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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更辉煌 》 罗四维 编
第二十五 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永存
打油诗·文化大革命
自从盘古开天地，百姓无权官吏欺。“文革”十年乾坤转，百姓当家古今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它的精神都将永存。因为它不仅震动了神州，而且还震惊了世界，传遍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令人神往。在中国，拥护“文革”的人以它为荣，总是恋恋不舍，因为它使人民当家作主人。反对“文革”的人以它为耻，总是耿耿于怀，因为“文革”使他们从天上掉在地上。因此，不管是荣是耻它都将永远存在，谁也抹不掉它。
第一节 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它有以下的特点： （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问题，是从根本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毛泽东说：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四）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当时体现这一理论的，一个是1966年5月16日，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的《5．16通知》；另一个是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就是发动亿万群众，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揭露、大批判，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来揭发共产党的黑暗面，评价各级干部的功过是非。 （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省以下的各个单位，都进行了政治体制 改革，都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取代原来的政权领导机构。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名称未变，但成员结构有很大的变化，工农兵代表占相当大的比例，有的工农兵代表还担任了重要职务，如农民代表陈永贵、工人就代表吴桂贤就当了国务院副总理。
文化大革命也是毛泽东找到的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 归纳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领导的，当时中央集体讨论一致同意通过的，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亿万群众，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揭露、大批判的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揭发共产党的黑暗面，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用马列主义的文化，改造旧文化，改造人们的世界观，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与传统的损人利己的私有观念的旧文化逐渐实行彻底决裂，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立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文化，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机构；用社会主义民主，即广大人民可以当家作主的民主，广大人民可以监督领导的民主（而不是少数“精英”把广大群众当“阿斗”的民主），防止“和平演变”，特别要防止共产党的领导人蜕化变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这就是毛泽东寻找的跳出中国几千年来的周期律的新路。毛泽东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是他一生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活着时，人们都同意毛泽东说的是对的、正确的，没有人公开反对，邓小平还说，文化大革命中对自己的批判“永不翻案”。
毛泽东辞世后，一些人，又说文化大革命把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是一场“浩劫”，必须彻底否定。王山（笔名：洛伊林格尔）在《第三只眼睛看中国》一书中说：最痛恨“文革”的人，不是广大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而是高干阶层及其子女。因为是“文革”使他们从天上掉到地上。 “文革”是好是坏要用社会实践来检验，不能用权力检验，更不能用仇恨来检验。实践检验需要时间，秦皇翻案两千载，曹操甄别一千七。 由于人们的世界观不同、阶级立场不同和利益不同，目前要达到对“文革”统一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列宁就曾经说过：如果几何学触犯了人们的利益，人们也要把它推翻。“文革”就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因此，有些人要彻底否定“文革”也就不足为奇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之久，不仅轰动中国，而且还震惊了世界。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确实是毛泽东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之所以说是大事，是因为毛泽东找到了一条跳出中国历史上周期律的新路，找到了一条与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的新路，找到了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新路。因此，要谈毛泽东的功过就不能回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二节 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革”？ 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呢？原因有三： 第一个原因，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要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一直沿着马克思指出的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绝不后退，绝不半途而废。