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中国获得新生
泉州浮桥镇是个有名的古镇，位于晋江与浯江的汇合处。此地风光秀丽，江上帆影不绝，岸上古渡头的榕树，与浮桥、双髻山倒影相融，自古有“浯江月色胜唐诗”之说。 北宋年间泉州郡守陆广，在此地“造舟为梁”，俗称“浮桥”。南宋绍北二十年，改建石桥，工程浩大，耗时二十年建成。从此，古镇水陆便捷，商贾簇聚，物贸昌盛。 朱赞成经村里人介绍，来到兴记米行当学徒，这一年他十五岁。兴记米行在镇上是个老字号大米店，座落在繁华的街道上，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在泉州米行中颇有影响。 米店的老板对待学徒十分苛刻，第一年要从给老板做家务干起，劈柴、挑水、打扫庭院、冲洗茅厕以及搬运或跑脚等等活儿，全是新学徒每天必须要做好的份内之事，老板只管吃住不给工钱。朱赞成几乎天天都是起三更睡半夜，拼命地干活，劳累不堪，然而他坚持着苦熬硬撑，尽心尽力去干好每一件活儿，尽管如此，仍是常受到老板家人的挑剔和训斥。为了得到今后的发展，朱赞成只有忍声吞气，度日如年，好不容易撑过了第一年。 第二年老板就让朱赞成搬到米店里去住了。此时，他才算正式跟着老店员学习在柜台上做生意。店中对学徒的规矩极严厉，学徒要比老店员早起床，先在柜台上操练算盘，练完了才能吃饭。老店员未来上班前，学徒要先把店里的杂事都做好了，等候着老店员进店上班，由他们喊一声开店门，学徒才可以开店迎客，一天的生意就开始了。 老店员可以随坐随站在柜台内差使学徒，学徒只能站在柜台外边迎接顾客，若遇到有 身份的顾客，眼尖的老店员一声招呼，学徒马上就要笑脸相迎，泡茶递烟，恭候差遣，随时准备为顾客送货上门。米店的生意很好，中午老店员可以轮着休息，学徒不能休息，晚上还要开夜市，九点以后才能关店门。关门后待到老店员纷纷离去，学徒还得收拾好柜台和店内。一切整理妥当之后，朱赞成就在柜台的煤油灯下，一个人噼啪噼啪地苦练算盘和心算，练累练困了才肯歇息。 一年到头天天如此，朱赞成始终墨守成规。他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做人老实，办事认真，逐渐地被老板看好。这一年米店生意很兴旺，老板见朱赞成聪明勤快，过年时给了他八块大洋。这可是他第一次赚到钱了，欢天喜地回家过年，把钱交给母亲。朱母十分高兴，特地到镇上为儿子做了二套新衣，她想让儿子能有模有样，做个被人瞧得起的人。 转眼三年很快就过去了，朱赞成出徒后当上正式店员。这时的他，已经对米店里业务十分熟练，对于店铺的生意经也颇具心得。他以敬业勤快，热情礼貌，处处体现出敬奉顾客为衣食父母的宗旨。每当顾客进门，他就笑脸相迎，百问不烦，百挑不厌，以诚待客，童叟无欺，当顾客要走，就吉言相送，买卖不成仁义在。他虽然已经成为店员，但还是保持学徒时的姿态，每天一上班就恭候在柜台前，给顾客提供周到勤快的服务，这让米店老板很满意，次年就破例给他加了工资，此时他的月薪已经相当于买两担稻谷的法币，这让从小就志向不高的朱赞成有了满足感。如果不是国内形势这时发生剧烈大动荡，也许朱赞成会在这家米店里当个终生店员，平平安安地终其一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违背民意发动内战，扬言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结果内战一直打了二年，南京政府在财政上快要撑不住了，国内市场物价不断暴涨，流通的法币持续暴跌。这时泉州市每担稻谷由年初4.6万元法币，飞涨到12月80万元法币，这让米店的生意很快就跌入低谷。 起初，米店老板以为这只是时局一时困顿，就号召全体店员克服困难，同南京政府共度难关。他没料到，苦苦硬撑到次年8月，南京政府突然颁布《金圆劵发行办法》，宣布实行金融改革，废止法币，以一元金圆劵收兑300元法币。一时间，泉州市场上商品奇缺，立即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中央政府此举就象在民间公开抢钱，导致金圆劵面世不久即遭暴跌，引发了全国乃至泉州市民疯狂的抢购潮。米店老板也深受其害，叫苦不迭，他想转嫁危机，坚持用金圆劵发薪水，可是遭到了店员们的集体拒绝，大家提出要用店里的大米折算工资。老板眼珠一转，提出月初发薪月底折算领米。面对金圆劵天天贬值，店员们当然不能接受，双方就此僵持不下，于是店员们自发举行罢工以示抗议，几天后老板扛不住了，这才勉强接受店员们的要求。 这次米店里的罢工，完全是店员们为求生存不得已而为之，可是老板却认为肯定是有人领头，推测此人就是朱赞成。