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龙华24烈士”史料查考

2、两件不可忽视的重要情节

其一是：“‘东方旅社案’背后有什么隐情？后来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当时苏区反‘围剿’捉到了国民党大官张辉瓒，国共双方曾就此有幕后的谈判交易，国民党给出的条件有换人（以中共在押政治犯交换）及20万元，同时张的眷属也私底下加紧进行交易。不料后来事情有变，张被斩首且人头被钉在木匾上沿赣江顺江而下，以此作为对国民党‘围剿’的警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张辉瓒被处决后第10天，‘龙华二十四烈士’英勇就义，这难道是巧合么？抑或是国民党对张辉瓒之死的一个报复？（详见《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陆茂清《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文）”。

其二是：“为营救这批重要干部，中央政治局要求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陈赓，指挥‘红队’行动。‘红队’，又称‘红色恐怖队’，俗称‘打狗队’，在镇压叛徒、营救同志、保卫中央安全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30多个队员，人人身强力壮，个个武功高强，身怀绝技，多才多艺。他们可在上海滩横冲直撞，连国民党军特警宪也害怕三分。‘红队’神通广大，甚至与国民党炮兵建立了联系，随时可以调动枪支、包括重武器机关枪。他们使用的交通工具有小型汽车、摩托车，主要靠自行车活动。这些自行车大都没有牌照，一遇紧急情况，扔掉不用。”“中央特科准备在途中营救林育南等人的消息也很快被敌人知道。国民党原计划将林育南等人押解到南京公开处决，中央特科得到消息后，准备在途中劫车营救，由于党内有人把消息故意透露给敌人，使蒋介石临时改变决定，立即下令将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２４人就地秘密处决。当时，中央特科的行动是极其机密的，不是党内要人不会知道此情况。”

可见特科如此严密的营救计划都会有人自己“撕票”或高速出卖给了敌人而告失败。据本人所见材料，当时的特科有陈云(1924年入党)、康生(1925年入党)、潘汉年(1925年入党)等。关于许多材料指控是“康生岀卖的”，毛主席、周总理都予以否定(参见内蒙人民出版社岀版的《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一书)。另外，钟文编著《陈云传》第37页，介绍陈云在特科工作，在陈云“智勇斗叛徒”一节，有这样一段话：“如1932年，沈寿业接待了一个秘密自守的叛徒，得知该叛徒已告发了中共重要领导人、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海员工会书记的张浩(即林育南)的职务和住处。国民党特务机关指示该叛徒继续与张浩保持联系，以便一网打尽。由于情报及时，中央特科立即保护张浩夫妇摆脱敌人的监视安全转移，并制裁了特务”。 看了这一段文字，不仅“制裁了”的特务还不公开其姓名，而且该特务是自守报案立了功的，按党的政策怎么还该制裁他？更不可思议的是林育南烈士己在一年前即1931年2月7日光荣牺牲，这几乎是全民皆知，但特科担负领导职务的，竟还在林育南去世一年后“引救”林育南夫妻二人“安全转移”，岂非咄咄怪事。陈云如此违背史实大树自己，目的是什么？可见，党内外有一些人士关于24烈士问题对特科有各种议论，而特科有的领导也在虚构(？)拯救24烈士的情节，更添了几层乱。今年清明节我去龙华烈士陵园扫墓，同陪同我扫墓的陵园工作人员交谈时，关于现展览馆材料说唐虞叛卖了24烈士，本人对此提出：需进一步研究。本人摘录的这几段文字，并谈了几句个人看法，供读者进行深入研究。我坚信，这个至今未彻底解决的迷，迟早会水落石出。

下面要介绍一下2011年12月30日我在几个互联网同时发表了本文第一稿后，新发现的有关重要材料。

2012年1月14日有的互联网转载了苗体君同志发表在《环球视野》第421期的文章《陈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一文，关于恽雨堂被捕情况，有另一种解释：“1931年1月中旬，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恽雨棠……由南京返上海。一天，恽雨棠写信给孙冶方，说他要去南京，妻子李文在上海的房子即要退租，已把住址开给通讯员唐虞(注：把留苏回国的唐虞这位《红旗日报》记者的身份篡改为“通信员”，并含糊地说成是恽的“通信员”，这一篡改的目的值得重视)，由唐虞转交周天僇。唐虞曾在《红旗日报》任记者，恽雨棠曾是他的老上级(注：这说法不恰切，恽是发行部的领导)，而周天僇是恽雨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还是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反党分子”(注：这是王明在苏联排挤、迫害董亦湘等同志制造的假案)，当时周天僇是《红旗日报》的编辑，恽雨棠的意思是把房子转租给周天僇，就托唐虞带条子给周天僇(注：前面说是“把住址开给通讯员唐虞”，这里说“托唐虞带条子……”，逻辑混乱)。恽雨棠这一做法违反了党在白区工作的纪律，并最终酿成惨剧。当时，恽雨棠夫妇并不知道唐虞已经叛变，当孙冶方、周天僇两人把唐虞叛变的消息告诉恽雨棠，并通知他们夫妇速速搬家时，恽雨棠错误地认为唐虞已经把条子交给周天僇了，估计已记不得条子上写的自己的住址了，还天真地认为唐虞曾是自己的老部下，二人感情不错，谅他也不会出卖自己。因此，就没有听从孙、周二人的劝告。第二天，即1月21日中午12时30分，叛徒唐虞带领巡捕闯到新闸路福康里623号恽雨棠住宅搜捕，敌人搜出了一支手枪和一网篮俄文版马列著作，恽雨棠的妻子李文还机智敏捷地把孙冶方写给恽雨棠的书信撕得粉碎(注：这类情节的描写很离奇，敌人能让李文“撕信”吗？“通信员”唐虞竟不知恽的住址，与情与理都很荒谬)，就这样，恽雨棠夫妇被捕，并被押往新闸捕房，26日，移解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2月7日晚上10时许，恽雨棠穿着长衫，拖着十多斤重的脚镣，妻子李文正怀有身孕，与他们夫妻一同被押赴刑场的还有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

