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过渡（4）

无产阶级专政、社会阶级和无产阶级思想体系

夏尔·贝特兰

保罗·斯威齐在“再答”一文中的意见表明，我们对于以前通信中提出的主要问题的基本答案，已经顺利地达到了一致。因此就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只要讨论的参加者都对历史、经济和政治抱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问题又讨论得充分广泛，那就有可能克服最初的分歧，甚至克服在复杂问题上的分歧。

固然，保罗·斯威齐和我之问的讨论——这项讨论开始于１９６８年１０月——提出了“新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事实上是包含在最初的意见分歧之中的。

关于若干问题

从我们一个共同的假定——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以无产阶级执掌政权为前提——出发，保罗·斯威齐问道；

（a）按照我的意见，国家政权的阶级性是否完全民政府和政党所奉行的政策为转移

（b）为使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学说有说明的价值，是否从根本上必须有一个确定当权阶级是什么样的阶级的“独立方法”

在这些问题之外他还增加另外两个问题：

（c）新的国家资产阶级发展的方式和阶段是什么

（d）在什么条件下无产阶级会得到胜利，在什么条件下新的国家资产阶级会得到胜利

在保罗·斯威齐看来，这些问题所引起的困难又同确定“在发生二十世纪大多数反资本主义革命的那种不发达国家里无产阶级”的含义时所遇到的困难有关联。事实上，保罗·斯威齐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学说是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假定工业化国家的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必须起的历史作用来说明的。但是，他补充说，除苏联外这样的无产阶级在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并不存在。而且，甚至在俄国，无产阶级也未能完成其提供经济和政治领导的任务——它由于内战和外国入侵而大部分被消灭和打散了。

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各种各样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真正比重或苏联的国内战争对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影响；另一方面，我认为给上面提出的其它问题提供初步答案是十分重要的。

当然，由于这些问题所包含的重要意义和所涉及的巨大范围，不可能以应有的详尽方式提出答案，至少在一篇文章里是如此；这样做将要求写一整本书。然而，提供一些简单的回答是可能的和有益的。而且，保罗·斯威齐在其意见的第二部分中提出的命题有助于作出这种初步答案。

关于革命政权的阶级性

据我看来，能决定经群众斗争而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没收旧的有产阶级的财产并宣称效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政权——的真正阶级性的，是这一政权所服务的阶级利益的性质。这要求考察国家政权和劳动群众之间的具体关系，从而考察无产阶级政权的存在方式。

（a）这个政权所服务的阶级利益的性质。我们的分析必须用阶级语言回答下述问题：“国家政权为谁服务了”它是为直接生产者、首先是工人阶级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服务吗·它有助于劳动者实现社会关系中的革命变革，从而使他们能够取得对其生存条件的越来越大的支配权吗？或者它是为少数非生产者——即使这个少数宣称它“效忠于社会主义事业”情况也可能是这样——的利益服务呢？

（b）国家政权机关和劳动群众之间的具体关系。今天，按照历史的经验和对这种经验的理论分析，显然可以看出只有当国家政权的真实的实践反映出明确的特点，其执政的党奉行一条无产阶级的路线，我们才能说那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

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特点

鉴于在这方面存在着长期和持久的混乱，不应忘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性效果就是使其有可能确立某些政治条件，直接生产者在取得了这些政治条件之后才能对其生产手段和生存条件实现集体的社会控制。也不应忘记，这种控制决不是由国家控制生产手段或由“经济计划”来保证的。这种控制——它只能通过长期的阶级斗争予以实现——主要地（但不是唯一地）取决于生产者是否当仅这一点。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列宁在１９１７年说过的一段话：“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政权问题是不能回避、不能撇开不管的，因为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它决定着革命的发展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问题。”

劳动者对其生存条件的控制，首先要求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代之以根本不同的国家机器。和旧的国家机器本质上相似的新的国家机器必然会再产生同样的社会关系。

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间的根本区别就是：无产阶级国家机器不脱离群众，它从属于群众，即列宁称之为“本来意义上的国家”的消失及其由“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所代替。