要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只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还不行，还必须与传统的旧文化中的私有观念彻底决裂，才能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资本主义。要与传统的旧文化中的私有观念彻底决裂，就必须搞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领域开始的、与旧文化中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的政治大革命。 第二个原因，他不当李自成。李自成的政权之所以昙花一现，主要就是自己内部的腐败造成的。因此，他要经常整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文革”方式就是整贪污腐败的一种好办法。 第三个原因，他要履行他对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许下的诺言：“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 1945年7月，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有一次，毛泽东问他感想如何？黄回答说：“我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个团体，一个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一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都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了，就是希望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大智谋》下册第685页） 黄炎培是说历史上的政权，由好变坏是一个周期律，历史上没有人跳出这个周期律。希望中共能找到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同上书） （编著者，请注意！毛泽东的民主是：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要“人民起来负责”，而不是少数人争权夺利的手段。）
为了跳出历史上周期律，找一条新路，毛泽东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语重心长地提出警告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立一年多，他就提出“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在“三反”中又派生出“五反”。“三反”是防止当权的共产党人变坏，“五反”就是要把坏的资本家变好。 经过这次“三反”、“五反”使共产党人基本上廉政了三十多年，延缓了周期律的到来。但对官僚主义触动不大。 1957年初，毛泽东又提出共产党整风，整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防止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由好变坏。由于党内外的压力，即：党外有极少数人要求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要共产党下台，并来势凶猛；这就给共产党内反对整风的人们找到了根据，他们强烈要求反对右派们的猖狂进攻。在党内外的压力下，毛泽东也同意反右。当时反对右派的猖狂进攻是应该的。但由于反右扩大化，转移了整风的大方向，整风不彻底，“三个主义”不但没有完全整掉，而且还有所发展。这就为后来埋下了祸根。 六十年代初，他又提出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搞“五反”。并不断警告说：“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 以上的措施，基本上是由上而下地防止当权的共产党人由好变坏的方式。但这种只由上而下的方式往往转移斗争的方向，主要不是防止当权的变坏，往往整到群众的头上，因而收效甚微，基本上不能跳出由好变坏的周期律。毛泽东就曾经说过：“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艺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的、全面的、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于是他就找另一条新路来跳出由好变坏的周期律。这新路就是：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第三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四大创举 “文革”的四大创举：第一大创举是成立革命委员会，第二大创举，是斗私批修，第三大创举，是抓革命，促生产，第四大创举，是提倡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大民主。 第一大创举，是创立革命委员会。“文革”中创建的革命委员会，是中央政府以下的各级政权机构的名称，它是由两个三结合的人员组成的，即老、中、青三结合，军、干、群（群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结合组成的政权机构。这样的政权机构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在口头上和文件上的当家作主。只是口头上和文件上的人民当家作主，是某些人用来忽悠老百姓的，在实践中他们并不准备实行。因为，在实践中，当人民与有权有钱的人发生矛盾时，他们或明或暗总是站在有权人和有钱人一边，打压无权无钱的老百姓。如强迫工人下岗，野蛮拆迁……他们就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听之任之。当老百姓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反抗有权人和有钱人时，武警就来“维稳”了。要是在当年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哪个敢强迫工人下岗？哪个敢野蛮拆迁？哪个敢把农民的几百亩麦地推倒修坟墓？如果谁敢这样做，他们就会偷鸡不成，倒失一把米。而现今，这些现象就成了家常便饭。 革命委员会是前无古人的，它推翻历史几千载，人民当家成主人。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组织保证，也是跳出历史周期律新路的组织保证。 第二大创举，是斗私批修。批修就是用马列主义批判修正主义，也就是批判走资派的的言行。