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有勇有谋，站在人民利益一边
其实，对于朱赞成工作的安排并不顺利，一拖再拖，挨到1963年的春节仍无消息。朱赞成在家里等候得心中发急，老领导和好朋友也为他着急，所有打听到的消息表明，关键的问题不在市委，而在于地委。 原来，晋江地委是全省反地方主义的始作俑者，现在中央和省委要求给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这让地委的主要领导思想不通。这个时期正处于共产党内部官僚作风成型的初期，已经出现了一些党内的当权者，公开使用政客手段来对付反对过自己的同志。地委有些领导明里一套，暗里又一套，一面在大会上公开检讨自己在反地方主义中的错误，一面又在落实政策上、安排工作和职务上，拖拖拉拉，横竖刁难。这些不正常的做法，为晋江地区后来干部队伍的不团结埋下了祸根。 先前市里经过研究，同意恢复朱赞成东海公社副书记的职务，可是上报到地委被压了下来。当初老婆被朱赞成提意见的地委组织部长，此时正是分管干部的地委副书记。不用猜想，长时间压下不批，市委当然明白上级的意图，于是使用问题被久拖不决。这一年晋江地区遭遇到历史以来的大旱，从上年十一月到这一年四月，已有近半年未下过一场透雨，干土盈尺，田地龟裂，夏粮危在旦夕。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旱情还将持续下去。为了抗旱保粮，市委决定抽调一批干部下乡指导抗旱工作，组织部长抓住了这个机会，让朱赞成进入市委抗旱工作组。 等到4月底，朱赞成被安排到城东公社庄任大队(从东海公社划分出来)蹲点，没有职务，只是以工作组的名义驻村指导抗旱工作。由于朱赞成是原来公社的老领导，与大队里干部群众彼此熟悉，对于他的到来，受到了上下一致的热情欢迎，尤其是大队领导班子，对于朱赞成早就敬重已久，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大跃进时期朱赞成曾经带着人来，给任庄大队打了两口机井，眼下正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 庄任大队地处泉州湾临海地带，农业条件极差，此地缺淡水，以旱地为主，水稻田很少。为了保住二百多亩的水稻，抗旱时，大队把现有两口机井的水，全部用来浇灌水田。可是，全大队主要的口粮是地瓜，如此严重的旱情，已经威胁到地瓜生长。大队领导心急如焚，组织了几个月的抗旱，近处水源渐渐干涸，取水也越来越困难，眼看五百多亩地瓜秧苗开始出现枯黄，他们心中正缺少良策。这时候朱赞成的到来，似乎让他们盼到了“及时雨”。 朱赞成熟悉了解庄任大队的基本状况。这是一个没有家底的贫穷大队，逢灾必靠国家救济，然而这也是一个人穷志不穷有骨气的大队，社员们多年来一直在用“穷则思变”的志气，努力改变着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他们想要实现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吃粮不再依靠国家。可没想到，今年天有不测，遇到跨年以来持续不断的大旱，眼看全年奋斗的目标就要落空，这着实使朱赞成和大队领导们一样地焦虑不安。朱赞成在了解全部灾情以后，认为根据大队现有的条件，只有用“人定胜天”的精神，对地瓜田实行全力以赴的抢救。 什么是“人定胜天”?这就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为了抗旱保苗保丰收，唯有不向自然灾害低头，组织起来搞好人海战术。在朱赞成的提议下，大队党支部决定把全大队的劳动力编成三支抗旱队伍。一支由强壮劳力组成，负责到远处挑水抗旱;一支由一般劳力组成，负责在近处挑水抗旱;还有一支是由弱劳力组成，负责在田边地头接水点浇。 党支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朱赞成把市委工作组“抗旱保苗保丰收”的精神传达之后， 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又宣布了新的抗旱计划。