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年代，有无欺骗党、欺骗人民的行为呢？不仅有，而且还过之而无不及。
如：许多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止，许多排污企业长期阳奉阴违，有些干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有更严重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和“打左灯往右拐”的政治欺骗……。
改革开放年代的欺骗行为远远大于、高于大跃进时期的欺骗行为。
大跃进时期的欺骗行为，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的产品产量上，欺骗的时间也比较短，1959年底基本上就禁止了。
而改革开放年代的欺骗行为，几乎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三十多年来经久不衰，现在还在向纵深发展。当年大学的评估检查，弄虚作假就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比大跃进时期的弄虚作假，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要求教师干部弄虚作假人手不够，就把毕业班的学生和研究生找来一起搞弄虚作假。学校的党委书记，害怕退休教职工给检查组说实话，先给大家说：要在锅里打饭吃，就不要往锅里吐口水。他的意思是说不要给检查组说实话。然后他就威胁说，谁砸学校的牌子，我就要砸他的饭碗。其实，检查组的成员何尝不知道在弄虚作假呢，只是他们把礼品、红包一拿，就不知道弄虚作假了。
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纪律、法律、规章制度很多很多，为什么制止不住贪污盗窃和弄虚作假呢？因为这些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治标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治本。怎样治本呢？在治标的基础上，还是要学习毛泽东的办法：一是要改造人的灵魂（首先是改造干部的灵魂），丢掉私心杂念，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二是群众路线，群众监督，也就是要发扬真民主，而不是嘴上说的假民主。
这届党中央在纠正、惩处弄虚作假问题。是否纠正得过来还要看。 【 整理者，请注意！“编著者”在此第四节的议论叙述中，把“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问题”与“新时代的大跃进问题”混为一谈；因两个时代有某些“类似、雷同犯错的共同点”就混淆了两个时代，两个阶级各自“大跃进”方向和目的不同，且还同等对待议论；有意无意地犯有“立场、路线和观点的原则性错误”！建议：读者认真分析判断；“编著者”深刻反思。】 第五节 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思
1958年8月16日前，毛泽东是在考虑国际问题和炮打金门，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大跃进上，没有打算搞人民公社。在8月17日开始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他怀疑1958年1070万吨钢可能完不成，不对外公布。但8月30日，冶金部一邦人去向毛泽东保证能够完成，并建议对外公布：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
毛泽东经过9、10两个月的调查研究，他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很大，于是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开第一次郑州会议；11月21至27日，在武昌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2月在武昌开八届六中全会；1959年2月又开第二次郑州会议；3至4月开上海会议；5月、6月又在北京开会纠正大跃进的高指标和人民公社的“共产风”。尽管在大跃进中，下面没有完全按中央精神和毛泽东的意见办，毛泽东在这些会议上还是多次作了自我批评。
特别是1959年6月在北京会议期间，毛泽东说，大跃进本来是好事，但四大指标（钢、铁、粮和棉花指标）订高了，结果天天被动。经济工作我们究竟有没有经验，群众路线究竟怎么样，都值得我们重新考虑。过去一年头脑发热，现在冷静下来就是了。人不要不如猪，撞了墙就要转弯。
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一定会出现许多新问题，应当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过去我只注意人和人的关系，没有注意人和自然的关系。过去搞民主革命，忙不过来，打仗占了大部分时间。后来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阶级斗争。去年北戴河会议才开始搞经济建设，特别是抓工业。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次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现在不是互相指责、互相埋怨的时候，而是要从认真汲取经验教训，赶紧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尽快把生产计划落实。（吴冷西《忆毛主席》第135页）
1962年1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也是比较的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深有感触地说：“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还不适应新的需要，不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说：“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要那么十分急，过急了办不成，越急越办不成，要搞几年慢腾腾，要搞扎实一点，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
毛泽东他曾这样形容“大跃进”时期的领导特征：“象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痛。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还不熟。”
因此，毛泽东在以后的经济建设中非常谨慎。
1964年5月10一13日，在听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时，毛主席说：“只能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建设也是有客观规律的”。
1965年6月16日在听余秋里汇报的“三五”计划时，毛主席又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还要留有余地，五年基本建设投资控制在800一900亿元（计委的初步意见是1000亿元），建设项目不要搞那么多。
1975年，陈永贵写的报告，建议人民公社把以生产队为基础，改成以生产大队为基础。毛主席把陈永贵的报告交邓小平办。邓小平同意陈永贵的意见，以生产大队为基础。最后，毛主席说，不要变更公社现有的所有制。
从以上的言和行看，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反思是深刻的。 第六节 说几句公道话
李若建在2000年《当代中国史研究》第五期上发表了《自然灾害与自然条件对困难时期饥荒形成的影响》。文章最后说：
第一，大跃进与困难时期是当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也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时代。国内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过于集中在政治史的角度，集中在个别领袖身上，缺乏社会史、经济史、甚至自然史的角度去研究。其实大跃进的形成是中国社会众多因素综合的结果，从国家领导到基层干部都有责任，造成困难时期人口损失的原因也相当复杂，因此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需要更加开阔的视野。
