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损失究竟是谁造成的？
把大跃进中的损失归罪于任何一个人都是不正确的，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造成这样大的损失。责任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
在农业上的责任人主要是谭震林（他是中央管农业的）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不执行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他们中有的人就弄虚作假，欺骗中央，欺骗人民，搞浮夸风，刮共产风。这是造成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在工业上的主要责任人是冶金部长王鹤寿、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工业上的高指标首先是他们刮起来的。特别是王鹤寿。1958年8月，毛泽东都觉得1070万吨钢有完不成的危险，王鹤寿和冶金部的那一邦人却拍胸脯保证能完成。他们的浮夸对中央的影响最大，因为他们是具体在前线管业务的。
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等人也有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们是管宣传的主要负责人。
1958年3月，毛泽东就指出，《人民日报》不要宣传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并强调对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一定要卡死。但是，在1958年10月以前，《人民日报》却不厌其烦的、连篇累牍的，登了许多天方夜谭的“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人加上的。这就助长了那些弄虚作假的人进一步弄虚作假，使弄虚作假一浪高过一浪。因此，他们对浮夸风和共产风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党中央的常委中，刘少奇有很大的责任。张宏志说，“左”倾错误的始作俑者是刘少奇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刘的一些“左”的言行基本上是在1958年6月14日以后才出现的，而吴芝圃、王鹤寿等人的“左”的言行，在1958年1月下旬就逐渐出现了，刘的“左”的言行是在吴芝圃、王鹤寿、薄一波和李富春等人的影响下出现的。因此，刘不是“左”倾错误的始作俑者。
刘少奇的问题是：在那些“左”的影响下，他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前进。如他说：“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
“三四十年之后可到共产主义社会。”
“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成全民所有制。”
“农民吃饭不要钱，搞供给制，乡社干部势必跟着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省干部，直到中央的也要跟着改。地方改了，军队也得改。”……
刘少奇这些“左”的言行，对当时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当时的错误就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因此，在中央的常委中，刘少奇对当时的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
在党中央的常委中，邓小平也有不可推卸责任。他在视察东北和贵州时的讲话，不是人云亦云，同意别人的意见，而是有创新。如说东北的粮食只增产20——30%是落后的表现，要增产100%才算粮食过关。他还摧促东北尽快成立城市人民公社，而且要一19个市就成立一个人民公社。在视察贵州时，要求要少种多收，要成立“胡思乱想”办公室。
1958年11月，他接替吴芝圃制定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中规定，1972年钢产量要达到4亿吨，按人口平均超过英国。这个纲要中的浮夸风就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毛泽东的责任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他的责任大，是因为大跃进是他领导的，王鹤寿等人提出那些不合实际的高指标，开始他是同意的，出了问题，他当然有很大的责任。
说他的责任小，那是因为在大跃进中，他只提了“十五年钢赶上和超过英国”，“十二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如果按这个时间表来逐步实现是不会出大问题的。
除此而外，在整个大跃进中，就没有发现毛泽东提出过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其他人提出的高指标，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有问题，“共产风”和“浮夸风”等是他最早发现的，并想了很多办法，下大力气纠正那些错误。但是，请注意！当时在常委中，响应毛泽东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人不多，在1958年、1959年整个大跃进中，我还没有发现，中央其他领导人指出过大跃进中的错误，更没有发现他们提出纠正错误的办法，有的人还要给毛泽东唱对台戏。
如：1958年11月初，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就开始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就是在这时，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中的高指标却非常吓人。
又如：“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现在是吃穷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怕犯冒险主义。刘少奇插话说，农村（人均）达到150元至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按：指由大队所有制转为公社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了，反而不利。彭真讲，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合作化，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了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器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化比晚转化好，三四年就可以过渡。（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171页）
因此，可以说，大跃进的严重问题，是由于各级领导人没有认真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事，没有认真按毛泽东的意见纠正错误。
周恩来只是在57年发明了“跃进”一词，还没有发现他在58年大跃进的高潮中有不妥的言行。
陈云只是在袁保华等人的唬弄下，在大跃进中提出“土法”炼钢，现在还未发现他有其它不妥的言行。
朱德和林彪直到现在也未发现他俩在大跃进中的不妥言行。
从以上资料看出，在大跃进中的错误是很多人共同造成的，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造成的，更不是毛泽东一个人造成的。在中央的常委中，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责任比较大一些，因为他俩在第一线指挥，他们到基层去，不仅没有发现、制止大跃进中的错误，而且还火上浇油。 第四节 人们在大跃进中为什么会犯错误呢？
人们在大跃进中为什么会犯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许多人把在大跃进中犯错误的原因，归纳成一个“左”字，一“左”了之。这个“左”字原因并没有使人们从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因而，大跃进时期犯过的错误，在改革开放时期照样犯，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内容和形式不同而已。 人们在大跃进中犯错误的原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有三：
