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不重塑阶级，拿什么欢度五一？

左楠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了这一天我们都要说说历史：1886年5月1日，以芝加哥为中心，35万工人举行了罢工和游行，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这场罢工最终以血腥镇压告终。1889年，恩格斯在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宣布每年5月1日为国际劳动节。1949年，中国人民政府将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　　

　　到了今天，历史像翻书一样刷刷刷的翻过，那些抗争流血也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知识点被遗忘，在许许多多人的脑子消失了。当然，五一节还在，年年都说要热烈庆祝，可这实在是一个吊诡又可笑的事实：你说当年的热血白流吧，五一劳动节依旧是一片喜气洋洋歌舞升平的盛世场面，甚至还顺带带来了旅游高峰，刺激了内需消费，虽然也不知道这刺激来的消费保护了谁的利益;你说当年的努力没白费吧，看看现在工人的工作状况，看看他们的工资、工时、社保状况，以及他们的行动和反抗，总觉得怎么还在几百年前的状况里转圈圈呢。

　　这可不是跟你开玩笑。五一劳动节，趁着放假疯狂出国旅游购物的人和劳动到根本没假放的人，共同构成了当下这个完整的市场社会。在这个诡异的市场社会里，有些人要更优雅地高贵生活，有些人却在为保障生存的最低工资拼上了老命，在《“我们要生存”：最低工资的政治经济学》里，作者齐昊会告诉你，虽然各地规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但这个工资可没法真正养活工人，工人不得不大量的加班。但即使加班，获取的工资仍旧无法达到生存工资，造成了大量的社会欠债，而正是这种欠债，促进了GDP的增长。

　　欠债只有最低工资吗?在关于三省五地工人的社保调研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企业不依法给工人缴纳足额的社保，造成辛勤工作的工人老无所依、病无所医、伤无所救。这种欠债不仅在生产领域，在再生产领域也逐步蚕食着劳动者所有的生命价值。

　　无论在生产空间还是再生产空间，工人已明显地区别于有产一族，成为了一个无产的阶级。这个情况真和几百年前差不多，那个时候，有个叫马克思的老头子就起来说，“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我们仅仅谈到它的某些阶段)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了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这就是工人作为一个阶级，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五一劳动节可就是这个过程中的产物。

　　于是当下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庆祝五一了。在清华大学农民工课题组2014年发布的农民工组织化趋势中，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团结、组织起来的多种形式;在许怡的《跨境劳工运动的新想象》一文中，我们看到这种联合与团结走出了地域的限制，甚至不仅仅在工人内部，还得到了学生群体、媒体的支持和声援。新兴的工人阶级，正在以当下独有的方式，在这个资本唱主角儿的舞台上，抢回自己本该有的资源，唱出自己独树一帜的声音。

　　如果给你一个时光穿梭机，飞跃这个大时代，从几百年前，到60多年前，到30多年前， 让你去感受每一个五一劳动节，百转千回这个词一定会在你脑中回响。工人阶级的身份与地位在历史迂回中沉浮起落，潘毅的《阶级主体重生》一文，从一个理论和历史的视角重塑了这一过程。工人阶级在历史中曾被压迫、被剥削，又曾反抗、夺回主体地位，如今又面对怎样的挑战，又有怎样的出路?行动可以赋予我们新的时代想象力。

　　50年后，100年后，五一劳动节会怎样过?我们拭目以待。

五一专题：你所不知道的社保真相

新生代ilabour课题组　　

风暴剥去了最后一片尊严的外衣

　　他那鲜红的盼望还是凋落了

　　——《审判》 女工诗人寂之水

　　2012年，《人民日报》曾宣称“我国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按理说，从此应该国泰民安，皆大欢喜了。然而2014年，东莞爆发了轰动一时的3万工人持续20多天的停工，起因正是因为社保。那么，我国工人社保的真实情况究竟怎样?

