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不缺陈胜吴广”

　　财联社25日讯，昨晚财政部楼继伟部长在清华讲座，他指出，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增速将到5%以下）可能性50%+。现在的关键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6.5%-7％的增长，实现全面小康，就需要抢在人口老龄化加速之前，也就是最后5-7年的时间里，做好全方位改革，解决市场中仍然存在的扭曲，主要有以下措施：

　　1、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不要有对抗性的思维，觉得外国会断我们的粮。这样，能够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

　　2、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顺便提了一句，一定要征收房地产税，调节租售比)。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到城市里面去。西部只搞省会城市，东部搞城市带，形成产业链，把各种服务业做上去。

　　3、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

　　4、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农民自主决定土地的交易，不能搞征地，然后和买地的一方谈判，怎么再就业，怎么交社保领社保。

　　5、五是在社保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去解决97年以前没有交造成的亏欠，把交费率降下来，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其他几个比率相应调整，达到精算平衡。各地方自己搞好后，国家才能统筹。社保就是保险，不是储蓄，个人账户没有继承这一说，活到啥时候领到啥时候。

　　6、其他还有一些措施，比如鼓励创业，灵活就业，创业半年就算是就业了;改变计划生育政策等等。

　　7、现在的改革比94年要难多了，要处理好降杠杆不失速、强力推进改革和维持社会稳定等权衡取舍。要在习主席领导下，坚决完成三中、四中全会的任务。已经提出的改革任务，只要都做好，就能实现目标。

　　延伸阅读：自由市场：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

　　——中国经济安全系列之三十一

　　江 涌

　　原载《世界知识》2009年第23期

　　经济自由主义学者鼓吹，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粮食问题当然也不例外。然而，2006～2008年席卷世界的粮食危机给全球迷信经济自由主义的大众上了深刻而痛苦的一课：国际市场均由垄断资本把持，自由竞争子虚乌有，所谓依靠市场调节就是听任垄断资本操纵，使诸多国家粮食安全在国际自由市场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中国粮食安全面临耕地不足、水资源缺乏等诸多因素威胁，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经济自由主义学者鼓吹的“自由市场”。

　　自由市场之殃

　　多年来，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反对穷国对农业有太多的投入，认为全球之所以有数十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就是因为被生存农业束缚了手脚，应让他们依照比较优势重新择业，如此，不仅可以赚钱买粮，而且可以发家致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坐而论道，而西方国家与他们操纵的国际组织则积极践行。它们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以经济援助为杠杆，向发展中穷国推销结构调整计划：积极敦促受援的发展中国家让本国农民改种经济作物出口以获取更多收益，同时降低关税，从国外进口便宜的粮食;“建议”一些国家减少甚至取消谷物储备，实施依靠私营公司的粮食零库存模式，取消政府控制的粮食供应机构，取消来自欧洲和美国谷物的关税，取消对肥料及其他农业投入的补贴。

　　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国际组织经济政策的实践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导致了如此结果：国家扶持的取消凸显了私人投资的外部风险，如此“吓走了”而非“吸引了”私人投资，由此导致农业停滞不前。一些非洲国家在世界银行的“鼓励”下进行经济调整，集中生产用于出口的经济作物，结果导致相关经济作物生产过剩，国际市场价格暴跌。例如，加纳推广可可豆种植导致1986年至1989年国际市场可可豆价格下跌48%，这使得可可豆生产国的经济“在市场的变幻莫测面前变得更加脆弱”。IMF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摧毁了受援国政府在农村的投资，使当地农业生产变得极不稳定。紧随结构调整计划的是WTO的“自由市场”粮食政策，如此使得到补贴的欧盟便宜牛肉进入西非和南非的市场，得到补贴的美国便宜谷物进入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导致当地农业生产者纷纷破产。结构调整计划与“自由市场”的粮食政策推行的结果是：发达国家为自己的农产品打开了市场，消灭了从非洲、拉美到亚洲国家的诸多农业家庭，破坏了他们为本国民众提供粮食及健康食品的能力。而家庭农业是食品质量的重要前提与基础。

