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1、陈昌密同志的口述 七一年初，泉州市领导反对城东公社建造“岛屿海堤”而整城东公社革委会领导班子的“调朱整林”事件，接替朱赞成任城东公社革委会主任陈昌密同志的口述整理： 我是1971年4月调到城东公社接任朱赞成任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组组长，朱调任市城建局局长。即任前由市委领导第二把手刘宪文同志代表市委对我作指示谈话，内容大概是“城东班子有问题，他们不搞批林批孔，专搞生产，围海堤造田，你去后要整顿好那个班子。”言下之意是朱赞成已调离，要整的对象就是时任城东第二把手的林敏捷同志了。市委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于城东当时在建的城东岛屿海堤工程(城东公社万亩围垦的北堤)，市委认为工程太大(泉州市解放后最大的工程)，风险也大，故市委领导不同意兴建。但当时岛屿岛因出现渡船死人事件(一天6人死亡)，岛上百姓因历史上受数百年过路之苦而民情激昂，要求上级解决这一民疾民苦。朱赞成同志领导的城东革委会和党的核心组的领导站在岛上人民利益的立场上，通过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愚公移山”的精神，焕发出来“农业学大寨”的冲天干劲，认为用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可以战胜海洋的;也就忽视了市领导的反对，坚持围海造田的工程建设，因此得罪了泉州市委。市领导一方面调朱整林部署，另一方面市委书记并在千人扩干会上，点名批评城东不服从领导搞独立对抗(也就是后来所谓“城东国”的罪名)作舆论发动，再就是对城东派军宣队进驻公社和各大队，三方面强势进攻城东。我这个时候到城东，在上级领导和基层干部群众民意相当对立的情况下，我真是为难，压力也太大了。我选择了一个人天天跑基层，到群众中去学习去劳动，了解他们所思所想和所需。实事求是地对待所谓调朱整林的城东问题。原来，文革进入三结合后领导班子是团结的，在朱赞成同志的领导下，城东人民大干平整土地，农田水利建设，治理盐碱和排涝，造林种果和引水上山，改农地为水田，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还在庄任、桥南、后埭、新生、前头等五个大队搞小围垦试验，增加近2000亩田地，解决了这些大队因缺地而缺粮的问题。还有是大办社有集体企业，以农养工，以工促农相当出色，包括岛屿海堤这样解放后泉州市最大的工程，也没有向上级伸手，只靠本社企业的收入来支撑。其中的酒厂和养猪场的产业链更为成熟合理，先用养猪的粮食造酒，再用酒糟来养猪。还有是各大队有小学、有医疗所，公社有保健院、有中学，也都是靠社有企业来支撑。 岛屿海堤的建造不仅是岛上5000多百姓数百年的梦，也是朱赞成同志计划中再围南堤解决城东全体人民吃饭问题的大梦。城东并不是不批林批孔，而是把批林批孔落实到解决城东百姓数百年的缺粮问题中，也正是按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办事。因此，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得很好，成绩有目共睹。领导班子也很团结，所到之处群众对朱赞成同志的反映都很好，评价也很高，说是解放后历任领导为群众办事最多解决根本问题最好的领导。我也是共产党员，实事求是是党员的本份，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不唯上，只求是。因此就和朱赞成原先建立的城东班子的同志们团结一起，得到了林敏捷、林国连等所有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基本按照朱的规划进行工作。经过大家共同地努力和岛上百姓艰苦奋斗，他们每天两班轮换着挖山拉车地辛勤劳动，全是大队记工分，没有一分钱一粒米的补贴，干得是非常有劲。这王董两姓在一个岛上居住，历史上有过不少的封建矛盾，文革中不同派的派性都被这大家一致的“围海造田”而团结了，气氛非常感人。经过一年多的日夜苦战，岛屿海堤(北堤)终告胜利合拢。消息一传开，不仅城东公社的社员欢呼庆胜，没想到连同整个泉州市的市民也翻腾了起来。泉州市从东街口到南门兜的商店门口都挂出了锦旗，祝贺城东海堤胜利合拢。锦旗上显明写着“愚公移山，智叟不智”，一是表扬城东公社干部群众的愚公移山的精神，二是批评当时市委书记梁秉智的不智。