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工作中历练与进步
从培训班回来以后，朱赞成的工作能力有了明显进步，在较短的时间里，他用崭新的工作思路，把浮桥镇店员工会搞得有声有色，受到市里领导和市工会多次表扬。可是，朱赞成并不满足，他仿佛已经找到了一种能够使自己生命茁壮成长的元素，这种“元素”此时已经是须臾不可或缺的——这就是当年基层干部们常说的“需要党组织的教育和帮助”。 大约还是在培训班期间，朱赞成便萌发了想做党所需要的那种人的愿望，在随后的时间里，这种愿望越来越加强烈。终于有一次，他到市工会汇报完工作之后，特地找到王传胪吐露出自己的心迹，他很激动地主动说出，想要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想法。王传胪听后十分高兴，立即给他讲了一些入党的常识和要求。听了这些要求之后，朱赞成坦诚地谈出自己现有的差距，但是王传胪还是给予他极大的鼓励，让他先向党组织提交申请，做好接受组织考验的准备，同时还要求他趁着年青要努力提高文化水平。 王传胪的见地是很正确的。由于长期受到文化程度的制约和影响，这几乎成为建国前后所有工农干部在成长中难以言表的短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深入，这种历史的硬伤在日后逐步地凸显了出来。 所幸的是，朱赞成有着很强的上进心，他当时就被点醒了。是啊，干好革命工作不能离开文化这个本钱，他总算认识到自己干工作的“本钱”太少了。那还是在培训班摸底时，当得知自己小学毕业的学历已经不算低了，他在心里还有几分小小得意呢!就是在后来下决心要积累跬步时，也仅仅是认识到阅历和眼界不如人而已，可是现在再回到工作岗位之后，他就明显地感觉出，自己不如人的地方还真是太多了——工作报告不会写，会议记录记不全，组织店员们学习文件和报纸，自己也单挑不下来，这些日常工作中的一切，尚需比自己文化高的同事来帮助才能够完成得了。 朱赞成在反思之中，想起了培训班上课时一位年青教员说过的话：“个人文化程度的高低，就像一只贮水木桶的围板高度，人的知识和经验如同水，被不断地装进桶里面，不管桶内的水盛得多满，水总是高不过围板的高度。所以说，谁今天不努力提高文化，他今后的工作水平，就一定会受到‘围板高度’的限制”——在当时，他感觉这位教员说得太知识化了，让人听后不甚了了，可是现在回想起来，仔细一琢磨，这话说得还蛮有道理的。 在解放之初还流行着一个牛气冲天的新名词。那时候，天下老百姓称道共产党的天下是“新社会”，于是乎“新社会”广泛使用的程度，堪与“新中国”媲美。“新中国”大多是官媒之说，而“新社会”大多是老百姓的口语。很可惜啊，在如今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新社会”似乎已在历史的旋涡中沉没了。 “新社会”新在哪里?忆想当年，共产党人刚进京执政初期，就是用集体“赶考”的诚意，开门见山干出了三件大事：一件是全民大扫盲运动;一件是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一件是在全国禁绝毒品和改造娼妓的大行动。这三件事都是国家级的天下大好事，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朝哪一代能够做得到的，就数共产党执政后说话算数，说到做到毫不含糊，打造出了一个现实版的活脱脱的崭新社会，让全天下的老百姓眼前一亮，齐声盛赞这是中华文明千年的大翻身!千年的大跨跃! 而在此时，如火如荼的全民大扫盲运动，让泉州地区的识字班、文化速成班、职工夜校遍地开花。朱赞成在心里想，老百姓生活在新社会里真是幸福啊，心里盼什么共产党就兴什么!不久，他就选择了报名市里开办的职工夜校参加学习——在那时已经算是“深造”了。 那时候的工农干部学习文化，是不带着半点儿功利目的，纯粹是为了能够做好本职工作而努力学习。凭着朱赞成当时已经提升的认知和觉悟，对于理解毛主席所说的“要让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基础上，实现在文化上的翻身”，这已经是不成问题的了。 在浮桥镇大扫盲运动中，店员工会不是主角，但是朱赞成还是能够认识到，这一场全民运动的实质是“让人民真正的站起来”，于是他主动把这项工作当成工会责无旁贷的份内工作，积极配合乡政府开展全乡的大扫盲工作。店员工会里的店员们几乎没有文盲，每个人多少都有点文化，有些老店员文化水平还不低呢，这个优势被朱赞成好好地挖掘了一番。在他的动员和组织下，许多有文化的店员和镇上有文化的年青人挺身而出，自愿为扫盲班当老师，这让乡里有了足够的师资力量，很快就开办了多处定点的扫盲班。