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高度评价：“总理，是人民的总理!”全国人民高度评价：“周总理，是人民的好总理!”山岳肃穆，江河呜咽，诗人柯岩那首《周总理，你在哪里》的缕缕哀思，在那段日子里，让全国人民浸泡在泪水里，每个国人心里充满悲怆。但愿伟人走了，伟业永恒! “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发生，让中国的政坛，突然间翻了个“烧饼”。谁也没想到，病卧不起的毛主席，竟然在病床上还有那么大的力量，又一次把还在走的“走资派”邓小平打倒在地，撤销其党政军一切职务，这倒成就了频频高升的华国锋，让这位表面忠厚老实而私心极重的人一举成名，被晋升为国务院总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是他和“四人帮”一起，按照毛主席指示把全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推向了高潮，迅速横扫全国各地。 福建省再次兴起波澜，省委和福州军区与全国其他省份相同，争先恐后地向党中央表态，与其一年前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组织大规模的群众上街游行，扛着巨大的标语牌，狂热地呼喊“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决定!坚决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等一系列口号。有人还把反击右倾翻案风，谱写成为“群众运动”的歌曲，当时的福州军区主要领导人，还上台指挥着指战员们进行大合唱。还有不少拥护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才一年多的人，此时也认为邓小平的政治生命到此终结，他们很识时务，纷纷划清界线，又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 派驻晋江地区的省委工作组，面对满街满墙的大字报，已经无法直面机关干部和群众，以及大字报中的种种责问。此时也自动同邓小平搞翻案搞整顿划清界线，积极争取主动，自觉自愿地召开大会公开认错，郑重其事地向反派性整顿中的全体受害者，宣布全部予以平反并且赔礼道歉。在如此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之后，他们已经无事可做，只能自我“下岗”，选择了离开泉州市。没有省委下令撤离，也没有人去欢送。此时已经不是文革初期，人们已厌倦了暴力，对他们不满的人们，也没有人采取揪斗或驱赶等不文明的做法，而是用“来去自由”的冰冷目光，任其离去。有几位省委工作组的老干部，此时无愧于历练深厚和精明过人，他们深谙能伸能屈的保身之道，知道就是退缩回省城日子也不会好过，于是选择了退缩到天湖山煤矿去，那里有一座高级招待所，如同世外桃源，是个静养栖身的好居所，也是个静观时局的好去处。但是，那位省委工作组的组长，这时已经被全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暴风骤雨吓破了胆，独自与造反派媾和，一口气用书面交代出省委工作组“十大问题”，即认罪书，厚厚的一沓纸哟! 省委工作组挂帅人物“反水”了，顿时群龙无首，二百多人的城东公社工作组、专案组也作鸟兽散，白拿工资不用上班。朱赞成被关押审查了半年多，专案组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没有收获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光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显然毫无说服力，于是在地、市委领导的过问下，公安局不得不放人。市委马上就恢复朱赞成的职务，他又回到了城东公社党委主持工作。 刚回来的朱赞成，恍若产生隔世之感，似乎又回到文革的初期，满墙都是充满火药味的大字报和标语。这是两派群众张贴的，一方攻击公社党委，一方反击专案组，字迹东歪西扭，语言粗俗污秽，让他很不愉快地感觉到，这种互斗连红卫兵小将的水平都不如。他的心情异样地沉重，可以看出自己不在的日子里，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在工作上，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啊!一大群社员群众都聚满在公社的院落里，他们是专门来迎候朱赞成的，这又让他感动得挨个儿与大家握手致谢。没有太多的寒喧问语，朱赞成马上就把话题转到工作上。当他得知农业生产还搞得不错，社办企业还在运转，社员们上半年收入也还行，眼下只是人心涣散，派性卷土重来，已经蔓延至生产队、大队领导的层面，就连公社也有了迹象……副书记林国连等人一起诉苦说道：工作组和专案组的进驻，哪里只是搞你个人的专案，实际上就是要搞整个公社党委的专案，想要整垮党委，搞垮生产，然后再倒打一耙。他们死命地追查在围海造田时，省里给予支持下拨的96万元资金，这笔钱到底是谁批准的?为什么这笔钱韩先楚会批给你们而不是别人，你们城东公社的天线为什么有这么粗啊?他们还追查，北堤合拢成功的当天，为什么泉州市中山路大街上会有那么多的锦旗庆祝?海堤一合拢，就点名批评当时市委支左的军代表?工作组说这就是一种有组织的派性活动，一定要追查策划这次行动的派头头是谁…… 朱赞成心里很清楚，自己关在黑牢里，在提审中也被反复追问过这些事，他都据实回答。