如此强烈反差的民意一下子就反映到省里，当时福建省委书记韩先楚同志在召开的省“农业学大寨”的扩干会上就城东围海造田一事说了三句话：“围海造田是对的，反对围海造田是错的，用锦旗骂人也是错的”。不久省地组织部门调走了梁秉智，刘宪文，在城东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朱赞成同志再回城东。省农业部还拨款96万支持城东公社的围垦南堤，实现了朱赞成同志解决城东人民吃饭问题的梦想。我在朱返回城东时调往市人行，大家在喜庆欢乐中完满交接。城东二年让我终身难忘，也是我一生中最有人生价值的二年。 1971年4月——1973年6月，城东公社革委会主任兼核心组组长 陈昌密口述 2、陈春生同志的口述 七七年清查“四人帮”在各地的代理人运动，福建省清到了农村的生产队。城东公社除枪杀了三人，关死一人，抓判七人外，还把学习班子搞到了生产队，全面清查文革中拥军支韩派的群众，支一派打一派，把一个经过“大联合”和“三结合”已经团结起来的公社再次分裂，当时城东公社连续派去二任党委书记都未能安定下来。1983年5月，市委领导执行中央9号文件，派陈春生同志任城东公社党委书记，对77年的清查运动进行纠偏，由于陈春生同志比较能够实事求是地对待城东事件，连任12年之久。下面是陈春生同志的口述整理： 我叫陈春生，1983年5月从东海公社调任城东镇(原城东人民公社)任党委书记。城东公社原为福建省省级、地市级“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朱赞成带领城东人民围海造田，平整土地及农田水利建设，做了大量艰辛的工作，改变了历史上与猪争食(吃猪粮)的贫穷局面。从吃国家的统销粮转变为交公粮给国家的统购社。还因地制宜地创办了十多个社办企业，以农养工，以工促农。还有造林种果和畜牧业养殖等也相当出色，是当时泉州市集体经济比较巩固和发展的公社，在办学办医等民生方面也相当好。总之，我是农村中解放牌的干部，实事求是是当干部的本质，我经过十年城东的调研和工作，认为朱赞成他那一届党委会是解放后为城东人民做实事最多、实效最好、贡献最大的干部。所以，得到广大干部群众对他的好评是吃水不忘开井人的原因。 我本人是朱赞成的邻居，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是由母亲辛苦带大的，因为家庭贫穷，生活艰难也造就了他工作很拼的性格。1977年福建电台的《铁证如山》把朱赞成变成了有楼有钱之家，农家种婆也变成穿裙子的阔太太，这种歪曲事实的造谣，真叫人气愤。朱赞成只是为人耿直，且性格直爽，难免会在不经意间得罪某些大人物，并由此引来杀身之祸。1975年的整顿和1977年的清查运动是省委工作队进入城东搞的，朱赞成等11人被查处后引起了城东公社干部群众的严重对立和分裂。把经过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团结起来大搞“农业学大寨”的团结局面又打回到文革中的派性分裂，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市委连续派去三任书记也未能安定下来。时任泉州市委书记郑书记要我去城东，当时我很为难，但还是服从上级的调派。上任后压力很大，一是群众严重分裂;二是为城东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留下了一大笔荫及子孙后代的财富，因这些有恩于民的好干部被杀被整引起了相当多的干部心中不满，怀念他们心中的好人。 1984年，贯彻中央9号文件，平反冤假错案就成镇党委的重点政治工作。我深入地复查城东“反革命打砸抢”一案，发现的疑点太多，罪名空洞无实，朱赞成的三条主罪根本就不能成立。当时我主持的镇党委也正式向上级市委市政府报告，也得到市委郑书记的支持，由他再向上级晋江地委报告，要求全面平反城东案件。另一方面我再深入与当时城东所谓反朱一派的干部和群众摊心实议，大多表示朱案与城东干部群众无关。为了尽快使群众团结起来，继续发展城东，当时平整海埭和种植龙眼树等季节性的生产不能耽误。进一步，为了打开改革开放的局面，我把设想汇报市委，得到了郑书记的支持，开始接触去港经商的原城东党委副书记林敏捷，争取他协助做好在清查运动中被杀、被整、被伤害这一方干部群众的工作。经过艰辛的周折，林敏捷同志还是站在党性的立场，同意回乡，并在深圳接待了我带去的城东五套班子和各大队书记、队长四、五十人。因为大家同乡，热爱家乡的情感一下子感动了所有的人。在他们中间，虽然文革中有对立，加上清楚运动的分裂加深，但他们又都是经过革委会成立后，同在朱赞成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积极开展“农业学大寨”的艰苦战斗中的战友。