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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曾说过，要了解一个事物的本质规律，就要从抓住这个事物内部矛盾的牛鼻子入手。毛主席正是这样做的。
让我们先回顾毛主席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这是一篇用矛盾规律分析中国社会的典范之作，直到今天仍放着真理的光辉。毛主席在这篇讲话中系统地阐释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阶级分析，讲到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问题，它们性质不同，解决办法也不同。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专政是解决敌我之间矛盾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粗暴的方法，而只能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毛主席以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为例，讲到在一定条件下对抗性矛盾也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反之亦然。只有这样认识问题，才能做到：分清敌我，分清是非。正如毛主席在《毛选》第一篇开宗名义指明的：谁是我们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今天，我们学习和运用毛主席教给我们的方法分析和看待社会问题，无疑可以帮助我们祛除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从本质上把握社会实际，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
首先一个问题是两类性质矛盾的具体表现。有人说“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入经济建设，社会各阶层都成为人民的一部分，基于阶级身份划定的敌我矛盾已经不存在”。这种说法看来似乎有理，实质却是谬以千里，因为它从根本抛弃了毛主席以阶级分析方法来探寻矛盾规律的基本原则。只讲阶层，不讲阶级，自然就得出不存在敌我矛盾或仅仅是颠覆国家政权这样不带阶级属性的所谓敌我矛盾。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就是阶级分化并趋向对立。一方面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劳动人民从国家的主人，变为社会弱势群体，另一方面特权官僚、企业家等名义上的所谓新社会阶层实质上的官僚资产阶级死灰复燃，重新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统治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与官僚特权阶级、资产阶级的矛盾显然是属于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而非人民内部矛盾，因为这里的“人民”本来就是赋予阶级属性的，不同阶级的人不可能通称人民的范畴。由于整个社会分裂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如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就不是敌我矛盾性质。同理，被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如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也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而且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内部，各自不同的阶级存在着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关系，即使产生矛盾也是非对抗性矛盾而非对抗性矛盾。如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都属于各自内部矛盾，都是非对抗性矛盾。由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当局一方面对毕福剑反毛反共社之流进行惩处，一方面又对《炎黄春秋》视而不见甚至暗中怂恿；一边赞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设计师为“完人”，另一方面又对胡耀邦这个因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下台的改革先锋要予以隆重纪念。
这也就同时回答了，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劳动人民对于统治阶级的任何幻想都是不现实的，统治阶级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持续剥削和统治，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被统治阶级让步，即所谓洒胡椒面，另一方面又通过宣传个人奋斗，推出一个个“励志”故事，让被统治阶级感觉希望就在前面，沉湎迷梦而不自知。但归根结底，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作为敌我矛盾形态，注定了本质必然是对抗性矛盾，被统治阶级要真正彻底获得解放，就必然要对统治阶级实行反抗。同理，统治阶级对待被统治阶级只会是专政，而不可能有民主。这就是农民工周秀云遭遇冤案的实质，也是千千万万工人农民被人大政协“代表”的实质，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人们说“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专无产阶级的政”。
其次一个问题是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的相互转化。有人说“（改革开放后）非对抗性矛盾与对抗性矛盾界限更加模糊，更容易相互转化”，其实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对抗性矛盾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之间的相互转化必然存在前提条件，那就像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可以从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从而作为阶级形态被消灭。难道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也可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那就等于让工人阶级缴械投降，心甘情愿接受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因此说所谓的“更容易相互转化”实质上掩盖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劳动人民与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企图加以调和，注定落后。而所谓的“非对抗性矛盾与对抗性矛盾界限更加模糊”是抛弃阶级和阶级斗争分析社会矛盾问题的必然结果，把非反抗性矛盾与对抗性矛盾混为一谈，客观上起到愚弄被统治、被剥削阶级的作用。
由于不敢用阶级分析方法剖析社会矛盾，他们就往往采用利益博弈来代替阶级对抗，如征地拆迁问题，在利益博弈的视角下，就是被拆迁方农民与拆迁方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利益角逐，利益博弈只要机制得当，就可实现所谓“和谐拆迁”，而事实是从“平度纵火”到“晋宁血案”，都是剧烈的矛盾冲突，有人说这只是处理不当的偶然现象，却没有看到偶然背后的必然，无论是被拆迁方的誓死抵制，还是拆迁方的不择手段，完全体现出对抗性矛盾的实质，本质是官僚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敌我矛盾的表现。再如信访问题，为什么一层一层的上告，不能解决问题，为什么思想教育失去作用，不得不越来越依靠暴力手段，甚至黑监狱也出现了，这不都体现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已非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而早就是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了？！
第三个问题，处理当前社会矛盾行之有效的方法。有人说：“不能机械地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只能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而忘记了为了维护秩序采取强制方法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显然这种说法与毛主席所一再倡导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背道而驰，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这就是统治阶级对待被统治阶级“胡萝卜加大棒”、“棒棒糖加枷锁”的方法。只要存在阶级分化，必然产生阶级矛盾，阶级矛盾必然发展为阶级斗争，妄图以武力解决矛盾，一方面不打自招证明这就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不可调和，另一方面也注定不可得逞，“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镇压只会激化矛盾、加速腐朽阶级的灭亡。因此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来讲，工人农民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只能是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
还有一类矛盾，小资产阶级与特色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既有斗争的一面，又有妥协的一面。从长远看，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争取的对象，因此无产阶级对待小资阶级就既要斗争，又要团结，在斗争中求团结，以团结为目的开展斗争。由于小资产阶级不可避免经常构成左翼的一部分，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待这些小资产阶级左翼，与这些左翼之间产生的矛盾，既是内部矛盾，一定条件下又可转化为敌我矛盾，从而既可能是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又可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如所谓的“挺”、“保”派）。我们解决这一矛盾的策略既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引导向革命进步方向发展，又要警惕在一定条件下向反革命的倒退。总而言之，大浪淘沙，团结应该团结的，分裂也不是坏事。
我们一定要多向毛主席学习，多学一分就多一分认识问题的能力，马列毛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最有力的武器。
201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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