其实，这是一种无端推测，朱赞成当时只不过是年青气盛，言行略显血气方刚，与老板抗争时比别人的声音大些而已。就此以后，老板内心里对朱赞成产生出了嫌隙。 1948年底，南京政府为了挽救败局，下令在南方各省强行征兵，福建省各地相继出现了抓壮丁的高潮。12月，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下令在泉州地区组建第121军325师，兵源就地征招。 泉州市当时是福建省第四行政专区，三年内战使这里的社会秩序极度混乱。此时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真实消息，中央日报和电台再也无法掩盖了，蒋统区残余政权实际上处于垂死挣扎之中，社会上几乎无人愿意应征去当炮灰，这让国民党专员十分头痛，仓皇之中下令在辖区各乡镇摊派名额，让当地保长带领保安团去抓壮丁。此举就等于给了保安团打劫民财的机会，他们层层摊派敲诈勒索，闹得遍地鸡犬不宁。米店老板的亲属被摊上了名额，他不得不去乞求保长和保安团长。保安团长收下金条继续刁难，要求找人来顶替，这让老板左右犯难，情急之下陡生歹意，“举荐”了店员朱赞成。幸好，乡公所有个朱氏宗亲得知此事，不禁一惊，想到朱榜家两代单传，于心不忍，赶紧通风报信。朱赞成连家都不敢回，悄悄溜出店门，只身逃往晋江县青阳镇，在一位好友家中躲藏了起来。 没想到国民党第325师师部就设在青阳镇，此处抓丁拉夫的声势比浮桥镇还大，朱赞成藏匿了几天以后，感觉此地不宜久留，就在好友的帮助下，隐姓埋名逃往石狮镇，进入一家米店当店员，一边打工解决生计，一边苦等时局的变化。 转眼功夫只过了半年，当地时局就发生翻天地覆地的大变化。泉州地区早年在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在此地已经播种下了红色火种，经过二十多年血与火的考验和发展壮大，中共地下党已经拥有和掌握二万余人的武装队伍。为了配合三野十兵团解放泉州城，1949年5月至6月，中共地下党的武装团队就主动发起进攻，先后攻下了安溪县和永春县的城关，成立起人民民主的县政府，开始有效地瓦解即将崩溃的当地旧政权。 8月31日上午，中共地下党泉州武装团队千余人兵不血刃，一鼓作气占领了整个泉州城区。同日下午，解放军第29军的先头部队，在城内与地下党的武装团队胜利会师。从此，古老的泉州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共产党来了!朱赞成不用再东躲西藏了，他太高兴啦，归心似箭。在回家的路上，朱赞成无比兴奋，突然有了一种可以抬头做人的感觉——这可不是在梦里哦，现在自己可以堂堂正正回到家里，可以昂首大步回到兴记米店，可以自由激情地奔走在大街上，汇入迎接共产党、解放军的沸腾人流之中…… 可是在此之前，朱赞成对于共产党的认识似乎还是一张白纸。他在米店当店员时，从不关心和过问政治，甚至不知晓政治为何物?偶尔见顾客谈论着国共两党打内战争天下，他总是小心翼翼恪守着老板定下“莫谈国事”的店规，一概不闻不问。可是，自从遭遇抓壮丁狼狈出逃以后，他就本能地关心起时局起来了。从法币贬值、兑换金圆劵、发生抢购风潮这些民不聊生的大动荡中，他也像当时绝大多数普通市民一样，从内心厌恶现政权的腐败无能。 就在四处躲藏的日子里，朱赞成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底层大众拥护共产党和反蒋反战的沸腾民意。他开始渐渐地痛恨起国民党政权，几经寻思方才觉醒，是国民党发动内战害得天下大乱，害得自己颠沛流离有家难归，对于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坏政府，当然是越快倒台越好了!所以，当他获悉共产党已经把国民党打垮的消息，自然就替共产党感到高兴，打心眼里欢迎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好人政权。 1949年9月上旬，泉州地区以及各县的人民政权，在民众的一片欢腾声中陆续建立了起来。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的消息，更是尤如黄钟大吕震撼了大江南北。 朱赞成当时年仅二十岁，闻讯后异常兴奋，在心里高兴地想：从此天下就要太平了，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日子总算被盼来了。然而，当时的朱赞成是绝对想不到，自己个人的命运也会跟随这一伟大的历史变迁，被新时代的巨大潮流，无声无息地彻底改变了。 