那种为共同富裕事业奋斗的阶级感情一激即发，加上与林敏捷久别重逢情景非常地欢欣。林敏捷同志当即又表达了他对城东公社1977年清查运动的不满，但在他以前的对立面的刘以妙与其拥抱，表白了朱赞成等人的案子与城东不同观点的同志无关，再有是新前大队书记萧南满同志也紧握着林敏捷的手，表白了朱赞成在城东大种龙眼树的益民大举，当地老百姓现在受益时热泪盈眶。当即林敏捷同志即表示一定会为家乡的团结安定出力，也一定会在有生之年为朱赞成等同志喊冤申冤。 林敏捷同志说到做到，不久就回乡积极促进城东安定团结的工作，因我是主人都和他在一起，所到之处都表白有冤要申，但必须坚决支持镇党委的一切工作，振作起来向前看。他的表现还得到了市领导的肯定。在城东案件的申诉中，他首先动员了朱赞成的家属，把朱的骨灰下土安葬，让家属子女放下包袱而重振投入工作。这事时至今日已二十多年了，我目睹林敏捷为朱赞成等城东冤案不怕困难，不辞劳苦，不怕艰险，越老越带劲，也深受感动。我也是共产党员，应当保持实事求是和公平正义的作风，对朱赞成和城东的事也深有了解，所以我也曾向林敏捷提出，他到哪儿向领导反映此事我都愿与其一起同往。 原城东公社(1983—1993年)镇、办事处党委书记 陈春生 3、原城东公社党委七委员(尚生存者)呈中共城东办事处工委要求平反“朱案”的报告及朱赞成同志在城东公社期间主要政绩概略。
中共城东办事处工委：您们好! 我们是文革期间原城东公社党委建在的7名副书记和委员，均已年逾古稀之人，最近学习的党的十七大四中全会公报的有关文件领会其精神后，感到原城东公社从开放改革以来，经过几届党委、党工委的领导和努力，与其他乡镇一样，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提高，各方面都做得很好，取得了显著的政绩，人民是满意的。参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常怀忧党之心，恪守兴党之责”等精神，我们认为有必要回顾一段历史，联系我原公社主要的遗留问题，切实解决对我原公社基层干部、民众影响较大的朱赞成同志冤案，虽然“朱案”一九八四年已予纠错，定位错杀，赔偿家属800元，但不彻底，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应重新澄清，彻底平反;因为这一案，涉及人众多，影响一大片的民众，如能彻底、依法、公正地得以解决，将是顺民心、解民忧的实际举措，也是推进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最实际的课题。 朱赞成同志，1965年任城东公社党委书记，一九七七年逝世，前后经过12年时间(其中有二年离开)，初上任时，经过接触干部、社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目睹百姓如此辛勤劳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竟然还得吃地瓜渣糊充饥，日子过得如此艰辛，心情十分沉重。他想，既然党派我来此工作，还是一社之长，我就应该竭尽全力。所以，朱多次在公社干部会上发出誓言——“一定要解决城东人民吃饭问题”、“为官一任，一定要造福一方”。但是，如何切实解决这一难题呢，这绝不是口号，他胸有成竹，这必须长期又艰巨地为之奋斗。因为，吃饭必须要有粮食，粮食必须从土地上种出来，依照城东公社的地理位置，依山临海，人多地少;依次，解决粮食的出路只有扩大耕地面积，改造低产田，提高粮食单产产量，除此别无其他办法。他的思维非常清晰，非常集中，也非常突出，但这非一朝一夕可以凑效的，必须要数年的、不间断的投入和奋斗，方能建树。因此，他的有的放矢，脚踏实际，有步骤、有计划，开拓有为，超前指挥，带领城东公社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围海造田、平整土地，改造低产田;兴修水利，开展多种经营等多方面努力，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变化，功夫不负人愿，终成正果，城东公社的面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粮食自给自足，老百姓几百年吃地瓜糊渣的历史宣告结束，农、工业、副、牧业全面发展，经济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经济总量提高，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由于各方面发展喜人，成绩显著，因此，被评为“福建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奖励汽车，奖励农资，鼓励城东人民更上一层楼。 