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的春天里，工人的伤不起 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改革总设计师南巡讲话之后，让中国的改革从依托民族资本转为了依靠外资。而我们的城镇化建设也从中小城镇建设转向了集中精力进行大城市化战略，要在城市规模和楼层高度上”超英赶美”。跨国资本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乡镇企业在外资的强烈冲击之下，纷纷破产，大批农村劳动力不得不”离土离乡”涌入大城市。而紧随其后的国企改制，也使得数千万国企下岗工人与农民工共同争夺饭碗。中国工人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无权时代。 1992年，国务院将1982年的救济性法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歧视性修订，出台了《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无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的流动人员被定为收容对象，从此这一侵犯人权的恶法开始施行，直至2003年孙志刚事件被曝光，国务院于2003年6月20日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在21年间，平均每年至少有100万正常的劳动者遭到合法但不合理的收容遣送。但1992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却仍旧高达4000万。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吸纳、政治排斥”，农民工处于身份非法的地位。 尽管如此，衰败的农村仍然逼迫进城务工农民以每年数百万人的速度增加。然而，改革派在依靠外资优势重新取得政治上的掌控权时，工人的待遇却在开倒车。1992年至1995年期间，深圳工业区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都远远超过1983年第一代深圳工业区的打工妹，但其月工资却只有十年前打工妹的一半；而且，企业管理粗暴，打骂员工现象普遍，克扣和拖欠工资是家常便饭。企业生产环境很糟糕，工伤、职业病频发，甚至经常发生火灾之类的重大职业灾害。而改革开放前一度走向消失的尘肺病自1993年以来快速增长，达到如今的600万以上。 即便在21世纪最初几年，中国经济保持两位数高速增长，同期工人工资上升却依旧非常缓慢。以深圳为例，2004年特区内月最低工资仅比2001年增加36元，特区外也仅增加了40元。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工人们，要靠不停的加班加点，才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是一个只要劳力不要人的年代。法律一直没有赋予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权利。直至2011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社会保险法》才在国家层面赋予了农民工享受养老保险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依旧是有差别的。不比政府和国家企事业单位，即便与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在养老保险方面仍旧是被有选择的差别对待的。与城镇职工相同的是，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养老保险的领取额度和方式是有差别的。而且，其中一项规定成为第一代农民工养老保险的硬伤——只有缴费满15年方能领取养老金。 第一代农民工将他们最黄金的三十年献给了城市，而最终在他们劳力枯竭是像废弃的工具一样被抛弃。不，在资本和某些官员眼中，他们还不如废弃的工具，因为废弃的工具还可以卖个废品的价钱。 他们无法留在城市，城市并不愿供养他们；他们也无法回到农村，衰败的农村集体已然无力供养他们。或许，早些年湖南籍农民工付达信老人的选择是对的，在老无所养之时，通过故意抢劫来实现进监狱养老的目的。付达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在监狱里，你可以老有养老，病有所医，这难道不是一个值得牺牲人的自由和尊严去换取的”幸福生活”吗？ 当今社会中，像付达信这样为获得基本社会保障而故意犯罪的人并不鲜见。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唐钧研究员所言：”虽然这些案件的动机、过程和结局都不一样，但故事的主角则总是贫弱群体，为了获得某种被社会惯习认为是应该得到的社会保障待遇，他们却须得铤而走险，最终要触犯法律才能如愿。荒唐的是，刑罚本身成为弱势群体获取’幸福’的源泉。”在这样的黑色幽默之中，不正凸显了正常社会保障的不足吗？