会场上群情高涨，根本用不着怎样动员，“抗旱保苗保丰收”的号召与全体社员心里想的是一致的。当大队长公布三支队伍组成名单后，各队负责人立即领衔而去，当天就全部行动了起来。 在接下来抗旱的日子里，庄任大队的田埂小道上，田间地头里，天天从早到晚都是担水的男人女人来来往往，还有老老少少用小桶或瓦罐，忙忙碌碌地接水浇灌，完全是一幅天大旱人大干男女老少齐上阵的情景。朱赞成那时也参加了强劳力队，大队里的干部无一例外，全部加入到担水的行列中。这些人全是吃苦在前的硬汉子。在农活中就数担水最累，别说远途，就是从地头往田间担水，干个把小时尚可，以后就渐感劳累袭来，开始了腰腿酸疼。朱赞成此时正值盛年，看似不高的身材很是精壮，他在年少时就参加菜地里的劳动，改行到公社工作又从未脱离过大田的劳作，何况在改造期间挑猪粪又练出一副好肩膀，这个时候让他在参加抗旱中派上了用场。 取水处距离地头有三、四里路程，担水的人们中途略有停歇，一个上午两趟下来，劳动效率逐渐下降，到了下午，歇息次数多了，劳动效率又有下降。这个时候，只有体力好肩头功夫也好的人，才可以在人群中崭露头角。朱赞成光着脚板，穿着背心短裤，挑着两大桶水，刚开始在强劳力的队伍里并不起眼。可是到了下午，在途中歇息的社员们惊诧地发现，朱赞成居然在与队里几个棒小伙子，前后脚追逐着在较着劲，小伙子们想与朱赞成拉开距离，才拉开了一小段，不一会儿朱赞成又赶了上来了。社员们看在眼里佩服在心里，“工作组”的形象很快就成为群众的榜样，在有形无形之中，带动着社员们抗旱的积极性。 朱赞成在担水抗旱的过程中，边干活边观察边思考。他对担水抗旱的疲劳规律，有着深刻的体验，连续五、六天下来，再棒的体力也要透支，劳动效率自然明显下降，他想是人都一样的，如果大旱再持续一二个月该怎么办?于是，他想到了要长久保护社员们抗旱的积极性，就得再想点子去寻找另一种提高工效的好方法。 有了这种心事，朱赞成便积极开动脑筋想办法。有一天他在马路上，看见解放军的一辆运汽油的槽罐车从身边开过，突然之间受到启发，拔腿就奔向大队部，把用汽油桶改装板车成为运水车的想法告诉了大队领导，大家都很赞成。可是这个办法也曾有人提过，难点在于上哪儿去找那么多的汽油桶呢?朱赞成在沉思之后认真地说：“还是要向解放军去求援!”随即他胸有成竹，就把事情给包了下来。 第二天，朱赞成拿着市委工作组的介绍信，风尘仆仆来到驻扎惠安县某炮兵部队。当部队首长听到是农业抗旱的紧急需求，当场很爽快地表示一定支持，只是现在数量不多了。首长解释说，营区周边公社抗旱任务也很艰巨的，我们派出战士去帮助抗旱，把运油车装满水也派去了，可是乡间的道路太窄，大汽车开不进去，后来我们就用废油桶改装成小水车，送给他们支援抗旱。县里其他公社知道了，纷纷来向我们要废油桶，几百个已经剩下最后一点了，你们再来晚点就没有啦!朱赞成跟着首长来到操场上，角落处还剩下二三十个废油桶，全是被人挑拣后丢弃的，桶体凹瘪变形，还存在破损。然而，这些破玩艺还是让朱赞成满心欢喜，部队让他挑出近二十个废油桶，还派出一部汽车帮助运了回来。这是朱赞成有生以来第一次同人民解放军打交道，却让他对子弟兵支农的真挚情意，久久不能忘怀。(注：这也是朱赞成为什么文革中，拒不参加任何组织，但还是选择支持“拥军派”观点的由来) 朱赞成又从城区街道的五金小作坊请来几名师傅帮忙。这个五金小作坊还是朱赞成在街道工作时成立的，从业主到师傅与朱赞成都是老熟人，泉州人帮助朋友很豪爽，只要用一百斤地瓜折抵人工费就行了。不消三天工夫，敲敲打打，补补焊焊，近二十辆小运水车很快就改装出来了，旋即投入使用。其后，这些小运水车发挥的抗旱作用，使得全大队抗旱保苗的工效明显提高，从而增添了社员们抗旱保苗的旺盛斗志。 “人定胜天”是个过程，会不断遭遇到令人头痛的问题。持久的干旱不雨，让各处河流、渠道、水塘、水井的水源和水量越来越少，于是大队与大队、公社与公社之间，开始发生一些抢水事件。这类群体事件一出现，立即引起市委和工作组的高度重视。 恰逢此时，福建省发生了一件在人民公社史册上，乃至全国农业战线上都具有深刻影响力的感人事迹。1963年6月2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当代大诗人、大作家郭小川写的长篇通讯《天旱地不旱》，热情歌颂闽南龙溪抗旱的胜利，盛赞“榜山风格”的伟大精神。人民日报也配发评论《榜山风格的光辉》。