每当夜幕降临，全乡镇处处是课堂，一片读书声。 与此同时，朱赞成把坚持参加职工夜校的学习，当成自己在文化上的翻身仗来打。在大扫盲的高潮中，朱赞成除了白天忘我工作，晚上还要到夜校里学习文化。职工夜校是在泉州市区内，离浮桥镇有十多公里，为了能够保证准时上课，朱赞成买了一辆旧自行车，从此风雨无阻，坚持读完了二年的学业，就是中途被调动工作单位，也没有中断在职工夜校的学习。在这一个过程里，他还把夜校的学习，与平时工作结合起来，自己模索出了一套颇有成效的学习方法。 这个时期的朱赞成开始格外关心起政治时事，逐渐地养成了爱看报刊的习惯，经常随身带着一本四角号码的老字典，遇到生字就现查现学。他还在工作中改变了公文和报告，皆由兼职文书代写的老习惯，遇事就自己动手先写个稿，而后让文书指导着修改，最后自己再工整地抄写出来。 在组织店员政治学习的时候，只要是不太复杂的内容，朱赞成感觉可以扛下的，就逼着自己赶鸭子上架，捧着材料照本宣科地念，每当念出错别字，有人发出偷笑声，他也不怕见笑，而是当场请教，知错就改，并诚恳地说：“我也算是半个文盲，欢迎大家为我扫盲”。 新社会良好的环境和人际关系，再加上他个人勤奋自强、锲而不舍的精神，朱赞成的文化水平很快就有了长足的进步。当他二年之后从夜校学习结业，就其听说读写的水平而言，根据当年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们评价，绝不会比当时的高中毕业生逊色。 正当朱赞成在职工夜校就读才大半年光景，突然有一天，市工会来电话通知，市委组织部来了调令，要求他三天内去市税务局报到。接完电话后，也许是这个调令来的太突然，朱赞成根本没有思想准备，一时间产生了不想“挪窝”的犹豫。他不愿意离开已经熟悉的店员工会岗位，也不想离开已经很熟悉而又有感情的同事们和领导，在这种狭隘观念的支配下，他便下定决心跑到市工会试图说服领导，极力想争取把自己留在市工会…… 这次调动的由来是：市工会早就把朱赞成列为后备干部来培养，经过一年多的培养和考察，领导们对朱赞成的工作表现十分满意，决定上报市委组织部，提出调动其到市工会机关工作(成为脱产干部)，可是事情的结果，太出乎市工会领导的意外。经过市委组织部对朱赞成的考核，发现朱赞成不但政治素质好，而且还具备一定的商业工作基础和经验。在解放之后不久，省里就要求各地市把国税和地税两个局合并，由于税务部门旧人员留用较多，合并之后需要充实一批新人，市委决定新充实的人员应具备政治和业务双重素质，组织部门就是根据这个要求，决定选调朱赞成到新的市税务局机关工作。 王传胪并不了解组织部的意图，他为了惜材不想放人，组织部来征求意见时他力争改变人选，结果被组织部长猛剋了一顿。那时候党内的组织纪律是很铁的，被上级扣上本位主义的帽子很不是滋味，刚进城的年代里党风普遍纯正，每一级领导对自己的党性要求，全都是毫不含糊的。当朱赞成来找王传胪时，他不但不听朱赞成的个人理由，反而先将其狠狠地批评了一通，之后用命令的口吻说道：“你必须无条件地服从调令，这是市工会党组对你的要求，也是对你的考验。”面对着老领导的一脸严肃，朱赞成终于明白了这份调令的份量。 这时朱赞成还是一名“党外人士”，还没有经历过任何的党性锻炼。起初他懵懵懂懂地认为，反正是调到市里工作，到哪个部门不都一样吗?当然啰，能选择留在市工会，对于自己对于工作都会更为有利嘛! 可是当他看到一向很亲近的老领导，态度是那么铁面无私而又饱含期待，即刻醒悟到是自己的行为已经与组织的要求存在差距了。响鼓无需重锤敲。老领导的态度让朱赞成读懂了什么是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个人对组织的调动只有服从和奉献。于是一个及时的猛醒，让他很羞愧地向王传胪检讨说：“党组织在培养我，我却很无知，光强调个人的理由，有负党组织的爱护和培养。我知道是自己错了，立即改正。现在就回去办理移交，保证按照调令上的时间去报到”。 对于一个刚走上革命道路不久的新同志，突然遇到关乎个人前途的选择上，常常会因为头脑单纯而出现一念之差，这个时候上级领导能及时地批评纠正，显得是何等的重要啊!许多年以后，朱赞成每当回想起这件事，他对老领导，对那时共产党队伍上下级之间纯正的同志关系，充满着寸草之心的感念。就在此事过后不到二年，朱赞成便当上了某局副局长，王传胪有一次遇见他，高兴地调侃说：“如果不是组织部长批评我，我再批评你，把你硬赶出工会，你的进步，怎么会这么快呀!” 诚然对于朱赞成而言，这次调动确实是他工作履历中一次极其难得的机遇。 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彻底废除了搜刮民脂民膏的旧税制，实行集中统一的税收管理体制。