朱赞成同志的工作作风就是说到做到，有说就又得做，从不说空话，身体力行，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事事走在前头，对公社的干部也这样要求。由于他同大家一样同甘共苦，不为私利，所以大家也无怨言，自觉围绕在他周围，服从他的领导。就是在文革这一非常时期，也没有人离开他或夺他的权。因此，在那特殊的年代，仍能领导全公社的干部、群众围海造田七千亩的壮举，并且以铁的纪律规定公社干部，除星期日放假外，全体人员必须集中公社睡觉，早晨6时起床，参加围海造田义务劳动，有的挑土，有的拉板车运土，无一例外，朱本人也自始至终参与，无任何特殊。他脚生鸡眼，穿着塑料拖鞋，有时候碰到碎石或硬土块时，不言而喻的那是穿心的痛，有时候痛得大汗淋漓，眼冒金刚，他也硬着头皮，忍者疼痛，跟大家一起上，其意志是何等的坚强啊。在围南堤将合拢时，老天不作美，突如其来的一阵风浪，冲垮了即将合拢的几十米的一块缺口，在那千钧一发的成功与失败的关头，他毫不犹豫地舍生忘死，不顾自身的安慰，第一个跳入海中，高喊：“是共产党员的跟我来”，岸上的党员、干部、群众被这种奋勇无前的精神所感染，有几百人跟他跳下海，抢救冲垮的缺口。上下一条心，众志成城，将缺口堵住，漂亮的做到围海堵港一次成功的先例。《福建日报》社还真们报道城东公社围海造田的先进事迹，指出围海合拢一次成功，是全省的首创。 朱赞成同志在任十余年基本是文革的特殊年代，他还能完成6处围海造田近万亩;平整耕地、改造低产田，新增耕地面积一千余亩;兴修水利，造环山引水高架桥8.2公里;办社办工厂、企业十余家，增加集体财政收入，支援农业建设，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一千余人;发展多种经济，引种龙眼树10余株;突破框框，超前发展，提倡种植中草药材和稀有蔬菜;兴办8所小学和一所中学，达到队队有学校等。在那文革动乱的年代，好多地方都瘫痪了，他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图什么?捞什么利呢?没有!答案只有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兑现他初任的承诺——“解决城东人民吃饭问题，造福一方百姓”，显尽共产党员本色。而我们这些尚在人间已逾古稀之人，是同一时期建设城东公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今天，我们不说等待何时呀，我们在世能说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疾呼，我们应该还历史真实的面貌，给“朱案”全案彻底平反、昭雪，创造城东域内一个和谐的新局面。 以上看法，请工委研究，呈报上级党委决断，如有不妥，请指示。 此致 敬礼! 上书上： 时间：二OO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4、 5、 6、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朱赞成同志在任期间)林国连口述“我认识的朱赞成”。 朱赞成同志是浮桥霞洲人，出身老贫农，工作经历：1948-1949，工人;1950，任工会主席;1951年，市税务局干部;1952年，泉州市民政局副局长;1958年任东湖党委书记，三乡合并后他任城东公社副书记;1962年平反，在市委工作队工作;1963年在庄任蹲点;1965年城东公社党委书记;1968年调走;1972年回城东任党委书记;1977年被枪毙。 1958年，朱赞成担任东湖乡书记，后来东兴、东湖、临海合并成一个公社，他任公社副书记。当时我是东兴大队书记，后来他担任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我任城东公社副书记，在一起工作多年。我亲眼看到城东公社在他带领下，蓬勃发展起来。 城东是人穷地瘠，那时候的城东辖区内，有7公里的国道324线通过，共有7个上坡，8个下坡，人称“七上八下”，全公社有10.2公里海岸线，不少土地是盐碱地，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是赤土地、粗砂地，很难种庄稼，全公社有19个大队、40个自然村、178个生产队，总耕地14000亩，其中水田5000亩，农地(主要种地瓜)9000亩，山地2万亩，海滩地14000亩。