首先谢谢苗体君同志发表这篇文章，并对陈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给予了很高评价，尤其为研究24烈士史实提供了很有研究价值的材料。文中对恽雨堂的简历了如指掌，文中还介绍了：“因贯彻李立三错误的暴动方针，南京的党组织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中共江南省委决定派恽雨棠任南京市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兼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的陈云与恽雨棠谈了话”。

据查，苗体君同志1969年3月生，男，河南鹿邑县人，广东海洋大学副教授，中共广东党史学会理事，中共湛江党史学会会员。可见苗体君同志的文章，可能取材于陈云本人的著作或其他人回忆或追溯同陈云接触中知道的情况，而决不是苗本人知道的情况。但苗文沒有注明材料来源。苗文还介绍了1930年陈云“任省委组织部长兼外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可见陈云熟知恽雨堂的简历是分内事。尤其是恽雨堂的夫人李文被捕时又己怀孕在身，是至今唯一在此文所见。文中介绍的恽雨堂的简历除“恽雨棠在兄弟中排行老五”有误外，其它完全属实。恽雨堂兄弟仅3人，他是老二。如果把他的姐妹都算上，则兄弟姐妹共五人，他排行老三(？)。问题是苗文涉及到恽雨堂被捕的情况，很值得推敲、商榷。分歧如下：

1、前面介绍中，何孟雄说：恽的住址只他一人知道，工作的原因他仅告诉了《红旗日报》的记者唐虞一人。这个介绍可信，经得起推敲。何说恽从南京刚到上海就在家中被捕，成了推测唐虞叛变的重要依据，符合逻辑，因为恽被捕后在狱中肯定会把被捕情况告诉何。从本文前面介绍的情况，恽雨堂应是20日上午回上海后到住地就被捕，下午同何孟雄等一道被审讯。而苗文说恽到上海后写信给孙冶方等情，21日被捕，时间上解释不通。

2、苗文说在恽家中“敌人搜出了一支手枪”，这不符事实。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陈列着敌逮捕恽后的一张“送案单”，其中列岀的敌搜查到的(全部家产)，其中没有手枪。从前面介绍的敌人审讯24烈士的材料中，没有一人被搜查到有手枪。至于苗文还说搜出“一网篮俄文版马列著作”；其实是一(纸？)箱俄文书籍，这类枝节就不说了，1931年可能“网篮”在中国还未面世(？)。

3、苗文说“当孙冶方、周天僇两人把唐虞叛变的消息告诉恽雨棠……。”恽没有听劝而被捕。经查，有文章披露孙冶方于“1931年1 月，沪东区工会机关被破坏，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不幸遭到特务逮捕，被关押了一星期。”可见，孙冶方不仅同组织失去了联系而且自己都沒有逃脱被捕的命运，他怎么知道唐虞叛变并去报告恽雨堂。

4、苗文说“叛徒唐虞带领巡捕闯到”恽家中抓捕了恽雨堂夫妇。这个情节太离奇，从前面介绍敌人抓捕所有24人都未见有唐虞露面。如果按苗文所介绍，则唐虞叛变早就弄清楚了，恽雨堂在狱中还不早告诉了何孟雄等这一情况。不仅不用何孟雄等费劲推测谁叛变，更不会直至上世纪末所有介绍24烈士的材料，都不知谁是叛徒。另外本文前面还介绍恽雨堂到南京工作不把夫人李文带去，他是作了最坏的打算而不想连累李文(李文不离开上海就不存在“退房”问题)，这些24烈士纪念馆都有文字记载。苗文这些方面的介绍同烈士展览馆展出的史料也不符。也不合逻辑推理。

可见《陈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一文关于敌人逮捕恽雨堂的一段介绍，基本是虚构的，与事实不符。前面我还介绍了《陈云传》说陈云于1932年引救林育南夫妇“安全转移”。1931年2月7日林育南牺牲了一年多后陈云能引救林育南夫妇“安全转移”？为什么这类“趣闻”都发生在塑造当时身为中共江苏组织部长、中央特科负责人陈云一人身上？而且塑造陈云的这些书籍和文章，能把24烈士中恽雨堂等的简历几乎能无误地全部介绍出来；而上世纪80年代江苏武进市编纂地方志时，专门派人到北京请陈云介绍一些烈士情况，他拒不接见。更惊奇的是，敌人对24烈士的简历都如本文前面介绍：了如指掌。是谁提供的？因此，我再次谢谢苗体君以及《陈云传》的作者能把这些很有研究价值的材料公布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