龙溪地区人民在抗旱斗争中的“榜山风格”，从此誉满全国，并在当时和文革中，被编为《碧水赞》、《龙江颂》等剧目搬上舞台和银幕。 ——龙溪地区从1962年10月到1963年5月，总共有7个多月，老天没有下过一场透雨。旱情为近百年来所罕见。为了引水抗旱，中共龙海县委，作出统盘考虑之后，决定筹划拦堵九龙江西溪，引水灌田，但是榜山公社地处低洼，近2000亩农田将要受淹。当县委征求榜山公社意见时，从公社到有关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一致表示支持县委的计划，还抽出1000多个劳力参加拦堵西溪工程，让相邻的莲花等公社45000亩受旱的水田灌上水，插上秧。故事搬上银幕之后，榜山公社“丢卒保车”的精神，也被世人称颂为“龙江风格”。 这种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典型实例，很快就成为泉州市委工作组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现实教材。朱赞成认为“榜山风格”，就是共产党用人民公社改变乡村小农经济旧面貌的成功壮举。在解放后，共产党为了把农民组织起来，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不断摸索前进，终于在大跃进中摸索到了人民公社这个最理想的集体化道路，但是人民公社仍然是在好事多磨中艰难地成长着。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思想和眼光，是最讲究眼前的现实利益，只有让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看到小农经济做不到的事情让人民公社做到了，这样才能让社员们更加信赖和依靠人民公社的集体力量。 从“榜山风格”的事迹中，朱赞成解读出需要从二个层面上对社员和干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道理。一个道理是在社员的层面上，人民公社只有不断地做出小农经济做不到的事情，以这样的眼前实例强化教育和激励广大社员，才能有可能让他们持久地跟着党的农村基层干部，共同坚持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 第二个道理是在农村基层干部的层面上，朱赞成认为“榜山风格”还蕴含着另一种重要的启示，那就是党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决不可以愧负民心!自从党号召走集体化道路以后，已经翻身解放的广大农民，尤其是占农村比例85%以上的广大贫下中农，他们凭着对共产党的天然好感和立场，忠实善良地听从和服从党的号召，把土改分到手的土地交给了集体，就是因为相信共产党能够办好人民公社，能够让他们的生活一步步好起来。如此质朴无华的初始信念，已经被共产党良好的干群关系深植于大多数人民公社社员心中，既便是走过像三年自然灾害那么大的弯弯路，他们仍然是无怨无悔不离不弃，与共产党人一条心大干社会主义，硬是为小荷尖尖才露角的人民公社，撑起了一片碧绿的新天地。 “决不可以愧负民心”——这是朱赞成学习“榜山风格”之后，对自己工作增添的一种新鞭策。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去传播这种榜样的精神，去动员和教育广大社员时，却不得不去面对着一种两难的局面。 市委在广泛宣传龙溪地区抗旱经验以后，就决定全市抗旱保苗的重点是水稻，以保证全市农村上交公粮任务的完成。于是，市里就对郊区天然水资源，按照公社地域重新划定分界，要求各公社按照市委保障重点的要求，掌控好水资源的利用和分配。这让庄任大队向周边取水的范围受到了限制，导致有些干部和群众思想不通，暗中继续越界取水，由此产生的矛盾争纷，屡屡发生，有时还很激烈。 对于这种矛盾的处理非常难办，大队和工作组对当事人多次批评，并没有产生多大效果。原因很简单，当事人也是为生产队的抗旱保苗而作为，生产队长明里批评暗中支持。朱赞成心里深知，对于社员如何正确处理大公与小公的关系，需要有一个教育的过程，眼下是急不得的，所以他又开始寻思用其他办法来解决问题。 