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革时期的教育理论和实践

【进步青年网编者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和调研为我们展现了文革时期教育（尤其在农村）领域的革命。文中提到的电影《决裂》也非常生动地描绘了大跃进时期教育战线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大家有机会可以观赏一下。作者在美国教书期间经常给学生们放映此片，很多人看了热泪盈眶，看来这部电影超越各种界限，具有’普世价值’。关于教育改革的历史脉络，我们都可以通过身边不同年龄段的亲友来增进了解。（本文有删节）

序言
一个国家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的大事。因为教育制度是选拔人才，培养人才的关键，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前途和方向。中国人的老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非常有道理的。教育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短时间往往不很明显，但等到发现问题，要纠正起来往往就非常困难。中华民族在许多方面一直领先世界，但到了十六世纪以后，便逐渐的落后于西方世界。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此国内外的学者看法不一，没有定论。本人研究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和文化多年，特别是教育文化，深感中国在十六世纪后的逐渐落后，居然有诸多其他原因，但是中国的科举取士的教育制度应该是造成中国在各方面的落后的主要原因。
以科举取士的制度在一开始，较与西方的世袭制，不失是一种先进的制度, 给那些非皇亲国戚的社会人才，甚至平民百姓，一种难得的，看似平等的晋升机会。实际上，它并不是平等的。当然真正的，绝对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只能是相对的。而且科举取士的制度，考的往往只有孔夫子的那点陈谷子烂芝麻。能在科举中胜出的人往往是那些能够脱离实际生活，不需要为生活问题去苦恼和奋斗的人。脱离了社会实际生活的人，除了会吟诗作赋外，很少有解决社会问题的真才实学。尽管中国的科举取士也出过王安石那种诸子百家无所不读，农夫百工无所不问的大学问家，但科举制度毫无疑问的限制了人才选拔的深度和广度。另外，中国科举制度造成了那些成功者严重脱离劳动人民的情况，造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横行，让读书人看不起劳动人民。而读书人读的孔夫子的那些东西，也跟现实生活关系不大。这应该是中华民族在十六世纪后落后于西方世界的许多原因中的两个主要原因吧。
从更近的历史来看，中国除了文革十年外，基本上没有摆脱科举取士的模式。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笼络了大量的拿到外国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的各种各样的人才，就是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的人才。国民党掌握着国家的大部分政治，经济资源，还有美国的大力支持，可以说占有天时地利等各方面的优势，最后竟败在毛泽东领导的“土八路“的手里，其原因当然很多很多。但归根到底还是中国的那句老话，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共产党的人里有大量的劳动人民出身的人，他们虽然书读的不多，却有着大量的实践经验，和大量的从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常识。同时，共产党人与工农相结合，与工农打成一片，让他们有向工农大众学习的机会。而国民党那些有高学历的官僚们，衣食无虑，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样的人即使书读得再多，也是缺乏生活常识的人。他们败在共产党那样一群土八路手里，其实是必然的，一点也不奇怪的。

毛泽东的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路线
毛泽东的思想有很多的内涵，但最重要就是其为人民服务的内核。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内核，是其超越历史局限，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本人在革命战争时期曾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到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当中去了解社会，同时毛泽东一再要求国家的工作人员，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求广大的知识分子，不要脱离人民群众，要求他们与人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实行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其中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到人民群众中去做调查研究，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作出决定后，还要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加以修整。同时，要向群众进行教育，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作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党和国家的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奋斗目标。另一个层面，应该还有从工农群众中选拔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到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去，这样的人来自老百姓，成为领导干部后，继续与人民群众保留着联系，保留着劳动者的本色。毛泽东时代好多国家领导人，如陈永贵、王进喜、倪之富、郝建秀，都是来自工农之中。地方领导人中工农出身的人就更多了。这种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领导人的做法，比科举取士，比西方的所谓“民主“要高明很多。西方的民主选举，选出的大多是门第好，有钱有势的精英分子，这跟科举取士，虽然做法和方式不同，但没有本质上的不同。美国的国运从二战以后就在走下坡路，我认为跟其精英选举制度有很大的关系。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在大跃进中的实践及其意义
毛泽东主席的教育思想第一次实践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年代，主要表现在农村大办民办教育，让更多的农民子弟有上学的机会。同时，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农村学校的教材，课程安排与农业生产的季节相结合等。农忙的时候，学校放假，以便学生和老师能参加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劳动。全国各地都在试办像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样的社区大学，把大学办到农民家门口，办到山区和边远地区。这种新型的革命化的办学路线，当然不是轻而易举就做到的。正如电影“决裂“所描绘的那样，是经历了严重的两条路线斗争后才冒出来的。同时我认为，这种新型的，革命化的办学方式得以在五八年大跃进年代冒出来，也与五七年反右削弱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对教育界的控制和垄断有关。