96万资金是地区水利局向省局报批项目时，省局曹玉昆局长为了表示支持泉州市这项建国以来最大的工程，报请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韩先楚，按照水利专用资金的手续审批下来的，城东公社没人认识韩先楚，不存在工作关系，更不存在天线的问题。关于中山街用彩旗标语庆祝城东海堤成功合拢之事，自己事先不知道，事后才听说。据说是泉州市民自发的，他们高兴啊，为全市建国后最大的工程祝贺啊，这难道有错?在整个审查中，这两件事一直是重点，即便朱赞成不厌其烦，回答了一百遍，专案组就是不听不信，最后弄得朱赞成也烦透了，索性不再搭理了。关于这两件事，专案组还面向城东公社扩大范围去追查，并且使用恫吓威胁的手段，冤枉伤害了不少群众，他们是存心在群众中间制造出对立情绪。不仅如此，还有在其他的问题上，如投机倒把、清查帐目、男女关系等问题，专案组均使用很不恰当的做法，无中生有、无原则地向外界扩散未经核实的材料，进一步加深城东两派群众的猜忌与对立。 省委工作组用“派性整顿派性”的做法，在城东公社造成了严重后果，横竖弄成一副烂摊子，现在全都一甩手留了给朱赞成，而工作组和专案组，在没有上级指令的情况下，却拍拍屁股自己走人，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真正是一场政治上的瞎折腾! 这个时刻朱赞成想到了，如今回来重新主持工作，如果无休无止地怨天忧人，只能让城东的工作再度蒙受损失，只能让城东群众的生产、生活继续遭受困顿。于是，他看着周围一双双渴望自己拿主意的眼光，坚定地对他们说：“我们城东人，身正不怕影歪，心里无鬼不怕半夜里鬼来敲门。这些年来我们抓好“农业学大寨”，发展生产，五业兴旺，提高全体社员们的收入水平，这恰恰说明了我们没有搞派性，而是在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集体经济的共同富裕道路。事实证明，工作组、专案组他们才是搞派性，把城东搞得乌烟瘴气。他们的问题，只能由上级来解决，我们没有权力，但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权力，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我们要一边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要求反击右倾翻案风，一边努力搞好全公社的工作和生产，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城东没有搞派性，而是坚持不懈地‘抓革命促生产’。”朱赞成凭着党性，用毫不做作的直率语言，说出了那个时候必须说的政治语境，以此来说服和动员周围的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先搞好生产，再来反击右倾翻案风。然而此时，他心里的“反击”，也只是想找工作组、专案组讨个说法而已。 由于朱赞成长期以来的威望，他出面登高一呼，城东公社干群激愤的情绪，很快就被平息了下来，努力搞好生产也很快成为大家的共识。此时“双抢”刚刚结束，面临着久旱不雨，抗旱保苗已是刻不容缓。公社党委、大队支部都迅速恢复了元气，又重新发挥出火车头的作用，“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的感人情景又回来了，再加上多年来的努力，全公社水利基础已经配套，这一场干旱的到来，也就较为轻松地被对付了过去。 接着就进入夏季的田间管理，朱赞成整天同社员们一起，戴着草帽，脱下拖鞋，往腰背上一插，卷起裤管，下到水田里拔草、施肥、喷药……每每在这个时间里，他的心情就会自然地放松，不经意间就回想到在审查期间，那时他多么渴望能看见广阔的田野，渴望能回到城东去当一条小蚯蚓，自由自在与泥巴打交道。他喜欢泥土芬芳的气息，从小就喜欢，有一种金不换的感觉。记得小时候，跟着母亲和村里父老乡亲一起改造菜地，从那以后，每当菜地里蔬菜长得茁壮碧绿，他就会对土地产生一种特有的迷恋情结，太神奇了!难怪母亲说过“穷人是靠土地公活下来的，只要地里能长出东西来，手脚勤劳就不会饿死”。那时穷人没有自己的土地，共产党来了，穷人分到了土地，现在的人民公社让穷人的土地连成了莫大一片，任你耕，任你种，任你栽，长出的好东西人人有份，蔬菜不稀罕了，地瓜不稀罕了，我们城东的社员们，总有一天连大米也不会稀罕的，这样的日子快点到来吧…… 此时，渐渐地，人们发觉朱赞成变了，他虽然每天同社员们一起下田干活，但不再象过去那样，一边干活一边爱与人交谈，而是一个人闷头干活，话不多了，专心干手上的活儿，干得很快，像似怕别人跟他抢着干。无人能理解他此时的心绪。7月6日那一天，当他心中无比敬重的朱德委员长去世的消息传来，他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万分沉痛，周总理走了，朱老总也走了，下一个会是谁呢?他不敢想下去了。这些人都是人民的大救星，共和国的擎天柱，劳动人民的大靠山，共产党的天下不能没有他们啊!人民也不敢想象没有他们的日子啊! 自打那一天起，朱赞成总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就像有块大石头压在心上，闹得他经常心神不定，思绪忍不住老爱在“解放初”与“专案组”，这两个时空的记忆点上来回打转转。刚进城的共产党是怎样的?现在的共产党又是怎样的?他开始饱受茫然之感的折磨，有太多党教育给他的东西，怎么会让人越走路越窄呢? 此时的泉州市，已经进入“可以得罪君子，不可得罪小人”的特殊时期。就在朱赞成重新工作的这段不太长的时间里，城东公社发生了后来被人刻意放大，并且被大做文章的两起事件。 第一件事是，3月21日上午，朱赞成与公社保卫组长王元复、公社建筑队的施工员林欠木在市内东街偶然相遇，被王元复邀请到附近其内弟家里吃中午饭。