务农的收成都不好，只能靠天吃饭。因为周围是海水，淡水也缺，十里九旱，群众生活很痛苦，只能吃地瓜粥和地瓜渣粥。 朱赞成上任后，经常深入田间，和群众打交道，他很有信心要改变当初城东贫困落后的面貌。因为他脚底长鸡眼，经常穿拖鞋去下乡，即使是脚上生着鸡眼，他也一样一大早去参加劳动。有一次遇上暴风雨天气，他还是穿着拖鞋去检查农事，被当地群众称作“拖鞋书记”，成为后来人的榜样。 朱赞成当初主要是抓城东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得轰轰烈烈。在他的领导下，城东公社在水利工程、农业生产、工业企业等方面的经济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为当地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他主要做了几件事： 1、建水电站 城东公社长期缺水，朱赞成就提出从金鸡水库引水，并培训出7个水利干部，这些人都会测量、设计、建设水利工程，并对全公社的水利设施进行了合理安排。 1967年，仕公岭建设二级电濯站，当初时这个站有25米的落差，一级是10米，还有5米从324国道过，当初时那里都是石头，要用炸药炸掉才能建设，朱赞成不畏艰难，坚持抓这件事情。当时在建设时，一位路经城东的省水利厅领导看到了，对城东发展水利建设提出了表扬，并当场批了500根雷管，5000元经费。 当时一个电灌站的用电量就300千瓦，后来又建了500千瓦的。朱赞成还组织了50个人的专业队，解决农田灌溉问题。 后来为了解决全公社的用水问题，又再建一级12米的电灌站，这在当时的城东公社是比较大的工程。全公社建了37个电灌站，同时起用须耗电3000千瓦。 2、开渠引水 除了水电站，朱赞成还组织群众开渠引水。全公社从仕公岭开渠8.2公里，都是石头渠，大大小小的石水渠有400多个，最高的达14米，还建环山渠12000米，解决了城东百姓的用水问题。.还从北渠引水，建了5000米的引水渠。 此外，朱赞成还组织群众搞了17条弯弯曲曲的排泄管，不仅防止水土流失，还增加了500亩土地。 3、平整土地 朱赞成组织群众平整土地，共整出农田5000亩，2000亩梯田，都是土地标准化的平地。田地上一律都是排水、灌溉两套系统分开，为农业机械化作准备。山坡地、坡耕地，能够灌水的有5500亩。农耕田，有5500亩。此外，围海造田也直接增加可种田的面积。一年种两季稻、一季杂粮，收成好多了。 1965年至1966年年底，城东公社的水稻(春秋两季)种植面积达8000亩，亩产500斤，总产400万斤;地瓜全年种植8000亩，亩产320斤，总产256万斤;此外还有杂粮包括大麦、小麦、大豆等其他粮食作物共1300亩，亩产120斤，总产18万斤，所有的农作物加起来有674万斤。在扣除了征赋150万斤和留种子24万斤后，乘余500万斤，以当时农业人口2万人计，每人一年有 250斤粮食。 到了1972年，城东公社的水稻种植已达9500亩，年总产618万斤：种地瓜9200亩，年产368万斤;杂粮1500亩，总产27万斤，扣“三留”后，按2万人计，每人每年有420斤粮食，基本上解决了城东百姓的温饱问题。 4、“以企促农” 朱赞成搞了那么多农田和水利的基本建设，建设者是依靠民工，资金则是依靠社办队办企业收入。在城东公社，朱赞成搞“以企促农”，在公社兴办了10个企业。农械厂、建筑社、食品厂、饲料加工厂、木器厂、塑料厂、砖瓦厂、纸厂、酒厂、(埭头)农械分厂等都颇具规模，这些工厂能容纳400=500人，工人的工资从厂里领，一般工人每月工资10多元，师傅能有30多元。办工厂既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问题，也为工程建设提供了需要的资金。当时建电灌站，总共花了13万多，都是靠企业盈利上缴来的利润，这些企业的年产值达225万。 5、发展果林业 朱赞成号召群众改造荒山筑水坝，开山种龙眼，19个大队有14个生产队，种15万株，每株1.4平方米，每株公社补贴5毛钱的苗钱。除了龙眼树，还种了15万株桃树等其他果树。 1965年至1966年年底，城东公社包括农业总产值、果林业、渔业、副业等等产业的总收入643万元，扣除公积金、成本支出等225万元后还余418万元，按3万人计算，每人一年139元，如果按1万个劳动力计，每人年均有418元。 