大跃进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失败了，大跃进中的涌现出来的教育革命也因之被扼杀了。大跃进的失败给了反对教育革命的人某种口实，让他们有了反对教育革命的借口。许多大跃进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包括许多民办小学、中学和社区大学，被以紧缩财政的名义砍掉。围绕大跃进究竟为什么失败，中国国内和外国的中国学学者，这些年来一直在争论着。以毛泽东为首的左派，基本上倾向于大跃进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在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保障国民经济的工业体系方面。

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及其意义
教育革命是文化大革命首要目标。文化革命中的教育革命是在大跃进的教育革命尝试的基础上的一场寻求冲破传统教育模式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建立新中国后，在国内外面临着许多挑战，无暇对旧的教育模式作很大的改变。同时为了尽快的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以满足人民生活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新中国保留了旧中国几乎所有的精英阶层，包括教育精英。要让这些旧的教育精英接受共产党的新的教育理念需要时间。所以文革以前的中国教育思想理论，基本上还是中国上千年来传统教育思想，即科举意义上的择优录取，学而优则仕。这种看似公平的“公平竞争“，实际上包含着极大的不公平。人类知识如同一个海洋，学校里学的那一点只是沧海一栗，而考试所涉及到部分，又只能是沧海一栗的一粟，学校教材编写和考试的题目的选择，都有着巨大的随意性和包含着极大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甚至区域性的偏见。所以，看似公平的高考对劳动人民的子女，非常的不公平，因为他们要作很多的农业和家务劳动，与精英阶层的子女相比，用到读书的时间要少得多。同时农村的教育资源相对城市要差得多，同样的考试对农村的孩子，是明显的不公平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考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受到了挑战。首先起来发难的是不是农村的子弟，而是那些出身精英家庭的北京重点中学的学生，他们是从共产主义理想的视角提出这个问题。北京女子一高的应届毕业生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停止和改革当时歧视工农、歧视农村的高考制度。人民日报在一九六六念六月六日发表了她们的信，并决定延期一九六六年的高考，直到新的考试办法制定出来以后。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停止了旧的、科举式的人才选拔制度。

文化大革命开始几个月，许多城市的中小学有或多或少的出现停课闹革命的现象。但在广大的农村，则很少停课的现象。相反，许多地方出现了村办小学的和村办的联中。就我在山东和河南一些农村的调查发现，农村中小学教育在文革中的发展是空前的。文革前，许多村子共有一间小学，而且只有一到四年级的初小，相当多的农民子弟不能进学校。文革当中几乎村村建立起自己的一到五年级的完小，所有适龄儿童可以免费入本村的学校学习。变化是巨大的。同时，大量的联办中学涌现出来。一般是六七个村子拥有一个联办中学。校舍是农村生产大队出材料、出人工自建的。老师是从村里的高中生中选出来的民办教师和从小学教师中选其优秀者教初中。这些民办教师跟下地干活的农民一样，不发工资，主要挣工分，外加每月几元钱的补贴。由于大量的联办中学的出现，所有从村办小学毕业的农民子弟，都可以直接升入村办联中，免费上学。

