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以王鹤寿为首的冶金系统的一些人的推波助澜。
1958年3月20日，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在《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更快一些》中论证：“10年钢赶上英国，20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薄一波《回顾》下册，第693页）
毛泽东看了王鹤寿这个论证报告很兴奋，称这个报告是“一首抒情诗”。4月15日，毛泽东给少奇、恩来、小平、陈云、乔木、吴冷西各同志写的一封信中还说：“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5月23日，王鹤寿又在大会上发言时，论证：“5年可以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同上第695页）
6月19日，毛泽东问王鹤寿，“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搞1100万吨。（同上第700页）
关于1070万吨钢的问题，当时任冶金部工业部办公厅主任袁保华后来的回忆是：
1958年8月召开北戴河会议，我作为冶金部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结束以前，毛主席专门找我们谈了一次。当年完成1070万吨钢，冶金部的部长王鹤寿向毛主席拍了胸脯，他是想借毛主席的威望把钢铁搞上去，后来王鹤寿专门检讨了这一条。
毛主席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找在一起开会，王鹤寿、刘彬和我都参加了。当时刘彬是冶金部副部长，我是办公厅主任主要管建设和计划。毛主席找我们这些人在他的会议室里详细地询问了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一个人一个人地问。
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接着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已去世)行不行，说可以。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还问了太原市委书记(他那里有个太钢)。太原市委书记姓麻，问行不行，说可以。毛主席开玩笑说，你姓麻，隋朝大将有个麻叔谋，与你有什么关系？
后来又一个一个地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大家都说行。问到刘彬，毛主席说，你这个模样我好像见到过，刘彬说，我是刘英的弟弟(刘英是张闻天的夫人)。毛主席说“怪不得眼熟，你管什么？”刘彬说“我管生产，我是冶金部副部长。”主席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
我（袁保华）当时心里打鼓，估计会问到自己，得作些准备。后来问到我，说“你做什么呢？”我说我先在东北工业部，后来去苏联谈判，回来在钢铁局。
毛主席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我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别人讲得简单，只是拍拍胸脯，我讲了十面红旗，毛主席很注意听十面红旗是什么。
问到王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当时是八月，到年底只有五个月时间。
最后问到薄一波同志，他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他不赞成1070，可是又不好说不赞成。他讲了什么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毛主席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翻一番是1070)，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这是他一贯的主张。……
这一次谈的时间不短，总共有两个钟头。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不放心，所以专门开了这个会，结果大都说行，而且报的数字超过1070，所以毛主席相信了，并在报纸上发表了。
毛主席对陈云说，1070看来还是可以的。陈云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我去谈了一次。“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帐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帐，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帐。”我就把当时他要求的数字，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有多少，能生产多少，生产能力都打了折扣；原来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转炉能生产多少，这也是按公称能力打了折扣算的，今后五个月我按四个月算。这样算了细帐，陈云认为，看起来是有希望的。后来毛主席与陈云同志谈话时，陈云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陈云同志说话向来是很慎重的。
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袁保华）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不拉。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总理在批评这几个部长时就讲这一条。
大跃进前，毛主席做了一系列解放思想的工作。他提倡敢想敢说敢干，同时又说要一切经过试验。毛主席讲了两条，不是一条。现在大家只说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忘了毛主席说的一切经过试验，是只讲一面。
1958年8月，毛主席在北戴河召开的这次座谈会，我（袁保华）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冶金部的同志坐下来作检讨，我（袁保华）说，大跃进问题，是我们在那里唬弄毛主席。农村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工业也是这样。鞍钢的党委书记就写了一首诗登在鞍山日报上：“人有多大胆，钢有多大产，坐八百，看一千。”现在鞍钢生产八百万吨不成问题，但三十年前坐八百看一千，确实有些浪漫主义。
后来毛主席在党内通讯中提出，他和农村基层干部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农村基层干部犯了浮夸、共产、平调这些错误，他要负责任，而且写了检讨，要求发到全党。少奇同志把它压下来没有发，我参加了他主持的西楼会议。少奇说，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全党的，毛主席写了检讨，发出去有好的影响，也有副作用，以不发为好，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事后来看，不如发了，发了容易统一思想，毛主席都检讨了，大家还不认真地去检查自己？（袁保华的谈话是发表在乌有之乡网站上的）
（编著者，从袁保华以上的回忆来看，冶金系统这一邦人不仅唬弄了毛主席，也唬弄了陈云。在他们的虎弄下，陈云也认为1070万吨钢是可行的。） 第五，陈云也推波助了一下澜。陈云本来是很冷静的，但在一些人的唬弄下，他头脑也有些发热，8月25日开幕的工业书记会议上，他提出：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命运还有一个时期。（《回顾》回顾下册，第705页）
“土炉子”对大炼钢铁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大单位内的大炼钢铁就是“土炉子”搞起来的。 第六，以李富春为首的计委一些人的推波助澜。1958年5月5日到23日，八大二次会议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在《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的发言中，提出7年钢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王鹤寿在会上发言论证，5年钢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
