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了两件事，两件事涉及到两个人：一个是右派的儿子---毕福剑，一个是农民的儿子---小李。两个人前脚后脚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又前脚后脚各写了一封道歉信。人民为何声讨他们？前者辱毛污军反共，后者羞辱红军。他们向谁道歉？前者对不起领导，公司和粉丝，压根跟声讨的人民没丁点毛关系；后者对不起全国人民，请求全国人民原谅，丁是丁，卯是卯，没有含糊。两个人都还算男人，敢于承担错误。然而，前者认为的错却不是人民认定的错，他承认的错是因为“小人陷害”，辜负了领导，抹黑了公司，失望了粉丝，换句话说是投名状虽然交了，但自个腰包却要瘪了，所以错了；后者对错误的深刻检讨得到了人民的原谅，浪子回头，实在难得。
阶级立场决定态度，因而一边是毕福剑们安之若素地拒绝向人民认错，搞含糊其辞的伎俩妄图欺骗民众蒙混过关，一边是小李对自己“羞辱”红军的行为感到无限懊悔和耻辱，决心重新做人；一边是毕福剑的饭局朋友们对事件的反应是抚掌大笑，一边是小李的家人朋友一齐谴责小李。
主席的“爱恨”定律告诉我们阶级出身决定阶级立场。
毕福剑们是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残余的后代（简称复辟余孽），这批人在如今的改开时代是“宠儿”是为所欲为的统治者。在主席时代，他们的父辈或自己是专政的对象，尽管他们中很多人被改造成人民群众中的一员，已不是专政对象，但是没有被改造过来的大有人在，隐藏起来的也大有人在，比如朱镕基和茅于轼是一直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坏分子，只好等到胡乱邦来给他们“平反”，比如温家宝，一直等到爬上高位才原形毕露。这批人在主席时代失去了他们为所欲为的自由，压迫民众的自由，自然对主席时代的一切咬牙切齿，自然绞尽脑汁地污蔑造谣攻击主席时代的一切。
小李们是工人农民的后代，他们的父辈和自己曾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主席的时代对于他们而言是扬眉吐气的时代，是翻身做主人的时代，吃水不忘挖井人，抚今悼昔，因此小李们一旦发现自己迷失了，会迅速回归到自己的阶级队伍中来。从目前形势来看，由于反动当局长期洗脑，迷失了的小李们大面积存在，这需要更早觉醒的左派---社会主义革命者去做工作，去揭露反动当局的谎言，去告诉他们谁才应该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去组织他们起来斗争。由于主席的历史存在，人民的阶级觉悟普遍很高，小李迅速转变和他的家人朋友对事件的一致反应是一例，农民工女诗人的控诉是一例，周秀云和她的家人抗争是一例，组织罢工的农民工代表们又是一例等等，数不胜数，因此，相对于主席刚开始干革命的时候，现在这个工作做起来要容易得多得多，而且现在愿意干这个工作的人也比当时要多得多。
也许有网友同志认为笔者在宣扬“血统论”，关于这个问题需要与大家慎重讨论。首先，我们得统一“血统论”的定义。“血统论”，顾名思义，是指按生物血缘和政治血缘亲疏来结成政治联盟的观点。虽然“血统论”本身在人类社会中由来已久，但是“血统论”这个名词起源于文革初期1966年，具体表现在“红五类”和“黑五类”的划分，“红五类”指的是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军人、工人和农民家庭，“黑五类”指的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和右派分子（简称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如果依照上述理解，网友同志仍然认为这是在宣扬“血统论”，那么笔者同意这个判断。不过，不要急于批判，有几个问题得先弄清楚。
第一个问题，现在的特色集团是否进入了准备全面否定主席，全面推翻社会主义中国，推翻共产党的阶段，连门面招牌也准备不要了？
如果答案不是，建议持此答案的同志多了解特色集团和其走狗现在在跳什么舞：国企私有化“高歌猛进”，自贸区设立“风生水起”，楼部长赤膊上阵，毕福剑作业本之流的辱毛辱烈士事件不断涌出，习王的保买办斩官僚的“定向反腐”已经过半等等，这桩桩件件都是要把主席和革命先烈建立的新中国推向深渊。
如果答案是，则说明老革命后代（红二代）的多数和工人农民目前是要站在同一个阵线，接下来进入第二个问题：
我们是否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果答案不是，则超过本文的讨论范围；如果答案是“yes”,接着是第三个问题：