酒间闲聊，王元复聊到了几天前，参加省委工作组进驻城东的专案人员之一洪吾炳，也来此处煮酒畅饮，几杯下肚之后，酒中乾坤大，无所不谈。洪吾炳竟然还以省委工作组要员自居，大谈朱赞成是政治问题，说什么朱赞成这次必倒无疑，翻不了身，你们不要死保他了，他现在只是稻草，不是金条……洪吾炳甚至还放出谣言，说朱在牢中早就出卖了你们，你们还傻里傻气死保他等等恶毒之语。朱赞成一听，气愤极了，就同王元复、林欠木一起来到城区洪吾炳的家中，想要找他当面讨个说法。 朱赞成与洪吾炳早先在过去的工作中相识，虽然不曾在一个单位工作过，平时偶然间见面，也会出于礼节打个招呼，然而，现在双方已经是“礼崩乐坏”了。自从省委工作组到来后，泉州市的干部就被人为划分成楚界汉河，在省委工作组的大旗下，一批人马被聚集起来。这些人中间有原来文革中的保皇派，其中铁杆到底的只是极少数人，绝大多数早先在“三结合”中就反戈一击了，其后又因在安排工作或职务上多有不如意者，现在韩先楚被调往外省，省里换了新人主政，即在全省开始大反韩先楚了，这些人试图与“派”俱进，想投机又一次反戈一击，其曰：重新归队。这些人的政治行为准则，与党内上层斗争的性质毫无实际联系。对于这样的人，泉州人民送给他们一个雅号叫“风派”。 岂不论这位专案组成员是否风派，这时他对朱赞成找上门来的责问，一口否定，拒不认账。两个人就在客厅里争吵起来，洪吾炳激动地拍桌子骂粗话，朱赞成也一时激动，下意识拿起桌面上的热水瓶，朝桌面蹾了一下，做了个表示气愤的动作，松手时热水瓶未放稳，从桌子上滚到地下，嘭的一声爆炸。这时，洪的家人借题发挥，围成团嚷嚷造势，惹得王元复、林欠木一时性起，双方准备干架。朱赞成见状不好，也觉得自己多少有些失礼，就劝说王元复、林欠木和自己一起离去。又因酒意未消，也就回家睡觉去了。 不料，林欠木回去后将此事告诉同事们，因为前一阶段专案组也整了他们，说他们中有人在建筑队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心向钱看，还有贪污的嫌疑。在当时，专案组批了派性再批新生资产阶级，把“四人帮”提出的最新理论学用结合，全都用到了城东公社，这就让几乎人人都成为批判挨整的对象，大家伙早就窝着一肚子气。这一次林欠木本人又受到刺激，离开之后，便自作主张，找来城东与自己一样被专案组整过的同事们，一齐去出气。就像要学习专案组整人的那个样，也想来个恫吓威胁，所不同的一个是用权力，一个是民间意气。一顿对骂动粗，只是摔坏了几张椅子，也殃及到桌子上摆放的锅碗瓢盆等厨物，但是在现场绝对未有伤害到当事人。 平心而论，这件事有必然也有偶然。在“翻烧饼”的非常时期，双方产生的行为都有中央文件作依据，讨个说法权当是“反击”，十足的草根味。专案组在占上风时，专横跋扈，积民怨甚深;形势一旦变化，受压的一方，有所反弹并不奇怪，但是方法并不好，显然有过错。在毛泽东年代，一方是强势(有权)，一方是弱势(无权)，弱势方有错，也只是批评教育而已。可是，有谁能想到，就这么件不大不小偶发的意气之事，在半年之后，竟然会演变成为朱赞成被判处死刑的首罪。 判决书上的定罪是，“明目张胆的进行阶级报复，进行打、砸、毁，造成严重损失(纯属虚妄之言，未对任何损失作出评估清单)。更恶劣的是将伟大领袖毛主席塑像砸碎”。判决书上，不但夸大了事实，还别出心裁地编造出“砸碎毛主席像”的假情节。去的人只是想找专案组讨个说法(就算是反击吧)，就这么个单纯的动机，会拿砸碎毛主席像向毛主席出气吗?而这些公社的社员们天天都盼望着，毛主席会给他们撑腰呢?在那个年代，仅凭这个罪行垫底，再加上认罪态度恶劣，被判处死刑也太够顺理成章了!由此可证，在清查运动扩大化之中，泉州市人民群众把专案组之恶，比作“蛇咬一口，入骨三分”，此言不虚啊!。 第二件事是，6月30日城东公社办事人员蔡秋平，开着一辆三轮摩托车到市物资局购买一批抗旱物资。因为该车三证不全，他随身带着公社开具有关车辆三证不全的原因，以及希望交管部门给予放行的情况说明，俗称单位介绍信。也许在现代人看来，一部机动车三证不全就上路，或许会不可理解，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此类事既是无奈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个年代泉州城区的交通状况是，在大马路上奔跑的机动车辆十分稀少，远远比不上人们骑着自行车来往的滚滚车轮。所以有必要，先交代一下与此事有关的两个小背景： 其一，晋江地委为了表彰城东公社“农业学大寨”的突出成绩，特地安排了一部北京吉普车和一部天津牌三轮摩托车的指标，让城东公社前来购买。但城东公社为了围海造田，已经囊中羞涩，一时间财务窘迫，买不起那部吉普车，只能买回三轮摩托车。这辆摩托车买回后，公社即派人员去办理上路行驶的相关手续，多次到交警支队无果而回。当年时任晋江地区交警支队分管办证的负责人林道坤是这样说的：“因为机构处于半瘫痪状态，暂时办不了证照，但在我们晋江地区范围内行驶，我包你们没事，出了晋江地区区域，我就无能为力了”。由于是处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特定时期，无法及时办来三证，那一部摩托车就混在自行车的滚滚车轮之中上路行驶了，是它为全公社夏季抗旱保粮，经常发挥着机动、快速、高效的作用。 其二，在此之前，省里表彰城东公社是省级“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奖励给城东公社一部“福建牌”大卡车，公社划拨给城东建筑社使用，司机是退伍军人吕信铁。该司机工作表现不错，得到普遍好评，然而在75年右倾翻案整顿派性期间，省工作组进驻城东公社，对全公社社办企业人员大换班，司机吕信铁也受到诛连，无故被解职回家，又新招来了苏某某顶替。