第一个客观原因，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缺乏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有规律的，但对规律的认识是不容易的，往往是规律遭到破坏时，人们受到惩罚时，人们才开始去重视它、认真去研究它，也只有某个事物发展得比较成熟时，人们才能逐渐认识它。58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只有四十年，中国只有八年，因而当时的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缺乏认识，在经济建设中要犯错误也在情理之中，不必过分苛求。现在也没有把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认识清楚。注意!这里说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而不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我国现在不是按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搞经济建设，而是按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搞经济建设。如果说，大跃进中犯错误的原因之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缺乏认识造成的，那么改革开放中犯错误的原因之一，就是不要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第二个客观原因，是人们缺乏搞现代化的科学知识。不仅毛泽东缺乏搞现代化的科学知识，当时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和许多省市的负责人以及一些专业部门的负责人都缺乏现代化的科学知识。当时农业指标不断上升，时间不断缩短，就是各省市的负责人互相攀比哄抬起来的；钢和工业的指标不断上升和时间不断缩短，就是冶金部、计委、经委的报告中提出来的，这表明那些业务部门的多数人也缺乏现代化的科学知识，才闹出那样的笑话。
第三个客观原因，是人们的思想方法有问题。
思想方法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一、是急于求成。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就出现急于求成，就敢想代替科学、敢想代替规律、敢想代替政策，说大话不要本钱，甚至胡说八道。本来钢产量计划十五年赶上英国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宏伟目标，但人们还不满足，提出两年赶上英国，这还不满足，又提出十五年后，钢产量按人均产量赶上英国，即１９７２年我国钢产量要达到４亿吨。本来十二年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就已经有一定困难了，后来又提出三年基本实现，而河南省委还提出一年基本实现。结果是欲速则不达，弄巧成拙，成为后人调侃、讥讽的资料。
二、是一刀切，一哄而起。在那个时候，在个别地方，出现的典型，即使是完全正确的，也应当经过试点，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才能推广，推广时要分批分期的进行，也不能一哄而起。
如：1958年出现的人民公社，至少要经过两年的实践检验才能逐步推广；但1958年，人民公社刚一出现，究竟是公猫还是母猫都还看不出来，就在一个五亿多农民的国家里，经济极不发达，农民文化程度又低，不经过试点取得经验，就在全国（少数民族除外）推广人民公社，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在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搞人民公社是复杂的、深刻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如此重大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吃饭不要钱，不经过试点，就一哄而起干起来，就肯定要犯错误，不犯错误，那才是怪事。
大跃进时期，人们犯了一刀切、一哄而起的错误，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但由于没有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革开放以来依然在犯一刀切和一哄而起的错误。拿农村的联产承包来说，在小岗村和一些领导能力弱的公社，搞一下联产承包是可以的，但一刀切，一哄而起推广小岗村的经验，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公社都搞联产承包也就搞错了，又犯了一刀切的错误。
因为现在还有“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人们，坚持按人民公社主要精神办的村或队，集体致富就搞得非常好，如河南的南街村、四川彭县的宝山村……。当时搞联产承包的典型小岗村，现在与南街村、宝山村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南街村是名符其实的共同富裕了，而小岗村就没有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以来，还有搞开发区一哄而起、搞房地产一哄而起、搞教育是产业一哄而起、搞学院改大学一哄而起、大学扩大招生一哄而起、搞招商引资一哄而起（一些地方没有条件，就给中小学教师分配任务，叫大家都去招商引资）、搞承包一哄而起（许多单位的公有财产都包到个人的腰包）、各单位搞创收一哄而起（这是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根本原因）、搞私有化一哄而起（使全国人民几十年来，勒紧裤带积累起来的财富，在短短几年就流向私人的腰包，使大量工人失业、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建机场一哄而起、建高尔夫球场一哄而起，这难道不是在重蹈大跃进一哄而起的覆辙吗？
三、是强迫命令，运动群众。现在，有人说，搞经济建设，就不能用战争年代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搞经济，毛主席在大跃进中的错误之一，就是用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搞经济建设。 这话值得商榷。在大跃进中，不是搞群众运动搞错了，而是运动群众搞错了。
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群众运动，就是发扬民主，就是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让群众自觉自愿地去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奋斗。这样的群众运动，在战争年代搞是正确的，在经济建设时搞也是正确的。
而运动群众，就是强迫群众去干群众不愿干的事。在大跃进中，强迫命令的事不少。有些坏事就是强迫命令造成的。可是人们对大跃进中运动群众和强迫命令造成的后果缺乏认识，在改革开放时，照样搞强迫命令。
改革开放有无强迫命令呢？当然有。只不过表现形式不一样，不像过去那样轰轰烈烈，过去搞强迫命令运动群众还事先通知你，让你讨论讨论。虽然心不服，但嘴上还是服了。
而现在搞的强迫命令，事先不让人们知道，知道了也不准你说话（在家骂娘还是可以的），更不准你游行示威反抗，甚至还不准上访。如私有化，买断工龄，使大量工人下岗、失业，这算不算强迫命令？四千多万农民失去土地算不算强迫命令？房屋拆迁中有无强迫命令？教育是产业算不算强迫命令？所谓教育产业化就是强迫学生家长多掏腰包。
第四个原因，就是人们的主观原因，即有的人道德品质不好。
过去，把虚报浮夸，弄虚作假，当成是一般的作风问题。这种看法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实质是一些人的道德品质不好，搞欺骗，欺骗中央，欺骗人民，为自己升官创造条件。
这种欺骗行为主要是有些省、县、乡干部搞的，但也有一些记者跟着起哄，中央和广大人民受骗是因为他们没有到现场查看受骗，而有的记者是到现场亲眼看到在弄虚作假，为什么不揭露这种欺骗行为呢？编辑部还要公开报到呢？由于是《人民日报》报道的，不仅欺骗了中央，欺骗了人民，就连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也受骗上当。因为是《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人们就信以为真。
由于这些品质不好的干部搞欺骗，鼓吹亩产上万斤，给人们一种假象，误认为粮食过关了，一方面搞大吃大喝，搞吃饭不要钱，另一方面国家把工作重点完全转移到工业上来，使大量的农民离开农村。这不仅影响农业生产，而且到手的粮食也没有收割回家，于是就造成当时的粮食危机。因此，生活困难时期主要是一些品质不好的干部造成的。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