　　在摆脱殖民主义后的20世纪60～70年代，非洲不仅粮食自给自足，而且是一个粮食净出口地区，1966～1970年间平均每年出口130万吨。如今，经过结构调整计划与“自由市场”粮食政策的洗礼，非洲25%的粮食需要进口，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是粮食净进口国。饥饿成为家常便饭，仅最近三年来，非洲之角国家以及南非、中非等就爆发了粮食危机。粮食从自给自足到依赖进口的国家不仅出现在非洲，而且出现在拉美、亚洲。在198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前，墨西哥和印度等国的粮食都可自给。自从WTO要求放开农业部门、跨国粮商进入本土市场以来，墨印等国都已变成粮食短缺的国家。2006～2008年，由于粮食价格高涨，约有40个国家爆发了民众骚动乃至暴乱。在一些本来就不稳定的国家，如孟加拉国、海地、肯尼亚、墨西哥、莫桑比克和巴基斯坦，粮价高涨导致众多人员死亡，加剧了人民的痛苦，自由市场之殃触目皆是。

　　发达国家与国际组织的经济及粮食政策遭遇国际社会的持续批评与抨击，连美国彭博新闻社也在2008年12月发表长篇报道，指责世界银行“错误地建议”穷国进行所谓的“结构调整”，导致穷国从粮食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杰弗里·萨克斯直言：“世界银行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而历史证明，人们首先要生存下去，市场才能发挥作用。”2006年世界银行承认，对向发展中国家农业开出的政策药方所产生的副作用关注不够。2008年世界银行报告明确指出，投资农业是消除贫困和饥荒的最有效手段。

　　自由粮食市场子虚乌有

　　在通过国际市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背后，有着极大极长的利益链条。在垄断资本的支持下，玛格丽特·撒切尔于1979年出任英国首相，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当选美国总统，由此揭开了英美大资本谋求垄断国际市场的自由经济运动。自由经济强调由国际市场对各类资源与商品进行调节，然而包括粮食市场在内的国际市场根本就不是一个自由市场。

　　国际粮食市场是一个高度垄断的市场。资本的天性是逐利，逐利的最好途径是垄断。简称为“ABCD”的四大跨国粮商——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ADM，美资)、邦吉(Bunge，美资)、嘉吉(Cargill，美资)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法资)，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80%，控制了美国、巴西、阿根廷等主要原料市场及全球运输和仓储系统，极大地影响着国际粮食期货交易，是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者，是国际粮食市场潮起潮落的“幕后推手”。

　　国际粮食市场是一个脆弱且充满投机的市场。国际粮食市场本来就面临诸如人口的增加、饮食的高端化、异常气候的频发、水资源的枯竭、转基因作物的普及、农药和化肥等投入成本的上升、生物燃料的急剧增长、经济民族主义的高涨等一系列不稳定因素，这当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被垄断资本炒作投机运用，使粮食市场出现剧烈波动，直至引发世界性粮食危机。最新一轮粮食危机就是国际粮商借口粮食减产、需求增加、库存降低来进行市场炒作的。

　　国际粮食市场是一个严重扭曲的市场。粮食安全依赖市场调节的理论基础就是有效市场假说。该假说认为，所有相关信息都体现在价格之中，价格变化引导粮食供给与需求实现均衡。但是，在粮食垄断资本的游说与施压下，作为世界重要粮食生产与输出地的美国和欧盟，通过持续而巨额的粮食补贴，严重扭曲了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体系。目前补贴占农业产值的比重欧盟为40%，美国为25%。欧盟每年的农业补贴高达320亿欧元，而且通过各类技术壁垒严格限制牛肉和家禽进口。为鼓励农民种植玉米生产乙醇，美国政府给予每加仑乙醇51美分补贴，并对进口乙醇征收每加仑54美分的关税。在游说压力下，美国即便是对外粮食援助，也规定必须从美国农场主手中购买，并用美国船只运输。