76年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省委工作组闻风而散，城东原来的班子恢复工作，吕信铁原有工作也得到恢复，而苏某某却因此而离职，反目为仇，为日后交警扣车埋下了人为的伏笔。 苏某某有个肝胆朋友在涂山街岗亭当执勤民兵(如同当今的交通协管员)，他早就十分留意城东车辆报牌上的漏洞，曾多次想刁难这辆三轮摩托车，苦于值班时间与城东出车时间老对不上，总是不能得逞。但是长期的守株待兔，终于在6月30日上午，让他逮到了机会。 这次城东的摩托车正好撞在他的枪口下，介绍信已经不能起作用，简单的事情就变得复杂化了。车辆被扣下，驾驶员蔡秋平作检讨、道歉、赔礼、递香烟都没有用，对方就是斩钉截铁一句话：“车扣下，等候处理通知”。天哪!全公社抗旱任务正等着它运回物资呢!无奈之下，驾驶员只好向公社求援。正好公社是团委书记蔡双梓值班，他马上调动一辆大拖拉机，带上几个人就急奔现场，当拖拉机开到涂山街岗亭时，摩托车已经被运到“东观西台”交警扣车的地点。蔡双梓将扣车的两名民兵拉上拖拉机，一起来到“东观西台”，看到了被扣下的摩托车，他找到当班的民警赖某某，恳求放行，遭到拒绝。于是双方开始由争执发展到冲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是本地熟人，有帮交警的，也有帮城东的，一场群体事件在发酵。电话反映到市局，领导不愿出面，撒手不管。最后在许多围观群众的帮助下，强行把摩托车开回到城东公社。整个过程不足30分钟。对于这种偶发的群体事件，从实质上看，由头是时局处于“翻烧饼”期间，造成了泉州市党政机关皆处于半瘫痪的状态所致。市局主要领导躲猫猫，完全不考虑急农业旱情所急，任凭下级警员有意拖延处置，极不妥当，应该负主要责任。 就是这么一件偶发事件，在半年之后也成为朱赞成被判死刑的第二条罪状，以及团委书记蔡双梓被处死刑的主要依据。判决书上定罪是，将两名交通民警绑架到城东公社，公然向无产阶级专政机关进攻。罪名大得吓人! 7月28 日，河北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解放军一马当先，开进震区抢险救灾，全国人民闻讯，从四面八方支援灾区人民…… 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去世，噩耗像天崩地裂一般，举国震撼，十亿人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回过神来这是真的时候，人们哭泣了，悲痛欲绝。全国每一座城市，每一座工厂，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单位，每一所学校，每一处乡镇，每一个公社，每一个大队，每一座军营，每一处军港……泪雨无时不流，哀乐无处不有，五岳同悲，四海齐奠。 朱赞成与城东公社的干部和社员，人人都怀着沉痛心情，纷纷在公社驻地、各大队、各自然村布置起毛主席的灵堂，供全公社男女老少们进行吊唁。 毛主席的去世，使全国文革派的势力，陷入巨大的认同性危机，政治环境变得异常诡谲惊险，表面上国家运转有条不紊，但对于怎样继承毛主席的政治遗产，很快就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产权”纠纷。因为这份遗产实在太诱人了，列宁曾经说过：“利益触动每个人的神经”。一些蛰伏在文革派中逐渐坐大的实权人物，终于在10月6日发动爆发力极强的政变，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大获全胜，一位“英明领袖”应运而生。 晋江地区的“时局烧饼”又一次被翻了过来。退缩在天湖山的省委工作组又要回来了!此消息如同旱地雷声滚过泉州的上空，有人盼下雨，有人盼天晴，人们的心情异样地复杂起来。“英明领袖”到底有着怎么样的英明?泉州人民和全国一样，人们都在翘首以盼! 此前不久，正处在为毛主席吊唁的日子里，9月中旬，根据上级的通知，要加强重要地点和处所的防范，严防台湾敌特和阶级敌人的破坏。朱赞成为尽守土之责，奉命行事，安排公社党委成员组织基干民兵，加强守护公社粮库和公社驻地。 岂能料到就在这时，乌屿岛上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群体事件，此事与工作组、专案组去年进驻城东公社有直接关系。乌屿岛上聚居着董、王两姓居民，总人口5000人。董姓聚居金屿村，王姓聚居凤屿村，行政上分为两个大队、两套班子。董、王两姓有着几百年的宗族矛盾，历代矛盾冲突时，总会有械斗发生。解放后，泉州市成立渔业公社，两个大队隶属该公社管辖，此类械斗事件时有发生。文革后期渔业公社撤消，乌屿岛两个大队划归到城东公社。为了解决岛上居民交通的困局，同时也为了方便管理，城东公社党委决定先修建北堤。此项决定就像巨大的粘合剂，一下子把董、王两姓凝聚了起来。在围海造田的过程中，他们胼手胝足，共同战斗，为建设南北堤立下汗马功劳，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团结奋斗的景象。海堤建设成功后，金屿、凤屿各分到800亩地，从无田可耕的岛屿生活，变成家家都有田地耕种，也解决了通路、通水、通电等大难题，全岛居民的生活有了质的大飞越跃，公社党委也得到岛民们的充分信任和尊重。 在工作组进驻之前，岛内两姓相安无事，可是进驻之后，尤其是对朱赞成的“斩首行动”失败后，工作组、专案组就在寻找城东最薄弱的地方下手，于是他们不动声色地瞄上了董、王两姓存在的宿怨。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他们是挑拨两个大队班子不团结的始作俑者。凡是存在封建愚昧的地方，阴谋是最容易得逞的。岛上久违的械斗复萌了，小小的个人矛盾，也会引发群起而攻之的情景。