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大干社会主义的成长和挫折
中国自古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经过近百年战乱和社会混乱，到1949年解放初期，广大农村赤贫化异常突出，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粮食问题成为治国安邦的第一要务。当时就有西方的政治家曾经预言：共产党政权根本无法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然而，中国共产党人不信这个邪，以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在农村实现“耕者有其田”，迅速摆脱封建生产关系，极大解放了生产力，让广大农民热情空前高涨，全国粮食连续两年丰收增产，然而这种传统小农生产的模式，无法解决新中国尽快走向工业化的问题。 从1951年到1956年，党中央开始引导农民走互助组道路，进而迈向农业初级社、高级社的合作化道路。就在1956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泉州市决定把市郊八乡合并成东湖、笋江、南台三个乡，在这一次干部调配过程中，市委决定调朱赞成担任东湖乡党委书记。 这又是一次出人意外的任命，让朱赞成缺乏思想准备，有一种突然被“改行”的感觉。在任命之前，市委第一书记和组织部长一起找朱赞成长谈了一次。朱赞成坦露自己从未做过农村工作，缺少经验和水平，改行做农村工作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上的优势。可是组织部长却不这么看，他说：“你原来没有干过街道工作，去了能够把群众组织起来，干得很好，说明你的组织能力不一般，党的农村工作说到底，就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你具备有这方面的优势。”他又说，“为什么让你改行去抓农业呢?因为市里缺少能力和水平比较全面的农村基层干部。我们现在大办高级社，主要学习苏联办集体农庄的经验，可是国情不一样，不能照搬照学，要因地制宜。我们这里是闽南沿海地区，对面就是敌占岛，农村基层情况复杂，需要本地党员干部，而你是土生土长，语言相通，习俗相同，熟悉当地的民情，又有贯彻执行党的大政方针的能力，我们组织部门经过考察筛选以后，认为即使让你改行抓农业，你也是有能力很快就扎根，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变外行为内行……” 市委第一书记郑种植接过话头，亲切地说：“小朱啊，你还很年轻，年轻就是为党和人民干工作的优势。况且你不但年轻，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那就是善于在工作中边干边学， 肯开动脑筋，能开创局面。这次市委调你到农业第一线去挑重担，让你把东湖乡的几个高级社组织好，巩固好，把那里的农业生产抓好，把收购粮食的任务搞上去，保证让农民手中有粮，保证国家粮库也有粮，这样才能体现出搞农业合作化，对国家和农民是有共同的好处。现在我们已经把仗打完了，但国家搞经济建设千头万绪，首先不能不狠抓农业，尤其是要抓好粮食，没有粮食就没法子办工业，就不能建设强大的国防，打下的人民江山就坐不牢。为什么要在土改之后，党中央又提出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就是这个大道理。” 市委书记还谈了他对农村现状的见解：“如何引导和组织农民走集体化道路，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的农民善良、勤劳、朴实，愿意听从党的号召，对政府也很服从。但是也有不够好的一面，比如说受到封建陋习影响很深，小农经济思想严重，旧的生产习惯不易改变，表面上搞合作化轰轰烈烈，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不少。