到了1972年后，所有产业收入达986万元，净利润671万元，人均一年有223元，劳动力人均则达671元，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 朱赞成在城东公社任职时，公社每一年都有一个大工程，1967年从仕公岭引水，北渠引水，1968年建设北堤、南堤，最终合成城东海堤，其他大队还有5个小海堤，小围垦。庄任围垦出500亩地，杏宅有320亩。他慢慢来，一年作一项，最后发展到城东人民有地了，也有水了，生活变好了。 城东公社经济发展能够取得这么好的发展，和朱赞成对干部的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朱赞成为人很正直，事业心和责任心都比较强，他任城东书记时候，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语是“业不成，心不死”，还经常告诫领导干部“办事胆要大、心要细”，朱赞成典型的政策有这么几条： 1、干部承包制 当时城东公社19个大队分为6个片区，朱赞成要求公社的党委包片区，公社干部包大队，所有人都有责任片区，工作都要做到位。城东经济在文革期间发展这么快，与这个制度密切相关。 即使文革期间，很多领导班子都瘫痪了，城东的班子没有瘫痪，在朱赞成的领导下一直在抓农建，促生产，解决基本建设的问题。 朱赞成要求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他常说：“如果不下去基层，怎么知道事情进展如何。”公社里组织开大会，他要求每个干部要交米、交2毛钱作为开会费用，绝不用公款。除了春节前总结，春节后还组织干部到每个大队检查工作。 2、处罚分明 有一个平时很守纪律服从指挥的民兵队长和一个支部书记工作时间打牌，立即受到朱赞成严厉处分。他说“用干部不是看他听不听领导的话，要看会不会干事，看办事的能力。” 朱赞成处理事情比较决断，被人称“斧头朱”。当时庄任有24个小贩采蛏，成本0. 16元一斤的蛏被卖到0.24元，看到有利可图，很多人都想偷偷去采蛏，朱赞成果断决定，除了以前的小贩，不能再增加新的小贩了，解决了百姓纷争的问题。 3、要求干部以身作则 朱赞成一直要求凡事干部要带头。1967年城东实行计划生育手术的夫妻有850对，超生率从32‰降到9.2‰，被评为市先进单位。在计划剩余政策上，他就先从干部抓起，要求40岁以下的已婚己育干部都要结扎，但他也体恤干部，规定男的结扎可以休息3天，女的结扎可以休息7天，还每天给一副猪肝。这体现了他的人性化管理。 他要求干部以身作则，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南堤合拢时发生坍塌事件，他带头跳到海里去，所有的党员干部也跟着跳下去拿沙袋。 1967年遇上文革，那年春节红卫兵带他去公社党委接受批判，批判时他还在关心农业建设，说春耕快到了，大家要做好水利渠道建设。 原城东公社党委副书记口述人：林国连 7、城东公社庄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林祖运口述“回忆朱赞成” 朱赞成是泉州浮桥人。他在1964年来我们城东公社任党委书记一职。刚来时，就在我们庄任大队蹲点。可以说，他在职期间，为我们庄任大队做了三件大好事。 一、把庄任大队外出打零工与摆摊的社员们组织起来，创立了城东建筑队，到省内其他城市承包工程，然后将建筑队赚来的钱，作为建设庄任大队农业基础的基金，大搞农业现代化，使庄任大队一跃成为当时的农业先进大队。 在上世纪60年代，城东的庄任大队是个“地少人多”的地方，地少，粮食就不够，人多，劳动力就富余。于是，在农余时间，许多村民就自发地，或利用自学的手艺走街窜巷打零工，如做水泥工、木匠;或利用靠海的便利，捞点小鱼小虾，到市区或别的村里摆个小摊赚点小钱。这也使得当时的庄任大队的村民各顾各的，人心涣散，没有集体感。 当朱赞成一到庄任大队后，看到大队村民贫困又落后的样子，就下决心要帮大家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首先，他让当时的工商部门，不再为庄任大队的小摊小贩年检，并放出话说，如果再有人私自上集市卖东西，见一次就抓一次。一开始这让庄任大队的村民很不理解，也很有怨言，认为朱赞成要断了他们的活路。不过，朱赞成马上告诉村民，这不是要断了他们的活路，而是要将他们组织起来，找更好的活路。 就这样，在朱赞成的组织下，庄任大队成立了“城东建筑队”，共有160多个大队村民成了建筑队的队员。建筑队又分成三个支队，分别到邵武、三明、永安承包工程。由于建筑队招收的都是有一定手艺的村民，因此很受市场的欢迎，活儿不断，收入也不错。而每个建筑支队的收入都被分成两块，70%归庄任大队所有;30%以多劳多得的原则，分给队员贴补家用。