从此，小岛上不再太平了。在省工作组“自行”撤出城东公社之前，就发生过凤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玉家房屋三次被人砸坏。朱赞成恢复工作后，想通过做双方工作平息事态，但是鉴于社会上的派性势力，已经深度影响到岛上，所做的一切努力均告无效。 9月18日，又有一部分岛民暗地聚集议事。正处于国丧吊唁这一敏感时期，公社党委唯恐乌屿岛再度爆发意外事件，就在保卫工作中布置防范突发事件的措拖。果不其然，9月23日一部分岛民挑起事端，先找支部书记王德玉之妻寻衅，殴打其妻。因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参加市委召开的河市会议不在，值班党委闻报，赶忙派人员去制止，半路上突然遭受伏击，这时王德玉的家也被另一部分岛民破门而入，砸瓦毁屋。此时全岛大乱，董、王两姓的岛民、公社派来制止的人员，都陷入一场事先被人预谋好的大混战，当人们在混乱中清醒时，为时已晚，十多间民房遭到毁坏。这一次，群众在斗殴时，不但又一次砸毁了凤屿大队书记王德玉同志家的房子，大混战中，还殃及双方其他无辜岛民的房屋。 就在9月23日事件发生的当天，有“线人”飞马传报到市里、报社，让轰动一时的乌屿岛群众斗群众的血案，迅速成为泉州城区街头巷尾的谈资，各种各样对朱赞成不利的谣言被广泛传播。其实在事件发生的当天，就立即引起市委主要领导的重视，马上指示公安部门介入，事态很快就得到了平息。双方虽有房屋被砸，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发生。虽也不能料到半年后都成为风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玉同志被杀害的主罪。 不久，即半年之后，省委工作组回来了，专案组也回来了。这一次回来，犹如“还乡团”回来了，显然是踌躇满志，革命的形势和条件变了，中国已经没有“毛周朱”组合的存在，搞革命不需要“紧箍咒”了，可以在“英明领袖”的领导下，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他们马上下令，通缉逮捕城东公社朱赞成等各级主要领导人(俗称“一锅端”)。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党中央发动了“清查”运动。然而在擒贼先擒王之后，继续追查和清除“四人帮”的余党。可是“英明领袖”为了彰显个人的英明，决定两手抓两手硬，首先把“四人帮”定性为“反革命极右分子”，然后一方面清除“四人帮”的余党，另一方面继续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入之后又拔高调门，还要清除“四人帮”的社会基础。什么是他们的社会基础呢?就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身文革的老红军、老八路、地下党和机关的新老干部，工矿企事业的干部和工人群众，人民公社的干部和社员等等。总之是最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忠诚的革命同志和积极分子都是被清查的对象。 清查运动扩大化的错误非同小可，让许多喊着拥护“英明领袖”的风派人物，因此有了浑水作恶的历史条件。就以福建省实际情况来审视，信手拈来且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比如说当年省内被批斗的走资派第二号人物郑重，这位早年经过地下工作和革命战争生死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一生忠贞不二。仅仅因为1958年他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当党委书记时，张春桥认识了他，张曾提议让他参加福建省委常委工作，于是乎在清查运动之中，省委主要领导就拿他出气，把他打成“四人帮”在福建的余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全省各地游斗。逮捕他时，为了表明自己党性的清白，他在逮捕证上，写下了“服从党的需要”。犯扩大化错误的大领导们，倒洗澡水把党的孩子也倒掉了，能心无愧怍吗?直到项南同志任省委书记时，才为郑重作彻底平反。项南同志对福建省的清查运动，曾经有过一个中肯的评价：“突出了一年，掩盖了九年”。 且看晋江地区是怎样“突出了一年”。1976年底，省委工作组向省委谎报“敌情”，为了掩饰他们1975年整顿期间以“派性整顿派性”，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群众反弹的真实情况，同时也为了掩盖他们主动认错之后躲进山区，没有去参加1976年省委扩大会议，与挨批的省委主要领导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丢人事实，于是就无限夸大了晋江地委、泉州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的问题，把泉州人民群众对于省委工作组“真理多走半步是谬误”的反弹，描绘成漆黑一团，并且还主观臆造出，从中央的“四人帮”到福建省委、晋江地委、泉州市委，直至社会深处，存在一条暗藏极深的地下黑线。得出的结论是，晋江地区是全省的重灾区，是重中之重、灾中之灾。 省委重新主持工作的领导，支持了他们的意见。其实在那段时间里，省委工作组远在“避风港”里避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也不掌握第一手材料，仅凭手下各色人物收集汇总，材料内存有大量投其所好的不实之词，水份极大。