有一部分社员入社后，觉得吃亏了，或者不习惯，又闹起退社，这种情况有被坏人挑唆的，有自己打小算盘的结果，也有干部本身工作作风的问题，总体情况比城市工作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市委书记还谈了期望和嘱托：“你不能简单地认为到农村去工作只是‘改行’，市委是让你带着党中央的大道理，去那里结合东湖乡的实际，做一篇如何走好集体化道路的大文章。希望你能在粮食生产上大有作为，让农民们看到走集体道路未来的前景。这项任务艰巨而意义深远，仅仅用‘改行’的认识，是转换不好角色的。我们是站在新中国起跑线上大干社会主义，谁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本事。因此，你要准备脱掉几层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向土改干部学习，向农民群众学习，向农技人员学习。你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话，只有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好群众的先生。” 朱赞成带着市委领导的期望和嘱托，简朴低调地来到东湖乡赴任。他一踏上这片土地，马上就被碧绿田野里人勤苗壮的景象感染了。一块块农田里正在干活的人们，手脚忙碌不停地劳动着，那种耕作方式显然是有组织的分工，不论是锄草、施肥、浇地，全是分组在一块干活，井然有序，人们的热情非常高涨。朱赞成知道这是合作化后，组织集体劳作的情景。这让他忆起小时和家人改造菜地的情形，那时候在穷乡亲们的帮衬下，让他感受到人多力量大的好处，可是那种好处的局限性太大了，只能是一时一事的，最终还是摆脱不了穷人继续受穷的命运。抚今追昔联想到党的农业政策，他从内心里不禁产生出颇多感慨：从前一家一户力薄人穷，谁帮谁都改变不了一辈子当穷人的命运，而如今党引导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实现了全村一家人，全社一家人，如此这般生产能力的巨大变化，这才是真正的凝心聚力啊!从今往后，翻身农民不愁没有好日子过了。他开始越来越相信这是一个理想中的好模式：只要把中国的农民组织起来，让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凝聚在走集体化的道路上，这样才是农业上最好最现实的生产力。 然而，令他想不到的是上任第三天，乡里的某高级社发生了一起社员闹退社的风波。原来在这个高级社成立之时，许多农民私有的龙眼、荔枝等果树也被无偿入社，引起了部分群众不满，眼下龙眼挂果在望，距离收获已不远，不满情绪又弥漫开来了，部分社员吵着要收回果树，不然就要求退社。但是社里领导的态度很坚决，私产入社就是公产，谁也不能私分，谁分就是破坏合作化。朱赞成闻讯立即赶去，经过深入调查，弄清了问题症结所在。他与乡里其他领导一起商量，决定遵照党的农村经济政策，要求各社各村领导要从实际出发，按照省委批转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在巩固合作社工作果树入社的意见”的精神进行处理。 朱赞成亲自来到事发的高级社，努力说服了社里的领导，同意将社员入社的果树重新进行折价，分期还款。同时还决定挑选有经验的果农负责管理，实行定工、定产、定成本的三定一奖一赔(超产奖励、减产要赔)方法，以利于搞好果树生产，增加全体社员的收入。经过这样处理，部分社员的合理利益得到了照顾，社员们的生产积极性又被调动起来，风波自然就平息了。这一经验在全乡得到了推广。 朱赞成一心要把市领导交代的粮食任务搞上去，特意下了一番大功夫，对全乡粮食生产进行细致地调研，在广泛听取多方意见后，决定要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逐步改变“种田没功夫，只靠手脚粗”的耕作旧观念。为了筹划好此事，他让乡里农技站选用矮化良种南特号，先在数十亩水田里进行试种，采用新技术实行选种，稀播种、育壮秧，合理施肥，适当密植。到了秋收，单季亩产竟达600多斤。这比传统耕作的产量，高出了二成多。第二年开春，朱赞成就在东湖乡各社各村，安排大面积播种南特和陆财号等良种，采用间作改连作的新技术。 在插秧之后，田野葱绿，水稻长势喜人，一派生机盎然。朱赞成盼望着老天能够风调雨顺。为了来年进一步调动社员们的积极性，他对这个丰收年的到来，充满着无限期盼。可是，在完全靠天吃饭的时代，农业生产上的风险，实在难以预测。 果然叵测，天公不作美。