势在必行的税收新政，是从建立纳税户必须凭原始发票申报纳税开始，这项工作的起步是十分艰难的。那时全国各地尚未实行统一印制的发票，工商户主的经营活动零星复杂，纳税环节多，容易发生错漏，此外各类工商企业的财务制度普遍不健全，所以在新政初期，社会上偷税漏税现象十分严重，不能适应泉州市经济建设对财力的需求，这就促使市委开始重视起税务工作。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重新组建的市税务局，为了推行国家的税收新政，积极改进全市税收的征管办法，决定以城镇私营工商业户为征管重点，分别采取驻厂征收、查定征收和起运征收的办法。令人抱憾的是，虽然局长们的工作思路很清晰，可惜下面办税人员对于新政业务不熟悉，经常出现一些违纪收税的情况，导致推行新政的成效不明显。 朱赞成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市税务局报到，被分配到稽征股的专管小组。这个小组是负责检查指导各集镇申报站的工作。初来乍到新单位新环境，朱赞成给自己定位就是一名普通新兵。他每天自备水壶和干粮跟着一位老税务下到基层站点去检查工作。这位老税务是个留用旧人员，他的业务能力强，敬业精神好，待人真诚热心，给朱赞成留下极好的印象，就尊称他为“师傅”。 这位老税务也很喜欢新来的朱赞成，在相处一段时间后，他就发现朱赞成跟自己很对味，都属于在办公室里坐不住的那类性格，喜爱跑基层，哪个站点有需要就奔向哪里;他还发觉朱赞成十分好学上进，凡遇不懂的问题就逢人求教，不弄懂弄通决不肯罢休。让他更为惊讶的是，竟然发现朱赞成打算盘和查账的功夫与自己不相上下!朱赞成跟着这位亦师亦友的老税务，每天在工作中边干边学，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对于业务便逐渐地熟悉了起来。之后在师傅的悉心指导下，朱赞成很快就有能力独立发现和查处纳税户的违章案件了。 税务局的领导们对朱赞成进局后的表现非常满意，仅在周年之际，就让朱赞成实现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愿望。不久，出于工作的需要，朱赞成被任命为检查股(后改名监察股)副股长。在上任前，分管副局长专门找他谈了一次话。这位南下来到福建的北方老同志，在工作上有着敢抓敢管的魄力，还有着很强的党性和政策水平。他对朱赞成讲到了局里税务队伍存在着许多作风不正的现象，这些来自社会上的反映已经引起了市委的重视，要求税务局党组必须整顿作风带好队伍。为此，局里要求朱赞成上任以后，在股长到省局学习期间，要担负起全局整顿作风的大检查工作，对内进行作风和纪律的检查，对外组织纳税政策执法检查，坚决查处所有违法的人和事，从而推动内部的作风建设。 有了局领导的工作交底和指导，朱赞成很快就找准进入角色做好工作的关键所在。他首先狠下了一番功夫，把与其工作有关的法规和制度作了全盘的了解，同时对股里也进行新的分工，重新划分各小组与定员定岗，责任落实到人。他自己负责带领检查小组，深入到各基层税务所站开展行政执法大检查。 大检查工作是在分管副局长直接指挥下进行的。这可是极难得的学习机会，朱赞成在耳提面命之中，深切感受到这位带有鲜明北方性格的上级领导，对于税务工作有着极强烈的革命事业心，而且其能力也很棒，作风公道正派，拥有群众公认的威信。 通过大检查，对内发现了一些违反政策和涉嫌贪污的人和事，对外也查出了十几家私营企业造假账偷漏税的问题。每当朱赞成把查处的问题向分管局长汇报时，这位领导都要亲自过目原始证据等材料，一旦发现证据不全或者定性不准，就会严厉批评朱赞成，并且毫不留情地推翻他用加班加点才完成的材料，要求补全证据重新定性。倘若他发现朱赞成对工作产生畏难情绪，便会把批评变得更加严厉，完全不考虑对方的心理承受能力。孰不知，这就是他进城后走上领导岗位的工作特点——以大公无私的威严，让部下把压力转化成动力。他长期以来，就是这样经常地严厉批评和严格要求部下，毫不顾及情面，严肃多于温情，习惯于用一种深藏恨铁不成钢的大爱，忠诚地为党的税务事业打造队伍，培养作风。 在那个年代，但凡有所作为的领导方法，都是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从大事着眼小事入手，处处教育下级要自觉地干好本职工作，必须让他们懂得这是最起码的觉悟，凡是其中能得到上级表扬的，只能是表现突出或是特别优异者;如果发现下级做错事或者误了事，那么一定会及时给予批评指出，让下级知道错在哪里，避免今后再犯，否则便是自己的失职。