待四年后“清查运动”尘埃落定时，全省重灾区的晋江地区，全区竟然查不出一官一卒是“四人帮”在本地区的亲信，也找不出一人是与“四人帮”有过坚决斗争的英雄人物。中国近代史的最可笑之处是：某些革命在成功以后，满街人都称自己是拥护革命的，所以才出来为革命的成功而欢呼。然而后来书写历史的人，似乎忘却了一条祖训：“君子未必成功，成功未必君子”。 1976年12月17日，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派出741名干部，连同13个连队计1890余人，支持和加强晋江地区工作。1977年的全年，是晋江地区掀起声势浩大“揭、批、查运动”的高潮。省委工作组提出了让全体市民们闻之变色的专政口号：“要用当年打鬼子、打老蒋、斗地主的仇恨，深挖、狠批、严查‘四人帮’在晋江地区的亲信和爪牙”，“斩草除根，除恶务尽，绝不心慈手软，不留后患”，“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血账要用血来还”等等。这些极端的口号，哪有一点儿共产党人政治素养的含量呢?与蒋介石“4.12”喊出的口号“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有得一比。 在“枪杆子”的全力支持下，一场按照预定名单大规模抓捕的行动开始了。一个月内，晋江地区所辖的市、县看守所、监狱人满为患，监所不够用了，临时扩大;扩大了还是不够用，所有用来关押人的地方，已经不能用“爆满”来简单表述了。 在当时，有一位军队某负责人在泉州影剧院作形势报告，使用见猎心喜的神色描述自己巡视各市、县牢房里的情形。他说自己到几个监狱里去检查情况，监房门上的探视洞一打开，里面黑压压的都是人，一股难闻的气味冲鼻而来，里面的人一见亮光，就好像被人闷在大竹篓里成堆的老蛇，一个个伸长着脖子，争着从篓子口探出头来，都想要吸一口新鲜空气。那个脑袋多的呀，和密密麻麻的豆芽菜一样! 当时，在晋江地、市、县、镇、公社，大规模举办“学习班”，俨然成为清查运动一项蔚为壮观的举措，远远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运动规模，一群一群的人连抓带逼，人数之多，多如牛毛，至今未敢公开准确数字，民间估计，至少几万人。进去了便是隔离审查，立即失去自由，“逼供信”马上到位。在三年时间内，自杀像瘟疫一样扩散。究竟自杀了多少人，至今也未公开。民间估计，至少百余起。 晋江地区第一个自杀的是地委书记。1977年1月19日，地委书记刘捷生在迫害中含冤自杀。新地委对刘作出不正确的政治结论，并开除党籍，到项南任省委书记之后才给予平反。刘被无辜地迫害致死，向社会揭示出隐匿于福建省清查运动中一个惊天的大秘密——中共福建原地下党，即是这场清查运动必须肃清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省里有人趁着这次清查运动搭上便车，让历史又绕回到1957年反右时反地方主义，以及1959年反地方主义补课时的原点。他们捏造说“四人帮”支持福建省地下党搞帮派活动，并且发誓，在这次揭批查运动中，一定要从组织上把它们彻底砸烂。 刘捷生曾是福建省地下党闽中游击队司令员，文武兼备。文革中自任晋江地委书记以来，堪当大任，工作勤奋，深入基层，平易近人。他十分重视“农业学大寨”，为晋江地区农业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他去世前一个星期，还冒着小雨巡视。在傍晚时分来到城东，向公社了解春耕工作准备情况，不巧朱赞成到大队检查工作，没能碰上，是公社一位副书记向他汇报工作。他临走时还嘱托向朱赞成同志问好，让朱赞成同志谨慎小心。 刘捷生在劫难逃，其他地下党的同志呢?有记载证实：当时晋江地区县级(含18级)以上原地下党干部共365人，受审查处理的268人，其中被整死、拘捕入狱和判处徒刑的有48人，开除的下放监督劳动的有107人。在刘捷生之后还有地区副专员朱以斌，这位原游击队的副政委被判十五年徒刑;原惠安县县长朱汉鹰，这位原县大队大队长被判五年徒刑;泉州市副市长傅孙望在学习班里被迫害自杀身亡;泉州市市长王今生、副市长陈金源也被押赴体育场进行万人批斗……此时泉州城处处凄风惨雨，几多风雨几多愁，秋风秋雨愁煞人! 被通缉的朱赞成也在劫难逃，城东公社同时被拘捕的共有11人。他们被关在一所临时用来增设的处所里。该处所据说解放前是旧政权关押犯人(共产党人)之处，解放后改建为公安的办公用所，目前现有监所到处都是爆棚，又让此处用途回到解放前的原点。 被关押的所有犯人，对于自己的命运一片迷茫和悲愤，他们个个饱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耻辱感的折磨。自由没有了，话语权没有了，做人的尊严没有了……朱赞成想起了26年前，在工会干训班里，大家在讨论工会作用时同志们的发言——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了劳动人民尊严、自由、话语权。那时的公安人员是劳动人民的强大靠山，资本家想要剥夺劳动人民的工作、尊严、话语权，连门都没有，而如今呢……毛主席不在了，周总理不在了，朱委员长不在了，知否知否，一切应该颠倒过来去想啊!想着想着，他禁不住蹲下，将头深埋进双肩里，用手抱住，暗自地伤心落泪。 此时的资产阶级专政是不相信眼泪的。一切法律程序皆有名无实且暗箱操作，审讯只是为了在事先杜撰的内容上，让犯人摁上个手印而已，一份份判决书如法炮制。缺了一条腿的司法机关，此时也只好将就着让鸠占雀巢，由公安机关顶替着检察机关，充当起公诉人的角色。执法者就是公诉人，公诉人就是执法者，专案组成为了刀笔吏，一切都是统包统揽，老账新账统一结算。刚被恢复的人民法院，也乐得坐享其成，自然而然地照单全收了。