直接生产者对其生存条件的控制．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为前提。这种旧的国家机器垄断着一切重要的政治决定以及执行政治决定的手段，它还拥有它会毫不犹豫地用来反对劳动群众的独立存在的镇压力量。如果不去形式主义地使用不问时间和地点而规定下来的“抽象标准”，那末我们可以说，非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或大致上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特点就是，国家机器被置于群众之上并以独裁方式对待群众。

当群众从属于国家机器而群众与执政党之间又存在着类似关系时，非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的这一特点就变得更加重要。（我后面还要再谈这个问题。）当国家机器脱离群众并高踞于群众之上，执政的党助长这种局面而不是竭力加以反对时，也就有了再产生出政治上的压迫关系（从中也会再产生出剥削关系）的客观条件。当非生产者从直接生产者榨取剩余劳动时，当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的使用办法不决定于生产者自己时；就出现这种剥削关系；即使起决定作用的是一项“经济计划”，这也同样适用。我们也知道，即使剩余劳动的产品不是由决定使用方式的人们用作个人消费，也会有剥削。无论如何，资本主义剥削主要是以积累而不是以消费为目的的剥削。

总之，如果占有生产手段（作为国家控制的结果）的国家机器脱离群众而存在，又如果这一机器不受一个与群众有联系并帮助群众努力争取控制生产手段的使用的党的支配，我们就面对着构成再产生直接生产者和生产手段分离的那样一种社会结构的关系。如果在这些情况下劳动力和生产手段之间的关系是用工资关系表示的，这就意味着生产关系是资本主义关系，而在中央国家机构和有关机构中占据领导岗位的人们就是从集体而言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资产阶级。

正如我们已经顺便指出的那样，如果试图提出一个关于无产阶级国家性质的抽象标准而不考虑到具体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国家和执政党之间关系的性质、这个党的特点以及这个党的活动所遵循的方向，那就会是教条主义的和形式主义的。因此，的确不存在什么不脱离（即国家机器和群众融洽一致）的“单一模型”，而只有一些符合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的具体形式。巴黎公社、１９１７年俄国的苏维埃和中国人民政权的各种表现形式提供了这样一类融洽一致的历史范例。（在中国，既有“民间的”形式，也有“军事的”形式：中国人民解放军无疑地是不脱离人民而恰恰和人民团结一致并为人民服务的第一支军队。）

历史的经验表明，由几百年的压迫和剥削造成的那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关系常常会在不能一朝一夕实行革命化的社会劳动分工的基础上重新自行滋长起来，于是，在这种意识形态关系的影响下，那些旨在使直接生产者能够自行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形式就会——如果不对这种倾向进行有组织的斗争的话——自发地朝向权力机关“独立化”、即朝向群众和国家机器之间新的分离的方向转化，其结果就是重新形成政治上的压迫关系和经济上的剥削关系。因此，在整个过渡时期，都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两条道路的斗争。

说一个过渡的社会结构顺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就等于说这个社会正经历着一项革命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使劳动群众能够对其生存条件取得越来越大的控制权，也就是加强他们解放自己的能力。说这样的社会结构顺着资本主义道路前进，就等于说它经历着这样一种过程，这种过程使劳动群众越来越从属于他们所不能控制的、因此最终只能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再生产过程的各项必要条件。这些少数人运用国家机器来确立和巩固那些使他们能够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

一个社会结构所遵循的道路总是由阶级斗争决定的。阶级斗争使经取祉会主义道路胜利的人们同争取资本主义道路胜利的人们相敌对。前者由无产阶级和与之联盟的所有的平民阶级构成；后者由资产阶级社会势力的集合体所构成，不管这些势力是否属于老的资产阶级，也不管它们是否“意识到”它们政治路线的成功将导致无产阶级的失败。在国家控制生产手段的地方，资产阶级社会势力得以产生或再产生的主要场所是国家机器本身、执政党的上层以及意识形态的机构和经济的机构。无产阶级要想能够保持它的领导作用，就必须经常保持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主动权。这要求无产阶级继续保持团结并同所有那些对社会主义有同样利害关系的平民阶级紧密地联合在一起。只有当无产阶级具有它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机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时，它才能具备这些条件。这又产生另外一系列的问题。