第二，对这一复杂时期的研究，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历史事实，不文过饰非，不夸张，不注入个人感情色彩，只有这样才可能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李若建是何许人也？我不知道。但他提出了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下面我就对“过于集中在个别领袖身上”谈点自己看法。
所谓“过于集中在个别领袖身上”，就是指过于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我认为，把大跃进时期造成的困难，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头上是很不公道的。
从大跃进的由来看出，大跃进不是毛泽东提出的，搞大跃进也不是毛泽东一个人决定的，而是当时的中央反复讨论一致同意通过的，现在还未发现当时中央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不仅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而且有的中央领导人还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建议。
有些不切实际的建议被毛泽东当时制止了。如：有位中央领导人叫毛泽东在1958年国庆前后，宣布全国吃饭不要钱，主张取消货币，毛泽东就没有同意。还有一位中央领导人计划1972年要生产4亿吨钢也被毛泽东制止了。
有些是毛泽东当时就制止没有制止住。如：公社吃饭不要钱毛泽东制止了，但没有制止住。毛泽东说，搞人民公社先要试点，不要一下子铺开。下面就是不执行。
邓小平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同志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又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6、308、309页）
邓小平这些话的精神是正确的，不能把那时的错误全推到毛泽东的头上。但具体说法就不对了，如说“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这个说法就不公正了。说周恩来只是跟着走没有反对是正确的。
但邓小平和刘少奇不只是没有反对而已，而首先是他们的头脑发热，特别是刘少奇在当时中央领导人中头脑最热的一个人。请看下列事实：
1958年4月底刘少在郑州火车站，刘少奇就叫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去搞公社试点。5月又要北京、天津搞公社试验。
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事先并没有建立人民公社的课题，就因为河南搞了个人民公社的材料启发了大家，人民公社才提上议事日程的；关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问题，决议上说的“三四年、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可是，后来刘少奇给外国代表团讲话时，改成两三年就可以向全民所有制过度。
有人说：1958年生产1070万吨钢是毛主席下的决心，毛主席是受柯庆施的影响。这个说法也不完全正确。毛泽东提出的是用15年时间，钢赶上或超过英国。刘少奇在代表中央向工会代表大会致祝词说：15年内，钢和其它重工业产品赶上或超过英国。后来冶金工业部长王鹤寿提出：10年赶上英国，20 年赶上美国。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又提出：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后来李富春又说，1959年钢就要赶上英国和日本。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说：1958年钢1000万吨，1959年钢2500万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才问王鹤寿，58年钢能不能翻一番? 王鹤寿说：布置一下。王鹤寿的布置是1100万吨。后来，毛泽东觉得完成1070万吨钢有困难。冶金战线的一帮人又向毛泽东保证完成任务。这时毛泽东还是信心不足，念了李商隐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本来，1070万吨钢是不向外公布的，不公布还有后退的余地。又是薄一波建议向外公布的。既然公布了，就没有回旋余地了，只有硬着头皮往前闯了。由此看出，1070万吨钢不是毛泽东下的决心，毛泽东问能不能翻一番，主要不是受柯庆施的影响，主要是受王鹤寿、李富春和薄一波的影响。
以上事实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大跃进”的错误确实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而是当时中央集体犯的错误，也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共同犯的错误。他们在贯彻执行中不断改变原来的计划，甚至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能干的事，有的人也偏要干。
如：“公社吃饭不要钱”，人民公社的决议上没有，当柯庆施提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明确说“暂时不定，明年是否实行，到时再看”。可是在搞的过程中，所有人民公社都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甚至有的中央负责人还要建议毛主席在国庆前后，宣布全国人民都吃饭不要钱。农业部副部长王正仁到徐水县去搞试点，当年就全县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又如：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说的是十二年完成。可是，在贯彻时，人们又提出七年完成，最后几乎是一致同意三年基本完成，河南省委还提出一年完成。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毛泽东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们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往水稻站。毛泽东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1958年9月在湖北省，当时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试验田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王任重又说，这是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毛泽东还是摇头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参假才算数。”外国朋友问他，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了之：“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见许全兴著《毛泽东晚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与试验》125页）
另外，那三年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也使农业歉收。以川东为例，长期干旱使水稻、红苕都栽不上，只有耐旱的高粱收成较好，蔬菜中只有牛皮菜连年丰收。还有，五九年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苏联不止强拆专家，带走图纸，使苏联核电的156个项目的贷款和朝鲜战场上所用苏联武器的折价款，而还这些钱大部分都足用农副产品抵扣的，这就使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雪上加霜。因此，把大跃进中的错误，算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头上，是完全错误的。 （ 待 续 ）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