在新鲜出炉的判决书里，全文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与罪状。 那一批被判决的共有二十多人，判处死刑的有十几人，其中有四人是共产党人，真可谓是一场匠心独到的杀人游戏。为了判处这四名共产党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特地选择把他们与刑事罪犯“捆绑”在一起，进行集体公判。被判处死刑的四名共产党人是： 刘竹，晋江县塔头村人。解放前，年仅14岁就参加闽中游击队。他经受长期地下斗争环境的考验和锻炼，机智勇敢，是个有名的神枪手。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他自愿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心灵手巧，是个学手艺的高手，车、铆、焊样样精通，能够承接高低压容器的制造。他一直靠双手劳动养家糊口，文革中没有参加“派性”活动。可是清查运动中，就因为他是地下党闽中城工部主要领导黄国璋的警卫员而在劫难逃。开始以“打砸抢”定罪，因查无实据，就抓住他做工赚了几千块钱，给他戴上“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最后以反革命定罪，把他杀害了。 其余三人就是城东公社的三个书记，朱赞成，泉州市浮桥镇霞洲村人。1977年4月16日逮捕，时任中共城东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罪名是，因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在反革命打砸抢案中，公然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粉碎“四人帮”后，恶毒攻击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畏罪潜逃，逮捕归案后，认罪态度极坏，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逮捕到执行死刑，只有22天(下同)。 ——就在朱遭枪毙后不久，还发生了一件抓狂抹黑的故事。福建省为了向中央展示其揭批查运动的突出成果，组织大批人马到泉州、晋江、石狮、莆田、仙游、福清等地，把清查运动中揪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罪证，拍摄成一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纪录片《铁证如山》，副标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片中把朱赞成抹黑成一名可恶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可是拍摄人员到了朱家一看，一贫如洗，怎么办呢?一招专业化的“蒙太奇”导演技巧，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政治难题。拍摄组不知在何处找到一座乡村里的三层小洋楼(据说是莆田某处)，权当作朱赞成的家来拍摄，而朱家只是蜗居在破旧的小平屋里;同时小洋楼前面出现一位穿裙子撑阳伞的时髦女人，权当作朱的太太(没有解说词，却大有深意，诱导着观众发挥联想)，而朱赞成的爱人却是个干农活养家、持家的地道村妇。该纪录片曾在全省和全国部分地区广泛巡演。 蔡双梓，泉州市城东公社东星村人。1977年4月16日逮捕，时任城东公社团委书记。罪名是，多次偷听敌台广播，破坏理论学习(注：指张春桥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被公安机关传讯教育多次，怀恨在心。1976年，报复殴打工作队员(即专案组)一人。为首纠集打手冲击市交通民警中队部和岗亭，强行抢走因违章被扣留的车辆，还将两位民警绑架到城东公社。归案后，认罪态度极坏。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位优秀的退伍军人(曾评为五好战士)，全公社青年生产突击队队长，在如此精心罗织的罪状下，死时，年仅28岁，就“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了? 王德玉，泉州市城东公社乌屿岛凤屿村人。1977年4月16日逮捕，时任凤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罪名是，1975年曾受过审查(专案组)，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带队指挥打人抓人和砸房屋，造成严重恶果。归案后，抗拒认罪，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处以死刑，立即执行。然而事实是，他家的房屋，被对方连续砸毁四次，举家逃亡，居然无人受到追究! 从宣判、上诉到执行，只有六天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在押犯依法呈递上诉书，而上级的审判机关，连合议庭都难以成立。但是一切服从于“除恶务尽”，从简从快从严从重，法律文书变成八百里加急公文。一出“英明领袖”治国的经典穿越剧，由专案人员一骑绝尘，马作的卢飞快，疾驰于省、地、市(县)之间，去也匆匆，回也匆匆，匆匆忙忙挟裹着了了草草，便完成了草菅人命的全部“法律”手续。 5月2日，在宣判死刑之后，王德玉犹如五雷轰顶。