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龙华24烈士”史料查考

5、李文：

李文，原名李萱，又名文婉，也是江苏武进人，1910年生，1927在常州芳晖女中加入共青团，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积极参加并组织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而被校方开除。她回到家乡湟里镇，先后发动和组织女缝纫工罢工，为妇女职工争取合法权利，这在当地属首次女工罢工运动；同时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工作。1929年到上海先后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海市市政工会机要秘书。经薛兆圣介绍，同年和恽雨堂结婚，于第二年生一女孩。(参见“资料汇编”：恽逸群《李文烈士传略》)。

李文自幼活泼机灵，不仅才貌岀众，而且气质非凡。因此，父母对她格外痛爱。她七岁入学，后入县城(今常州市)芳辉女中读书。中学期间李文成长很快，不仅阅读了大量进步书藉，拓宽自身的知识，还作文写诗表达对劳苦百姓的同情和对封建制度的仇恨。在目睹了富人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时，她曾写了这样一首诗：“缺衣乏食的佃农，终年辛勤劳动；被剥削的工人，日夜在机旁奋勇；田野里哀鸣处处……”。中学时的李文，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她和进步同学经常不顾宿监的严格控制，外岀贴标语、搞文娱活动，宣传反对封建思想、欢迎北伐军。

“在斗争中成长”： 1927年秋，李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思想进步，同情穷人，看到家乡富人田达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认为是封建剥削制度造成的，只有消灭剥削这一不合理的制度，穷人才能得到解放。为此，她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支持贫苦百姓。1927年冬至1928年春，中共地下组织以小园窠村为核心，在湟里周围组织农民协会，李文冒着风雨和同志们一起开会，直到午夜有时到凌晨才回家。母亲放心不下，她总说：我们做的是正经事，走的是正直路。1928年夏收前，中共地下党组织召开各地农协联席会议，要求以“二五减租”为名，从1927年春北伐军到达江南之日起，停交当年夏租。土豪劣绅非常恐慌，纠集城乡反动势力大肆镇压农民和进步群众。李文却不害怕，她奋勇抗争，并在斗争中锻练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

“为革命忍痛割爱”： 1930年，恽雨堂赴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之前，李文在上海新闸路戈登路(今江宁路)大德医院分娩，生下一个女孩。由于恽雨堂反对王明的极左路线，而遭王明迫害，被撤职，李文也被停止工作。夫妇失业，经济拮据，生活艰难，忍痛将刚生下的女儿送进了育婴堂。之后，李文利用产后短暂时间，回家乡探望双亲，母亲思女心切，要求她回乡工作。但李文一心想着党的事业，拒绝了母亲的要求。同时，也怕母亲伤心，隐瞒了把孩子送孤儿院的事，只说在沪很好，要父母保重，匆匆离开家乡回上海工作。

注：以上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均参见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展览馆材料和互联网报导。

6、龙大道：

龙大道生于1901年，侗族(注：是24烈士中唯一的少数民族)。1923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工运工作，协助周恩来领导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曾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和经济斗争部部长等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转赴武汉，与刘少奇等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工作。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会。被汪精卫集团下令逮捕，后来胜利越狱。1928年在浙江省委工作，并代理省委书记一职。1929年辗转于安徽、江西、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龙华烈士龙大道三坐牢房志更强