　　2014年7月25日至9月初，“新生代ilabour”课题组师生开展了一次工人社保落实情况的调查，对电子、服装和食品三个行业的代表性品牌—苹果、优衣库和可口可乐的5家代工厂进行了实地调查。这5家工厂坐落在上海、南京、广州、深圳和东莞，通过随机抽样和深入访谈的方式(访谈人数超过50人)，对工人社保政策执行和落实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结果令人震惊。

　　——只有32.9%的工人认为企业已为他们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超过三分之一的工人没有用过医保

　　——养老保险异地迁移单位缴纳部分的40%被截留

　　——工伤赔付率只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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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调研品牌代工厂的工人社保覆盖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即使是按法律规定缴纳了社保，具体运作过程中同样会出现许多问题，让工人们根本无法享受到社保带来的福利。

　　社保，本来应是最基本的保障，对于工人们来说，却成了一种奢望，成为需要拼尽全力争取的东西。在制度性障碍、强大资本拉扯和工人对社保的认知缺失三重阴影笼罩下，工人的社保最终成了一个“美丽的空梦”。

　　三重阴影的笼罩

　　所谓制度性障碍，即到目前为止，一个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还是缺少的，各地规定复杂且混乱;同时，社保政策的规定没有惩罚性，企业故意拖延造成的工人社保欠缴却往往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当劳动者转移工作地点，或想回农村时，交了多年的社保却无法全额转走，城市政府为了一己私利，无情无理地把企业为工人个人缴纳的社保费用扣留下来。

　　在当下劳资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即便2010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要求企业必须为所有工人全额缴纳社保，可是企业仍以一系列“高明”的手段、“专业”的知识玩转社保中的各项细节：不以工人实际工资全额缴纳社保;抑制工会在工人社保问题中的作用;在工伤申报、获取工伤保险中制造困难等等，造成法律被架空。

　　政府和工会在社保问题上的缺位，忽视对社保的宣传，造成相应知识不普及，工人在认识上出现混乱，也常常搞不清缴纳社保的重要意义。这一点或许是企业主、地方官僚最愿意看到的。

　　普遍不足额缴纳社保

　　50岁的红玲，自从18岁那年从湖南邵阳老家出来打工，已在广东各地辗转工作了30多年。这期间，除了结婚生孩子那几年，她都没有中断过她的打工生涯。

　　今年，她和工友们一道，参与了工厂的集体抗争，为自己争取社保的权利。她的工厂只为她交了5年多的社保。

　　众所周知，养老保险只有交够15年才能领取，如果不补缴，她不能想象自己的退休生活会是怎样。然而经过了一系列的行动，当企业也答应为他们补缴的时候，一个制度性的障碍摆在了他们面前——她被告知按规定只能补缴两年社保。这对上有老下有小的红玲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社保是买了的，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买的。厂里在不告诉员工的情况下，直接用电脑抽选的，也不会通知你，只是在发工资的时候直接在上面扣。刚进来那几年我不买的，现在买了。应该还是按基本工资买的，应该是买齐的吧?养老有的、医疗有的、工伤有的，都有的。”张大姐40多岁了，进厂工作了20多年，却只从七八年前开始交社保。面对我们关于社保的问题，她一头雾水。

　　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社保是必须购买的，应按工资总额缴纳，并且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必须全部买齐，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像张大姐这样稀里糊涂被侵害利益的工人大有人在。

　　我们发现，企业不足额为工人缴纳社保的比例很高。调研结果显示，只有32.9%的工人认为企业已为他们足额缴纳社会保险。根据此次调研的实际情况来看，工人对于企业已经足额缴纳社会保险的看法可能存在虚高状况。

　　“我以为公司交足额了，要不是你们看了我的工资单告诉我，我现在都还蒙在鼓里。刚入职的时候，公司也没有告诉我们社保是怎么交的。我觉得这侵犯了我们的知情权。”当得知自己其实并没有足额缴纳社保后，在深圳打工的年轻工人阿华显得非常生气。

　　从我们调查的工人提供的工资单来看，没有一家企业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为工人足额购买社会保险。这一现象很普遍。

