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晚年更辉煌 》
罗四维 编 第二十二章 真实的三面红旗（上） 打油诗、三面红旗
（一） “三面红旗”影响深，全盘否定不公平。经济困难确严重，承担责任各有人。
（二） 评价事物假与真，不知真实难辩明。信口开合发议论，张冠李戴误子孙。 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已过五十多年了，但对三面红旗的来龙去脉知道的人并不多，比较多的人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利用人们这一弱点，胡言乱语，把三面红旗中的问题张冠李戴，把错误全部栽到毛泽东的头上。因此，有必要对三面红旗认真探索，争取把真实的三面红旗告诉人们。办法就是用事实说话，实话实说。
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1958年的元旦社论提出的。多、快、好是毛泽东提出的。省是李富春加的。总路线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这一章就谈大跃进。 第一节 “大跃进”这个词从何而来？
“大跃进”这个词，据说是孙中山提出的。但在1958年毛泽东不知道大跃进这个词。1989年出版的《辞海》里，也没有跃进和大跃进这两个词。
薄一波说：“我顺便讲一个小插曲，说说毛主席在讲话中表扬周总理，1957年6月23日在人大的那一篇报告。报告中有两段话，批评了右派所谓‘全面冒进’的攻击，同时肯定了1956年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后来毛主席看了彭真同志1958年5月25日送来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明最早使用‘跃进’一词自此始。毛主席当即写了一封信，表扬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实际上，周总理使用‘跃进’一词比《人民日报》社论早140天。5月26日，彭真同志又把周总理的这篇报告送给毛主席，并在上面写道：‘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周总理在当夜也给毛主席写信说：‘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645——646页）
由此看出，“跃进”一词是周总理发明的。
那么，“大跃进”又从何而来呢？
从现有的资料看，“大跃进”这个词的出现可分三个阶段：
一是，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中说：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时提的是“巨大的跃进”，还不是“大跃进”；
二是，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题目是《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中，又说：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篇社论提的是“大的跃进”，还不是“大跃进”；
三是，发表这篇社论时，毛泽东在苏联，他根本不知道。李银桥说：“一日毛泽东在颐年堂接见客人。客人走后毛泽东到菊香书屋去。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周恩来——引者注）伴在他的身旁，边走边议论着国家建设的形势和当前的工作，这位负责同志聊起了谭震林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跃进”的口号。
毛泽东认为这个提法很好。“噢，大、跃、进？毛泽东拉长了声音说，明显地激发起了兴趣。“毛泽东继续咀嚼着这三个字，他满意地说，这个题目很好，拿来给我看看。“那位负责同志把报纸找来了，毛泽东仔细阅过，在上面批了字，大意是：提法很好。”（李银桥和韩桂馨《毛泽东和他的卫士长》第54页）
从以上资料看出，“大跃进”这个词是从周恩来的口说出来的。但周恩来又说是“谭震林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跃进’的口号”。到底是谁提出的，现在还无法肯定。但是，“大跃进”这个口号肯定不是毛泽东提出的。 第二节 大跃进是谁发动的？
现在,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认为是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毛泽东自己也说“大跃进”是自己发动的。这个问题还值得商榷。
人们都说1958年1月，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会议上发动“大跃进”。但是，实际上从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中说：“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后，农村的“大跃进”就开始了。全国各地农村出现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运动，投入劳动力直线上升：10月两三千万人，11月六七千万人，12月八千万人，1958年1月高达1亿人。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农业“大跃进”，形势喜人：全国水利工程建设按照工程就有的受益面积，可扩大灌溉面积35亿亩，可改善灌溉面积14亿亩；涌现低洼易涝的耕地2亿多亩；改造贫瘠耕地1亿亩；植树造林29亿亩；控制沙土流失面积16万平方公里；积肥31000亿担，全国粮食播种预计比1957年多8千万亩。”（参看《共和国五十年风云》第二卷，第838页）
由此可见,农业“大跃进”是1957年底开始的，而不是1958年初开始的。这时的“大跃进”，主要就不是毛泽东发动的，因为开始时毛泽东在苏联，他连“大跃进”这个词也还不知道。
1958年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中说：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文中还说，“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这篇社论有三个看点：一是《乘风破浪》这个标题就很诱惑人，毛泽东就是在这篇社论的启发和鼓舞下，才积极主动参与领导大跃进；二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很提神；三是率先提出“超英赶美”和“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的口号。实际上，《乘风破浪》这篇社论就吹响了全面“大跃进”的号角。
《乘风破浪》这篇社论写作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发表后他也没有看，他是在和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交谈时，周谷城说，元旦社论归纳起来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才引起毛主席的重视，认为这两个词提得很好。就是这篇社论触动了毛泽东大跃进的神经，使他欣喜。他认为这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的功劳，因此，他在通知开南宁会议的名单中，居然把吴冷西排在第一个，其顺序是：吴冷西、总理、少奇……共27人。这个排名次序使吴冷西百思不解，同时也很紧张，心想是不是《人民日报》的社论有问题。后来毛泽东表扬了这篇社论。