人民公社这个时候也发挥了其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办起了大量的社办高中。我调查过的山东省即墨县，到文革结束时已有八十九所高中，每年毕业高中生数万人。几乎每个初中毕业生都不须考试，直接到社办高中免费念书。高中普及率达到了几乎百分之百。即墨县文革前只有一所高中，七所初中，发展到文革后高中八十九所,初中二百四十多所，全县一千零五十个村子，村村有村办小学。这样的发展是举世无双的。
文革前十七年，即墨县的高中一共毕业一千五百多名高中生，其中八百多名考上大学，离开农村，一去不复返。剩下的几百名高中毕业生，除了当兵提干，很少回到农村。造成农村的人才外流，和缺乏有文化的人才。文革中和文革后，每年都有上万名高中生回到农村，为农村培养了大量的有文化的人才。更重要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学生从小学到高中，经常性地参加农村生产大队的生产劳动，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中的大部分中学，都有自己的校办工厂、农场，为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提供机会和场地。同时，文革中的中学生经常性地参加附近工厂和农村的生产劳动。这样的生产劳动让他们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的劳动人民，养成他们尊重劳动，尊重工农的品德。他们不再认为当农民是可耻的事情。高考制度的改革也实实在在的堵住了他们学而优则仕的路。他们在校时就做好了回农村、建设自己的家乡的思想和知识上的准备。毕业后很自然的回到农村，参加到改变农村面貌的工作中去。

文化大革命中的教材改革，主要是让教材的内容更贴近学生的生活，与生产劳动的关系更密切。学生在学校学的东西，是他们毕业后马上就可以用到的。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学到了有实在用处的知识，许多农村社办中学的高中生，一回到农村，马上就在村里的生产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农村发展的生力军和顶梁柱。我在山东农村的考察时发现，山东农村的社办企业的发展的过程中，文革中毕业的高中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有的人成为社办厂的管理人员，更多是技术骨干。可以说文革中的教育革命，彻底地改变了农村的教育结构，为中国农村的大发展培养了急需的人才，为农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化大革命的教育革命取得的成就是空前的。

一九七Ｏ年后，中国的大学开始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当中招收新式工农兵学员。选拔办法是让工农兵推荐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高中生，参加考试，择优录取。这时尽管有工农兵推荐这一道手续，但最后还要考试。一九七三年，在农村插队五年后的张铁生在参加考试时，在他的物理化学试卷背后写了他对高考的意见后，考试这一道手续就被取消了，改成全靠推荐。到一九七六年，国家又进一步规定，以后的大学生要’社来社去’。本人曾被推荐参加本公社一九七六年的社来社去大学生的学习班。当年我们公社每个大队推荐两名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高中生，到公社参加学习班，全公社五十个大队，共有一百人参加了该学习班，最后只有两人上了大学。我算是名落孙山者。这种推荐上大学的办法，许多人说造成了走后门、不公平等等。确实是有走后门的现象，如我们县的文革前的教育局长，文革中因肝癌去世。但他的老部下、老朋友在他去世后，把他的几个子女都推荐去上了大学。对此，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公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他没有被打倒，他的子女也会都考上大学的。一九七六年我们公社最后去上大学的两个人，一个是公社的交通员，一个是我的同班同学。那位公社交通员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没有什么不可。我那位女同学是独生女，其做老师的父母双双去世，她成了孤儿，让她上大学是政府照顾她的最好办法，我看也合情合理。我们并没有感到多么的不公。任何公平的政策，在执行中都会有一些漏洞，出一些问题。如果中国不恢复高考，继续走当时的社来社去的，与工农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高等教育，中国大概应该全面建成共产主义社会了，决不会是现在这样贫富差距巨大，人欲横流，娼妓毒品泛滥，环境污染严重，城里有大量下岗工人，农村受三农问题困扰的局面。一九七七年的高考，许多人认为是公平合理的。其实也只是看似公平而已。许多人七七级同学，认为自己是靠公平竞争考上大学。我要说的是那种公平竞争只限于同一张试卷这个意义上的，如果换另一张试卷，另一种考试办法，考上大学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些人。人的聪明才智是多种多样的，但我们的高考考的只是非常狭隘的一个小的方面。而这个小方面的聪明才智是否是对社会是最重要的，也不见得。从总体看，我认为工农兵学员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生，因为他们有实践经验，同时有较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七七级七八级大学生也很优秀，但在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上就比工农兵学员逊色多了。