这种以批评为主的领导方法，既是当领导的职责所在，也是管理干部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对在身边工作或者重用的部下，这样不讲客气的批评就更加严厉，更是家常便饭了。 而如今这些人已经被新一代人尊称为革命老干部，忆往昔他们刚进城“做官”时，盛行的就这种最经典的领导风范——“批评多表扬少”。正是这种严字当头的领导风范，一直鞭策着朱赞成在工作中快步地走向成熟。 这个时期的朱赞成，对于分管副局长的严厉批评，也是完全能够从党性出发，不但心悦诚服地接受批评，还能把这种批评当成提高工作效率和能力的学习机会。每一次受到批评后，他都会自觉地对手头的工作做一番审视，检查与局长要求的具体差距。 朱赞成很佩服这位分管副局长丰富的工作经验。当时正处于“三反五反”运动的高潮，为了防止出现执行政策上的偏差，分管局长很重视接待上访群众、批阅群众来信。他还时不时地带着朱赞成对他们进行回访，认真倾听对方的看法和意见。不论查办大小案件，他都要求经办人员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办案，绝不准许违规走样。每当办案中疑云密布时，他就会出点子，教诲朱赞成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走出机关扩大查访面，自己要参与调查取证，掌握第一手材料，从中寻找有价值的线索，然后亲自动手解剖麻雀。当股里把办案结果呈报以后，分管局长十分清楚在集体研究时，对于各种事实需要有客观的理解和共识，这是保证党委正确定案的先决条件。此时，他为了确保材料过硬，总是要用挑剔的眼光审查材料上每个细节，但凡认为内容不过硬，就坚决地退回，这时候对朱赞成来说是压力最大，锻炼也是最大的。 在分管局长的传帮带之下，朱赞成学习到了许多办结案件的好经验，他很快就能够恰当地运用到工作中，逐渐把握住办案的基本原则：一是要查核可信和配套的证据，二是要掌握好政策精神对基本事实作准确定性，三是要依法处理宽严恰当。在分管副局长领导下，他与股里的同志们一起成长着进步着，他们所有查处的案件，不但都得到局里的认可，也得到社会上广泛的好评。 在“三反五反”中，市税务局内部查出了数名贪污蜕化分子，使全局工作人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与此同时，也查明了一批不法资本家的违法犯罪行为。他们中有的人还利用金钱女色等方式来勾引腐蚀税务干部，把他们拉下水，从而达到偷税漏税的目的。市税务局对于这些人根据情节轻重，全部进行了公开处理，以此表明清除内部腐败的决心，受到了广大工商税收户的普遍称赞。 有一次，市工商联合会召开座谈会，局长指派朱赞成去参加。在会上，与会的工商界人士对市税务局近期焕然一新的执法面貌，给予了一致的肯定和好评，而且要求朱赞成介绍经验。朱赞成就趁此机会，把局里关于提高办税透明度、采取民主评税、社会参与监督、违章处理办法等新出台的规章制度，进行了一番很有条理的宣讲。 朱赞成的发言，引起了也来参加座谈会一位市委领导的注意，散会后他留下朱赞成与之交谈，对税务局执行制度的具体做法，饶有兴趣地作一番了解。通过这次交谈，这位市委领导发现朱赞成是一个既懂政策又懂管理的人材，而他自己分管的部门中，当下缺的正是这种干部。 不久，市委组织部长来找这位市领导商量干部配备工作，趁此之机，这位市委领导提出要调朱赞成到市民政局工作。这让组织部长感到有些为难。他知道，税务局党委已经把检查股拆分为监察股和税政股，拟任命两位新股长的审批报告，此时正放在他的案头上，其中有一位就是朱赞成，然而，这位市委领导提出的需要调人也是有其充分理由的。当时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虽然全市工作处在一片大好形势下，但还是暴露出城区街道内，最基层组织的建政工作，仍然是个极其薄弱的环节，那里急需得力的干部去开拓局面。最终还是党性和组织原则，让组织部长选择了支持这项人事调动的意见。 组织部长对朱赞成并不陌生，前年从工会调出就留下颇深的印象，但这一次为了避免调动会有阻力，他巧妙地采用了“先借后调”的办法。不久之后，朱赞成被顺利地借到市民政局帮助工作，三个月后被正式任命为市民政局副局长，分管全市城区的街道工作。 1949年刚进城的共产党，在建立红色政权初期，全面取消民国时期保甲制度以后，随即就面临着如何有效管理城市市民的新课题。虽然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共产党积累了改造农村旧政权的丰富经验，可是这与管理城市毕竟是两码事，所以，当时在缺乏管理城市经验和手段的情况下，共产党人走过了一段不同寻常的探索之路。 