1958年7月中旬，晋江地区因风涝受灾，海堤决口365处，全区农作物受灾达100多万亩。 当连日的狂风暴雨到来之际，朱赞成看见洪水所到之处，路断、坝塌、地冲，庄稼倒伏，他心急如焚，连夜召集乡社领导开会，布署完分工后，他立马召集党团员和基干民兵，迅速组织起抢险队，带头冲进雨里、水里、泥里同大洪水进行搏斗。他们不顾危险，直奔受淹的房屋和仓库，从里面抢救人，抢救牲畜，抢救集体和社员的粮食与财物…… 经过数昼夜奋战，洪水渐渐退去。当社员们看到眼前的灾后惨状，村村都是房倒田毁，家园残破凌乱，于是人人都无比痛心，一片唉声叹气。此时的朱赞成，心情比谁都沉重。天降大灾，这让他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他看到大家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首先想到要如何安抚干部群众的情绪，如何鼓舞他们救灾的勇气和信心，如何把生产自救的力量组织起来。为此，他在安顿好灾后困难社员的生活之后，马上连续召开乡党委会、乡社村干部联席会、社员大会等一系列会议，及时传达地委、市委抗灾救灾的通知，全面布置“六抢”(抢排水、抢洗苗、抢收、抢种、抢晒入库、抢种晚地瓜)的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竭尽全力投入到生产自救之中。 恢复灾难造成的创伤，既要抢救庄稼，又要整修房屋，到底是先顾生产还是先顾生活呢?乡党委的意见没能够一致，这让朱赞成十分为难，他知道救灾有轻重缓急，抢种庄稼不能违背农时，所以坚决主张先抢救庄稼，于是他拍板集中劳力参加“六抢”，也允许安排少数劳力抢修重点危房(仓库、学校)。可是，各社各村在执行的时候，却发生了村里干部偷调劳力为自家抢修危房，从而影响到“六抢”任务的落实。这件事被市里检查组知道，被通报批评了。受到批评后，朱赞成意识到是自己布置任务时有疏忽，被某些私心重的村干部钻了空子。这让他心里很恼火，但是此时头脑必须冷静，他先主动向市里作了检讨，把责任扛了下来。事后，他还是在社员大会上严厉批评了一些村干部。 朱赞成认真考量全乡的生产自救计划：“六抢”的重点是保粮食，保粮的重点是保社员的口粮。目前水稻损失已成定局，只有靠种地瓜来补救。为了不误农时，他果断要求各村在生产自救的第二阶段，全力以赴抢种晚地瓜，投入全部劳力，并要求每天报告栽种面积，由乡领导分头下村检查。 这一年，全乡的粮食生产因为天灾遭到较大损失，可是晚地瓜还是获得了大丰收。灾后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得到了恢复，当社员群众看到逐渐恢复的家园，在大灾之后，家家户户还能分到足够的口粮，人们开始笑逐颜开，欢欣鼓舞。他们第一次看到在合作化以后，特别是人多力量大和能够战胜大天灾的集体优势，从中也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希望。 1958年开始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40条纲要)，并在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催生出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从此改写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史。 晋江地区在惠安县也办起了第一个人民公社，其后公社化进程迅猛推进。到了10月，全地区都实现人民公社化。由于没有经验，人民公社在创办之初，在规模上颇具以大为美的形式。此时，福建省各地区的行政区域为此也发生了些许变动。晋江县有两个乡5万多人口，以及南安县丰州区的部分自然村，与泉州市郊原有的三个乡合并，在新构成的行政区域内，分别成立了北峰、东海、江南人民公社。 在这次公社化班子的大调整中，朱赞成被调任到一个最大的公社——东海人民公社任党委副书记。当时东海公社是泉州郊区辖区最大，人口最多，底子最薄的人民公社。市委的出发点是为了加强这个公社新班子的力量。尽管这次调动看似降低职务，但朱赞成毫不介意，认为革命工作重于官帽，心情很愉快地服从了组织上的调动。这也是那个时代良好的精神风貌陶冶“官场”的结果。那时党的基层干部，跟着共产党干社会主义，讲究的是为党干事业，而不是入党做官。