图注：两位已经在城市打工30余年的农民工，年长的67岁，年轻的63岁。这一代生在红旗下的共和国同龄人，社会变迁对他们个体生命的影响使得他们对毛泽东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他们说来北京打工最大的愿望是想看看毛主席，打工多年了，一直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因为就这身打扮很难接近天安门广场。我说我陪你们去逛逛，他们很开心。但在进入天安门广场时还是遭遇搜身盘查，不过没关系，两位老人毕竟见到了他们心中的”红太阳”。那天晚上回来，很少喝酒的他们，邀我一起喝酒，给改革开放年代出生的我讲他们的青春岁月，讲他们战天斗地建设家乡、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豪情。但是，他们曾料到他们曾经建设的国家最后连他们的晚年生活都难以担负吗？
改革下的蛋：养了谁？谁来养？ 在第一代农民工养老无着的时候，北上广深等跨国资本和农民工的重要集聚地，当地政府与资本却在坐享农民工的劳动成果以及他们在劳力枯竭退休时所释放的最后红利——养老金——仅深圳一地，截止2013年底其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就达到了1829.102亿元。发达地区截留了本应属于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金，却将这代农民工的养老抛给他们的输出地——中国的欠发达地区。3000亿元的养老金亏空逼得这些农民工输出大省只得再次拿国企开刀，以划转国企资金至养老基金账户的形式来弥补养老金的缺口。这种通过壮士”割腕放血”来释放改革最后”红利”的举措，何等的悲壮！ 然而，政府拿国企来”割腕放血”的举措在跨国资本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再正常不过了。正如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夏明所言：”毕竟国有企业是全民的财产，养老金作为全民共享的公共品如果能由国有企业去支撑养老金，那将是一个积极的做法”。 改革为跨国与私营资本释放了红利，其成本却由一直高税赋的国企来承担，这样公平吗？笔者这样讲并不是为国企的垄断做辩护,因为现在的国企已经不是我们所理解中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或许还会有人说，这些国企都是垄断企业，它们拿钱出来是应该的。笔者想问的是，如果是垄断企业就必须拿钱出来负担工人的养老，那么苹果、富士康、沃尔玛、耐克、阿迪达斯、可口可乐等在中国攫取了大量剩余价值的跨国垄断企业又为何不拿钱出来呢？它们何曾为他们的老员工补偿过养老金呢？它们何曾为农民工的全家团聚做出过贡献？事实上，它们非但不会拿钱出来，而且还享受着地方政府的大量财政补贴！纳税人的钱就这样变成了跨国企业的私货！ 而我们的第一代农民工——有幸躲过旧社会”三座大山”、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共和国同龄人，他们用自身的勤劳和苦难支撑了改革三十年资本的飞速积累，并在自己劳力枯竭之时，不给国家增添一分负担；并将自己的子女——第二代农民工输送到城市继续为资本累积剩余价值。早在第一代农民工打工之时，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目之所及的”80后”第二代农民工，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在父亲缺失的环境下长大的，他们的成长本身就不完整。如今，第二代农民工绝大多数已经成家生子，沉重的家庭负担以及愈加衰败的农村以及逼得已身为人父人母的第二代农民工双双外出打工，留下了6000多万缺失父母的留守儿童，其中重庆、贵州、四川等部分地区留守儿童比例更是高达80%，而这其中还包含有200多万无人照管的独居儿童！ 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民族和工人，他们把勤劳作为人的第一美德，他们有着如水一般”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心境。于是，我们就在这种作践自己、快乐他人的”媚外”型发展模式下，人们逐渐丧失了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发言权，乃至生存权也被剥夺。 没有尊严的生活势必无法导衍出高水平的劳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截止2014年底，全国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比例为23.8%，相较于2009年仅增加了0.3%。而这五年间，全国农民工的比例则增加了19.2%，高中及以上学历农民工的增加比例远低于全国农民工的增加比例。而更为严峻的是全国农民工完成九年中小学教育的比例比五年前降低了4.2%！中国的教育不是在进步，而是在严重下滑！如果我们算上中途辍学的比例，未完成初中教育的农民工比例还将大幅度上升。根据2011年至2015年，笔者对北京某农民工聚居区的跟踪调查，打工子弟的九年中小学教育中，中途辍学的比例高达80%，能够完成九年中小学教育的比例不足20%。中国能够依靠这样的劳动力政策实现强国梦吗？谁有底气说这样的梦不是痴人说梦？ 这就是改革下的蛋，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红与黑。到头来，我们究竟是赢了，还是输了？
图注：”爸爸，我们要去哪里呀？”红旗下的蛋已经老去，改革下的蛋已长大成人，并哺育了新世纪的蛋。然而，我们面对的现实却是老无所养、壮无所为、幼无所教，在这样”只要劳力不要人”的改革局面下，我们靠谁来实现中国梦呢？ （责任编辑：新愚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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