执政党的特点

这些问题的困难之处就是：为了帮助无产阶级和与之联盟的平民阶级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曾经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如果只是表面上保持“原样”，那是不够的；它的阶级性必须实际上保持不变：它必须仍然是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是因为，如果执政党不是工人阶级的政党，那就不可能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显然，党的无产阶级性并不取决于“自己的声明”，并不取决于它自己发誓有“建立社会主义”的意愿，也不取决于它“始终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或忠实于“革命理想”的“决心”。它的无产阶级性只能取决于具体的分析，辨明执政党的政治和思想实践是否在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的实践。

历史的经验使我们有可能提供更适当的方法来说明一个执政党的政治和思想实践的阶级性。这一经验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清楚地表明一个政党的政治和思想实践的阶级性在该党与群众的关系结构中、在其内部关系中以及在其与国家机器的关系中显示出来。

如果执政党和群众之间的具体关系不符合无产阶级的实践，又如果在该党本身内部，民主讨论和思想斗事让位于独裁专断，那么该党实际运用的理论概念就必然会越来越脱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正确的政治实践，就不会有正确的理论概念。为了使执政党所信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保持生命力，而不致“成为”从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呆板的教条，该党及其成员就必须反对独裁专断的做法，批评那些从事这种做法的人，并使自己经常接受群众的批评。

总之，只有当执政的党不强加命合于群众而始终作为群众首创精神的工具，它才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当它完全接受群众方面的批评，当它不打算把“必要的”任务强加于群众，当它从群众准备发展社会主义关系的愿望出发时，上述的情况才是可能的。该党要想在这方面能够帮助群众，就必须善于肯定促进这种发展的因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须特别为这一目的服务。

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帮助群众自己完成符合于他们的基本利益的事业。在改造社会关系的不断斗争的每个阶段上，该党必须引导群众，以使他们在时间和空间所许可的主客观条件下，采取他们所能采取的影响最为深远的主动行动，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社会关系。

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不能自认为“代替群众做事”。因为群众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并且只有通过他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他们才能改造自己。这是群众能够取得集体自觉、集体意志和集体能力即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自由的唯一方法。

无产阶级政策——无产阶级得以继续掌权的唯一保证——因此必须努力使群众自己去做他们在客观上具有利害关系的事情，只要他们在主观上准备那样做就行。任何违反群众自觉和意愿的行为就是倒退。而这种倒退可以导致无产阶级丧失政权。

因此，该党的作用不在于规定稳妥的目标，而在于了解群众准备做什么事情和不加任何强制地领导他们前进，所采取的办法是提出群众能够将共变为他们自己的口号和指示，详细说明适当的战略和策略，并帮助群众组织起来。

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这种关系以及这种实践所提出的各项要求，使得下列的准则成为十分必要：专政的制度，如毛泽东所说，“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群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

说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也就是说它不适用于小资产阶级内部、特别是中农的最不富裕的阶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领导小资产阶级走上代表其真正利益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他们对小资产阶级不得使用强制手段。他们必须进行一场思想斗争，以便有可能——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将小资产阶级思想纳入无产阶级思想的轨道”。（原文如此——译者）。

一个既是执政党又是无产阶级党的政党，即一个领导群众但不发号施令的政党，一个集中群众的创造力以便帮助他们进行联合的政治斗争的政党，在其政治和思想实践上就有这样一些特点。这样的政党对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政党的帮助下，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才能通过向集体自由迈进的办法取得对他们生存条件的越来越大的控制权；而这需要他们的团结一致——不是强制的而是自发自愿的团结一致。

党和国家机器

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党和国家机器之间的关系所引起的问题，因为这种关系的性质构成以国家机器从属于无产阶级政党为条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特点之一。只有当国家机器从属于无产阶级政党时，它才可能——在党和群众的关系同反对国家机器独立化的斗争正确地联系在一起的条件下——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保证国家的消亡。

因此，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主要机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不是国家机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工具，是已经变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