朱赞成就属于这一种，他一门心事只想干好农业的多种多收。而此时，在内心深处，还有个很大的心结，那就是，他忘不了市委书记交代的那篇大文章，至今还没有做好呢! 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习惯于流汗水和打赤脚这种工作方式，开始与农村、农业、农民结下不解之缘。在平常，他经常和社员们一样参加农田劳动，休息时与大家抽烟喝水坐在一起，随时都可以了解乡情民忧;有时还打破常规，把会议搬到田间地头，与干部们现场研究情况，及时解决复杂问题。这种深入实际的做法，既可以使自己做到工作从实际出发，还能学到不曾有的农业经验和知识。此时的朱赞成已经暗下决心，要把自己为党干事业的远大志向，终身定位在农业战线上，所以这次被调整工作，他不在乎职务高低，只要符合这个定位，他就认为还有莫大的机会，能够继续做好那篇大文章呢! 人民公社是河南省农村的基层干部，在大跃进中首创的，发展集体经济的崭新模式。在河南省遂平县查岈山人民公社成立后，紧接着新乡市七里营人民公社也成立了。当毛主席视察中看到“人民公社”这个响亮的名字，很高兴地就表态说：“还是人民公社好!”他认为人民公社的成立，可以在中国找到了一条以农业大发展促进工业更快发展的全新道路。很快，中央最高层的领袖们形成了共识，但是中央一线领导操之过急的意念却被人民日报和各大媒体开足马力，连续地发表社论和长篇采访报道，高调宣传为具有“一大二公”、“政社合一”和大办集体食堂等等好处，并且大规模系列报道遂平县、徐水县等地方大放“卫星”的经验，连篇累牍，耸动天下。从此，大跃进在高潮中偏题跑调，“浮夸风”随之铺天盖地，迅猛袭遍了全国农村。 朱赞成来到东海人民公社上任时，各地追求高指标、高产量的浮夸风已经蔓延开来。当时，福建日报整版报道了闽候县城门乡高度密植的经验，并配上一幅题为《越密越好》的插图，还发表了社论《水稻生产的大革命》。一时间，全省各地不顾实际条件，大力推行放胆密植、高度密植。刚开头，朱赞成对高度密植经验就持怀疑态度，从内心里，他对违反科学种田的行为，向来反感，可是当地委、市委层层动员和施压，也就跟随着去执行了。但是他还是感觉拿不准，就和老农们、农技人员一起商量决定，在精选良种后，仍然按照“农业八字宪法”进行“合理密植”，只是在插秧时，对种植密度略有加大而已。这件事让他在公社党委会上挨了批评，他不为所动，也不争辩。 尽管那一年秋季发了一次大洪水，但他所蹲点的那个大队，水稻亩产仍达300多公斤，获得了可喜的收获。想不到的是，公社向市里上报时，却虚报成亩产400多公斤。这让他异常气愤，径直来到市里，向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反映实情。不料，那位副书记反而批评说：“朱赞成，你太保守了，现在是形势比人强，你可不能拧着来。”说话间，他拿出一份福建日报递给朱赞成，指着说：“这是最新的社论，看看吧，万斤稻之路打通了。人家南平红旗公社晚稻亩产15648斤，闽候城门公社晚稻亩产19400斤，你们社呢，才报400公斤呀，差得太远太远啦!你再不好好学习，迎头赶上，迟早要被拔白旗的”。朱赞成看完社论《万斤稻之路打通了》，欲辩无言，默默离去。 朱赞成已经听说了，公社有人向市里反映他是“观潮派”，市里也有人评议他是“右倾保守”，关于这些非议，让他心生郁闷。他想自已是共产党员，对党中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那可真是实心实意地拥护啊。该干的工作，再苦再累，没有怨言，可是让他搞虚报浮夸，学说假话，用做不到的事来欺骗党和群众，这种事不能干，这与执行党的总路线是两码事呀!他极不愿意用说大话说假话，去博取上级领导的好感与欢心。 再说了，一年以来发生的有些事情，至今还让他产生太多的困惑。1957年5月，党内开展整风，随后发动党外群众帮助整风，北京部分民主人士和专家学者也热烈响应，然而少数人却乘机提出要搞“政治设计院”，甚至提出学习西方搞“政党轮流执政”。于是到了6月，党中央就组织反击。朱赞成当然认为反击右派是及时的，大快人心的。可是不久，形势的发展，让他或多或少开始有了困惑和疑虑。 后来人们从史料上获知，当年毛主席预测全国只有5000个右派，不知何因，主持反右斗争的中央一线领导人在反右打右中不作严格把关，允许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层层下达指标，导致在轰轰烈烈之中，扩大出五十多万个右派。这么大的打击面啊!