解放前的泉州市，是一座工商业和文化较发达的东南沿海中等城市，又是专署长期所在驻地，国民党的统治根基比较深厚，对于过去旧政权的影响若不能彻底根除，城市里新的红色政权就不可能稳固。 朱赞成未到市民政局分管街道工作之前，泉州市街区管理的大体状况是：共产党在接管该城市政权以后，先是取消了城区的保甲制度，进而采用大民主建政的方式，把旧政权长期延用的如“治保会”、“灾民救济会”、“救火消防队”等自治组织，由新政权召集起来进行协商，推选有声望的民间人士，在城区内成立北、中、南三个镇级办事处，后来又改镇为区，下辖21个街巷委员会。由于街巷委员会人员构成复杂，不同阶层的人员观念和办事准则不易一致，结果被一些表面拥护共产党暗地利用基层自治的不纯分子钻了空子。他们利用街巷委员会议事与办事制度不健全，在发放救灾扶贫款、组织社会民间活动中，经常个人自以为是，各行其事，挥霍浪费了大量的筹集经费，还存在着贪污犯罪的行为。更让市政府不能容忍的是，街巷里一些游手好闲的、对现实不满的各式散民，十分热衷传播境外电台的小道消息，每逢朝鲜战事或台湾海峡有点动静，这些人就异常活跃，极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对此，各街道办事处一推了之，说是公安都管不过来的事街道办事处也管不了，抱着放任不管的态度。 这些问题在三反运动中暴露了出来，促使市委下定极大决心，要对城区基层自治组织进行全面整顿。于是，在1953年5月撤销市区内区级管理建制，把21个街巷委员会改称为居民委员会，直接交由市民政局分管。市委把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朱赞成，对他寄以厚望。 此时的朱赞成年方24岁，参加革命工作不到四年，入党刚满一年，就出人意外被市委越级擢升为民政局副局长，还让他挑起城区内四个街道党总支书记的重担。这件事在当年，也曾引起市委机关的热议，有些人并不看好这位嘴上没毛的小伙子，就连那些熟悉和了解他的老领导，在为朱赞成进步而高兴的同时，也为他捏着一把汗。 这些人的担心也许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一年新中国要完成两件举世瞩目的大事，赶巧被朱赞成撞上了，也成了他赴任的一场大考。 此时的新中国正是百废待兴之时，摸清人口状况，了解基本国情，已成为新中国民主建政和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工作。1953年4月，政务院就发布在全国进行首次人口普查的指令，并确定以1953年6月30日24时那一刻，作为标准时间。 我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无疑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尽管省、地、市各级领导都极为重视，然而作为最末端的街区如何对接运作，显然是朱赞成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此时的朱赞成并没有被组织上的重用而冲昏头脑，此前他在不同工作岗位的历练，那些老领导们给予自己不计较名利地位、忠诚于党和人民的党性教育，让他清醒地给了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他淡定地认为自己职务上的变化只是工作的需要，在革命队伍里自己仍然是一名新兵，如今来到新的岗位上，只能用新的学习姿态来应对新担负的工作重任。 他已经从老领导那里学会了凡遇到大事，先认真学好上级文件的习惯。通过学习，他深刻领悟到这次人口普查的意义非同寻常，是与党中央决定在同一年实行第一次全国普选密切相关的，同时也是为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作开篇鼓劲。党中央的这一重大举措，是给全国人民一个积极的信号：新中国从此走上了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康庄大道——党中央要用经济建设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为新的人民政权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如此的解读中，朱赞成的热血沸腾了起来。是啊，党的宏伟蓝图给了那个时代无数向往共产主义理想新一代的年青干部，注入了可以把自己理想燃烧起来的新元素。