当朱赞成重新出现在兴记米店时，发现老板的态度发生变化了，变得明显的恭谦起来，但他在心里并不诧异，知道是老板做了亏心事的结果。在遭遇抓壮丁之际，朱赞成恨透了老板出卖自己去顶替壮丁的劣迹，内心深处时不时恨恨地暗想着，日后一定要找老板讨回公道。可没想到，他回到店里与老板第一个照面，自己还没开口，老板马上就陪着笑脸迎了上来，请他立马到柜台里面上班，还让账房先生补发他出逃时的工资。朱赞成心里明白，这是老板在认错赎罪，于是便淡淡一笑，从此不再提起这码事了。 泉州历史上是个缺粮地区，新的人民政权为了稳定民心，采取了坚决抑制市场粮价的措施，这对习惯于操纵粮价牟取暴利的粮商们十分不利。他们表面上服从人民政府的限价政策，暗地里却让伙计在大米售出前，掺些霉变的坏米或者砂子，甚至还泼洒些水增加大米重量。对于这些奸商们的劣行，政府人员曾经多次告诫和教育过，但因缺少管理手段屡禁不止，市民们对此事多有抱怨，粮商们乘机把责任推到军管会的身上，说这都是征收公粮过多造成的，实属被逼无奈的结果。于是，地委领导决定派出工作组去摸清情况，为着手整顿粮食市场作好准备。 有一天上午，米店来了一位穿便装腰间佩手枪的干部，带他来的是一位乡里的干部。乡干部向米店老板介绍说：“这是市里派下来的工作组同志，姓王，你就叫他王同志吧，是专门来维护粮食市场秩序的”。他要求米店老板好好配合，说完就走了。米店老板立即殷勤接待，连忙请王同志入座上茶，还招呼伙计到酒楼定席，说是要摆接风宴，却被王同志婉言谢绝了。他向米店老板简单询问了经营情况以后，就在店里随意走走看看，来到了柜台旁边，仔细察看不同粮食的标价和质量，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随后仅向老板索要了店员的名册，便与老板告辞了。 米店老板看着王同志的背影远去，一头雾水不明其来意，店员们也在心里七猜八想，可是当着老板的面谁也不敢乱说。 几天过后，有一位店员向老板报告说，工作组王同志到他家里来走访，专门调查店里有无违法经营的情况，老板一听紧张起来，马上追问其他店员，个个支支吾吾，只有朱赞成十分坦然，承认王同志来过自己家，也找他调查店里经营的情况，他已经把店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全部都告诉了王同志。朱赞成还告诉老板，王同志让他动员老板主动向工作组坦白，争取政府的从宽处理。可是，自己弄不明白政府从宽处理是啥意思，非常担心老板去自首就会被关进大牢，米店也要关门，大家都要失业，所以一直很犹豫，不知道王同志的话该不该传?自己正在为这事犯愁呢，这不，老板您就问到头上来了。 米店老板也是个颇有阅历的人物，立即明白那些支支吾吾的人，肯定也是向工作组王同志道出了店里的实情，他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便决定向工作组坦白交代。 原来米店老板在市场粮食供需紧张时，不但缺斤少两，也往新米里掺杂陈米，时不时也偷掺和点细砂，甚至还采用喷水让大米增加重量。这本是米行趁着内战、乱中取利的公开秘密，可是当共产党掌权以后，对粮价实行抑制政策，引发米行老板们不满，就想钻新政权空子，联手串通故伎重演。他们揣测共产党刚得天下，肯定管不过来，对此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可是当了解到工作组的动向后，米店的老板已经看出来了，共产党有着一群挺会认真办事的干部，不好对付呢!他不想在改朝换代的多事之秋，自己给自己惹事，所以当王同志再次来到米店送还名册时，老板就主动坦白了自己卖米掺假的行为，并且表示要痛改前非决不再犯。在王同志的教育下，米店老板也向店员们作出承诺，保证今后一定诚信经营，绝不会再做损害米店信誉的事情。 后来，朱赞成才知道这位王同志的姓名叫王传胪，是本地惠安县人，早年就参加地下党，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组织能力。这次王传胪带着一个工作小组来到浮桥镇，是因为此地是泉州的粮食水运集散地之一。他几乎走访了全镇大小米店的老板和店员，在与众多人接触和交谈中发觉，朱赞成虽然只是一名普通店员，却很熟悉浮桥镇粮食市场的商情，尤其是对镇里几家大米店的进货渠道、进出价格、以及数量和品质了如指掌。通过此事，他对朱赞成的聪明和记忆力，留下了挺不错的印象。 两个月后，地委工作组综合了调查各地的情况，向地委作出汇报。工作组认为，全区各地存在着某些地主和粮商相互勾结，蓄意破坏军粮征购的严重情况。地主们不愿被多征军粮，就把收来的新粮悄悄卖给了粮商，又在征粮时假装哭穷，用少量的陈年旧谷来应付军粮征购，而粮商们乘机掺假坑民，两头发财，严重扰乱了粮食市场的秩序，因此建议地委要予以打击。