　　公积金的缴纳同样不容乐观，结果表明，大约37.4%的工人并没有购买住房公积金，还有大约3%的工人并不清楚所在企业是否为自己购买了住房公积金。从行业比较来看，只有不到7%的服装行业工人购买了住房公积金，食品行业工人购买住房公积金的比例也只有16.4%。

　　为职工足额缴纳社会保险和公积金，这一句简单的话落实下去却显得那么困难。究其原因，对欠缴社保的企业惩罚过松或许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社会保险法》，还是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都没有对这一行为采取任何严厉惩罚措施，通常是只需补缴少额的滞纳金就能过关，为企业的非法手段留足空间。

　　缴了也不好使

　　小丽身材瘦削，个子不高，她从小就体弱多病，工厂里满负荷的工作量、每月倒一次的夜班让她的身体更加吃不消。胃病、痛经、感冒这些“小病”时常缠绕着她，甚至每个月都要跑一两次医院。我们看见她时，她正在妇科诊室前焦急地等待着。

　　“我这个痛经的毛病，是需要慢慢调的。现在看一次病都要几百块，可是每年门诊报销的最高额度只有800块，剩下没办法，只能自己出。”小丽的声音很低沉。

　　小丽的例子不是个别现象，很多工人告诉我们，现行的医疗保险只能起到有限作用，除了小丽所反映的问题，医保定点医院开药贵、医疗质量不高、距离远这些问题，也使得许多工人不愿意使用医保看病。

　　我们发现，工人使用医疗保险的比例较低。大约36.1%的工人没有用过医疗保险，有25.5%的工人很少用医疗保险(一年少于5次)，只有7.7%的工人用过多次(一年超过5次)。

　　工伤工人的情况就更为堪忧。在我们的调研中，发生工伤的工人，只有1/3的人拿到了工伤赔偿，大多数工人发生工伤事故后，因为对工伤保险制度不了解，对工伤申报的程序不清楚，再加之上级管理者的压力和阻扰，一些原本可以申报工伤的工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我在工厂里曾经受过工伤，在洗水部，被铁桶砸了一下，当时不觉得怎么样，上夜班，回去睡觉时很痛睡不着，去医院照x光发现搞到骨头了。当时洗水部的主管、总管、几个组长都知道。搞了好几天都不让申报工伤，起码跑了10趟，最后在办公室我把桌子一拍，愤怒地说了句‘你们不管可以，以后你要管老子都不让你管了’。我的伤最后被评了10级工伤，赔了6个月工资(按底薪赔的，因为工伤保险就是按底薪来买)，赔了6000多块钱。还有，我这个工伤之后，谁都可以加班，就我不能加班，这个手指没了一小节不影响工作，但就是不让你加班。我不想跟他们耍赖，但他们就要跟你耍赖。”

　　通过自己的争取，这位工人成功申请了工伤，做了伤残评定，并拿到了工伤赔偿。与那些受过工伤却没有领取到工伤保险金的工人相比，他是“幸运的”，不过他的幸运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而且走过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甚至以后遭到了公司的不公对待。

　　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对工人来说，通常就是“交了白交”，手续之复杂、要求之严苛，以至于只有极少数的工人才能拿到。我们的调查发现，只有3.36%的工人领取过失业保险金。

　　住房公积金具体落实起来就显得更为“鸡肋”了。因为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只能通过买房、以正式的租赁合同或者销户来实现，这对于大部分的农民工来说，由于他们缺乏公积金相关知识，调查结果表明，只有22.26%的工人提取过住房公积金。

　　简而言之，每一个险种以及公积金在具体落实过程中都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真是需要每一名工人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超高应变能力才能解决，才能取得合法的权益。此外，工会的缺位也是鲜明的。只有不到20%的工人认为工会在改善社保问题方面有所作为。根据工人的反映，工会不仅在关乎工人切身利益的社保问题上毫无作为，甚至有时候还会站在企业的角度为企业发声，工人想要通过工会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难之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