身在牢房志更强，
　　抛头碎骨气昂扬。 
　　乌云总有一日散，
          共庆东方出太阳。   
　　这是一个革命者为了向党表达自己坚定的革命意志、决心矢志不渝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所写的一首《狱中》诗。这首诗是他的战斗誓言，也是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三次蹲坐敌人监狱的生命体验和理想追求。这个烈士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中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侗族职业革命家、著名的上海“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龙大道。他和无数的革命先烈一样，用自己的生命铺展了人民革命胜利的道路，用自己的热血浇铸了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基石。
          当1926年5月“五卅”运动周年来临时，中共上海区委领导上海人民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五卅”周年纪念活动。5月 30日这天，上海工商学各界一致罢工、罢市、罢课。上午在西门公共体育场召开市民大会，到会有1000余团体，60000人众。时任上海总工会曹家渡部委书记的龙大道和其他工商学各界的代表先后慷慨陈词，纷纷表达各界群众反帝爱国的决心。龙大道说：“去年，我们上海人民掀起了规模巨大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权、收回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海陆军等反帝要求，给帝国主义在华统治以重大打击。因此，这次运动遭到中外反动势力的最残酷镇压。但是，从今日到会群众之如此热烈，可见人心未死灭。说明我们上海各界群众决心继承烈士之志，去谋取中国之自由与独立！”大会结束后，龙大道带领曹家渡群众跟随大队伍一边呼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一边散发传单在南市游行。潮水般的队伍掀起愤怒的巨浪，人们回忆着去年今日南京路上同胞洒下的鲜血，回忆着帝国主义凶残地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人人义愤填膺，怒不可犯。他们如倒海翻江的怒潮，朝着“五卅”的出事地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现场——南京路奔泻而去。 大队伍的游行群众还突破帝国主义的警戒，高举国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等口号，冲进租界，直奔南京路，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不少市民、店员也纷纷自动参加游行队伍。英国巡捕对游行群众始而惊慌失措，接着进行镇压，用木棍、水龙驱赶群众。龙大道带领满腔怒火的群众就地拾起砖头、木块，与巡捕进行英勇不屈的搏斗。这一天，上海共有70000余工人进行了罢工，又一次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然而，工人们的罢工精神虽然高涨，但是由于连日来物价不断上涨，工人的生活发生了困难。加上一些工厂的资本家又罚扣工人工资，因而工人们在“五卅”周年活动后，正在酝酿着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这时候，中华书局的职工也在准备举行经济罢工。中共上海区委为了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决定由龙大道等同志组成一个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对罢工的领导。
　　一天，龙大道要去动员中华书局发行所的职工参加罢工。同志们知道那一带警探成群，作恶猖獗，都劝他不必亲自去。尽管大家一片好意，可是，不管怎么说，大道仍坚持要亲自到工人中间去。同志们知道他决定了的事是更改不了的，便一再叮嘱他千万要小心。 
　　龙大道略作化装，换上工人服，便出门而去。当他赶到河南路和福州路的交叉路口时。发现发行所的职工因生活所迫，正一批批前来上班。见此情形，龙大道急忙上前劝阻。他焦急而动情地对大家说：“工友们，我们不能去上班，虽然现在大家生活有困难，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工友们只有团结起来，与老板坚持斗争到底，我们的罢工才不半途而废，才能取得要求增加工资的最后胜利……”
　　正当这时候，一伙警探闻讯赶来。龙大道因躲避不及而被逮捕。敌人把他关在看守所里折腾了一夜。但龙大道始终坚持说他是去中华书局买书的，路上与发行所的工人发生了争执。警探们也不明就里，没有得到什么证据。上海区委得到情报后就积极主持营救。第二天，大道被解到会审公廨，以煽动罢工罪起诉。但他在公廨上矢口否定。由于上海区委事先设法了营救方案。在会审过程中，由著名律师出庭辩护，最后被罚了50元钱，得以交保释放。但从此以后，龙大道的名字就上了军警的黑名册。之后，他参加组织了上海工人第一、二次武装起义的斗争，并协助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然而，就在他任上海总工会经济斗争部部长不久，在 “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来临之前，龙大道和陈独秀、毛泽东、恽代英等197名最著名的共产党人被蒋介石“清党”委员会列入“先行看管，制止其活动”的黑名单中。“四 ·一二”反革命屠杀后，龙大道和上海其他20名“首要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每人悬赏一千元大洋予以通缉。