同时，工作组也分析了全区产粮和存粮不足的现状，认为目前要同时兼顾军粮与市场供应相互平衡，建议地委减少本地筹粮支前的指标，请求省里从其他产粮区紧急调拨，以确保闽南前线部队的军粮供应。 地委迅速采纳了工作组的意见，保证了正在横扫残敌大部队的军粮供应，也稳定住全区粮食市场的供给。 由于兴记米行老板及时识得时务，他的坦白交代轻松过关，获得了政府只教育不处理的宽大，结果是毫发未损。可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他对共产党新政权的立场又发生了动摇。 泉州地区是个繁荣的侨区。在解放初期，收音机还是奢侈品，但在泉州侨属和富裕人家中，已经不少家庭拥有了收音机。此时，盘据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为了加强对大陆的反动宣传，大肆叫嚣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响了，大陆中共政权的未日即将来临。这种宣传对于与共产党心存介蒂、时刻梦想复辟的人来说，在政治上极具煽动力。 米店老板常常夜晚守在收音机旁，悄悄偷听着台湾和国外电台。在白天，他交代完店务就匆匆赶去与同类相聚，不亦乐乎地在茶馆里互通消息，窃窃私语议论起天下大事。这时有关韩战时局的外电报道，几乎全是向着一边倒，喧嚣着美军统帅麦克阿瑟饮马鸭绿江已成定局，于是乎泉州有一些人蠢蠢欲动起来，仿佛大陆很快就要变天了。米店老板经不起煽动，有一天回到米店就挺直腰杆放话：“从今天起，店里有哪位做事敢不听我话的，就别怪我对不起他了，马上就把他解雇掉”。 与此同时，泉州地区正在掀起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给志愿军捐款捐物。米店里一些店员见老板没动静，也就不敢响应国家的号召，只有朱赞成和少数店员不顾老板的态度，他们几个人公开走上街头，踊跃给国家捐款，还动员说服其他商店的店员也参加捐款。这让米店老板聚会茶馆时，受到了同类们的奚落，感觉很没脸面，心里老大不痛快，总想找个茬报复朱赞成，可是呢，苦于没有由头下手，经过三思之后，就对一位参加捐款的店员，抓住他工作中无关紧要的差错，小题大做，杀鸡骇猴，借故把他解雇出米店。 类似的情况也同时出现在镇上几家商店，这种事很不正常但又不违背商道规矩。被解雇的店员等于断了生计，他们明知老板们是拿进步店员出气，在心里憋屈又无法反抗，要想去找政府反映，却又不知道应该如何诉求，真是苦闷犯难呀! 由于这些人都是同镇的熟人，烦恼时就坐在一起，相互诉说失业后生活的难处，聊着说着，几个人不约而同想到了要请一个人帮忙，这个人就是朱赞成。他们一致公认朱赞成在镇上众多商铺的店员中，是一位遇事很有主意，为人又急公好义，不怕出头露面的人物。于是便在约定的时间里，大家就一起上门找朱赞成，要求他出面带领自己去共产党的“衙门”，去找能够管民生的大干部反映失业的遭遇。其实朱赞成早就看穿老板的居心，在心里也为被解雇的店员打报不平，可是一时又想不出啥好办法来，就在这个时候，被解雇的那个店员，带着几个同样命运的熟人一起找上门来，这让性格豪爽的朱赞成，二话不说便答应了下来。 建国之初的新解放区，使刚获得翻身的南方劳苦大众，他们世代渴求不受压迫和欺侮的愿望，终于在共产党执政后被激发出来了。这不仅仅是政治上强势宣传的结果，更是当时那些接管旧政权的共产党人，以他们言行一致的良好作风，给了新解放区人民留下太多的良好印象，很快就让这些还处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自觉自愿地接受了共产党给他们普及“解放思想”的第一课——共产党是全天下劳动人民的大靠山!便是在这些现实的环境因素影响下，开始改变朱赞成的思维方向。 朱赞成欣然接受共产党政治宣传的启蒙，随之思维和行为与以往有了明显的不同——他首先想到是自己去动员别人为国家捐款，别人是听自己的话，才有了被开除的结果，显然事端是自己惹出来的，做人就应该挺身而出，绝不能坐视不管。另一方面他也想到了，这次老板不解雇自己只是一时隐忍，此事是由于自己想跟共产党走才引来的后果，说不定哪天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再次得罪老板呢，别人被开除的今天，也许就是自己或者其他人的明天，所以他也觉得有必要去找“大靠山”，去讨教个能够对付老板的好办法!此时的朱赞成，正是个热血青年，干练豪爽，为人正直，又有点文化和见识，所以在共产党政权大定之初，他凭着自身一介平民敢于仗义执言的特质，便在这次路见不平的过程中脱颖而出。 第二天上午，朱赞成同几个被开除的店员一起去地委大院。