另外，队员在外工作的日子，也可以计工分，换口粮。 这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年代，是很关键的。如果没有口粮，建筑支队的那些收入光去黑市买粮食就差不多了，根本不能有什么节余。这样，建筑队一方面为大队创造了财富，为以后庄任大队的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财力上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出外打工村民的收入，改善了他们家庭的生活，得到了村民的拥护。在建筑队出外承包工程的第一年，建筑队就上缴给大队部1万多元。 另外，朱赞成还把那些善于捕鱼捉虾、种蛏、开海蛎的村民108人集中起来，成立了“城东渔业队”。在农闲时，组织捉鱼、开滩地、种蛏、开海蛎。收入也是按三七开，30%归个人，70%归大队。 二 、对农田进行建设改造，使农田从一年只能种一季，变成种三季;让庄任大队从一个缺粮大队变成了每年可为国家上缴万余斤粮食的农业先进大队。 1964年以前，庄任大队只有385亩耕地，却有2000多个村民，人均耕地不足三分;且地瘠水缺，产量低下。每年的粮食都不够村民糊口，有近70%的村民都是缺粮户，每年都要到惠安去买地瓜渣来当口粮，“番薯渣汤”成了他们的主粮。 朱赞成一来庄任大队，就提出要对农田进行改造，提高低产田的产量。首先，他让村民挖排盐沟，在田间砌石灌渠，所有的田地实现自流灌溉。还改变当地的耕种习惯，变一季为三季。 在1964-1968年，四年间，庄任大队在朱赞成的领导下，粮食产量翻了几番。到1968年，粮食更是取得大丰收，全大队除了能自给自足外，还有余粮上缴国家。而村民的口粮，青壮年一个月有45斤，老人与小孩每月每人也有28斤，这在当时已高过许多地方，解决了村民的温饱问题。自1968年后，庄任大队每年都可以上缴国家10000多斤的大米，另外还可平价出售10000多斤大米给城东公社内的工厂员工。 三、带领村民围海造田，使庄任大队多了400多亩土地;并建设了大量的农业基础设施，实现了农业标准化、电器化等“四化”。对于农改田取得的成绩，朱赞成并不满足，他还想让当地的村民们生活得更好点。他提出没有土地，就向大海要土地。而村民肚子吃饱了，也就更信服朱赞成了。于是，村民们都自动自发地响应朱赞成的提议，服从他的领导，在没有工分与补贴的情况下，通过肩挑、手提，一步一个脚印，硬是成功地“围海造田”。经过8个多月的奋战，庄任大队多了473亩土地。经过平整后，共有346亩土地可用。这些围海而成的田地，里面埋着许多小鱼小虾，都成了农田的有机肥，产出的大米成了当地最好的品种。 土地多了，要想有更好的收成，农田的基础建设也要跟得上。因此，朱赞成就利用“城东建筑队”、“城东渔业队”上缴给大队的那70%的利润，建了五座电灌厂、购置了五辆拖拉机。建最高的那座电灌厂时，在朱赞成的领导下，村民们只花了1个多月。可见，当时庄任大队的村民都非常信服朱赞成，愿意让他领着大家为改善生活而奋斗。 由于庄任大队取得成绩有目共睹，在1967年，当时的地委还奖给庄任大队10万元与10米松木。这些朱赞成没有分一分钱到自己的口袋.而是把它们当作建设基金投入到庄任大队的建设中。那些10米松木也变成了田间的电杆，在田间树电杆，是为了“点灯引虫”，除害虫。这在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 另外，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朱赞成还领着村民在田间建了两个蓄水池，可蓄水10万立方米。在雨季时，就关池蓄水;在旱季时，就放水灌田。让村民不再受旱季没水灌溉之苦。 他还把当时地区农机局拨放的1000米水底电线全部埋在田间，又请当时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把手动打谷机改造成电动打谷机。这样，就大大提高了收割粮食的效率。这一切都引得当时晋江、惠安、永春等地的农民来参观、学习。 四、朱赞成在庄任大队8年间，为当地的村民干了这么多实事，大家都非常敬佩、爱戴他。过年过节，不免想送他点农产品或海产品表表心意。而当时朱赞成家里也不富裕，靠着他一个人的工资，却要养一大家子。可是，即使是这样，朱赞成从来没有接受过村民们的一虾一米。 而在工作上，他也是身先士卒。每次他到大队，不是先去大队办公室，而是到田间，与村民嘘寒问暖，了解收成。在春夏时候，他最爱穿的鞋子，是“人字拖”，不是他散漫，而是为了方便脱鞋下田干活。在围海造田时，他也一样与村民挑沙填海，参与劳作。 