　　在粮食商品化的另一面，是粮食政治化。粮食政治化除了粮食生产补贴外，一个重要的新体现就是在利益集团的积极推动下，美国政府鼓励转基因粮食的发展。美国政府1992年裁定，所有的转基因植物和食品与同品种的传统植物“实质上相同”。美国农业部积极参与由粮食寡头推动的基因革命，研发了一项种子绝育技术，即在种子成熟前产生一种毒素，使种子的植物胚胎自动毁坏。该技术可应用于所有植物种子，并于2007年获得了名为“植物基因表达控制技术”的专利。农民一旦使用了美国的转基因种子，就必须不断向孟山都等美国种子供应商购买新种子，从而被迫沦为美国种子公司的新农奴。

　　美国政府与粮食寡头利用阿根廷的经济困难以及阿政要与美国的密切关系，于上世纪80年代初将这种带有绝育技术的转基因种子全盘兜售给了阿根廷，如此这个农业资源极其丰富、被誉为“世界粮仓”的国家就被美国粮食寡头紧紧控制了。到2004年，阿根廷48%的土地被用来种植转基因大豆，由于种子和农药都要从美国公司购买，粮食流通、储运由美国粮食寡头垄断，仅10年时间，阿根廷就丧失了粮食自给能力，整个国家的农业经济彻底受控于美国粮食寡头;美国粮食寡头又借助阿根廷的强大粮食生产能力影响世界。

　　1970年3月，美国国会成立了“人口增长与美国未来研究委员会”。1974年该委员会拟定了一份名为《国家安全研究第200号备忘录：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响》的报告，报告视粮食为一种“国家权力工具”，可被用来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里根政府的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曾说：“粮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国系在我们身上，他们就不会捣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很明显，在美国政治家眼中，粮食不仅是一种商品，还是一种战略物资，一种政治手段。

　　美国利用本土以及海外的强大粮食生产能力、价格控制能力、种子垄断培育能力，积极“调控”世界的粮食供给与价格。例如，美国农业部通过不断调整播种面积防止因生产过剩而导致粮价下跌。通过对生物乙醇技术的突破，打通粮食与石油的关联，实行粮油联动，将自己的粮食优势转化为能源优势，直接影响缺粮的石油输出国。基辛格博士名言：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了世界。当今美国既想控制石油，又想控制粮食，还想控制货币，借以控制整个世界。这就是美国的战略。

　　跨国粮商自由图谋中国粮仓

　　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粮食生产是弱势中的弱势。粮食问题决不能用简单的市场调节来解决和所谓的经济效率来衡量。但是，长久以来，在中国一直存在着通过市场来解决粮食安全的思路，有的甚至还上升为政策，从而对中国粮食安全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大豆之殇即是典型。

　　为尽快加入WTO，中国在农业领域作出巨大让步，中国承诺，实现大豆油贸易自由化，取消关税配额制和准国家专营制;大幅降低大豆进口关税，取消进口配额制。由于美国种植的是转基因大豆，生产成本低，单位出油高，而且还得到政府的巨额补贴，美国农民每生产1吨大豆得到的政府补贴，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15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59美元。因此，相对于中国小农生产的有机大豆，美国转基因大豆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1994年中国进口大豆只有5万吨， 2005年则为2600万吨，占世界大豆贸易的1/3。中国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使本土有机大豆生产迅速萎缩，成千上万的豆农不得不转种其他作物，或干脆撂荒土地外出打工。