朱赞成想起了距离庄任大队不太远的华侨大学，那里有几千名教师员工，每天的生活用水量一定不少，能否让他们节约用水来支援农业抗旱呢?他带着这个想法与大队的领导一起商议。大家议了老半天，多数人觉得不现实，理由是学校的生活用水是自来水，是需要支付水费的，这不是等于让人家倒贴水费帮助我们抗旱吗?还有呢，华侨大学是直属国家侨委的，其行政与地方没有关系，而且行政级别挺高的，校内知识分子又成堆，难以打交道。这让朱赞成感到惊讶，农村的基层干部怎么会用这种眼光，如此看待高等学府里的干部和识知分子呢?现在可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呀!后来在他的坚持下，大队书记还是同意与朱赞成先去走一遭，看看再说。于是当天下午，两人来到了华侨大学。 华侨大学行政处长接待了朱赞成和大队支书，听了来意把他们径直带进党委书记办公室。校党委书记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老干部，年近花甲，着装朴素，态度和蔼，给人一种很有文化素养的好印象。当他听完朱赞成不太好意思说出求援意图之后，就爽朗而又诙谐地说道：“老话常说民以食为天嘛!我们全校师生吃的都是农民种出来的粮食，才能够安心地教学、读书，我们从来都是把农民兄弟当作自己的衣食父母，何况你们还是我们的一个邻居，有了这么大难处我们居然都不知道，还让你们跑来求援，这说明了我们办校思想存在着问题呀。现在毛主席党中央提倡大学教育要走开门办学的道路，要让教师员工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到社会的大课堂里向工农兵学习。今天既然你们主动找上门了，我们干脆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与你们结个对子，以后你们庄任大队就是我们开门办学的一个点。你们赞成不赞成啊?” 这是一番很感人也很给力的真心实意的热心话，语意简明扼要又很直白，让朱赞成和大队书记听后大感意外，同时又被感动得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溢于言表才好。校党委书记见状后十分干练，出于尊重又想让对方避免“尴尬”，他立刻起身，从身后书橱内取出校园平面图纸，摊开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招呼朱赞成和大队书记靠拢过来，亲自为他们介绍校园内水源的情况。原来华侨大学在建校初期，校园内一共打有五口机井，后来与市里自来水接通以后，就停用了三口水井。现在为了农业抗旱的需要，校党委书记决定，要敞开这五口水井，全力支援庄任大队抗旱保苗的需要。他还交代行政处长，马上带着客人去现场察看水井，还要求把停用水井的机房连夜检修好。在送朱赞成和大队书记出门时，校党委书记又吩咐行政处长转告团委书记到他这儿来。 后来朱赞成才知道，在他们离开之后，校党委书记专门给团委书记布置任务，让他和学生处一起负责组织支援庄任大队抗旱的事宜。 第二天，朱赞成和大队书记带着社员们来到华侨大学取水，远远就看到行政处长、团委书记和一群大学生们迎候在大门口，随即簇拥着社员们，一起来到水井边取水。更让朱赞成想不到的是，在取完水以后，这一群大学生还坚持要求参加运水到大田里。当每一辆小运水车灌满水后，大学生们就主动争抢着拉车，不等社员答应，他们一拥而上，三四个人包一辆，前拉后推就走人。还有一些大学生，试着用水桶挑水，社员怕他们闪了腰，执意不肯，最后妥协的结果是，社员和大学生轮着挑，走一段就换人。 校团委书记告诉朱赞成说，这些学生都是学校各个团支部里的骨干，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从东南亚回国读书的，有富人子女也有穷人子女，但是都十分热爱祖国，入校后追求进步，非常愿意服从党委和团委的号召。我们把你们抗旱的情况向他们一介绍，很多学生自愿报名要求参加，但是考虑到马上就要到期末考了，我们只能从各系里选出学习好的同学作代表，先来帮助你们一起抗旱，等到期考完，我们还会组织更多的同学来帮助你们。 大队书记在旁听了很有感慨，他对团委书记说：“想不到华侨大学从上到下，对我们农民抗旱种地的事也能够这么重视!过去听人家说，穿皮鞋的和打赤脚的走不到一起，看看现在，你们也主动要和我们一样干起农活了，这让我们当农民的很有光荣感啊!” 