这是一群从未进过“官衙 门”与官员打过交道的平头百姓，在他们的眼里，政府所在地就是解放前大官们办公的那个“官衙门”，一定是同国民党一样戒备森严，大门口的卫兵让不让老百姓进去见官，谁也不敢肯定。在路上，他们个个惴惴不安，朱赞成也是一个样。可是，当他们来到地委大院的门口，一切顾虑随即烟消云散。 守卫大门的解放军战士略加盘问，传达室里就出来一位穿便装的干部，态度热情和蔼地接待了他们，听过来意之后，就把他们带进大院里挂着工会筹备处牌子的办公室，便请出领导同志出来接访。 真是无巧不成书。朱赞成万万没想到，出来接待的竟是与他相识的王同志。此时，王传胪同志已经是泉州市工会筹备处负责人之一。他很认真地听完朱赞成等人的倾诉，而后耐心认真地向他们宣讲前不久地委刚召开的工会工作会议的精神。地委已经布署要把全区各行业的职工组织起来，成立各级工会组织，建立正常的劳资关系，还准备救济失业职工。听了王传胪的一番话，虽然没有解决眼前的现实问题，却让朱赞成等人如同沐浴春风，看到了共产党政府给弱势民众带来解决问题的希望。 王传胪还赞许了他们为抗美援朝积极捐款的爱党爱国的行为，同时也宣讲了一些共产党对工商业资方的政策。王传胪开导说：“共产党搞革命是有不同的对象，对拿枪的和不拿枪的不一样，对地主阶级和工商资本家不一样，一个要彻底打倒，一个要争取和改造，该打倒的已经做到了，对争取和改造的是需要时间的”。尽管这番革命大道理让这些人听了似懂非懂，但是朱赞成还是记在心头回味了很久。谈话谈到结束时，王传胪就用很明确的态度，对朱赞成等人说：“你们不需要再等多久了，浮桥镇的工会组织马上就要成立，到那时候我一定想办法为你们解决问题”。 在上访回来的一路上，大家很兴奋地交谈着各自的感言，心绪十分畅快。他们凭着赞叹共产党干部良好印象的天然直觉，相信政府对老百姓的承诺一定会说到做到。 果不其然，一个月以后，王传胪同志带着市工会的人来到浮桥镇，成立起浮桥镇工商业的店员工会，朱赞成被公选为职工(店员)代表，不久又当选为主席。 这一年朱赞成才二十岁出头，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当年店员工会主席还不是脱产干部，这种不脱产的兼职可真是有点儿沉重——为争取店员们合法权利是需要有胆有识的。
第四章 党培养的工农干部
朱赞成念念不忘为被解雇的店员恢复工作，他几次以工会主席的身份，与米店老板协商此事，老板一味敷衍，根本不理睬他的意见，这让朱赞成几乎无计可施。这个时候，镇上有些工商业主不满店员工会的成立，又解雇了几个店员，似有示威的意味。此事很快引起王传胪的重视，他找来朱赞成了解情况，决定先从兴记米店老板做工作。 王传胪带着朱赞成找到兴记米店老板，坐定后说出来意，老板立即表示不能接受。他振振有词讲了一通自古以来经商管理的道理，坚持业主能自由雇工的观点。王传胪很耐心听着他述说完毕，又很耐心地去疏导他。 王传胪把新中国和旧中国、地主雇工和资本家雇工的不同之处，分析得头头是道，接着又把共产党执政就是要无条件地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以及为什么要成立工会的政治道理宣讲了一遍。之后，他画龙点睛说出了明白话：新中国的工会就是要求资方，能够主动地与雇员构建和谐关系，要让自己的雇员有劳动者的尊严，只有这样的工商业主，才能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又批评米店老板说：店主看到店员工作有错误，是可以批评教育，可以作恰当处罚，但不能以大恶责小过，不可以随意解雇店员。这是政府对你们的要求。 王传胪的一席长谈，似乎对米店老板有所触动，使他内心陷入了极大矛盾，一方面他不满工商业主原有的社会地位遭受失落，一方面又觉得天下已经是共产党的，自己是鸡蛋碰不过石头。他思来想去唯有生存是硬道理，于是就满脸堆笑地答应：此事尚可考虑嘛! 王传胪见米店老板心思还很沉重，仅是勉强松口，知道他需要时间来转弯子，便起身告辞了。走出来以后，他对朱赞成说，对工商业主做工作要注意方法，不能跟斗地主分田地那样要求他们百分之百地听从政府的，只能够一步步去因势利导。当时，朱赞成还听不懂什么是“因势利导”，可是没过多久他也就无师自通了。 转眼间1951年的元旦来临。这一天，泉州市各界二万多人集会，热烈庆祝元旦和抗美援朝战争取得的胜利。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辉煌战绩，让西方世界的舆论目瞪口呆，让国内那些梦想变天的人开始垂头丧气了，也让立场摇摆不定的人做出了重新选择。 大会结束以后，集会的军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全城大游行。 