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就是自己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下场!他万万没有想到，董、王两姓几百年来明争暗斗，历代皆无官府介入，事后双方自能摆平，而这一次官府的介入，竟然荒谬到一边倒的地步!自己的房屋被砸了四次，爱人被打伤，举家逃离，一忍再忍，忍无可忍时，才还手了一次，这就要以命相抵!这是什么王法啊?自己身陷囹圄，全家人仍在外逃难，到哪里去找地方说理啊?天哪!他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边哭边嚎：“共产党啊，你没有王法呀!”“专案组啊，你丧尽天良!”整个牢房里牢友们都跟着唉叹了起来，许多人也陪着落泪。王德玉白天哭嚎叫骂，晚上还是哭着嚎着，到了夜里哭累了，迷糊一阵，醒了再哭，不吃不喝，干哭干嚎。狱警命令牢犯，强行灌稀饭，灌下后又劲嚎了起来。连续五天五夜，嗓子全哑了，泪水也哭干了。被公审的那一天，两名公安人员把他架出去，五花大绑起来，竟然用布条塞进他的嘴里，又用擦枪的钢质通条，使劲地往他咽喉深处捅，一直捅到他不会发声为止。 5月8日，地委在泉州市体育场举行万人宣判大会。在这前一夜，无人知晓朱赞成是如何度过人生的最后一夜，通宵无眠是毫无疑问的，况且无眠的不止他一人。可是当跨出牢门的那一刻，直到宣判大会上，乃至在最后的刑场上，陪斩的牢友们看见他都是挺着胸膛的。面对围上来给他五花大绑的干警，他毫无惧色，任凭他们把自己身躯捆成棕子，可那颗头颅仍是昂着的。此时，朱赞成的大脑也许是逆反地思维着，自己做人的尊严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你们这帮烂人算什么?连国民党都不如，国民党杀共产党，上刑场还给几口酒喝，你们呢?送我去见毛主席前想让我尿裤档?痴心妄想吧!一个坚强的念头在头脑中旋转起来，那可是做人的底色啊!从小母亲就教诲自己做人要有骨气，人穷志不穷呀，如今共产党不认我了，咱做了党的阶下囚，但咱还是咱娘生的，一条闽南人的男子汉，生死从容，堂堂正正的，哼!立着是根柱，倒下是横梁! 被押上司令台时，所有囚犯胸前均挂上一块示牌，死囚背上还插上生死签。每个人身后都站着两位公安战士，用手摁下囚犯的头。二十多个囚犯的头都被摁下，只有刘竹和朱赞成的头，被摁下又昂起，再摁再昂，多次以后，也许是摁累了，也许是摁烦了，终于迁就了。高音大喇叭一会播放着《祝酒歌》，一会带领台下的人呼喊起口号，其间那些大领导还发表一通高论。此时此刻，朱赞成的大脑开始极度亢奋起来，完全是逆时针高速度运转，他把大会的实景实况全都颠倒了过来——当高音喇叭播送《祝酒歌》时，他就仿佛听到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高昂歌声;当大领导讲话时，他就仿佛在出席全省“农业学大寨”表彰先进大会听着报告呢;当台下人群跟着喇叭喊口号时，他就仿佛又看到了围海造田成功后大堤上满满的人群在雀跃欢呼……不对呀!自己那时已经没有了，不是被从头顶上抛下的石块和沙包，深深地埋进决口里面了?不对不对，自己明明是被专案组从大堤上扔进大海潮里，还被捆上一块大石头呢，不是已经被淹死了，不是已经变成了一块僵硬的大礁石?不是正矗在那里守望着城东的南堤北堤吗?你们大家快看吧，前方不就是那个南堤北堤啊，多么气派坚固哪，一万年也不会倒呀——他把前方能容纳上千人的那座大型灯光球场，用大石块彻成的长长的高大围墙，幻觉中被看成城东的大海堤了! 正在幻觉中神游的朱赞成，猛然间，身体被人狠推了一下，差点儿摔倒，肩膀又被背后的人拽住了，他回过神来，知道宣判已经结束。他们一干囚犯挨个儿被押下台去。在准备押上刑车时，他无意间瞥见王德玉脸色苍白，垂耷着脑袋，由两位公安架住他的胳膊，脚跟离开了地面，只有两只脚尖着地，被拖着前行。奇丫怪了!种田人、打鱼人也会跳芭蕾舞?不对呀，他已经死了吗?不对不对呀，他是睡着了，一定是假装睡着了。他在心里偷笑他，想把他喊醒。刚一张嘴，脖上套绳的活扣被勒紧了，狠狠勒了约半分钟，憋得朱赞成满脸胀红。松开后，他喘息好一会粗气，才缓过劲来，知道这是公安误会了，同时也感觉自己太荒唐，这都什么时辰了?死亡与睡觉有什么两样呢?挨颗子弹不就是个程序嘛!在此时刻，已经不容他多看一眼再也睡不醒的王德玉了，旋即之间便被公安战士强行拽上了刑车。 朱赞成的大脑又亢奋了起来，站在刑车上好不威风啊!一路沿途中，两旁的人群不知道有多少，那一年自己从省里领回城东“农业学大寨”先进奖状时，回到了泉州城，路上没有那么多的人欢迎我啊，今天算是“共产党”给我补课了。他自个在心里打小鼓戏独白：谢谢亲爱的父老乡亲们，“共产党”发给我的奖状就挂在胸前，你们都看到了吧，多看看，不看就看不到了!这是带引号的“共产党”发给我的，不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发给我的!呆会儿，他们还要奖赏我一颗“花生米”呢!好让我用坐飞船的速度去见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呀——泉州的乡亲们!你们放心吧!到时候……不对，该用“届时”，我一定会向毛主席他们三位老人家汇报说，景阳岗上被武松打死的老虎又活过来了，西门庆流窜到泉州又欺侮起武大郎来了，周扒皮的半夜鸡叫又叫起了，从此你们打的江山不再是铁的了，人民的江山啊，兴也共产党!败也共产党!这也是一条铁打的历史规律啊——人民如是说! 刑场就设在离金鸡水闸不远的河滩边。大跃进时期，泉州市兴建金鸡水闸时，朱赞成作为公社机关干部，多次参加过这里的义务劳动。而今天这座远近闻名的排灌大工程，见证了当年参加建设中一位共产党员的最后下场。 最新评论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