朱赞成在心里默默地重温着自己入党时的誓言，此时的他，坚信为党和人民干实事的盛世大舞台就在脚下，他决心以自己的全部热忱投入到现实之中，做一名无愧于时代的好党员好干部。 朱赞成的人生理想在升华。此时的他，就像一株盛夏里迎着烈日茁壮攀高的爬墙虎，只要能为美好理想里的社会主义大厦遮阳挡雨，心甘情愿地奉献出生命里的片片绿叶。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这是税务局分管局长曾经用毛主席的名言来教诲过他的话，此时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句话，已经成为了朱赞成的行动指南。他在借调的三个月里，就对21个居委会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发现每个街道党支部里，不但党员的数量少，而且是文化低能力差，党支部在群众中威信和号召力不够，难以面向居委会发挥应有的领导作用，这才导致了居委会工作乱象丛生。 他在调研中还发现，闲散在街巷里的青年人，不少都是有文化有志向的，很愿意用自食其力的劳动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苦于无法实现就业，只得游手好闲蹉跎年华。他还了解到许多定居城区的归侨，他们虽然生活优越但十分爱国爱党，常想着为社会公益尽些绵薄之力，但又瞧不起只会上门动员捐款却干不出实事的街道干部。 朱赞成还在暗访中发现了许多很严重的问题：比如一些被政府划定为反革命或坏分子的人，在得到宽大处理回到城区居住地之后，并没有真正悔过自新，而是利用他们在社会经验和文化上的优势，千方百计地拉拢腐蚀少数街道干部，怂恿妇女大搞迷信活动，教唆青年人偷看黄色书藉，灌输旧文化旧思想的腐朽影响，还会经常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趁机散布对抗政府的反动言论。 在一番深入调研之后，形形色色的问题千头万绪，时时盘缠于朱赞成的脑际，让他不停地昼思夜想。初次独挡一面的他，面临如此陌生而复杂的局面，试图使尽浑身解数，但仍然没能够找到开展工作的切入点。 此时，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工作的时间表已经刻不容缓，地委开始全面地布署“两普”工作了，市委也组织起工作组随即开展工作，形势倒逼着市民政局连夜召开会议听取朱赞成的汇报。朱赞成在会上花了两个多小时，向局长和书记详细汇报自己调研的情况。局长和书记在认真听完汇报后，一针见血地明确指出：街道和居委会当前工作状况不理想，问题在于党建状况不理想，眼下的普查和普选工作在即，这样两项举国大事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完成，必须立即从调整基层党支部下手。他们当场就授权朱赞成负责整顿原有各街道党支部和改建统一领导四个街道的党总支，重新搭建各个居委会的班子，还可以把流于形式的自治组织撤销掉，重新分类建立起不同的民主管理小组。 听完局长和书记的决策意见，朱赞成由衷地佩服。他在心里想，这两位领导真是有本事，自己汇报了那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他们一下子就能理出头绪，找准切入点就果断拍板，那些看似难以解决的问题，经过他们举重若轻的指点，自己的工作思路立马就被点活了。更让他感动的是，两位领导共同鼓励他放开手脚干工作，只要是“两普”需要的，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局里就是你的后盾。 有了局里当家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朱赞成觉得心里格外踏实，在这样有魄力的领导手下干工作，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他很快就拟好调整各个街道党政班子的方案。这是一个思路活跃而又不失周密细致的方案—— 解放初期的市民政局，是市政府最主要的办事机构之一，人事、劳动、侨务等事务统归民政局署理。恰好逢1953年市政府机构扩编，欲将上述职能划出，另起炉灶，朱赞成就抓住这一良机，在方案中提出从局里借用一批人员，让他们先到街道和居委会指导帮助工作，直至“双普”工作结束。 朱赞成又考虑到“双普”工作在即，若临阵换将过多，必然影响当前的工作。为此他决定，在对班子作必要调整的前提下，对于原班子大部分成员仍然需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继续留在班子里发挥熟悉街道工作的优势。 