斗私，就是要求人们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在改造客观世界（批判修正主义）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逐渐克服自己的私心杂念，逐渐与传统的旧文化中的私有观念彻底决裂，也就是使人们的人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逐渐增多，使人们的兽性（自私自利，损人利己）逐渐减少。这就从根本上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为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精神条件。这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精神条件。也是跳出周期律的前提。没有这样的精神条件，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要建立和谐社会，要跳出周期律，只能是痴心妄想。即使财富堆成山也难以实现。现在的大贪污犯哪一个是因为没吃没穿才贪污的呢？没有，一个也没有。相反是因为他们贪得无厌，损人利己的肮脏思想才走上贪污道路的。又如弄虚作假屡禁不止，也是人们的私心杂念在作怪。 惩治一切犯罪分子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法律和纪律是完全必要的。但它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有人们的人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逐渐增多了，人们的兽性（损人利己）逐渐减少了，再加上法律和纪律的严厉制裁，才能使一切犯罪活动和那些丑恶现象逐渐减少。否则，法律就显得苍白无力。现在的法律比“改革开放”前的法律多得多，也完善得多，也惩治了许多大大小小贪污犯，也经常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进行严打，为什么现在的贪污犯和社会上的丑恶现象还像雨后春笋一样屡禁不止，而且还前仆后继，愈演愈烈呢？因为法律只能治标，不能治本。靠法律维持的只能是社会运转的最低道德底线。只有人们的私心杂念逐渐减少了，犯罪的人少了，执法的人自己的腰杆硬了，执法严了，犯罪分子才会逐渐减少。因此，要建立和谐社会，要跳出历史上的周期律，要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斗私批修”是完全必要的。它是建立和谐社会、跳出周期律、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基础。 第三大创举，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治国的辩证法，也是治国的法宝。 抓革命，促生产，就是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驾齐驱，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才能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社会才是和谐的、健康的社会。如果只抓物质文明，不抓精神文明，即使物质成堆，也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社会也不能和谐健康。不仅不能逐渐向共产主义过渡，不和谐健康，而且人与人之间还会产生尖锐的对立情绪，甚至由对立发展到对抗。这样的社会既不和谐也不健康，而是一种病态的社会。 在“文革”中有个口号，叫“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个口号当时是说苏联只抓物质文明建设，不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卫星上天了，红旗落地了”。“文革”后，人们曾机笑这个口号是无稽之谈。现在苏联不只是红旗落地，而是整个苏联解体了，四分五裂了，一个强大的苏联在地球上消失了。这说明那个口号有一定正确性。前车覆，后车诫，不要重蹈覆辙。 因此，真正的共产党人，就应当抓革命，促生产。不能只抓革命不抓生产。生产是革命的物质基础，没有物质基础革命是不会成功和长久的。也不能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抓革命就要抓斗私批修，抓人的世界观改造。不抓革命，生产也可能搞上去，但那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奠基。也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抓革命，促生产，是向共产主义过渡、建立和谐社会和跳出周期律的物质保证。 第四大创举，是提倡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大民主。即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揭发、大批判等各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揭露自己亲手建立的共产党和政府的黑暗面，评价各级领导的功过是非。这是“文革”前，古今中外都没有的民主。这种民主，是使当官的人不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民主。使当官的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人民的公仆，否则，就没有资格当官，人民就要求他下课。这才是真正的进步民主，前无古人的民主，开创人类新纪元的民主。 这种民主由于是前无古人的、全新的、不完善的，人们还不熟悉，因而人们在使用这种民主的过程中，要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是难免的，甚至会出现严重的错误也是可能的。但这些问题是可以逐渐克服的、逐渐改进的和逐渐完善的。改进、完善要有个过程，也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 美国今天的半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少数人的民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国工人罢工是20世纪30年代后才合法的，美国妇女的选举权也是20世纪30年代后才完全实现的，美国总统只能当两届是20世纪40年代才最后确定下来，黑人与白人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基本平等的，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平等。资本主义的半民主都不能一蹴而就，而社会主义的全新民主能一次成功吗？要求社会主义民主一蹴而就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也是不公平的。 四大民主，现在虽然被封杀了，但它的精神还在，还在起作用，特别是互联网出现后，为这种大民主提供了有利条件，使这种大民主成为势不可当地发展趋势。虽然有人千方百计想把它置之死地而后快，但收效甚微，不但没有被封杀住，而且还像雨后春笋一样的发展。 现在，我国这种大民主既救了一些人，也使有的人身败名裂。如众所周知的女英雄邓玉娇就是大民主救了她的命，如果不是互联网上的大民主，她至少要坐七年牢。又如李锐那个小丑就是大民主使他身败名裂的。