要进行革命，我们的同志和朋友从哪里来？我们的主要敌人在哪里？作为左派，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从复辟余孽手中夺回政权，就得服从主席的“革命﹑朋友﹑敌人”定律。要找到自己的同志朋友，毫无疑问，首选是“红五类”，相信大家不会跑到地富反坏右和国民党反动残余的后代那里去找，虽然在这个人群中也许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朋友，但是难度要远远高于从工人农民和老革命及其后代中找到。我们现在的主要敌人毫无疑问是黑五类后代占统治地位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注：将在后面论及）。因此，脑袋里多装一个“血统论”有利于左派的革命工作。
“血统论”这个词在左派阵营中名声不太好，主要原因是主席批判过。对于主席为何在当时要批判“血统论”，很多左派同志似乎没有深思过。文革初期冒出的“血统论”对人群的划分实质是将文革的方向引向再次打倒黑五类，这与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这些当权派也是革命干部或革命军人，“红五类”的划分导致革命群众只能喊口号，却找不到斗争对象。因此，主席只有通过批判“血统论”才能够让革命群众成功找到斗争对象。另外，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所以源于私有社会的“血统论”势必成为发展道路的绊脚石，只要这块绊脚石存在，“狠斗私自一闪念”只能是一句空话，从这一点上讲也说明当时必须批判“血统论”。
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利的一方面是主席通过批判“血统论”而成功地打倒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对人民的思想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弊的一方面是黑五类却利用主席的批判借机反攻倒算残害无辜革命干部，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事实上，文革的罪恶绝大多数是由黑五类和联动或类似联动的干部子弟一手造成的，让人愤恨的是这些罪恶大多数却被他们栽赃给主席和夫人以及工农子弟身上。另外，我们还要看到的是尽管主席批判了“血统论”，
但是由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结成的患难与共结的“血统”很难从人民群众头脑中消失，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是利用这一点，挑起了群众斗群众，达到了保护自己的目的。当然，这些是题外话。
如果我们现在学主席去批判“血统论”，则有如刻舟求剑。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已完全颠倒了，批判“血统论”只会模糊阶级阵线，只会亲者痛仇者快。现在的中国是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天下，当年的黑五类后代已得大半天下，正得陇望蜀，要将修正主义者完全踢出局，霸占整个天下，所以与文革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同，现在左派主要斗争对象是黑五类占统治地位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此时去批判“血统论”，破坏“红五类”的政治联盟，岂不让“黑五类”躲在后面偷笑？因此，我们不能批判“血统论”。
我们的敌人对“血统论”是何态度？事实告诉我们，复辟余孽们寻找他们的代言人﹑代理人和接班人时“血统论”是占了主导的地位，笔者在《今日之中国已是当年“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余孽”子女之天下》文中谈到现在的所谓名人中十有八九是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余孽的后代，扒掉他们的裤子，立马就能发现左屁股上写着“复辟”，右屁股上写着“余孽”。以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的暴力，要对抗复辟余孽的“血统论”离不开红色的“血统论”。因此，我们需要“血统论”。
目前左派队伍实质仍是松散无组织，人民群众仍是一盘散沙，“血统论”可以相对直接地让我们知道社会主义革命该依靠谁---工人农民，尤其是农民工，该团结谁---城市小资产阶级等，该中立谁---民族资产阶级，该打倒谁---复辟余孽。因此, “血统论”有利于组织的创立和建设。
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血统论”是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参加过革命的同志对政审不陌生，政审中的一项是审查个人的历史清白，阶级出身是决定用或者不用，重用或者闲职的一个关键标准。“血统论”可以有效地将敌人从队伍中清除出去，保证了队伍的纯洁性。现在的形势和当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形势有点相似，因而我们不能没有“血统论”。