　　更为严重的是，跨国粮商利用中国对国际大豆市场的依赖，通过一组精心布局，一举击溃了中国大豆压榨与流通企业。2003年下半年，美国借口贸易赤字而不断提升对华贸易战，为缓解紧张状态，中国2003年12 月宣布将派代表团采购美国大豆。在该声明发布前(2003年12月)，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月均价是每蒲式耳7.7美元;当中国企业大批采购时(2004年3～4月)，价格冲到9.8美元;中国采购后(2004年8月)，价格快速跌至5.9美元。大豆价格潮涨潮落使中国采购300万吨多花了15亿美元，期货交易令诸多中国油脂企业陷入困境乃至绝境，最后有半数企业破产，跨国粮商趁机控制了近60%的国内油脂企业、80%大豆压榨能力，在中国市场掌握了从大豆采购到仓储运输、油脂加工等各个环节的主动权。新加坡丰益国际就占据了中国小包装食用油近85%的市场份额。跨国粮商控制了中国国内豆油后，国内植物油价格的涨落就越来越游离中国政府的价格调控。

　　中国大豆沦陷而不得不大量从国际市场进口，这又给国际社会指责“中国威胁”的话柄。2008年4月28日，德国《明镜周刊》发表一篇题为《为满足中国和印度的胃口而努力》的文章称，中国人吸干了从拉普拉塔河到亚马逊河的大豆市场，大豆种植加剧了森林乱砍滥伐并促使大批小农户纷纷破产，马托格洛索州的大片土地已经变成了绿色沙漠，除了使用大量杀虫剂种植的单一作物外，别无他物，巴西的大豆生产已经成为一种“死亡文化”。

　　然而，大豆之殇并未令中国人警醒，迄今仍然不时听到一些自由经济精英在喧嚣，“只要有市场，一切都可以解决”。越来越多的调研、报道表明，跨国垄断资本通过游说、贿赂、课题资助等多种途径，让中国相信，中国粮食问题可以依靠自由市场、国际贸易来解决。某机构在福特基金的资助下，炮制了一份名为《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的研究报告，抨击中国政府维护粮食安全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18亿亩耕地底线，大肆鼓吹“只要市场在，就不愁买不到粮食”。多年来，福特基金一直是东欧、中亚等地“颜色革命”的重要“幕后推手”，同时也一贯不知疲倦地为中国学者与官员到美国“自由圣地”学习“自由精神”以及在中国国内传播“自由思想”提供慷慨资助。该基金一名高层人士曾不无得意地炫耀，基金在中国播下的自由种子，经过发芽生长，已经到了收获季节。

　　如此，跨国粮商挟其强大的资金优势、系列品牌优势以及在全中国建立起营销与信息网络优势，积极布局中国粮食市场，而国内没有一家企业能真正与之抗衡。目前，中储粮作为全国最大的粮源控制企业，具有较强的实力，但没有粮食加工业务;中粮集团有加工业务，却不能掌控粮源，销售网络也不够;民营粮食企业更是难以望其项背。2007年“十一”前，中储粮抛售20万吨食用油储备，在食用油市场竟然没有溅起一点水花。后来有调查发现，其中有70%让益海嘉里(ADM与丰益国际的合资公司)通过“内部渠道”买走而搁置起来。

　　从2008年开始，WTO关于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粮食流通领域的过渡期已经结束，跨国大粮商开始进入中国粮食流通与加工领域。国际顶级金融机构高盛公司竟然在中国大规模投资养猪，一口气收购了数十家专业养猪厂，匪夷所思。而据嘉吉公司的调查估测，中国肉类产品需求和加工企业的快速增加，使得未来中国对玉米等饲料原料的缺口不断加大，国内玉米库存不断下降，由此不得不大量增加玉米进口。日本专家分析，美国在华大肆圈地养猪的用意是扩大对中国出口用作饲料的玉米。玉米可能是继大豆之后，中国粮食沦陷的第二个领域。益海嘉里集团已经在山东、河南、河北、黑龙江、湖南等粮食主产区建立或并购粮食加工企业，并在江苏等省准备建立粮食收储企业。丰益国际斥巨资进驻东北，企图垄断国内非转基因大豆市场。在中国正忙活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多与国际接轨的时候，跨国粮商已开始了他们在中国的粮食战略布局，旨在把中国粮食供求纳入由他们控制的国际自由市场。