　　为了挽救革命于危亡之中，1927年4月党在武汉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龙大道出席了这次会议。6月19-23日，龙大道率领上海工人代表团参加在汉口召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劳动大会。会上，他任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起草了《经济斗争决议案》，还代表上海工人代表团在会上报告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斗争经过，揭露了蒋介石反动势力在“四·一二”惨案中屠杀上海工人群众的滔天罪行。会后，他被留在武汉与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林育南及湖北省委领导向警予等一起领导全总和湖北省总工会的工作。
　　8月的一天，龙大道从武昌的家里过江去组织汉阳兵工厂的罢工斗争。出门前他手拿一只药瓶只对妻子金翊群说要到医院去配药，中午就不要等他回家吃饭了。但到了晚上，武汉三镇已是万家灯火。灯火映照着绵绵的阴雨，发出朦胱的昏光。金翊群依着门框，望眼欲穿盼望丈夫的归来……但整整等了一夜，大道终究不回来。
　　原来这一天，大道过江后刚在汉阳一家茶馆与一个化装成车夫的地下交通员接头时，就被几个暗探抓了去，关进武昌司门口国民党设立的“镇压反革命委员会”的监狱里。
　　龙大道被捕的消息，震惊了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委及武汉的工人群众。为了营救龙大道，省委领导向警予在秘密据点里多次开会商议准备组织劫狱，把大道等同志营救出来。因为敌人戒备森严，不易下手，致使劫狱计划一时没能实现。 
　　一天，一场严酷的审讯开始了。审讯室里摆满了各种刑具，一只血迹斑斑的老虎凳在强烈的灯光反照下，发出令人颤抖的寒光。
　　敌人将龙大道推进审讯室。一个身材矮胖的监狱军法官朝他点头一笑，然后慢条斯理地说：“听说你是大共产党，我很佩服，想跟你交个朋友，但不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龙大道很沉着：“法官先生，你错了，我不是共产党，我是金甲祥，在汉阳鹦鹉洲做木商买卖!”      
　　“混蛋，胡说!你骗不了我，你是共产党！”军法官掩盖不了他的凶残，狂暴地吼了起来。
　　“既然你知道我是共产党，不是金甲祥，那何必问我?”龙大道反诘相奚。   
　　“你，你……再不招来，我就动刑了!”军法官恼羞成怒。
　　龙大道仍十分冷静地重复：“我是叫金甲祥，做木商买卖的……”   
　　军法官指着眼前那只被鲜血染得发黑的老虎凳，暴跳如雷地命令:“快快用刑!”
　　几条满脸横肉的大汉如狼扑食，狠狠抓起龙大道往老虎凳上一摁。用皮带将全身扎紧，拿着大砖头往脚下一插，再用锤子敲打进去，皮带“吱吱”着响，龙大道只觉浑身一散架，脑袋一轰鸣，眼前昏黑，便晕眩过去……
　　当他苏醒过来时，已躺在潮湿昏暗的囚室里。同室的难友过来看着他，见他遍体鳞伤，纷纷谴责敌人的淫威暴行。    
　　几天后，向警予又亲自安排金翊群到监狱探望龙大道。夫妻相见时，百感交织。可龙大道第一句话却是问“大家都好吗?”妻子知道丈夫惦记着同志们，便回答道：“都好！”接着他安慰鼓励妻子说：“闹革命总免不了牺牲的危险，但我们的牺牲是为了千百万人的解放，为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值得的有意义的。——当然，你不要难过，敌人没有捞到我什么证据，只在身上搜到一只贴有金字的药瓶。我便化名金甲祥，自称是汉阳鹦鹉洲的木商，看来问题不大……”
　　听到这里，金翊群稍微宽心了一些。这时她才认真打量着丈夫。只见他脸色蜡黄，胡子拉碴，头发松乱，穿着一件灰色旧布衫，黑裤子，青布鞋，几乎变了模样。说话时双手藏在袖管里，怕受刑的伤痕叫她看了伤心难过。等心情平静后，金翊群才向丈夫转告了向警予大姐对他的关怀和鼓励：“希望你做一个坚强优秀的共产党员!”
　　大道听到了向大姐的指示，心情十分激动，浑身充满了力量。他思绪盈怀，展望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国家升起了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随即他诗情如泻地吟出了向党抒怀明志的《狱中》诗，并要妻子转告给向大姐和党组织：
　　向警予知道龙大道在狱中十分坚强优秀后，心里非常感奋和自豪。她决心以更为有力的手段营救自己的战友早日出狱。终于，越狱的机会来到了，时逢桂系李宗仁与武汉的唐生智之间进行着激烈的争斗，敌人内部出现裂缝后，看管就放松了。向警予立即派地下交通员秘密与龙大道等联系，指示他们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凿墙越狱。交通员还设法把纲锯、锤子、小刀等工具送进牢房给他们用。每当夜深人静，龙大道就指挥难友们轮流凿墙打洞，一到白天就用身体挡住，不叫敌人发现。同时还积极活动，疏通监狱里的关系。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洞打通了。10月底，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龙大道指挥难友们终于越狱成功。
　　刘少奇、向警予等领导都很关切地来看望慰问他，并叫他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后再工作。
　　这时的龙大道身体还很虚弱。因为在监狱里，敌人把他和十来个难友挤在一间小房子里，叫人敝得透不过气。而且一天只给他们吃两碗粗米饭和几根臭咸菜。睡的是潮湿发霉的地板，室内空气非常污浊，过的是非人的生活。天长日久的折磨，大道生了一身烂疥疮，脓血粘满衣服，四肢稍为一动，就疼痛穿心。但敌人生活和肉体的折磨，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和信仰。出狱后虽然他还伤痕累累，体质虚弱，但他却兴奋而坚决地对两位领导和战友说：“铁窗风味，确实不好受啊，但作为一个革命者来说，为了解放全人类，吃这些苦算不了什么。这是给我一次考验和锻炼的好机会，使我进一步体会到只有斗争，才能胜利。敌人强迫我休息九十多天了，今后我一定要加倍努力工作，来弥补我在坐牢这段时间给革命工作带来的损失。”一番肺腑之言，说得少奇和向警予也赞叹不已。