否定文革教育思想的对中国教育的破坏和对中华民族的未来的灾难性影响

但是，文革后中国政府的某些人，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硬要把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引进的一些领先世界的好的理论和实践，说成是十年浩劫，这是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的，让中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又走了三十年的弯路，其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文革后的中国某些领导人，为了获取某些人的支持，首先恢复了文革中终止的高考制度，把本来不公平的高考制度，说成是唯一的公平竞争，是一种不公平掩盖着另外的不公平。大家都知道，高考的局限性很大，考的知识面很窄。其次，高考的内容知识只局限于书本知识，不考学生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高考是非常不公平的，特别是对广大农村学生。由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农村学生的受教育条件比城里人差得多。同时农村学生因为经济的原因，往往要做很多的家务劳动和下地劳动，在从事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他们积累了许多丰富的实际生活技能，但这些技能不在考试之列。城市里的学生，因为师资和其他教育资源的优势，在高考中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让城市的学生和农村的学生参加同样的高考，其实是对农村考生的极大不公平。一九七七年，我参加山东省的高考。我们公社有上万多高中毕业生，最后参加高考的有两千多人，最后只有我一人考上。这些人中有许多各方面都很优秀的人，却在高考中失败了。不是他们不是人才，而是高考的方式陈旧，这种看似公平的高考，跟导致中国落后的科举考试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是一种极端的、落后的人才选拔方式，对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危害极大。

自从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以后，中国的整个教育系统成了以高考为中心，为目的一场耗费巨大的游戏。家长，学校，老师，政府都在追究升学率。家长为了让孩子考上大学，给孩子找补习教师，逼孩子加班加点的学。学校和老师为了自己的升学率，拼命给学生增加课时和补习时间学生。学生于是没有了孩子应该有的天真和玩耍的时间，一天到晚都是在家长和老师的逼迫下，做他们本不想也本应该做的事情，天天在读书，好像生活就是读书，除此之外，就没有了别的乐趣。学校为了提高自己的升学率，争取重点学校的地位，也在不断的想法提高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因为这都是校长和教育局长的政绩，无非是多几次通考，会考，让学生和老师不停的准备和应付高考。

恢复高考，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举措，我在另一篇文章里说，高考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好多人不以为然。实际上，我当然不是说恢复高考本身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但恢复高考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中国这样的世界大国的重大改变当然要改变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恢复高考是中国走向精英治国的开始，她代表了中国领导人治国思想的改变。精英治国与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恢复高考说明从工农兵当中选拔人才，选拔各级领导人的做法将不会继续了。这就是政治，这就是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教育革命以恢复高考为标志，彻底的失败了，中国又开始了科举取士的老路。中国人又像《儒林外史》描述的那样，把高考当成新时代的敲门砖了。