另外，他还很节俭，尤其是不乱花公家一分钱，有一次，他和大队的另外两名干部去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学大寨”，去的时候买的是硬坐的火车票，坐得两脚都肿了。回来的时候，随行人员就去买了三张卧铺票，朱赞成看了，却又让换成硬坐票。他说，公家的钱该省就得省，那都是村民们的血汗钱，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口述人：林祖运(泉州市城东公社庄任大队党支部书记) 8、城东公社金屿大队党支部书记董伦木口述“城东北堤建设始末”。 城东北堤，起于金屿村前的古桥塔边，止于古桥之西的桥头亭外，全长1.1公里。北堤的建设成功，为后来南堤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并与南堤一起合成了城东海堤，给城东人民带来了交通上的便利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将城东人民带上了致富的道路。 建前：用水、用电难 当年的乌屿只是一个面积才0.5平方公里的小岛，岛上的居民是董、王两个大姓，大部分的居民都靠讨海为生，董姓住在金屿村，王姓住在风屿村。当时岛上的居民生活很困难。因为乌屿是小岛，土地贫瘠，而且缺乏淡水浇田，居民都靠出海捕鱼为生，很少种植粮食，而国家每月配给的粮食定量也只够糊口，居民常常要靠在口粮里加入其他粗粮来充饥。当时，家里如果有一人外出讨海，按规定一个月有45斤粮食，而普通居民，一个月只有20斤的口粮，因为人口多，每月的口粮往往不能填饱全家人的肚子。讨海的人，为了省自己的口粮给家里人吃，常常趁出海在外途经外地时，买便宜的动物内脏吃，尽量少吃粮食。 在堤还未建成之前，岛上的居民要到陆地上，只能靠一座盘功桥(盘光桥)。据传，盘功桥建于元朝，是一座84洞桥，但当时桥早已倒塌，剩下一点点桥基，桥上的石板被人拾起，在桥旁另搭了一条石板路，退潮后才能走这条石板路，涨潮时就只能靠渡船了。因为桥在海上，桥石上经常有贝类寄生，如果有人在过桥时滑倒，常常被这些贝类所伤。另外，晚上并没有渡船，一些外出晚归的人，只能在岸边等着天亮，或者等潮水退了再摸着石桥过海。据说当时有村里人娶了岛外的女子，有时遇上涨潮，送亲队伍就过不来，耽误了良辰吉时，甚至有的女子因为无法摆渡，只好坐在对岸一边哭一边等着退潮。 当时，因为乌屿远离大陆，用水、用电都很困难。当时乌屿流传一名老话：“过乌屿生活不错，踩水踩到天暗暗。”意思就是在乌屿生活还是不错的，就是缺少淡水，要靠踩水车来把水引来。此外，当时的条件设备都不能使岛内通上电，岛上的居民只能靠点煤油灯、点蜡烛来照明。因为生活贫苦，岛上的面积也有限，而住户又多，每户的家庭人口都有不少，人均居住的面积就很小，经常是几代人挤在一幢旧屋子里。 建设：靠板车、簸箕，建起千米大堤 没有北堤的日子，一遇上恶劣的天气，乌屿岛和外部的交通就会被迫中断，靠渡船摆渡的话，常常发生危险，因此发生的溺水事件时有发生。也正是为了一件这样的交通事故，最终才有了北堤的建设和成功。那是1970年的时候，一次台风中，有一艘载了9个人的渡船在过海时，因为浪大风急造成沉船，除了3人生还，有6人死于此次海难。这起重大的海上交通事故，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群众纷纷要求造堤，这也立即得到了当时城东公社领导的支持。很快，城东公社革命会主任朱赞成就召开大会讨论并决定修建乌屿北堤，并立刻成立了乌屿海堤建设指挥部，指派城东公社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林敏捷担任总指挥，由时任金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我和风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玉分别任副总指挥。 金屿大队从东往西修建，凤屿大队则负责由西往东修建。当时的金屿，住户有4000多人，但男的大多出海了，留在家里的大部分是妇女和老幼。金屿大队开了支委会进行了分工，由大队长负责抓生产，书记来抓海堤建设工作。建设海堤的时候，金屿大队每天都组织200多名妇女出工，没有先进的工具，大家靠的就是耕田的农具掘土，用簸箕担，用板车运，所有的工作都不记工分，也没有报酬，但大家仍然干得热火朝天。 最新评论E_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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