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1945年4月23日开幕的党的“七大”，确定了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
以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为界，遵义会议迄今的80年，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大段。
我们看到，由毛主席领导的前41年多，正如肖华将军撰写的《长征组歌》中所咏：“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反之，毛主席逝世后近39年间，由于党的领导层背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告别革命，使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蜕变为“执政党”，“跟着美国”、“改革开放”，虽说创造了炫耀的“中国奇迹”，却掩盖不住一个血写的事实：“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国重新堕入于由美国主宰的“国际社会”（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亿万劳动人民随之重新沦落为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双重雇佣奴隶。
这样，遵义会议80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像遵义会议前在长征途中浴血奋战的红军战士一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你有方向，迷路时想你心里明。”
这样，毛主席逝世近39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重新觉醒，响应着多年前一些老革命者高喊出的口号：“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
这是不是遵义会议80年来、毛主席逝世近39年来最根本的历史启示？
（二）
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讲到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他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
“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
毛主席指出：“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毛主席认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的比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
总而言之，毛主席说道：“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在这个讲话中，毛主席特别强调过：“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毛主席这番讲话，在新的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语重心长地向全党重新强调了“实践论”。这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1949年3月5日，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英明预见：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毛主席这番讲话，充分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导师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气概，自知之明的襟怀，自我批评的德行。这些，正是纵贯于他革命一生的。通览《毛泽东年谱（1949-1976）》，我们就随处可见之。
例如，这部《年谱》第3卷第352页就记载着，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道：“昨天有同志讲，‘跟着某个人走，就不会错的’，这个‘某个人’就是指的我毛泽东。这话要考虑。我说，又跟又不跟，对的就跟，不对的就不跟，不能糊里糊涂地跟。要独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合作化我们是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工厂、农村、商店、机关、学校、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可以多快好省，为什么慢慢来？糊里糊涂地跟某个人是很危险的，要独立思考。要准备对付灾害，还要准备打大仗，还要准备搞得不好我们党会分裂。”
这里所说的，不正是毛主席和他的思想，能以“把沙搓成了绳”，能以动员起亿万人民群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原因所在吗？
这不正是毛泽东思想之所以颠扑不破、万古长青的根由所在吗？
而亿万劳动群众和革命群众，之所以总是鄙弃种种“非毛化”和“去毛化”的卑劣行径，又总是无惧于反动势力的种种横暴压力，“心中想念毛泽东”，坚信“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不正是源出于此吗？
（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70年前，在党的“七大”上，毛主席强调了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据此，毛主席认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尽管必还有长期严重斗争，尽管“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
此后，他在同年10月17日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在结语中重申了这个论断。他说：“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同时，我们还要告诉人民，告诉同志们，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还有许多障碍物，还有许多困难。我们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设想过许多困难。我们宁肯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有些同志不愿意多想困难。但是困难是事实，有多少就得承认多少，不能采取‘不承认主义’。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不能设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上述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心是讲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
毛主席又一次鲜明提出：“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坚定地站在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这一边。”
毛主席坚信：“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不准革命，像鲁迅所写的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那样，总是要失败的。”
毛主席指出，在我们国内，虽然反动阶级已经是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此后，为反对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对“和平演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毛主席始终夙夜匪懈、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直到1976年9月9日，才留下未竟伟业，告别人世。
从毛主席逝世近39年间，世界历史的严重曲折，莫过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转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倒退，整个世界重新成了资本帝国主义体系的一统天下。这是毛主席生前预见过、警示过、倾力提防过的，也确实是被延缓了的，但毕竟又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
“不应有之事为什么又有了呢？可见得是应有之事。”（《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4页）此中教训，虽已有所总结，却远远没有被认真汲取。
但是，事情也正如毛主席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当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打的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当今有中国特色的修正主义，打的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旗号，而且死皮赖脸地标榜是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不就可见他们是何等伪善和虚弱吗？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层改作风、反腐败，把“改革开放”引入“四个全面”的“新常态”，不正是由于广大劳动群众越来越多地重新觉醒，“心中想念毛泽东”，坚信“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救中国”，进行了持久的艰苦斗争的结果吗？
这些举措，虽然只是坚持原有错误方向和道路下的改良，远远没有、也远远不可能带来根本改变，韩西雅同志提出的那个“沉甸甸的问题”仍被置若罔闻、轻浮处之，但毕竟也表明了“邓三科”的难以为继、毛泽东思想的真理不可抗拒。
近50年前，1966年7月8日，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之际，毛主席在给江青的信中，曾经预言：“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3页）
这是不是近39年来，历史的又一根本性的启示呢？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88周年日前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