　　延伸阅读：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会的定位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会定位的本质区别

　　摘自《独立工会并不存在：工会要明确阶级立场 保护工人免受利益集团侵害》 蒋茜

　　由于所有制基础不同，导致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工会定位本身就存在本质的区別。从工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工会是劳资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而劳资关系作为社会经济关系的一部分，实际上是所有制关系的具体体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产资料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资源，谁控制了生产资料，谁就控制了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并由此而成为这个社会政治上的统治者和意识形态上的主导者。因此，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构成了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同时也成为决定社会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那么，单纯地脱离所有制基础所构成的社会经济制度而去谈论劳资关系，去讨论工会的定位，是简单而盲目的。实际上，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什么样的劳资关系，也决定了什么样的工会地位。

　　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与劳动者是分离的，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资产阶级掌握着生产资料，并由此形成了这个社会中经济、政治上的统治者和意识形态上的主导者，它们通过生产资料的掌握而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8]那么，在资本中主义制度下形成的劳资关系从根本上体现的是一种阶级利益关系，从本质上反映的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此决定了劳资双方是一种对立和对抗的关系。虽然马克思去世之后，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经历了一些新的变化，从对抗到相对缓和，但如果所有制基础本身不变，那么由它决定的劳资关系本质就不会变，而变化的只是现象。因此，工人阶级在这个环境中，从根本上必然要求独立于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资产阶级总体利益的国家之外，以独立的群众组织而存在，从而谋求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

　　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企业中存在的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被社会主义企业中的新型劳动关系所代替。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者，具有与生产资料实际结合的平等权利，消灭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关系与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相比，本质上是一种和谐的、非对抗性的关系。但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所有制相比，由于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分工的存在，所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具有一定的间接性。[9]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公有制生产资料的使用是通过企业进行的，企业是独立的经济主体，企业劳动者的利益与社会的共同利益存在着重要的差别，个别的劳动力并不能自动变为社会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并不完全是一种直接的自然而然的结合，而是一种间接的有条件的结合，要通过劳动力与企业的双向选择才能实现，这种双向选择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此，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劳动力从根本上具有非商品的性质，但从现象上看却具有一定的商品性。这种特殊的双重属性正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劳动关系的理论基础。一方面，企业劳动关系要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体现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平等性、民主性、直接性和按劳分配关系;另一方面要体现企业和劳动力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市场性。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多元化引起的劳动关系的复杂化，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关系出现了市场化的趋势。而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则出现类似资本主义企业的劳资关系。那么，由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劳动关系，也决定了是我国工会定位的方向不仅需要代表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也需要在共产党的带领下作为一种桥梁纽带促进劳动关系和谐发展。

　　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美国工会领导人访华团时曾说，由于我们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们民主专政国家，所以中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工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中国工会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它的社会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比美国工会可能更大一点。[10]邓小平同志的话语已经表明了中西方工会本质的不同，因此，由所有制基础不同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以及资本主义劳资关系与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根本不同，决定了工会定位的本质区别，也决定了我国工会定位不能完全按照西方工会定位来实施。

　　进一歩落实工会定位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论证了当前工会的总体定位，解决了我国工会是什么的问题。但如何有效发挥其功能，是工会存在的关键。因为总体定位的确立是作用有效发挥的前提，但绝不是唯一条件。由我国社会制度和工会性质所决定的总体定位，属于工会定位本质层面的抽象规定，但这种抽象的规定如果没有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的具体规定来加以体现并付诸实现，就只能停留在空洞的理论层面而无现实操作性。当前，我国工会存在的很多问题正是源于此，因此，接下来的关键就在于明确定位，怎样让这两个角色在具体环境中辩证地统一起来，如何使工会定位在实践中具体化。而进一步落实工会定位，以下几个方面是需要解决的。