李锐为了骗取人们对他的信任，他就伪造历史，编造他是毛泽东的秘书，当人们用大民主揭露他根本就不是毛泽东的秘书时（他只当了17个月的兼职通讯秘书，就被毛主席开除了），他伪造历史的丑恶嘴脸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第四节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与损失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把经济推向崩溃的边沿，是一场“浩劫”，必须彻底、全盘否定。这种说法是言过其词，没有实事求是，是形而上学，是片面的。也有人说“文革”全是对的，没有损失也是片面的，也是形而上学。总的说来，“文革”十年既有成绩，也有损失。 “文革”的成绩是：“文革”期间经济是向前发展了，而不是到了崩溃的边沿。社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8％，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1%，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4.9％。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同1966年相比，钢2046万吨，增长33.6％；原煤4.83亿吨，增长91.7％；粮食28613万吨，增长33.3％；修了九条铁路（成昆、湘黔、襄渝、贵昆、太焦、京原、阳安、通坨线等）；南京长江大桥建成；新建了五个油田（大庆油田的后备油田喇嘛油田1973年开发，75年投产，使大庆油田76年产量达到5000万吨，胜利油田、大港油田、新疆和吉林等地的油田在“文革”期间加强开发，产量从1966年的267万吨到1978年，产量就增至2800万吨）此外，完成了“三线”建设项目的攀枝花、六盘水等大型工业基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工业交通不合理布局。四川省的基础工业主要就是在那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还有全国引进那13套大型化肥设备，八零年全部建成投产后，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农业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籼型杂交水稻的试验成功和推广，在同样情况下，将单位产量提高20％，为世界粮食增产做出了重要贡献。还有李振声的小麦杂交、李登海的玉米杂交、李殿荣的油菜杂交、孙寰的大豆杂交等优良品种培育成功，都为粮油增产作出了贡献。 我国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也是“文革”时期打下的基础，如与吃饭问题密切相关的水利、化肥和优良品种都是“文革”时期建成的。穿衣问题也是那时打下的基础，如化纤厂和涤纶厂都是73年开始引进建成的。文革十年，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时期，全国人民兴修水利，改田改土，大力发展水电、农机化肥、社队企业等，年年农业大丰收。 1966至1976这十年间，尖端科学技术发展迅猛，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 1966年10月27日，导弹核武器首次发射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爆炸第一颗氢弹； 1969年9月23日，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1970年4月24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975年7月28日，第一次成功地回收人造地球卫星。这批成果，对于国力的增强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邓小平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十年里，打开了新中国外交的新局面。由于毛泽东、周恩来及时调整外交战略和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积极支持，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美国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 那十年是外国与我国建交最多的时期。文革前17年与我国建交的只有49个国家，文革10年与我国建交的是61个国家，使我国与外国建交的总数达到110个。由于外交新局面的打开，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重要力量，把原来的苏美两级世界变成美苏中三级世界。 也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不能说“文革”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沿，更不能从个人的恩怨出发，胡说八道，说文革是一场“浩劫”。 “文革”十年是中国在世界上最阳光的时期。” “文革”中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政权机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 “文革”十年延缓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全面复辟。 由于“文革”精神深深地留存在人们的心中，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人不敢公开打出“补资本主义课”的旗号，他们只能打“左灯”往右拐，给资本主义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打着红旗反红旗。 文革10年也有不少损失，最大的损失是人才。 从1966—1971年整整六年没有招收大学生和中专生，1972年只部分大学开始招生，这就使我国缺少了一代人才。五六十年代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大中专毕业生，“文革”时期，正是年富力强，风华正茂的黄金时代，这些人中，除了少数在尖端科研单位、生产单位和极个别的人在积极搞业务、钻研科学而外，绝大多数都基本上没有搞业务，这又耽误了一代人才。更为严重地是伤害了一大批人才。这伤害包括老中青各方面的人才。当时在校的大学生，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是很有才华的，由于“文革”一来，他们投入其中，当了急先锋。他们既冲击了别人，也来回冲击了自己。有些人成了牺牲品，有的死了，有的抓起来了。“文革”后，清查“三种 人”时，对“文革”中的积极分子几乎是一网打尽。已提拔的，不管老中青一律“下课”，有的人还要坐牢。如不是“文革”对他们的影响，他们中很多人是大有作为的。因此，文革最大的损失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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