米店老板站在街头观看群情激昂的游行队伍。他亲眼看到了人民支持新政权坚如磐石的力量，也看到了共产党依靠人民捍卫新政权建设新中国的雄魄伟力，不禁在内心暗暗叹息一声，终于促使他那颗不安份的心，又像钟摆一样荡悠了回来，回到安身立命的现实之中。 观看完游行回到店里，米店老板马上找到朱赞成，拉住他的手说：“志愿军太伟大了，能够把美国军队打败，真是了不起呀，为中国人争了大志气，这可是天大的喜事，你快去组织店里捐钱吧，我们店这次一定要带头捐款，我第一个捐”。说完之后，老板又压低嗓音，让朱赞成去通知那个被解雇的店员明天就来店里上班。 兴记米店的老板带头捐款很快就传遍了全镇，带动出镇里工商界为国家捐款的小高潮。那个时候地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定期要向人民群众报告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形势，王传胪就在市工会的大会上表扬了浮桥镇兴记米店老板爱国的进步表现，同时也称赞了他召回被解雇店员的开明之举。王传胪想要以此对浮桥镇工商界施以正面的影响，可惜没能够奏效。米店老板重新召回被解雇店员的这件事，并没能带动其他商店的业主改变原有态度，虽然也有个别老板经过工会做工作，口头答应了下来，但是光打雷不下雨，过后又借口合作伙伴不同意，索性推翻掉先前的承诺。 朱赞成就和店员工会的代表们一起分析情况。他们认为这些老板们态度如此顽固一定是有原因的，从根本上说，是这些业主们打骨子里瞧不起咱们工会，是有意蔑视工会为维护店员权利的话语权。大家都气愤地感觉到了，这也是一种在政治上看似有形却又无形的较量。对于这些在建国初期，依照共产党建政要求行事的基层积极分子来说，无论是文化程度、社会阅历、处世经验上，与资方业主的头脑显然不是同一个档次。就在陷入困境之时，工会里有人提出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学习农民斗争地主的方式，召开全镇店员职工大会，把态度顽固的业主批斗一番。这个意见一时获得了不少人的齐声赞同。 此时，朱赞成想起了王传胪的话——对工商业主不能像对待地主那样搞斗争会，共产党不是要打倒他们而是要改造他们。他马上表态不同意开批斗会，主张先安排思想进步的店员去摸清一个新情况，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有人反映一些业主经常悄悄聚会，私下传播台湾和国外电台的消息。 ——就在这一年9月之初，泉州地区发生了重大的敌情事件。台湾当局派遣以陈伟彬和陈令德为首的反共救国军，编成永安纵队和泉州纵队，二股武装特务共有370人，分别从惠安东园和后龙登陆，妄图在戴云山建立起根据地。这二股匪特窜至惠安黄塘、涂岭进行骚扰破坏时，很快就被当地的部队和民兵围剿消灭了。 在这次会上，朱赞成把问题提到“巩固政权”的层面，一下子唤起了大家的政治敏感性，与会者一致认为打蛇要打七寸，同意由朱赞成去布置人员，先摸清眼皮底下的“敌情”。 很快“敌情”就被搞清楚了。一些业主们和镇上怀念旧政权的某些人，与这次台湾的反共救国军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他们长期偷听敌台，暗地里经常散布不利于新政权的消息，这种非法活动的事实很快就浮出了水面。朱赞成把这一情况，立即向市工会领导报告。 王传胪很快就来到了浮桥店员工会，并邀请当地派出所也一同到来，他们在一起听取了朱赞成等人的调查情况，当下，派出所的领导就答应由他们负责核实。第二天，派出所给王传胪打来电话，证实了朱赞成等人的调查情况属实。王传胪听了很高兴，也向派出所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建国初期，派出所里的公安人员威望极高，他们在人民群众心目中，被视为人民政权的化身。浮桥派出所安排了一个约定的时间，把一些有问题的工商业主请来，特地给他们上形势教育课，从抗美援朝讲到歼灭小股敌特，几十分钟的教育就是一个主题：共产党有拿枪杆子打江山的本领，也有用枪杆子保卫江山的本事，不论国内外敌人如何勾结，玩弄什么样花招，那只能是自取灭亡!接着派出所领导把话锋一转，开始一个个点名，要求每个人都说清楚近来的政治表现…… 这些对现实心怀不满的工商业主，一迈进派出所双腿就发软，刚开始还故作镇静，一副认真受教的模样，当被点名以后，这才发觉事态的严重，很快就慑服于派出所掌握的精准事实，不得不承认自己偷听敌台和散布小道消息的错误。在公安人员严厉教育下，这些人都作了一番深刻的悔过自新。对于那些工商界少数不满现实的商人，党的统战政策还是以教育为主。