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龙华24烈士”史料查考

2、被捕的详细经过：

就在王明采取“非常”组织手段取得领导地位而遭到大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岀现了难以解释的一幕：江苏省委召开常委会，传达四中全会文件，会上有人拥护，有人反对。这些在上午召开的有拥护四中全会的人出席的会议，均未遭到破坏。 就在当天中午，上海市敌公安局从国民党市党部得到情报：十七日、十八日，共产党召开重要会议，地点：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中山旅社六号房间，……一点四十分，敌公安局派人到公共租界的工部局请求协助，共同行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沆瀣一气，开始大搜捕。警车出动了，迅速包围地处租界的东方旅社，特务、军警、西捕直扑三十一号房间，逮捕了李云卿、林育南、苏铁、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刘后春（即彭砚耕）八位同志。敌人立即把这八人押上警车，撤销了包围，并且留下特务“蹲坑”，等候再抓来人。

柔石和胡也频是“左联”的执委，上午出席了执委会，会后柔石和冯铿去东方旅社。东方旅社是三零五月开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为文艺界代表租用的。柔石参加了这次大会，冯铿是大会的工作人员，她后来同林育南、李求实一起对四中全会提了意见。在新新商店（现第一食品店）门口，他们碰到正准备去买东西的胡也频，冯铿邀请胡也频同行，胡欣然同意。胡也频于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入党，同时被文艺界选为赴中央苏区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因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交通断绝，未能成行。胡也频因此每隔一周，总要到东方旅社去打听行期。他当时对党内争论还不太清楚，只是一心一意想去苏区。他们三人到三十一号房间，同林育南同志谈了一会儿话，便被突然冲进来的特务逮捕了。
敌人从东方旅社出来，直奔天津路中山旅社，在六号房间逮捕了阿刚、蔡伯真、欧阳立安、伍仲文四同志。把人押走后，也撤销包围，恢复平静，派人“蹲坑”守候。

下午三、四点钟，孙玉法（孙玉华）和王青士两同志回到东方旅社。孙玉法从外地来沪，住东方旅社十八号房间。上午他到闸北区去找王青士，不知道中午捕人的事。两人推开三十一号房间的门，见没有人，又听见隔壁房间有异样的声音，知道不好，刚转身，去路已被特务堵住，他们被捕了。

龙大道同志接到开会通知，从杭州赶到上海。正在先施公司（现上海服装商店）后面找中山旅社，不想黄理文从中山旅社出来。他俩从“四·一二”之后一直未见面，此次相逢真是喜出望外。谈笑间，巡捕来了，恶声问道：“是不是从六号房间出来的？”未容分辩，将两人带走了。原来，黄理文到中山旅社开会（里面秘密设有江苏省委的一个机关），找不到人。茶房一听找六号房间的人，神色顿时紧张起来，表面却假意倒水让坐。黄理文感到不对头，加之不见人来，马上起身走出旅社，没想到这时特务已盯上了他。

傍晚，何孟雄同志来到中山旅社，他长期做地下工作，富有经验，先去敲七号房间的门。狡猾的特务早已得到情报，将他骗到六号房间内逮捕。
晚十一时三十分，敌人悄悄地包围了华德路鸿运坊一五二号，从房间里搜出“左联”的文件，逮捕了房主汤士德同志和他的爱人王孙氏（化名）同志。敌人从被检查的物品中发现一封信，按信上的地址逮捕了费达夫和王小妹同志。

十八日凌晨一时，敌人彻夜搜捕，在昆明路逮捕了汤士德的哥哥汤士伦。

十八日一早，李求实从上海静安寺延年坊家中出来，到愚园路庆云里十五号。这是单开间的三层小楼，楼下布置成客厅，二楼是林育南、李林贞夫妇的住房，三楼是苏准会秘书李圣悦、胡毓秀夫妇的住房。这是我党苏准会办事处，李林贞和胡毓秀以主妇的身份看守机关，李林贞担任交通，胡毓秀负责采买，苏准会秘书彭砚耕住在外面，每天到此工作，李求实经常来这儿开会。李求实一进门，李林贞、胡毓秀就围了上去，李林贞彻夜未眠，坐立不安，她告诉李求实，林育南一夜未归，彭砚耕今天也没来，可能出事了。李求实问他们开会的地点是新东方旅社，还是旧东方旅社，李林贞只知道是三十一号房间，很想去找找看。李求实拦住她说：“我去。”大家都认为危险，主张再等等看。李求实为同志们的安全担心，执意要去。
李求实先到五马路的新东方旅社（现西藏路八十号），他警觉地四周望望，然后推开三十一号房门，见没有人，平安地退了出来。他又赶到三马路（汉口路）旧东方旅社（现上海工人文化宫），见马路上没有可疑的情况，旅社内依然如故，便在走廊里徘徊片刻，伸手平静地拧开三十一号房门，见里面仍然没有人，心中诧异，顿觉事情严重，马上退出身来，可是已经走不出去，他也被捕了。

十八日下午，敌公安局又从国民党市党部得到可靠情报——华德路小学共产党正在开会。他们马上搜查了华德路小学，没有发现开会的迹象，无可奈何，只得抓走了贺治平、王佩云夫妇和刘桂贞，逮捕了进来的王和鼎，然后封闭了校产。二月十六日因证据不足将王佩云和刘桂贞同志释放。
夜十一点，敌人在武昌路六五零号逮捕了陈铁如同志，他是我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互济会的干部。

我叔父恽雨堂、婶母李文是在新闸路复康里623号住处被捕的。被捕时，当巡捕抄查出大量传单和俄文版马列著作时，我婶母当机立断地说：“这些传单和书刊，都是我自己的，与胡迪生无关(注：恽雨堂化名胡迪生，李文化名李胡氏)”，以此掩护我叔父，但仍双双被捕。上海尤华烈士纪念馆大厅陈列着我叔父和婶母的遗像和遗物中，还有一张国民党反动派捕房送案单，上面写着我叔父、母被捕后的化名胡迪生和婶母的化名胡李氏，送案单上开列了匪徒们抄出的他们的全部家产：传单一箱、大洋二元、票洋一角、铜元五十一枚。注：解放后在挖掘烈士遗骸时，随同挖出了银元和铜元，很可能是恽雨堂、李文烈士的遗物。

二十四位革命志士全部被反动派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