根据朱赞成巧借东风的这种设想，为了解决街道干部文化低和政策观念差的矛盾，可以因地制宜向局机关巧借得力的人材，让这些机关人材以挂职或协助的方式，帮助街道完成这次政策性很强的“双普”工作。这样一来，既能锻炼机关人员基层工作的经验，也不会影响到他们个人的前途。对于这种两个优势互补、两个积极性一起调动的组织策划，无疑是一种极佳的方案，所以，很顺利地就获得局班子的通过。 街道和居委会的班子很快就搭建好了，少数不纯分子全都被清除掉。在实际运转之初，朱赞成非常注重抓好两个重点，这也是为了贯彻局里党政一把手的意图：1、突出党支部在居委会的核心作用;2、做好居委会工作一定要教育、组织、动员好普通居民群众。 至此，21个居委会的工作都是在各街道党支部的领导下展开起来的。新的党支部工作面貌很快就焕然一新，在市委工作组的的指导下，各支部成员和机关干部编组蹲点，深入到各个居委会，全面布置和落实“普查”的宣传动员工作。 党做群众工作从来都是用宣传来打头阵，这也是朱赞成在工会时就学到手的好本领。他启动的第一项具体工作，就是在城区的街头巷尾建立起党的宣传阵地。于是乎，各个居委会把“双普”的意义、内容、法定步骤和程序，以及党的相关政策，很快就变成为街头巷内的宣传栏和标语的内容。当这些宣传内容展现时，着实让不少有文化的居民们吃惊不小，他们发觉这些宣传内容不但浅显明白，而且富有新社会的时代感，能够把党的号召力，成为强烈的吸引力，让人一看就明白，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朱赞成懂得街面上的宣传效果是有限的，只有深入每家每户才能把“双普”的要求落到实处。于是他又组织各街道办起了“双普”辅导员培训班，把有文化的闲散青年们组织起来，通过集体培训让他们和居委会干部一起入户进行宣传。 这是一个万众一心干实事的年代。那些从机关借用来的干部，工作热情无比高涨，无论是街头宣传，还是入户宣传，他们的才干都得到了充分地发挥，这让居委会里的居民群众从中学习到不少党的政策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常识，从而意识到自己忠实地履行普通公民的义务，这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也是一件有实际意义的政治大事。 入户宣传、登记、核对、复查，每个环节都是一个极其深入细致的工作流程，当年全部是依靠人工现场操作来完成的。朱赞成坚持身体力行，他和普通一兵一样，每一天都要抽出时间跟随辅导员一起入户检查和指导。午饭都是自备干粮，经常早出晚归，尽管工作条件很艰苦，但他每天也都在人民群众中接受教育和收获感动。正是他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让他有机会近距离地感受到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真心的拥护和支持。在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把第一次人口普查和普选，都当成是自己有生之年第一次成为国家主人的象征，人人都倾注出巨大的热情，积极响应和全力支持。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终于在国家规定的标准时刻，全市21个居委会保质保量完成了第一次全国普查人口工作(泉州城区总人口是96577)，受到了市委工作组的好评。 人口普查为“普选”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但是朱赞成和他的21个居委会，丝毫没有松懈自己的工作劲头。在工作实践中，朱赞成逐步认识到讲政治，对于建设基层政权的重要性。这一次普选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向人民民主专政迈出的重要一步，是要在普选的基础上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让各级人民政权接受人民代表的监督。 为了保证被选出的人民代表具有广泛代表性与合法性，朱赞成的态度毫不含糊，坚持每一步都依法办事。他要求选民资格审查小组的同志们，必须按照毛主席颁布的《选举法》，用一丝不苟的态度，对所有登记的选民进行资格审查，若有疑问就找公安机关进行甄别，确保每一个合法选民都拥有选举权，同时对国家专政的对象一个也不能放过，由各居委会造册上报到派出所确认，不但依法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还要让居委会新建立的治保小组实行就地监督。 