让太多的基层干部开始想不通了——在整风运动中，事实上，真正向党进攻的右派只是极少数人，而且仅仅是集中在北京、上海的政府机关内以及部分高校，至于全国一般的党政机关、学校、工厂，许多人只是向本单位党政一把手的官僚主义，敢于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而已，哪里会冒出那么多的右派反党?然而最后的结果是，在下达指标以后，机关里被打成右派的人大多数都是平时最敢向领导提意见的性情中人，把他们打成右派，让许多有正义感的同志开始倍感寒心，认为这是领导借运动整人、搞打击报复。当年福建全省划定的右派有7000多人，自此之后，广泛性群众民主监督的氛围不复存在，各地党政机关里的“一言堂”，渐渐地滋生暗成，让某些当权派学会了抱团取暖。 1957年夏季，晋江地区机关和泉州、仙游、南安等县市机关的一些干部在大鸣大放中，对某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南下干部，在工作和生活问题上提出批评意见，这些意见大部分是正确的、善意的。可是却被省委、地委视为反南下干部的风潮，被定为“地方主义错误”，致使许多原中共福建地下党的负责人、在当地人民中德高望重的领导同志，遭受到了不应有的牢狱之灾。朱赞成不相信这些领导有什么错，对他们的不公正遭遇，心存愤愤不平。 就是在反右、反地方主义之后，朱赞成逐渐地发觉到，市委机关里也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一些领导干部好大喜功，办事急于求成，忽视客观规律，偏爱表扬和重用不顾实际可能，敢于提出高指标、说大话的人;同时也爱好上借用各种运动的到来，想方设法，压制和打击不同意见的同志。当大跃进高潮来临时，这种唯意志论和霸道作风，在机关逐渐站了上风，占居了主导地位，已经不是个人力量可以改变的了。 朱赞成忽然觉得听党的话变得艰难起来了，然而实事求是党的一贯教导，党员的底线让他无法适应眼前的乱局。他想来想去，又觉得虽然自己的思想有些跟不上，但总不能置身在大跃进高潮之外，毕竟总路线、大跃进是党中央制定的，是不容置疑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理由相信，党中央一定会有办法纠正局部上的偏差，只是现在时候未到，再说往深处去想，自己眼下的工作，还是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特别是，他为了实现原市委书记交给他的“那篇大文章”，通过对中央有关农村政策的长期学习，以及在农村工作实践中的体会，已经对毛主席“农业八字宪法”有了准确的解读：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有收无收在于水，水为八字之首。 在回公社的路上，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终于拿稳了在公社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的主意。在一次公社党委会议中，朱赞成大胆地建议：想要改变全公社粮食产量低的现状，离不开兴修水利。公社每年的旱涝损失严重，有必要在大跃进的大好形势下，抽出一些强壮劳力，组织起来，兴修水利工程。公社党委立即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且分工朱赞成负责抓好这项工作。 争取到这项任务，让朱赞成感到称心如意，所以积极性很高，马上就行动起来。他先到市里水利部门联系，请他们派人来到东海公社，帮助搞水利新项目的设计方案。 请来的水利技术人员，都是带着大跃进的热情、干劲和思路，他们一来就放开手脚地开展工作，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很快就完成全社域内的勘察和设计。当朱赞成把方案向公社党委汇报后，党委书记和社长都高兴得合不上嘴。在这个方案里，抗旱机井就有近百眼，还有塘坝四处，排灌站五座，还有配套的干、支渠道，以及河道、沟壑的拦洪坝和防洪堤。 他们知道这个全公社水利方案一旦实现，东海公社的农业生产肯定要上一个大台阶，所以呢，不但毫无保留地支持，还心急火燎地催促着马上动手就干。 