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持续下行的经济压力，中国政府在连续数轮降准降息、开启繁荣股市为央企、国企提供融资的同时，又祭出财政终极刺激这一“大杀器”。5月上旬，中国国务院发布一份文件，监管部门允许地方正度使用融资平台公司举债，这意味着放松了对地方政府融资的限制，也意味着，在稳经济和调结构的新常态战略途径下，稳经济占据绝对的上峰优势，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重点。
对此，西方媒体做出一系列解读，彭博社认为此举意味着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弯，从过去的抑制转变成扶持。华尔街日报也认为中央政府此举，意味着此前针对地方债务改革的举措被彻底推翻，地方庞大债务的整顿让位于确保国内经济维稳、缓解严重就业压力两大硬性指标。 所谓地方融资平台，指的是地方政府发起设立，通过划拨土地、股权、国债等资产，从而包装出一个资产和现金流均可达到融资标准的公司，必要时辅之以财政补贴作为还款承诺，从银行取得信贷用于基建投资的中介。正是由于有地方融资平台的支持，2010年后，即使中国央行缩紧了货币供给的龙头，各地方政府基建成功仍得以延续。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创造了就业，但同时也造成了资金的巨大耗费，让银行业背负上庞大潜在坏账的风险。因此，去年10月，中国国务院下达43号文，禁止地方政府从银行借贷，同时通过表外金融企业为房地产和基建项目融资。 “中国政府如今针对地方融资平台重新解禁，说明迫于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国政府除了放松信贷和财政刺激外，已经别无他法。”分析人士认为，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漫长而又系统的工程，需要以市场为依托、民营企业为着力点，通过创新机制逐渐探寻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在中国环境下，由于共生利益因素，中央必须确保经济增速达到一个合理区间，在解决国内就业同时，消解地方政府不满情绪。这也是发展时硬道理的本质初衷。而政府投资无疑是最好的举措。 进入今年以来，一系列惨淡的经济数据，让中国政府感到“很恼火”。4月，衡量通缩的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4.6%，降幅比以前有所加大。今年一季度，全国工业利润下降2.7%，而卖地收入（支撑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关键）同比下降了近1/3。尽管中国央行连续数轮货币宽松，但国内通缩态势继续蔓延，导致实际利率大幅攀升。毕竟，随着国内经济持续疲软，所有企业“日子”都不好过，除了为必要国企、央企提供信贷支持外，中国银行业对实体经济其他行业卡紧了资金的闸门，同时，由于房地产市场萎靡不振，更加导致银行业惜贷乃至抽贷行为，为潜在坏账的处理工作预留后手。 数据显示，今年3月，中国实际利率已升至10.8%，这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高水平。这无疑加重了国内企业借贷和偿债负担。根据麦肯锡(McKinsey)估计，中国的非金融企业债总额为12.5万亿美元，因此中国企业每年偿付的名义债息约为8,120亿美元。若按实际利率计算，债息则为1.35万亿美元。这不仅远远大于今年中国工业利润总额的预期值，而且还略大于墨西哥等大型新兴经济体的产出规模。 为此，中国政府也意识到，即使央行连续将准降息也效果甚微。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投资是创造需求的关键支撑，在中国GDP比例构成中，政府投资占据70%以上，无论钢铁、水泥、有色金属、机械，还是相关配套服务产业，全部以政府基建投资为依托，也就是说，如果失去地方投资，这些产业将成为无源之水，即使银行提供信贷，也只能加重它们的产能过剩，使其债务负担更加严重。所以，在中央政府看来，只能重新开启地方政府财政投资，才能刺激配套产业重新循环起来，从而促使银行重新借贷。 但是，单凭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举措，只能缓解燃眉之急，甚至将对未来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后果。任何固定投资模式到达一定限度后，都会呈现收益递减效应。也就是说，在既定技术条件不变情况下，为了维持先前的投资产出，需要更大规模资本、资源和人力投入。当投资到达临界点时，不可避免将产生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情形。目前中国政府投资规模已经到达极限，必须借助市场改革、和企业创新来提升经济效率，这是中国经济走出困境最为有效，也是唯一的举措。 其实，上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日本也与中国一样遭遇到相同困境，日本一方面通过提高科技含量、产品质量、创造品牌效应，推动国内产业链从低端向高端跨越攀升。另一方面，通过推陈出新、淘汰重组的方式，消灭国内落后产能（企业），将经济资源让渡给具有生产效率的企业。在政府助推——银行协作——企业联合共同努力下，使得日本经济走出低谷重新迈向复苏。中国政府应当以此为鉴，告别僵化的财政刺激模式，为市场改革调整让出道路，毕竟，只有市场竞争才能促进经济效率提升，政府投资充其量只能起到辅助作用。这既是常识，更是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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