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龙华24烈士”史料查考

三、是谁岀卖了二十四位革命志士

2001年，24烈士遇难70周年的清明节，我专程第一次去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扫墓。在这前只是听岳母及当地政府介绍过叔父、母牺牲的大致情况，而这次扫墓，我初步了解了24位烈士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情况。我很受感动，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洒尽了最后一滴血，夫妻俩生的孩子，解放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多方寻找，至今无下落。我作为晚辈，有这个责任，尽可能把他们的光辉史迹整理出来，对党、对人民都有必要。这次扫墓后，顺便回到常州探望亲友，岳父家给了我恽逸群同志写的关于恽雨堂、李文两位烈士的证明材料，其中还谈到陈云是恽雨堂介绍他入党的。但当地政府向我们反映：武进市在编纂地方志时，派专人到北京采访陈云，指望陈云能提供一些恽雨堂在商务印书馆的情况，不料陈云拒不接待。另外，我哥哥恽仁根(1937年入党)比恽雨堂略小几岁，也同我谈过一些情况。因此，回京后多方搜集资料，并于2007年清明节后在《常州日报》发表了《龙华24烈士中的两位常州人》一文。但文章不仅写得简单，而且有好几个关键问题沒有找到资料，例如岀卖他们的叛徒是谁？解放后怎么发现具体埋葬遗体地点的？在监狱受了些什么酷刑……？这些问题，在文中都只好照抄展览馆拍摄回来照片上的解说词：叛徒出卖、根据群众反映、受了严刑拷打……。说实话，这些话虽都不错，但都是含糊话。从此，我花了点精力，搜集了一些可靠的材料，而又决定今年清明节再次去上海为他们就义80周年扫墓，并认真录像回一些材料。回京后又查到了大量材科，才动笔写这篇文章。

我声明：是谁岀卖了24位中共早期的高级干部、工人运动领袖、一些优秀的无产阶级青年作家……？应当说，这个问题，基本搞清楚了；但又难作结论，我把有些材料原文转抄，供大家进一步研究。下面首先介绍一段经我从几个方面搜集到的内容都一致的被称为第一手材料摘录如下：

1、他们被捕后监狱内外的一些情况

十八日，李求实被押到老闸捕房的拘留所，见林育南、李云卿、冯铿、彭砚耕都在这里。他们相互询问和研究了被捕的经过，都感到自己的言行没有什么破绽，何以招致这样的逮捕呢，一时摸不清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了不暴露身份，每人编了一套口供，然后想办法向外面传递消息，托人找律师，以便通过特区法院争取尽快结案开释。

十九日上午，林育南、李求实、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李云卿、刘后春（彭砚耕）、王青士、孙玉法被押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不一会儿，何孟雄、阿刚、蔡伯真、伍仲文、欧阳立安、龙大道及黄理文(注：他是解放后能调查清楚24烈士提供了最关键情况见证人，这在后面介绍)也解来了。大家不由心里一惊，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同志被捕，而且大部分是给四中全会提意见的同志，感到蹊跷。

开庭了，旁听席只坐着林淡秋等几个人。首先由工部局的律师甘镜光报告逮捕过程，大家才知道是敌公安局请求逮捕的，如果由捕房引渡到公安局，二、三年内是不会释放的。

西探福特报告：在东方旅社搜出共产党文件，从第三个被告（即林育南）身上搜出一包重要的东西。在中山旅社第十一个被告（即阿刚）身上搜出几张纸头。

华探报告：东方旅社的房间是李云卿开的，中山旅社的房间是王君明开的。王君明的下落还未查到。

敌公安局侦缉员抢着补充说明：本案是市党部报的，十七日、十八日共产党有重要会议。

法庭上一阵骚动，敌人提供的情况，使同志们感到问题严重：毫无疑问出了叛徒。

法官按老闸捕房送案单的顺序依次审讯被捕的同志，大家按事先编好的口供对答如流。可是，这次审判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判决书早已拟定，法庭对律师的辩护全然不顾，审讯长宋源宣读审判结果：“被告等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四十分时，串同在汉口路111号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内秘密会议，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犯刑律第一零三条。被告等再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四十分，在同上地点，宣传违背三民主义及反革命之意义，犯禁止反革命暂行条例第六条。被告等犯共产党之嫌疑及疑与共产党有关系，华界公安局当局请求上海特区法院将伊等移交。谕知准予移提，搜获文件等交公安局来员带去。”同志们听到案子要移交敌公安局，立刻大哗，一起举起拳头抗议：“租界的案子应由租界处理！”“我们不服从判决！”“我们没有罪！”敌法院不容分辩把这十七位同志押往上海市敌公安局。

这时，外边搜捕仍在进行，十九日敌人搜查了华通书店，逮捕了郑襄阁。二十日早晨，江苏省委宣传部的秘书李宜兹同志（即李初梨）赶到沪东区委书记罗铁成家里，向他传达江苏省委的精神，不知机关已被破坏，进去后被包打听逮捕。敌人搜查了何孟雄同志的家，逮捕了何的妻妹和两个孩子，并抓走了前来联系工作的张诗人同志。敌人又逮捕了从南京刚到上海的南京市委书记恽雨棠、李文夫妇。连同费达夫、王小妹、杨士德、王孙氏、汤士伦、陈铁如、贺治平、王和鼎等十五人，加上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十七人，共三十二人，一起押在敌公安局。在他们解来之前，拘留所里已有柯仲平等四人，是属于另一个案子的。敌人给每个人照了相。二十日下午开始提审，敌公安局审讯员问话时，不时地看着案头的照片，又翻过去看看背面写着的名字，他准确地指出了一些同志的真实姓名和化名，看来敌人掌握了一部分情况，并对这次审讯做了充分的准备。