此时也就是顺势而为了，派出所领导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经过一阵严肃批评之后，还顺带批评了他们随意解雇、变相报复为志愿军捐款的店员，要求恢复这些人的工作。 可见当年在建政初期的大环境下，公安人员处理社会大是大非的问题，总是代表政府坚定地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尽管这一群体实际上仍是社会现实中的最底层，但还是毫不含糊地为他们伸张正义。想当年，共产党把这叫做“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也正因为是拥有这种鲜明的立场和感情，共产党才能够从上到下，形成一股巨大的推翻和改造旧社会的强悍力量，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让无数获得翻身的穷人，成为了新社会事实上的主人，由此缔造出共和国之初稳固的工农联盟。 毋须赘述，被解雇的店员很快都恢复了工作。这件事对于浮桥镇工商界的店员们震撼太大了，从此工会让这些店员们产生了一种真正翻身之后的归属感，他们不用再担心无辜被资方解雇了，开始非常信任和更加支持工会的工作。 对朱赞成而言，他受到的教育也是极其深刻的。通过这件事，他看到共产党对穷人有着磁场般的吸引力，看到共产党说到做到的强大执政能力。此时，他万分钦佩和崇尚共产党的干部们，尽管他接触的还只是党的基层领导，但是同这些人的接触中受益良多，让他能够得到净化心灵和开启心智的收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由内心萌发出想要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做一个能够为社会底层老百姓干实事的人。 最令朱赞成想不到的是，正是通过这一次件事，市工会领导发现了朱赞成政治上的潜质，开始有意识进一步培养他了。 这一年的年底，市工会通知朱赞成，到省总工会在晋江专区举办的培训班去报到，参加为期三个月的脱产学习。这是一次专门为提高基层工会骨干素质举办的培训班。 但凡前来参加培训的学员，几乎清一色的是工农成份，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听党话跟党走的觉悟，但普遍文化程度很低，尽管如此，他们学习文化的热情却是十分高涨。针对新中国建政初期的这一特殊状况，当时党提出了一个很鼓舞人心的口号：“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在这个口号的感召下，参加培训班里的每一位学员，都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然而现实是，群体性文化程度偏低毕竟会影响到培训的效果，这是个很实际的教学问题。 多亏了主持培训工作的那几位年轻教员，他们这些被学员们称为“老师”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些跟随第三野战军十兵团“南下服务团”里的年轻人，他们是在入闽以后，被分配到省总工会下属单位工作的。 还在福建省即将解放之际，党中央考虑需要一批有文化的干部参加南下，就决定从上海召收一批知识青年，经过短期集训和学习之后编成“南下”服务团，跟随解放军三野第十兵团进入福建，被分配到省内各级新政权里工作。在这些人中间，有的家庭出身在旧社会是挺优越的，但在大时代发生巨变的潮流中，他们毅然选择了跟随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此时，这些青年人都是临时培训班里的实际负责人，同时也是兼课的教员，无论学员的培训还是生活，全都是由他们共同分工管理的。他们虽然还是参加革命工作的新手，也是第一次挑起大梁，然而从“南下服务团”带出来的革命作风，以及干练的管理能力，很快就让他们赢得学员们的敬重。 早在准备培训班教案时，省总的领导就要求这些教员们，一定要针对培训对象多数是出身工农成份的特点，来做好这次培训工作。据此，这些年轻教员在未开课前，先对学员们的文化程度进行了一次摸底，结果像朱赞成这样小学毕业的，还算是稀有“生源”呢，而绝大多数学员连小学都没毕业，有的还近乎于文盲，面对这样一批文化程度极低的学员，这一次培训的难度可想而知。 培训班编排的课程有党史、工运史和工会工作方法等项内容，分别由这些青年教员进行讲授，课程表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学员们白天听教员讲课，课后和晚上还要参加讨论，共同交流学习体会。