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与原始积累（对非洲的新掠夺）

　　这种对帝国主义的非结构化的分析延伸到了哈维对抵抗原始积累的分析。一方面，他需要诉诸于“霸权”，这一理论必然轻描淡写民族解放斗争的出现、半无产阶级农民的作用和对他们发动的一般战争。另一方面，他强调意识形态融合，以及原始积累的受害者中间组织团结的缺失，那样的缺失甚至模糊了其体制斗争的集体冲击力，而这毕竟是唯一能够解释国家普遍化的方式——反对垄断资本逻辑的体系：的确，正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出现阻碍了垄断资本通过无限制地榨取剩余价值来实现自身再生产的能力。反过来，解释战后核心-边缘国家关系的再度军事化并研究新殖民解决方案，必须要走很长的路，这远远超出了中心国家维持就业水平的需要，正如已经论证的那样。事实上，战后原始积累是一种霸权的“同意”;它被限制于小买办阶级。

　　关于当下的新自由主义，哈维有类似的倾向——他强调斗争的“惊人的多样”和不统一，而不是他们的共同基础和集体潜力：“我甚至难以想象他们之间的联系”，哈维告诉我们。此外，周边社会产生这种斗争的结构性条件也没有引起重视。然而，反对原始积累的主导力量再次是半无产阶级化的，他们在城市和乡村随处可见;其目标是到处收回土地和自然资源，并确认主权国家的发展。新斗争(女权主义者，土著，环保主义者)的明显的“多元化”，也可通过它们结构条件的共性而得到理解。不断升级的矛盾在新自由主义下被推向了极限，同时也为女性的直接参与开辟了新的空间：对她们来说，土地在社会性的家庭再生产方面是一种最为关键的元素 ;它把遭受种族压迫的人(一般来说由半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所组成的)推到了最前线;它用一个好斗的社会代理机构支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鉴于半无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一个整体被直接销毁了)。在新自由主义下，不足为奇的是，这些“互斥”的矛盾已经列好队了。

　　最后，边缘功能的消减及由此产生的政治运动直接将我们带回到废奴主义。哈维挑衅地表明，能为南方人民所做的事情最多是回到一个更仁慈的 “新政(New Deal)帝国主义”，让他们去“守候、等待、渴望”一个正在消失的先锋社会力量在那会引发它的中心出现。然而，一个更细致的分析则建议不同的东西：今天的任务与以前一样，是鼓动外围政治力量行使已被垄断资本所控制的自主性。这不仅将促进立即发展的目标;这也将迫使该中心通过剥夺其外置的能力，来面对其内部的矛盾。

　　帝国主义的各个阶段

　　除了对边缘地区的原始积累的功能作出定位，另一项重要的任务是对资本主连续的扩张阶段作出区分，以确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性变革。当今的帝国主义与过去的帝国主义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近年来，这一论辩的大部分已经转移到对“霸权” 的连续探讨上，其重点是系统的周期性兴衰的研究，而不是资本主义逻辑的质变。其中，实质性的变化从“经济交易的吞吐量和动态密度” 这一角度得以概念化，或以超越民族和国家的“跨国统治阶级”的假定形式得到了考察。“霸权”这一术语本身是葛兰西抽象出来的，在他看来，霸权与“公民社会”的崛起密切相关。显然，很难将这一概念投射到整个帝国主义上，而不使之平庸化：一个“自由”的公民社会是历史上最近才有的现象，它仍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严格的限制。武力始终是原始积累的本质特征，自美洲殖民化和奴隶贸易起就是如此。

　　列宁曾指出：严格来讲，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其垄断阶段一个不同质的资本主义。不过我们现在知道，在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两极分化”也是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我们应该得出结论：在其五百多年的历史中，资本主义一直是帝国主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质变可以忽略不计。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质的不同之处是：巨型公司对中心-外围关系进行了巩固，并排除了新中心的崛起。在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下，新中心的崛起与旧中心的衰落是一个循环，中心-外围关系在其中被再次生产。在垄断资本主义下，一个新的历史循环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同一系统进行显著的经济和政治的突变的确可能。

　　中心-外围关系再生产的关键阶段必须从已出现的资本主义类型中寻求。重商主义(1500-1800)是一种前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其操作模式完全是原始积累。由商业资本和包机公司带领，它并没有寻求在外围建立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相反，它培植了多种强迫劳动，并为美洲复活了一个古老的欧洲奴隶制度。这也是资本主义迄今为止最种族灭绝的形式。该系统在十八世纪下半叶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工业革命对开始以及中心和边缘爆发的一系列社会政治革命。