自有阶级社会以来，阶级斗争贯穿着整个人类发展，同样，自有阶级社会以来，“血统论”浸泡着阶级社会里的每一个细胞，不要相信所谓“富翁不留财产给子女”的西方神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美国，我们看到的是克林顿的女儿已是克林顿基金会的半个老板，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仍是夫妻作坊，被人讥笑为“白痴”的小布什稳当当做满两届总统，子承父业，女承父业的富翁们比比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态已发生颠倒，社会主义中国又重新沦为剥削阶级统治着的中国，此时左派鄙视不屑甚至放弃“血统论”，相当于自缚手脚和敌人搏斗，从而在胜算上大打折扣。因此，我们要坚守“血统论”。
主席的“君子之泽”定律告诉我们， “感恩”是能够遗传给下一代，“仇恨”也是能够遗传给下一代。因此，在忽略小概率事件的前提下，工人农民和老革命，即红五类，对主席的“感恩”是会遗传给他们的后代，甚至是后代的后代，一个出身工人农民或者老革命家庭的知识分子或干部对主席和红色中国是热爱的；同样，地富反坏右国民党反动残余因红色政权对其专政而引发的“仇恨”也会遗传给他们的后代---复辟余孽，这种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和官员对主席和红色中国是憎恨的，是诅咒的。坚持“血统论”，可以让我们有效地在知识分子中，在官员中找到自己的同志和盟友。因此，我们要坚持“血统论”。
最后，特色集团长期对全国人们灌输“阶级斗争熄灭”论，把“阶级斗争为纲”描成妖魔鬼怪，导致包括左派在内的全国民众的阶级意识普遍非常薄弱，小李们的无知是阶级意识薄弱的一种表现；就在两叁年前，有很多的左派同志对“阶级斗争”这四个字要么敬而远之，要么束之高阁，要么和特色当局同一个鼻孔出气，干脆把这四个字抹掉，这也是阶级意识薄弱甚至没有的一种表现；直到现在，仍有为数不少的左派同志在做事情写文章的时候，经常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就丢掉了阶级立场，屁股一哧溜就成了小资，这同样是阶级意识薄弱的一种表现；另外，有些左派圈子不能免俗，也流行场面上的文化，老师长教授短叫得不亦乐乎，这叫多了，被叫的人免不了要堕入“追名逐利”的陷阱，叫的人也不知不觉落入“趋炎附势”的陷阱，外人参加他们的聚会，往往一头雾水，分不清是左派的聚会还是小知识分子的文化沙龙，这还是阶级意识薄弱的一种表现（笔者认为，在自己的阵营，互称同志是对双方的尊重和信任。同志之间称老师不妥，这不是“吴敬琏不坐沙发---装B”，在主席时代就没有出现过老师长教授短的怪怪）。强调“血统论”可以迅速唤醒左派同志和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可以让左派同志和人民群众自觉地迅速地回归到自己的阶级队伍中来，避免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现在叫好“定向反腐”的人即是在帮人数钱的主。事物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一段时间矫枉过正是必要的，因此现今要大力宣扬红色“血统论”。
诚然，宣扬“血统论”并不是把“血统论”无限拔高，否则，如主席所言，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另外，“血统论“ 仍有其自身不能克服的缺点，比如说变质的红二代很容易把“红五类”作为幌子来隐藏自己，逃过被专政，甚至伺机作乱，当然，由于文革的经验教训和改开时代这些分子的过份暴露，“血统论”在这方面带来的危害将要远比文革时期小得多。再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血统论”只是社会主义革命走向胜利过程中的一件重要法宝，但不是制胜的法宝，而且它将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而被淘汰出局。
总之，“血统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初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阶级出身决定阶级立场的“血统论”可以加速唤醒我们的阶级意识，加速人民的觉醒，加速左派的组织创立和建设，以及加速发动组织人民群众起来斗争。“血统论”有利于我们快速找到自己的同志和朋友，找到我们的敌人。“血统论”是现今左派对抗复辟余孽的一件利器，丢不得。
附录见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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