在培训期间还要走出课堂，组织学员到工会工作出色的单位去参观学习，听取他们对工会工作的经验介绍。 共产党大军在挥师南下之后，随着新解放区域迅猛扩大，各级新政权纷纷建立，急需充实大批基层骨干力量。与此同时，当地的共产党各级组织，运用党的组织原则和阶级标准，从社会底层选拔出在旧社会出生穷苦的实干型人材，把他们培养成为建国后第一批工农干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为人朴实，做事踏实，对党忠实。 这种用阶级观点选材用材的决择，无疑是符合建国初期的国情，后来长期的实践也证实了：随着一批又一批这样的工农干部，经过各种培训班短训之后，回到广大的工厂和农村，回到贫穷落后的边远地区，用他们的“三实”作风，与那里的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同甘共苦改天换地，让解放初期一穷二白的共和国大地，犹如枯木逢春，逐渐恢复了生机和活力。 共产党就是依靠那个年代的广大工农干部，用愚公移山带头奋斗的榜样精神，一点一滴来感动人民这个“上帝”;同时也是仰仗着他们不辱使命，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过硬作风，把社会主义的信仰和理想，一点一滴渗透到新中国大地的血脉深处。 此后，这种选拔和培训工农干部的方式，在毛泽东时代一直沿用了二十七年，为社会底层工农兵队伍里的大批优秀人材通往上层领域，开辟出一条史无前例的“绿色通道”。 朱赞成和所有的学员一样，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也是在这类的培训班里，从那些青年教员讲授的党史和工运史中，开始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性质，这才逐渐懂得了中国共产党人是在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领导下，力挽狂澜转危为安，经过浴血奋斗二十八年，付出巨大的牺牲和努力，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赶走帝国主义反动派，建立起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在培训班里的学员们，当然也包括朱赞成，尽管他们平生是第一次系统接受革命理论的培训，尽管他们受到了文化程度极低的制约，可是他们接受革命道理的自觉性十分高昂。这些学员都是从社会底层走过来的人，对于新旧社会怀有鲜明的感性对比，加之教员简明扼要和深入浅出的授课方法，不断地开导、启迪、拓宽他们的思路，很快也很自然地，学员们在认真倾听与思考之中，自己的心声与革命道理产生了共鸣。 在课堂上认真学习和思考的态度，使得朱赞成明白了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要为全天下劳苦大众谋求自由和解放的大道理;也明白了无数先烈们不惧怕抛头颅洒热血，面对着死亡放声大笑，是因为他们心里有“只要主义真”的崇高信仰;尤其是在革命理论的学习中，让他认识和记住了一切革命工作有两条根本原理：一条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一条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年轻的教员们还结合课堂教学内容，几乎是安排了对等的学时，让学员们分组进行自由讨论，以求达到速成消化的效果。教员们知道在短期培训中，也许对党史、工运史等理论的深厚内容，让这些工农出身的学员很难都能记得住，更谈不上理解了，但是对于其中一些革命的原理和原则，只要能够组织和引导好课后的讨论，让学员们轻松自由地围绕着主题，用各自的大白话交流学习体会，就一定能够在相互启发中，共同分享大家学习的成果。 朱赞成很喜欢参加讨论会，看到人人争先踊跃发言，从气氛上就很能感染人。每次发言前，他都要认真准备一番。但是，有一天他猛地发觉，自己似乎受到了什么局限，虽然头脑里装进了很多刚学到的新鲜道理，却总也抓不住要领，不管他怎么准备，谈论起学习体会，总觉得不如别人认识深刻。可是过不多久，正当好学上进的朱赞成，为此事苦苦烦恼时，在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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