党的决定性作用是和党所体现的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所占有的支配地位相关联的；党不仅对所有共他的社会机构发挥这种作用，而且对劳动群众也是这样。党帮助劳动群众改造自己，即为自己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起初是在资产阶级思想的作祟下部分地同群众隔离开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担负起义不容辞的任务，通过在群众斗争中给予群众以援助的办法把无产阶级思想灌输给广大群众，它自身也从这些斗争中吸取教训——一向群众学习。

无产阶级政党因此是团结群众的工具——不仅是思想上的团结一致而且是行动上的团结一致。

劳动者的有效的支配作用发展到无产阶级思想变成他们自己的思想的程度。消灭一切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条件就这样在群众自身中形成起来。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执政党要想能够发挥正确的作用，就必须经常把阶级斗争摆在首位，并使无产阶级思想成为这一斗争中的主要因素。没有这样一个党，主客观的关系就不能革命化，资产阶级的复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

党的支配作用以及这一作用的思想性和政治性，决定了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所占的重要地位和某种“领导作风”、即被正确地称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风的绝对必要性。只有这样的领导作风才有可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不是通过强迫手段（它决不能导向社会主义），而是通过对所有劳动者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是劳动者，而这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唯一方法。这是中国共产党称之为“群众路线”的一个方面。关于这一点，应该补充的是，如果说“群众路线”的概念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密切联系着，这一概念的理论基础则可以在马克思和列宁那里找到。然而，由于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毛泽东思想，才可能从理论上理解“群众路线”的概念并懂得一个执政党只有运用群众路线才能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工具，因为无产阶级政权能否存在最终是由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如何来决定的。

“独立方法”的问题

在我看来，不可能依靠一种“独立”于上述方法的一方法来确定革命后取得权力的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或非无产阶级性质。事实上，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初是对经济基础行使的，对这种经济基础的彻底改造单单靠掌有政权是不够的。

在紧接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时期，尽管有“国有化”和“国家控制”，大部分旧的社会关系继续存在着，因为不能立即把它们“废除”。这些关系不能依靠革命政权“上层”作出并立即实行的“决定”而加以消灭。它们的消灭只能来自包括一整个历史时期的革命过程，即其中所有的社会关系以及所有的参加者都“革命化”的过程。特别是，生产者对生产和生存条件的控制，要求对社会劳动分工进行日益扩大的改造，这样就会逐步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和决策与实施之间的差别，以及缩小并最终消灭位于劳动者“之上”的技术人员的作用。

在这种改造的期间，担任领导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人——政治干部和技术人员——必须生活在群众当中，和他们同甘共苦，接受他们的监督并参加体力劳动。

但是，劳动者之间和劳动者及其生产手段之间关系的彻底改造，以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完全消灭，并不会从生产力的发展中“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改造只能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长期阶级斗争中，从沿着正确道路发展的阶级斗争中产生。这就需要有按照中国革命发展起来的马列主义思想的最先进的形式指导的阶级斗争。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被视为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说明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性质是有意义的。

作为无产阶级理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因为它是对生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无产阶级的理论上的表述——马克思主义园采取无产阶级的观点而得到了发展，唯有从这个观点出发才能理解无产阶级斗争的意义。这里我们应该重温一下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的历史的广度时用过的说法，当时他宣称，对资产阶级和采取资产阶级立场的人来说，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意义依然是一个“斯芬克斯”，一个“谜”。

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不仅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出发，而且也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矛盾出发，从阐明无产阶级在这生产方式中所处地位的特征出发。无产阶级是完全被剥夺了生产手段的从事生产的阶级，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把它同它的生存条件完全分隔开来。无产阶级只有靠不仅消灭资本主义而且消灭一切形式的人对人的剥削，彻底粉碎现有的社会关系并代之风崭新的关系，才能从资本主义剥削下解放出来。

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处地位的特征，迫使无产阶级——如果它要解放自己的话——发展一种彻底革命的思想体系。无产阶级从剥削和压迫下的解放，事实上要求它思想上实行激进化，要求它越来越致力于一种基本上由它自己创造的彻底革命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不同于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机构所施加的巨大压力不断地想迫使它接受的思想。（无产阶级被迫接受的思想显然不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思想，而是使它成到苦恼的思想，或者象里文克在他未出版的《毛泽东的哲学》一书中所说的，“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

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