龙大道出狱后很快就投入了工作。11月初他任中共汉阳县委书记，12月当选中共湖北省委执行委员。1928年4月，党中央调任龙大道中共浙江省委委员、省委工人部长，5月初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代理省委书记。在浙江省工作期间，龙大道深入基层，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指导工人运动。同时组织领导农民协会，实行减租减息，反对封建剥削,为进行土地革命准备条件。特别是巩固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最后创建了浙南特委，使浙江党的面目为之一新，对浙江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9年1月，受党中央指派，他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前往江西和安徽巡视指导工作。1930年1 月，龙大道调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上海市各界人民自由运动大同盟主席党团书记，继续领导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6月，李立三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龙大道与林育南、何孟雄等对这种“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龙英尔说：“后来母亲告诉我们，我和哥哥的名字都是父亲取的。哥哥出生在1928年农历正月初四，父亲就为其取名支雯。支字四划，雯字十二划，意喻不忘牺牲志士，牢记四一二血海深仇。我出生后，父亲为我取名英尔，取国际歌中英特纳雄耐尔首尾两字，意喻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注：以上参见媒体介绍“龙大道烈士网上纪念馆”等材料。

7、欧阳立安：

欧阳立安是24烈士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1914年诞生在一个革命家庭中，从小受到革命思想的薰陶，早在1925年，他在长沙修业学校念高中时，就积极参加演文明戏，宣传民族英雄黄兴、蔡锷的爱国思想等活动。1926年，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叶挺独立团占领了长沙，北伐军进城了，十二岁的欧阳立安积极参加了儿童纠察队，担任儿童纠察队第一队队长。他带着红袖章，腰间扎着皮带，手里拿着一根木棍，经常带着纠察队在大街小巷巡逻放哨，维持社会秩序，张贴、散发传单，禁止赌博，募捐救济灾民。在欢迎北伐军进城的民众大会上，他做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因人小个子矮，只好站在小凳子上讲话，不时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1927年，经党组织安排，立安随母亲离开长沙去武汉，由于他胆大机灵，担任了汉阳县委的小交通员，肩负着传送党的机密刊物《大江报》的重任。当时《大江报》的编辑之一谢觉哉同志曾这样赞道:“立安同志当小交通员送《大江报》我知道。当时环境恶劣，编报、印报、发报都是单线，这孩子就秘密替我们传送，勇敢机警，常常骗过敌人，真是一位少年斗士。”
　　1928年立安随母亲来到上海，由同乡介绍到申新五厂当童工。当时上海纱厂工人一天做工12小时，资本家欺榨工人的手段十分毒辣，规定吃饭不许关车，工人们连上厕所的时间也没有。一天晌午，立安正在吃饭，工头窜来差使他去买香烟。立安沉着地说:“等会儿，你没见我在吃饭?”工头火了，拖着立安说:“小瘪三，你还敢顶嘴，罚你四角钱。”立安见他那副丑态，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爽朗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