朱赞成立即全身心投入到公社水利建设的高潮里，也许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用亲身的实践和体会，拓宽视野地看到了大跃进中的另外一面。 在大兴公社水利建设的过程中，广大干部社员、水利技术人员，连同党政机关干部、国企工人们都闻讯赶来参加，他们以昂扬的斗志和前所未有的干劲，投身到支援农业建设的洪流中，从而脚踏实地取得了辛勤劳动的可喜成果。而且这些劳动成果在以后许多年里，肯定能持续发挥着长久的经济效益。 朱赞成在大跃进的高潮中，能看到负面的也能看到正面的，他以比较清醒的思路，迎着正面而上并且冲在前面，像一团火焰燃烧着自己。难道不是这样的吗?这时正是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最火红的年代，历史也是这样见证的：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中国人民冲上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高地，这是新中国依靠自力更生初创大业的第一号高地，插在这个高地上高高飘扬的三面红旗，就算留下一些受人诟病的弹洞和残缺，但对于尚处于青春萌动期的年轻的共和国而言，它在自力更生中壮怀激烈的风采至今仍然是光彩夺目的——50年后全国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旱，当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江西樟树市农村时，当地抗旱农民还十分动情地回忆说：“如今还是喝大跃进的水，种学大寨的田”。 到了1959年上半年，朱赞成负责的公社水利工程基本完成，有一半以上的项目当年就发挥出效益，受到社员群众的高度赞扬。可是，公社领导层也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朱赞成搞水利抽调的劳动力太多，影响市里给公社下达的炼钢铁任务，差点被拔掉了红旗。此时，还有个别人不干实际工作，专爱搬弄是非、走上层路线，向市里个别领导反映说，朱赞成经常在背后发牢骚，为被打成地方主义错误的某些领导大鸣不平。这让在市里搞“一言堂”的领导很是恼火，暗示东海公社班子的人搜集材料，想要伺机整治朱赞成一下。对于这些背后的小动作，朱赞成不知晓也无暇关注。 1959年庐山会议结束后，福建省委内部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把矛头指向省长江一真、副省长魏金水等人，因为他们在大跃进早期就觉察到了某些弊端，提出过大炼钢铁是劳命伤财、农业高指标超过实际可能等等正确的意见。在报经中央一线领导批准后，省委给予他们撤销领导职务和其他处分。紧接着，从省到地、市、县、社也开展一层层的“反右倾”斗争，还进行了“反地方主义的补课”。 在这场突然到来的政治风暴中，朱赞成遭受到了批判和斗争。由于是市里直接点名的对象，公社党委不得不召开党内扩大会议，对朱赞成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批判和帮助。会上只有少数人猛烈地批判，还有一部分人跟随着附和，结果所批判的问题毫无说服力，反而还能够证明在大跃进中，朱赞成是公社少数头脑清醒、受到社员群众欢迎的好干部之一。公社书记和社长虽然与朱赞成在工作中，时常有意见相左，但他俩还是钦佩朱赞成为人正直以及工作能力，无奈在市委的政治任务强压下，让他俩左右为难无可奈何。可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批判和斗争之后，他俩并没有发现朱赞成有实质性的问题，于是就选择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拖了二个月之后，公社党委在给市委的报告里，认为朱赞成够不上划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条件。 显然，市委对东海公社的报告很不满意，于是便派出一位某部委的副部长，带着二个人来到东海公社。他向公社书记和社长说明来意，市委可以同意不定朱赞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还是认为其犯有“严重右倾”的错误。公社书记和社长一齐推委说：我们上报的材料已经很详细了，市里可以进行核查，如果确能证实朱赞成有现行“右倾”言行，我们党委马上就开会重新研究。