　　十九世纪为新型帝国主义搭建了舞台，这个舞台到1945年止一直在延展，首先是在具备竞争力的小型产业资本的带领下，然后是在世纪末由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金融企业领导。通过这种方式，扩大的再生产抓住了该系统的中心，但它需要外围原始积累和特许企业部署的重新升级。出口制成品和资本拓展了世界市场，而强迫劳动的新形式在外围，尤其是通过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化，确立了下来。正如列宁指出的，垄断行业和金融寡头的兴起必然为资本出口和世界瓜分提供条件。帝国主义扩张的决定性因素是既不是中心的消费不足(Luxemburg 1951)，也不仅仅是技术进步的需要(Hobsbawm 1994)，而是垄断企业资本更精确的集中化(Patnaik 1986)。

　　垄断资本主义的这一“经典”阶段以中心-外围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强烈冲突为标志，这产生了两个战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整个外围爆发的解放斗争。帝国主义列强竞争对手之间的冲突最终让位给了美国主导的秩序与一个新的和平期。然而，即使是这一战后时期也很难被描述为“霸权”的一种，因为它使得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广义政治冲突和寻求中心之外生产力的独立发展变得更加清晰。更准确说来，在这个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力量受到了苏联计划体制下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激发，想要寻求替代方案。总之，这是西方、东方和南方的三方竞争，但其动力仍然是中心-外围矛盾——在僵化的官僚体制重压下会选择与西方“和平共处”的苏联尤其如此。

　　正是这种三方竞争的系统导致了新发展道路的出现。欧洲和日本的迅速重建绝非垄断资本的直接议程;同样，外围的产业化也不是。垄断资本被迫制定了新的全球战略以遏制南部的军事化，并采取了保护秘密合作伙伴和拉拢收买民族主义运动的策略。这一战略并没有创造出一个“跨国统治阶层”;更确切地说，当德国和日本复苏并与美国垄断阶层进行竞争时，垄断资本经历了向着“集体帝国主义”的过渡，这是垄断资本主义本身的一个新的显著不同时期。在美国的持续领导下，三国领导阶层让自身重新适应了他们对技术、金融、自然资源、媒体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控制的协同治理。

　　这是战后时期政治层面的第一个系统性突变;它并非资本主义的新时期，而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在世界经济的所有部门里，在各种综合跨国公司的资助下，生产随之不断地加深国际化。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战后成功地消除了非资本主义的元素，并使得整个世界经济更直接归入它的逻辑。来自外围乡村的人口的持续爆发，以及同资本有着有机关系的日益壮大的半无产阶级的形成，增强了这个过程。换而言之，到集体帝国主义掌权时，世界劳动力储备早已不再依靠半显著的“生产模式”了。重要的是，中国在同一时间的重整旗鼓，让乡村所拥有的大量劳动力向南方其余地方相同的储备创造力开放了。

　　战后一个次级系统的变异成就了金融资本的再生，该过程具有经济的特点并内在于集体帝国主义的铆钉。这种金融体系并不仅仅是其十九世纪晚期副本的复制品。一般认为，其主要的区别是它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资本在前期，如列宁所观察到的，仍然首先与工业扩展联系在一起，其次和投机活动有关，当前阶段的重心已经从生产切换到了金融。不仅金融获得其自身的生命，工业企业也已将自身“金融化”了，从金融工具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利润，包括在商品、汇率及固定资产上的投机。总的来说，这是一个积累模式的重大变异，正如约翰·贝拉美·福斯特所谓的“垄断-金融资本”。

　　不同于战后早期的垄断资本主义, 那时的正常的积累是通过增加生产资料的储存，时至今日“这不过是积累过程的一个方面”。积累同样是一个增加金融资产之储备的问题。因此，“越来越多地，投机的资本定价结构，关于财富通胀或紧缩的论题，已经控制了与输出(GDP)相关的‘实体’价格结构。”换而言之，从一个泡沫到下一个，资本定价泡沫已经成为主要的增长引擎。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同样在半外围地区出现，尤其是中国，中国已经经历了高速的工业化。中国也已经依赖于这种由西方消费者所带来的表面的“财富效应”，以及其自身的房地产泡沫。

