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说：“减少任务问题。水利建设，还有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压得太重，恐怕需要考虑一下。谭震林、廖鲁言同志搞的那个文件，要求全国今冬明春和明年夏天水利工程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还说一定不可少。去年冬季到今年秋季是搞五百亿土石方，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比五百亿土石方要多差不多三倍。
我看这样搞下来，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国五亿农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万人。如果死了五千万人，那个时候至少我的职务要撤，你们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职问题，我这个头也没有了。你（指曾希圣——编者注）是想搞多的，你多搞也可以，总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毛泽东年谱》第三卷，第522页）
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说那样搞要不得，一些干部就是不听，依然我行我素。毛泽东无可奈何，1959年4月29日，他只好直接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六级干部写信，信中说：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密，不可太稀。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级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十年内不可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簿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农业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的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些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了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第235——238页）
毛泽东以上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有些干部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四川省就没有把这封信完全传达到基层去。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所长马建猷给毛主席写信说：“1959年3月，我下放泸县石洞公社，后来我看到一封主席写给生产队长的信。当时我迫不及待把这封信向社员宣读了，社员无不欢天喜地。接着，我又回本单位向职工读了，没想到，不几天，听说主席这封信不往生产队发了，许多生产队根本不知主席写过这封信。我单位支部书记批评我，说我向社员和职工宣读主席的信是歪曲主席写这封信的意图。把主席的信收起来不宣传的事，在四川不是个别县、个别单位，干部对此很不满，但又不敢说。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原因？值得主席注意了解。”（《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468页） 1959年4月田家英在上海参加八届七中全会。“会议结束，田家英就返回四川农村，在大丰公社贯彻执行《十八个问题》的决定。不久，毛泽东写给六级干部的信即4月29日党内通信下达了。田家英阅读之后，欣喜若狂。特别是对合理密植和说真话这两条，更是百分之百地拥护。当时要插秧，高度密植还是合理密植，两组相反的意见争论激烈。部分干部（他们是忠实执行上级命令的）和一些青年农民为一方，主张高度密植，有经验的老农为一方主张合理密植，前者占了上风。如田家英说的，有些人好像着了魔，不根据条件，一个劲地高度密植，怎么说也不行。这回好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有了武器，可以解决问题了。
但是，某些持极左观点的人却截然相反，他们不向下传达这封信。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毛泽东亲自下达意见，居然可以被人封锁，可见极左思潮所形成的阻力之大。田家英认定，毛泽东的信符合实际情况，表达了农民群众的意愿，他毅然突破封锁，立即组织向全公社广播这封信。这封信在农民和基层干部中引起巨大反响。大丰公社大部分没有按上级要求的密植程度插秧，农民有了积极性，很快完成插秧任务。（《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定本，第58页）
“田家英上山（庐山）后，把我们调查的那个公社在粮食产量上的浮夸情况以及其它问题，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又把调查组反映劳动模范罗世发对浮夸和过度密植等问题不满的一份材料送给毛泽东。这件事引起当时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的不快，与田家英争吵。”“而且争论得很激烈。”（同上书61——62页） 可见毛主席当年纠正“浮夸风”和“共产风”有多么艰难。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四川省的主要负责人不仅自己不执行，还要封锁，对毛泽东的秘书田家执行毛泽东指示还极为不满。
1959年6月中旬，毛主席指出：“去年我们至少有三大错误：
第一，计划过大，指标过高，勉强去完成，必然破坏比例关系，经济失调；
第二，权力下放过多，结果各自为政，政策也乱了，钱也花多了；
第三，公社化过快，没有经过试验，一下子推开，大刮共产风，干部也不会当家。现在粮食供应紧张，主要是虚报产量，还有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多了。”
“毛主席说，多快好省还是可以做到的，但去年太多太快就不行。去年我们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好省也不甚了了。现在钢的指标降到1300万吨，仍然是多快，因为去年只有810万吨好钢，今年60%，这样的速度在苏联也从未有过。综合平衡我们讲过多次，但还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经过不知难。权力下放过多的情况要扭转过来。……”(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13页)
“毛主席还说，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四大指标（钢、铁、粮食和棉花指标）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过去只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过去搞民主革命，忙不过来，打仗占了大部分时间。后来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阶级斗争。去年北戴河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赶紧把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吴冷西《忆毛主席》113-114页）
（编著者，注意！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错误，承担了责任，并作了深刻的自我批评。） 1959年6月20日，毛主席说，“我们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我的感觉，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从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动的。去年11月开始发现问题。这是在郑州会议的时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个15年（1958——1972年）建设纲要，目标是年产4亿吨钢。我当时就问，要那么多钢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产那么多？那个时期就发现大家喜欢高指标，后来又发现陈伯达起草的一个文件，绝口不讲商品交换，甚至连‘商品’两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竟要不要商品经济，是只搞商品交换还是有商品交换，都糊涂了。于是建议大家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目的是想使大家对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知道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但是，当时许多同志思想并没有转过来。武昌会议还是高指标，还没有认识平调农民是剥削农民。第二次郑州会议才解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高指标从武昌会议、北京会议到上海会议，一降再降，都没有降到实处。可见认识错误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做到的。人们的思想符合实际要有一个过程。……。”（吴冷西《忆毛主席》117页）
（编著者，注意！由此看出，直到59年6月，一些人都还在顽固地坚持高指标，叫他们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并没有解决问题。）
薄一波还说：“‘事非经过不知难呀！’一个时期一股热情，谁不想搞得快一点。但愿望与可能毕竟不是一回事。毛主席首先察觉到这一点，提出‘压缩空气’，说明他的头脑清醒得比我们早，发现和判断问题的敏锐性比我们高，转变不合乎实际的看法比我们快。这的确是很不容易、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817页）
“我们都钦佩毛主席驾驭全局的本领。以上的记述再一次说明，他看问题总是比我们站得高，看得深，一旦了解了真实情况，就毫不犹豫地果断决策，工作效率之高，行动之快，在党内是无与伦比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总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就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有了上述的分析，问题就清楚了，就是人民公社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方面超前了，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同上书第823——824页）
（编著者，注意！薄一波这个人很不错，他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不文过饰非的人，不把功劳归于自己，把过错归于别人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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