这位副部长看到党政一把手的态度不冷不热，就决定自己搞实地调查，其结果，让他大失所望。 人民公社里的社员们实在是太朴实了，他们并不关心运动中的政治问题，只看公社干部们谁跟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多，谁对社员群众的困难关心多，谁为公社集体经济干的实事多，谁在他们的眼里就是党的好干部，显然朱赞成就是大多数社员眼里的好干部。当听说上面来人要整他时，社员群众自然争先恐后为朱赞成说公道话。经过这番调查，也让这位副部长多少改变了一些听来的对朱赞成不好的印象。他在临走时，主动找朱赞成谈了一次话。 这次谈话极有可能给朱赞成带来转机，但是由于他性格太倔犟，反而成为招致厄运的软肋。这位副部长在谈话中，先是肯定了朱赞成在大跃进中实干苦干的精神，同时也严厉批评他对反地方主义的不满，没有站在上级的立场上，爱在群众中发牢骚。他想要说服朱赞成，写个犯有自由主义错误的检查，由他交给市里去作解释，不料，却被朱赞成拒绝了。 朱赞成心有不服地辩解说：“为什么被打成地方主义的，全都是本地有声望的老革命?解放前他们在当地为革命出生入死，得到老百姓的拥护，解放后他们长期担任领导，下基层蹲点抓工作，不辞劳苦，千方百计关心人民疾苦，为基层办实事解难事，下边的干部群众太熟悉了解他们了，对他们有很深厚的感情，突然之间把他们打倒，有的还开除党藉关进大牢，多么残酷呀，这让当地有太多的群众想不通，看见我们干部一来就追问，是不是现在天下打下来了，共产党在内部也分山头搞派系，也开始学会对自己人打黑枪?这种事连我都想不通，怎样回答才好?我向市里反映了，市里也不解释。群众见不到市领导，只能见到象我这样小小干部，见到就问，问多了，三次五次要不要回答一次?我与地下党老接头户一起交心谈心，是自己的同志嘛，当然怎么想就怎么说，这就算犯了自由主义错误?” 朱赞成还尖锐地反问道：“我们基层干部在大跃进中，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水里泡泥里滚，整个人快成了泥猴子，心里只有任务和指标，没有老婆和孩子，到头来反被指责犯右倾错误，没完没了挨批挨斗，而你们市委机关里就有个别领导，白拿工资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了，养得白白胖胖，市里连个批评都没有，到底是干工作的人右倾，还是在家带孩子的右倾?市里领导不就是因为她是南下来的，不敢管嘛!” 朱赞成在公社召开批判会时，还算能够冷静对待，毕竟是来自同级、下级和群众的声音，就算有失偏颇，还是可以理解和忍受的。但是到这个时候他再也忍不住了，现在是来自“上级”的声音，这个声音曾经教导过他要疾恶如仇，而如今却是如此不讲道理! ……看着朱赞成似乎要把一肚子的委屈倾诉出来，这位副部长就耐心冷静地听着，听着，坐在旁边的另一位同志不停地记录着，记录着。好一阵子，当朱赞成把话说完之后，副部长立即神情严肃地追问道：“你说的在家里白拿工资带孩子的那个人是谁?”朱赞成从容地脱口回答：“XX局某副局长”。副部长沉默不语了。他知道，朱赞成讲的问题是实话——这位副局长南下之前，在老家只是个村妇女主任，跟随丈夫南下到福建后，丈夫当上了地委组织部部长，她也当上市里某局的副局长，生下第三个孩子就不再上班，拿着工资在家带孩子已经有两年多了。这件事在市委机关影响极坏，可是没有人敢提意见。现在被朱赞成端了出来，他知道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这位副部长回到市里，心情复杂地向市委汇报了对朱赞成调查的情况。汇报中，他还是很客观地谈出自己的观点：认为要认定朱赞成有右倾错误，事实材料还是不够充分。可是，市里负责搞运动的副书记，在翻阅调查材料时已看到了谈话纪录，他听汇报时不动声色，不作表态，事后却把材料报到了地委。不久，地委主管运动的副书记就表态说：朱赞成是个漏划的地方主义分子，这次得让他补上这一课。 1959年底，朱赞成被市里划定犯有地方主义错误，当作为党内的“不纯”分子，被撤销职务，保留党藉，下放农场劳动。然而，他能够保留党藉，还是公社党委书记和那位副部 长为其争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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