　　垄断资本主义的最终变异是工业化的半外围地区自身的崛起。在其包纳南非国家的冲动里，战后垄断资本的策略之一，是选择南方的合作者作为区域稳定化的代理，尼克松-基辛格学说是这种策略的一个最充分的表达。此外，这种策略联合了“来自下方”的持续发展主义策略，必然引发官僚机构对本国资本的支持力度的加强。据马里尼的研究，结果是一种依赖形式的垄断资本的形成，也就是“亚帝国主义”。这种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核心国家的垄断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因为其依赖性，而是因为它并不基于一个阶级协定的(也就是生产与工资之间的一种积极的关系);亚帝国主义是基于对国内劳动力的“超级剥削”。所以，自然地，随着它的发展，它会要求外部市场来解决自身的利益之实现的危机;暂时，在追求相对自治的区域目标和保持对总体帝国主义策略的服从之间，不存在敌对的矛盾。在接下来的数十年内，新自由主义者对于半-外围的猛烈攻击已经产生的相反的作用，由此，与私有化的过程、外向性的增强，及去国有化相伴的，是国内资本的新垄断集团的形成，那些集团如今正正大光明地争取一席之地。

　　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关于亚帝国主义概念的是非曲直，已有相当多的讨论。今天的问题是：“新兴”的半外围本质上是屈从的区域稳定剂，还是一种与帝国主义相对抗的力量。这种半外围的兴起暗示了一种改变体系的南方经济伙伴的多样化吗，如阿瑞吉及其他学者所论证的那样?半外围的资产阶级不经意间都变得反体系了?或者，这是一个终结危机的事件，预示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灭亡?我们不应该在没有深入探讨和分析的情况下提前取消这样的问题。但最紧要的政治问题是关注反帝国主义所必需的联盟类型，特别是当帝国主义升级其军事计划的时候。因此，我们还应该问：所有新兴的半外围是否同样屈从，或与帝国主义相对抗呢?他们是否存在着结构上的差异，显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

　　事实上，他们相互之间的差异很大。举例而言，巴西及印度都被私人资本集团所驱动，具有强大的公共金融支持，并与西方舶来的金融资本相结合;在中国则有国有企业及银行的重大参与;在南非，鉴于后种族隔离时期极端的经济的去国有化程度，谈论一个自主的国内资产阶级越来越难了。西方军事项目的参与程度也在各个情形中不同——尽管有人会反驳说，对这一切而言，存在着一种“精神分裂”，这是“亚帝国主义”的典型。讽刺的是，南非已经签署了区域共同防御协定，有效地反对西方对南非的军事干涉，但它同时继续充当西方经济利益在非洲大陆上的中心。印度日益陷入到美国的战略中，特别是在核领域，不过内部的抵抗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巴西则积极地领导海地的政变入侵，这有悖于它在其他问题上所保持的独立外交的政策。俄罗斯仍旧是联合国安理会内部的一个巨大的阻力，尽管它对北约的选举策略已经毫无抵抗力。中国是西方最明显的对抗力量，它始终坚持完全的战略自治，虽然也有经济上的依赖。

　　它们同非洲交往的模式都是不同的或矛盾的。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都是新自由主义撬开非洲经济的受益人，那样的撬开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西方及其军事机构的庇护下进行了。不过，它们仍旧保持一种对国家主权问题的高度敏锐感;尽管每个地方仍有尚未解决的种族问题，还有对非洲的家长作风。此外，某些部门具有打破垄断的潜能——进而可以打破西方的扼制——尤其是通过中国及其贸易金融，还有石油交换基础设施的策略。

　　伊萨·斯夫杰主张非洲必须重燃不结盟精神与泛-非洲主义并“团结受压迫的人民共同反对既有的和正在发展的帝国霸权”。如此一来，我们必须避免把西方帝国主义与新兴半外围等同起来——这样等同化早已是一个强大且高度的意识形态倾向。不管如何理解新的半边缘，它们无疑不是帝国主义的主要代理。就此而言，他们也不算有凝聚力的国家，因为他们自身的积累策略是基于对国内全部工人阶级的超级剥削。

　　首要的原则是重燃不结盟原则，一如从前，坚持不参加西方的军事项目。其次是制订一种直面的战略，既要直面西方，也要直面那些能够为民族发展提供更大程度之策略的新兴权力。长期的目标是带来一个积极的“多级”世界。这仅意味着抵抗西方及“南望”，也意味着根据南方来设定投资条件。最终，这样的抵抗只能由集体策略在大陆及亚区域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建立共同防御协定，类似于南非的情况，将构成一个基本的材料，新的区域一体化形式，不以统治为基础的商业集成，也是如此，而它们应首先服务于农工业协调与粮食主权。

　　全文完 王德志|译;白轻|审校

　　本文来源于”亚际书院“(http://interasiaschool.org/)，为萨姆•莫约“帝国主义与原始积累：关于非洲的新掠夺的报告”一文的节选。由萨姆•莫约授权翻译并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