念，反而有时起到了促进男性特权的作用，帮助掩饰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和女人与男人之间的矛盾，最终的胜利仍然保持了男性的中心地位。

　　可以说，这些认识和局限将会深深地影响中共早期妇女政策的制定，并指引妇女运动蓬勃发展。当然这不是中共自己的发明创造，而是从苏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借鉴和吸收而来的。在中共眼里，苏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成功实践，学习苏俄妇女运动，进而接受它的指导，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