汤士伦从敌人的审讯室回到牢房，往床上一坐，气愤地说：“完了！”大家围上去，汤士伦站起来，他穿的是长衫，两个袖子耷拉下来把手遮住了。他环视一下，问大家：“你们谁注意过我的手？”不等大家回答，他又说：“我一上堂，他们什么也不问，让我把手伸出来。”说着他伸出手来，大家才看到他一个手指少了半截。“我失去这个手指有个故事，在前线和敌人打仗负的伤，到上海后我只告诉过一个人，他就是红旗报的记者。”恽雨堂的被捕更使大家震惊，他刚从南京到上海，在住地就被捕了。何孟雄十分生疑，因为恽的住址开始只有他一人知道，后来因工作需要，他只告诉过一个红旗报的记者，叫唐虞。恽雨堂夫妇和汤士伦的被捕都与红旗报记者有关，唐虞有重大的叛变嫌疑，需要赶快通知外面的党组织，进行调查，采取措施，防止敌人继续破坏。

“国民党秘密机构的特务吴宾舒(Wu Bing shu，音译)，向他的捕捉者揭露说，在何孟雄集团被捕前，国民党警察就已经掌握了他们每一个人的详细背景资料——包括每个人入党的日期，入党后经历概要，以及一些连他们自己都已遗忘但却被认真调查过的细节”，“这个国民党特务认为‘相信这个情报来自共产党内部，但是他不知道是谁’”。可见，仅仅一个唐虞很难把敌人这次突然大规模的准确搜捕完全解释清楚。因为，正如何孟雄等和有的文章分析：“党的秘密工作原则严格规定，系统与系统之间，支部与支部之间绝不能有横的关系，上下级单线联系。这样一旦出现叛徒，便可以把破坏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林育南、何孟雄等三十几个同志，分属几个不同的组织系统，他们同时被捕只能说明在上层领导中出了问题。笔者对一部分当事人作了调查访问，认为这次大逮捕和当时的党内斗争有密切联系。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上海国民党市党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分别接到相同的匿名电话，报告共产党要在东方旅社开会的消息。敌人研究了情报，遂决定进行大搜捕。当时工部局内潜伏有我党中央特科的敌工人员，得到情报后，立即通知了组织。可是，王明这时已酝酿将何孟雄等激烈反对四中全会的同志开除出党。王明知道，林育南、何孟雄开会是研究反对四中全会，王明早已视他们为反对中央、分裂党的右派和敌人。结果，林育南等同志没有得到敌人即将进行搜捕的通知，他们全部被捕了”。“就在这一天，王明又下令将何孟雄开除了党籍。而何孟雄在狱中仍镇定自若，坚决反对分裂党的错误行径，并同林育南、李求实联名给共产国际写信，揭露王明的宗派主义活动”。

从摘录的上述文字，认为是一名叫王拙夫（又名唐虞）的记者（据《党史资料．第七辑》李沫英同志的回忆）叛变出卖的。另有报道称：“当年东方旅社案的告密者，最早有人说是叛徒王掘夫（即唐虞，一称唐禹），这是事后特科的陈赓通过内线得知的情报。原来王掘夫是留苏归国的中共党员，据罗章龙回忆，在苏联时他就是王明的心腹，回国后曾在中央工作，在李立三时期，他不曾得到重用，只是管理财务工作，且被李立三发现有贪污行为，于是被调离中央，并给予了纪律处分。失意的王掘夫本就是没什么信仰的混混儿，受处分后，竟暗中向国民党当局秘密写信自首，伺机出卖同志。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佯装拥护罗章龙派的主张，取得接近罗章龙等的机会，并从内部探听到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将在东方旅社31号房间开会的消息，于是向租界巡捕告密。不过，将东方旅社案归咎于叛徒王掘夫一人（当时成了叛徒的还有汪盛荻等），毕竟不能使人信服”。

正如何孟雄等在狱中分析的：由于当时都单线联系，一个记者怎么能掌握那么多同志的详细情况？由此，基本可以推断，王拙夫很可能背后有人。这背后的人，我所见一些材料，疑点都集中在王明和王明当时调整后的特科。就连著名的美国学者、中国通费正清博士也认为是王明一伙告的密。他在《费正清对华回意录》一书中写道：“1931年5位殉难的青年作家，连同英勇就义的19位即将离去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实际是一个较大集团的一部分。刚从莫斯科来继任的共产党领导集团，显然将机密泄露给了国民党，出卖跟他们抗衡的同志，这样既可以把他们除掉，又可以藉殉难者进行煽动，真是一箭双雕”。“王明一伙是否真的出卖过何孟雄等？这也许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了。但毫无疑问，王明对何孟雄的被捕牺牲是幸灾乐祸的。当时担任江南省委秘书长的刘晓回书记道：‘记得有一次省委会议上（王明时任江南省委书记），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经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大家要求省委设法营救，至少先通知有关人员再也不要去东方旅社了。王说：他将与中央商量，叫省委不要管了’。 王明还不准特科人员去通知何孟雄等立即中止会议，迅速转移，而是阴笑了一声，说：‘告诉中央特科的同志，不要去东方旅社，既然敌人已经发现了何孟雄他们，特科若再去，也会被敌人抓走。’老党员陈修良在《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一书中进一步写道：将这一消息通报省委的是刚调入特科的潘汉年，大家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着急，王明冷漠地讲：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是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这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