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说：“当天（1958年1月15日）毛主席找我和胡乔木到他住处去谈话。……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毛主席开始就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乔木说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我补充说，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乔木说，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毛主席说，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
从以上两段来看，全面发动大跃进的第一人不是毛泽东。那么，不是毛泽东又是谁呢？是两篇社论：
一是，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已经在农村掀起了农业的大跃进。
二是，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文中说：“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我们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以便逐步地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就吹响了全面大跃进的号角了。毛泽东就是在这两篇社论的精神启发和鼓舞下，才积极投入领导大跃进。而这两篇社论的精神，毛泽东事先不知道，因此，到底是谁发动的大跃进，还需要进一步探索。1958年元旦社论《乘风破浪》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是胡乔木组织写的，经刘少奇和周恩来审察、批准后发表的。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的来龙去脉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是谁发动的大跃进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第三节 毛泽东以奇特的方式领导大跃进
大跃进不是毛泽东提出的，也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但后来是毛泽东领导的，而且他领导的方式是奇特的。“大跃进”和“乘风破浪”这两个词，激发了毛泽东的极大热情、极大兴趣和极大勇气，他对“大跃进”这个词特别欣赏。直到1958年5月26日，毛泽东还重看已经过去了6个月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看后并写信给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其他同志。
毛泽东在信中说：“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
“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254页） 一九五七年前，毛泽东对经济建设是很谨慎的。1956年11月18日，他对日本学术文化代表团说：“我对中国的建设并不着急，这是人类的一场试验。坦率地说，不搞一百年左右，分不清是成功，还是失败。”（见广东省政协主办的刊物《同舟共进》1991年第11期）
但在“大跃进”和“乘风破浪”的鼓舞下，他积极主动地领导了大跃进。 第四节 对大跃进推波助澜的人们
第一，对“大跃进”“推波助澜”的第一人是毛泽东。是他批“反冒进”促进了人们对“大跃进”“推波助澜”。由于他的地位和影响，“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就越大。但是，“推波助澜”的人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还有一大群人。 第二，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为代表的一群省市的领导人的推波助澜。在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时，吴芝圃说，河南一年就能完成。在他的带领下，各省市都争先恐后的分别提出：七年、五年、三年、两年完成“四十条”。
以放“卫星”为代表的“浮夸风”也是从河南带头刮起来的，6月8日，报纸率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放出亩产小麦2105斤的“卫星”，随后各地的“卫星”越放越高，《人民日报》1958年9月18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130434斤。“人民公社”也是出自吴芝圃之口。
1958年6月，柯庆施在主持华东协作区会议时规定“1959年华东五省（不包括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那时的华东地区既缺煤矿也缺铁矿，1959年就能生产出800万吨钢是很鼓舞人的。这些第一线的领导人的推波助澜，搞浮夸，对中央和中央各部委是有很大影响的，对下影响就更大了。 第三，以薄一波为首的经委一些人的推波助澜。薄一波提出了三个馊主意：
（一）、是建议中央搞两本账。薄一波承认“中央一本帐，地方一本帐”是他的建议。
薄一波说：“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个建议是个失误，因为两本帐或三本帐的观念为计划的层层加码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中央带头搞两本帐各级就都搞自己的两本帐，下到基层，同一个指标就有六七本帐了。不管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其他各行业也好，‘大跃进’中的各种高指标，大都是通过编两本帐的方法，层层拨高的”；（薄一波《回顾》下卷，第682页）
（二）、是提出“工业以钢为钢，带动一切”；（同上第699页）这个口号对掀起大炼钢铁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是他自己说：“政治局扩大会议（1958年8月）公报写上1958年力争生产1070万吨钢，是我的主意。”（同上第706页）
原来1070万吨钢是第二本账，是不公开公布的，是争取完成的，实在完不成，就拉倒。正式公开公布了，就变成第一本账了，就是必须完成的了。这就逼上梁山了，没有退路了。
还有“1958年6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的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水平。’”这个报告就不是薄一波个人的意见，而是国家经济委员会一些人的共同的意见。（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实验》第108页）薄一波这些馊主意毛泽东基本上接受了，对毛泽东领导大跃进的影响是很大的。
薄一波尽管出了不少馊主意，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但他是一个高尚的人，因为他实事求是，不文过饰非，勇于承认错误，勇于承担责任，不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推给别人。如“以钢为纲”和“两本账”是他和毛主席私下谈的。如果他的品质不好，毛主席死后，他把这些馊主意推给毛主席，那毛主席就要背一辈子黑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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