恢复高考这样大的政治变革，毫不奇怪的要影响到中国人的生活的所有方面。许多人上学的最终目标是考上大学，如果考不上大学，上学就是无用的。许多孩子因为没有及早地表现出考上大学的潜力，特别是农村的女童，便被父母剥夺了上小学的权利。农村包产到户后，许多农村集体时代建立起来农业机械遭到破坏，水利设施在分田的过程遭到彻底破坏，单干的农民因为没有了农业机械，需要更多的劳力，于是就不愿为没有考上大学的可能的孩子付学费，让他们下学到地里帮忙，或到城里打工挣钱。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以整顿为名把文革中建立起来的社办高中，联办中学和村办小学砍掉。邓小平讲学校就得像学校，言外之意，文革中建立起来的各种学校，因为有学农学工的设施，因此不像学校，于是就得砍掉。许多农村的县只保留一所到两所高中，大批的初中也被砍掉。本来文革中已经普及了的中小学教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倒退。大批的农民子弟，又成为文盲。农民出身的我，在农村考察时看到农民子弟又陷于失学的境地，内火中烧。这不仅仅是农民子弟的损失，这是中华民族的损失。导致大量农民子弟失学的人，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我在山东河南的农村考察，很少见到农民说改革开放的好话，曹锦清的《黄河边上的中国》也基本上反映了这样的情况。我在安徽大学见到该校的社会学系主任，问他在农村考察十年，农民对邓小平和毛泽东有什么评价，他说他没有见到一个说邓小平好的农民，也没有见到一个说毛泽东不好的农民。他说的情况跟我自己看到的情况差不多。看起来我们的农民还是有很清醒的头脑的。谁真心关心农民的利益他们心中是有数的。

中国的未来和出路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原因很简单。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造成中国不和谐的因素太多了。大量的国营企业工人下岗，温饱难保。几亿农民工背乡离井，到城里打工。干的是最危险的，最辛苦的工作，好多人每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没有周末，没有假期，甚至没有病假。他们无疑是中国社会中被一小撮暴发户奴役的大多数。许多人三十多岁就留下了很多疾病。他们留在农村的子女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他们看不到希望。尽管国家近来免除了农民的农业税，并开始在农村建立医疗保险等。但这些措施听起来很好，但远远不能解决农村的问题。中国的三农问题，首先是农村农民缺乏组织造成的。集体化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三农问题，就是因为集体化把农村和农民组织了起来。组织起来的农民和农业，就有能力发展起来，就可以干很多单干的农民没法做到的事情。但组织起来需要费用和资源，这个费用必须由政府来承担，这个资源必须从政府那里来。中国农村需要的不是免税，而是合理的累进税。中国今后的发展方向不是消灭农村，农民，而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只能是组织起来的，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农村。现在国家的财政有能力支持有条件的农村重新走上集体化的道路，在集体化的体制下，建立农村免费教育体系，让农民子弟学习建设自己家乡需要的知识，并从农民中选拔农民子弟免费上大学，学成后回自己的家乡去更好地为家乡的父老乡亲服务。农村的医疗体系，也应该以文革中的赤脚医生为样板，从农村的青年中，选拔高中毕业生，免费到医学院学习，学成后回农村为家乡父老乡亲，免付服务，由集体给他们发工分和适当的工资。农村的社办企业也应该以文革中的社办企业为样板，发工分，并选拔农村有志青年到大学里去免费上学，然后回乡去发展家乡的社办企业。上大学不应该成为精英的敲门砖，而应该是学习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才实学。

中国政府的官员和中国的知识精英，一直在大谈与国际接轨。并不断花费巨大的民脂民膏，送官员出国学习考察。怎么他们就学不到外国一些好的东西呢。比方说美国人的公立中小学都是免费的，车接车送，还有免费午餐。美国的学校也没有中国那样多的这种考试那样的考试，都可以升学。同时，美国的中学生参加大量社会活动，几乎人人都要打工，养活自己，美国大学生的打工现象更是普遍。我本人任教的大学，更是规定学生除参加正常的学习外，必须每周做十五个小时的各种各样的工作，而且四年中必须做够一百多小时的好人好事，方能毕业。我看美国的教育就很像中国的文革时的教育革命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中国的精英为什么就看不到呢？在我教的班上，美国的学生，在高中四年中，利用假期，周末和其他课余时间，平均干过近十种不同的工作，而中国来的学生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高中时什么工作都没干过。他们的书可能比美国学生读得好，但他们的总体能力，比美国学生差得多。我们明明在走一
条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道路，却硬要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不是现代板指鹿为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