有效打击人民政权专政的对象，才能确保全民大选的顺利进行。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与三反五反运动，促进人民的政治觉悟得到提高，给予实施《选举法》创造出良好的条件，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热情。 这一年12月底，全国各地同时启动普选程序。全市选民踊跃参加，把选举人民代表的日子当作节日，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秩序井然的聚集到各投票点，庄严地行使自己的选举权。不久，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宣告成立——根据普选记载，全国各条战线众多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战斗英雄，当选为各级的人民代表，成为第一届人代会里最亮眼的强势群体，标志着劳动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已经迈出了历史性关键的一大步。 朱赞成圆满地完成了“双普”任务，同时也为城区四个街道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稳固的基础。此后他开始倾注全部精力，抓住机遇做好两件大事：第一是广开门路发展经济，为城区居民解决民生和就业问题;第二是组织成立街道基干民兵，配合公安建立起每个居委会的治安网，确保城区人民的安居乐业。 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施，给了泉州地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这让朱赞成久困于心的难题，迎来了解决问题的大好良机。在泉州城区近10万居民里，有着许多手工业的能工巧匠，解放前夕的经济萧条，逼迫他们倒闭破产。这个时候，朱赞成就带着工商部门的人员上门动员，努力劝说这些人重新开店，为繁荣民间经济作贡献。不久，就有几家钟表和裁缝店开张了。此消息在城区传出，很快就有了跟风效应，城区街面上个体经济逐渐活跃了起来，待业青年就业难的问题也相应得到一些解决。但朱赞成并不满足，他从报纸上看到上海市居委会创办街道小企业的新闻受到了启发，于是就开始向一些侨属募捐，也向局里民政科争取到少量的扶持资金。虽然所筹集的资金有限，但他和街道里的同志们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创办起了小五金加工、服装加工、糕饼点心加工等小作坊，这是泉州市最早期街道创办 小企业的雏型，后来发展成为街道解决居民就业的一条重要门路。 新中国的缔造者伟大领袖毛主席概括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然而在朝鲜战争之后，蒋介石倚仗获得美国巨额军援的支持，不甘心其对大陆的捣乱和失败，不断加快了反攻大陆的脚步，似乎东南沿海又临战事!老蒋殊不知，毛主席人民战争“藏兵于民”的方略，此时正在福建前线的海防斗争中大显神威。据记载，从1950年到1971年，台湾派遣武装匪特窜犯泉州地区达数百次，由于沿海部队和民兵的严密防守，勇敢战斗，所有进犯之敌未能得逞，有的被全歼，有的被活捉，只有少数得以逃回。 1952年12月国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1953年下半年，晋江地区实行普遍民兵制，全区编制内民兵总数达19万之多。就是在这种全民皆兵的大好形势中，朱赞成遵循市人武部的布署，参加组建泉州市城区民兵营，成立起四个民兵连，其中有200多人组成基干民兵连，这是民兵营的核心力量，全部配备武器。从此，这支劳武结合，亦民亦兵的队伍，成为泉州城区保境安民和抢险救灾的生力军。在此基础上，朱赞成还在各居委会成立了联防小分队，负责捕捉特务和罪犯、监视戴帽的反革命和坏分子，同时还担负夜间大街小巷的巡逻任务。在朱赞成主持街道工作期间，是泉州城区街道治安状况最好时期之一。 朱赞成在市民政局工作近三年，出色的政绩可圈可点，让市委领导颇为满意。不久，人们就从对他一项新的任命上看出，市委对他有着多么大的信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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