　　1.不同所有制企业下工会具体定位的发展问题

　　工会的总体定位所体现的双重角色，从理论上来说，是针对我国所有的工会而言，不管是公有制企业工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工会，都需要把这两种角色辩证的统一起来。但在实践中，从当前工会运行的情况、工会会员的入会率、工会发挥的作用等方面来说，国有企业工会发展明显优于私营外资企业工会。亊实上，近年来爆发的劳资矛盾、劳动者合法权益受到侵蚀却无处申述等问题，大多集中在非公有制企业，所以，非常迫切地需要非公有制企业工会承担使命，发挥应有作用。然而，正是需要工会力量的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却是困难重重。到底难在何处?首先，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建工会难。从企业主的角度来说，很多企业主怕建工会后，工人形成组织会联合起来与之“抗衡”，增加企业成本;再加上我国非公有制企业工会的建立并非强制性时，大多企业主不愿意选择建立工会。从劳动者的角度来说，如没有人牵头建立，伴随着工会宣传并非深入人心，这就致使很多非公有制企业的劳动者根本没有建立工会的要求。即使有人牵头建立工会，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很可能建立的工会并不是我国合法的工会组织。其次，某些非公有制企业虽然建立了工会，但工会的作用却难以发挥。在一些私人企业，工会是受经营者制约的，如果遇到不听企业安排的工会主席，企业有可能以各种名义进行辞退，所以即使某些企业组建了工会，也不幸成为受制于企业的摆设。再次，工会工作人员在维权过程中得不到有利的支持保障，甚至工会主席在维权的过程中出现恶意报复等情况。

　　那么，面对当前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会问题，我们不禁反思，虽然2001年修改后的《工会法》开始面向不同所有制企业，，但这部《工会法》是在1992年《工会法》的基础上修改的，而当时的法令只是针对公有制企业制定的，工会的职责、范围、权利等都是以公有制企业为基准进行设计。可是，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毕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在不同制度下的企业存在很大的差别，工会工作的重点承担的功能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用完全同样的工会理论来面对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事实也证明，工会的作用是得不到有效发挥的。因此，如何针对不同的所有制企，尤其是针对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制定可行的具体定位，这是下一步要重要考虑和发展的方向。

　　2.工会如何处理总体利益与具体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维护国家总体利益与各种社会集团的具体利益之间，体现着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性。尤其当前利益多元化的趋势越发明显，职工的具体利益之间、职工具体利益与单位集体利益之间、职工具体利益与国家总体利益之间、工人阶级的具体利益与其他社会集团具体利益之间，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异与矛盾。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表明，片面地强调一致性，忽视各个社会集团的利益的差异性，忽视总体利益与具体利益的差异性，不仅导致工会工作脱离群众，更导致党和政府听不到来自群众真正的声音，最终脱离群众，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当然，也不能片面地强凋差异性，因为职工具体利益的实现从某种程度上也依赖于整个国家总体利益的实现。正如列宁所说：“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它们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14]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吋期，工会一方面要保护工人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免受侵犯，另一方面要保护工人阶级的具体利益免受国家中的官僚主义或者其他社会集团利益的侵犯。

　　那么，工会在处理总体利益与具体利益的关系时，以上三点是需要把握的：一是明确工会的工作内容。工会是维护代表职工群众的具体利益，使之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这是工会建立的初衷，是工会工作的主要内容，离开了它，工会就等于失去了存在的根端。二是明确工会的工作依据。工会在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同时，又要无损于国家的总体利益，不能以牺牲或损害国家的总体利益来实现职工的具体利益，其评判的依据绝对不是某些领导个人的喜好或者企业主自己立定的一些规则，而应当以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法律法规为依据。三是明确工会的立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都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但当工人阶级具体利益与其他社会集团具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工会要明确自己的角色立场是工人阶级的立场，这就需要工会在法律的框架下采用恰当的方式，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