6月16日，李富春向党中央提出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要点》认为，“为了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1959年有决定的意义，必须争取1959年有一个比1958年更大的跃进，例如工业方面，钢产量超过二千万吨，争取达到二千五百万吨，超过日本，超过英国”。“现在看，以钢为主的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三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有可能三年基本实现”。（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695－697页）
这是国家计委的《计划要点》，不是李富春个人的意见，也就是说推波助澜的不是李富春一个人，而是国家计委的一邦人。 第七，刘少奇对大跃进推波助澜是惊人的。
薄一波说：“少奇同志1958年11月7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的一段回忆……少奇同志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郑州火车站），跟吴芝圃（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同志谈过。在广州开会（少奇等同志去广州向毛主席汇报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情况，时间估计可能是1958年4月底——作者注）
在火车上，有我（薄一波）、恩来、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
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搞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
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陆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陆定一回去，马上就编了那本书。八大二次会议，我（薄一波）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后头要北京试验，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为当时天津属河北省，是河北的省会——作者著）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731－733页）
（编著者，注意！1958年4月底，刘少奇就要求河南省、北京市和河北省搞公社试点。） 许全兴说：“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中写的。……
刘少奇把办托儿所、公共食堂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庭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刘少奇）说，可以搞很多的事业，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6月30日，刘少奇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试验。恐怕不能像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他还作了解释，不能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开始办工厂、商业、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他提出，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7月5日，他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7月19日，他在天津的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商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7月14日到18日，刘少奇到山东视察。视察时讲了什么，不清楚，但很可能与在北京、天津讲的差不多。报到中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等等。刘少奇以上的这些讲话，无疑会对省市的干部发生作用。刘少奇对办‘工农商学兵’合一的大公社很热心。”（见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第157－158页）
（编著者，注意！6月14日刘说“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四五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6月30日，他又说，三四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许全兴：“1958年9月，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非常关心人民公社实行粮食供给制。他问一个乡的党委书记：‘秋后，即将实行供给制，群众拥护不拥护？’乡党委书记说：‘大家一听说吃饭不要钱，都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个老头说，过去担心受苦一辈子，怕吃不饱肚子，这下子可好了。’苏州地委第一书记在汇报时说：‘群众都非常赞成实行粮食供给制，他们说，一个心思丢下了，一个心思又来了，丢下的是几千年愁吃愁穿的心思，又来了的心思是怎样把生产搞得更好，不然就对不起共产党。’刘少奇对群众的这两句话很感兴趣，他说：‘这两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人担心，实行粮食供给制，会不会增加懒人？苏州农民的这两句话，给我们作了最有力的回答。这说明他们不是变懒了，而是情绪更加高了，生产更加积极了。这就是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更加提高的标志。’他还说，“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要跟着改。地方改了，军队也得改。”
“9月27日，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我经过河南、河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都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过实行供给制问题，在中央的会议上也谈过这个问题，如何在我们干部中间及在军队中间再实行供给制问题。如果要实行供给制，标兵在哪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排队。58年10月3日，刘少奇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也谈到吃饭不要钱，他承认，现在公社的性质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169——170页）
（编著者，注意！刘少奇：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成全民所有制。） 许全兴：“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现在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怕犯冒险主义。刘少奇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至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按：指由大队所有制转为公社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了，反而不利。彭真讲，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合作化，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了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器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化比晚转化好，三四年就可以过渡。”（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第17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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