团委书记说：“当社会主义的农民本来就是很光荣的，昨天我们书记不是说你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嘛!如今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是三大实践的主力军，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方面，你们是我们的老师，昨天党委书记说了，我们还要与你们结对子呢!”(注：“三大实践”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 大队书记这时想起，昨天还没有完全听懂这话的意思，于是就问朱赞成什么叫作“结对子”?朱赞成半开玩笑地说：“就是拜你为师啦!”大队书记吃了一惊，慌忙说：“这事可不能干!大学的老师、学生都是喝墨水有学问的人，他们是老师才对，这种颠倒的事情千万不能干。”朱赞成看他还听不明白，就改口解释说：“‘结对子’也可以理解成是结拜兄弟，通俗地讲就是交朋友，增进感情，互相学习……”团委书记接过去说：“马上全国就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我们学校的干部、教师、毕业学生都要下到农村去，要和你们一起‘三共同’啦!”当听到“三共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时，这位参加过土改的大队书记一听就明白了，立即表示热烈欢迎。闲谈之间，他们三人也跟着众人的队伍，共同拉起一部运水车，一路拉车一路交谈。 华侨大学师生发扬共产主义风格，无私支援农业抗旱的事迹，对于庄任大队的社员们产生了极大的思想教育。他们把师生们的精神，称赞为“华大风格”和“及时雨”，认为这就是“榜山风格”在泉州农村活生生的再现，对此，大队用标语和广播充分地加以宣传。在抗旱的田间地头，社员们一看见到华大师生运水到来，就象是迎接自己家人一样，马上就有人群围上去，接下手上的活计之后，有人就送上茶水，还有递毛巾、送草帽的，甚至还有老年人与他们闲聊上几句，存心想让他们多休息一下，生怕累坏了他们……从此以后，大队里再也没有发生越界争水的事情了。 到了六月中下旬，华大期末考已经结束，有更多的师生都主动加入到支援抗旱的行列。每天除了帮助运水外，还有不少师生深入到田地里浇水、除草，他们还跟着社员学会了浇水后搅匀干土和湿土，以增加墒情……此时在庄任大队的田野上，呈现出了一幅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与人民公社社员共同抗旱、亲密无间的美好画卷。在骄阳似火之下，大学生和社员们一起挥汗大干，有打赤脚的，有穿鞋子的，有裸露脊背的，有穿背心或短衫的，人们穿着短裤或长裤，但穿长裤的都挽上裤脚;这些汇聚在一起的人群约有一二千人，其中有师有生还有农，有老有青还有少，连村里放暑假的小学生也来了，人人抱定以“人大干战胜天大旱”的信念，不怨天忧人，不靠天等雨，全都遵照大队里的统一安排作分组行动。于是乎，这些人群时而聚拢在华侨大学或庄任大队之中，又时而又分流在城乡大道、田间小路、山坡小道之间，随处都能看见运水小车和担水的人们往来匆匆。然而那些守望在田间地头的人们，早就把大大小小的空桶排在路边等候，当看见运水车或担水的人到来，就好象接力比赛一样，拎过装满水的桶，径直往田里奔跑;小学生和老人抬不动整桶水，就用脸盆、小桶装满水，端着提着到地里浇灌。就是依靠这样携手齐心大干的感人场面，一切为了抗旱，一切为了虎口夺粮，这些华大的师生与公社社员苦干了半个多月，硬是在早地瓜即将成熟的关键期，把庄任大队800多亩地瓜田种得蔓粗叶碧，若站在高处放眼望去，坡坡垅垅碧绿如茵。 也许是上苍也受到了感动，“华大风格”果然带来一场及时雨。七月刚露头，台风季节来临，终于让泉州迎来久违八个月的第一场大透雨。双方抗旱的联合行动结束了，但是庄任大队与华大师生们从此结下无比深厚的情谊，一直保持到文革中1970年华侨大学被停办。 庄任大队经历了这一次“人定胜天”的抗旱大战，让许多社员都经受到一次最现实最难忘的社会主义教育，不用干部多做宣传教育工作，村民们自己在茶余饭后，就会列举出新旧社会的对比，列举出人民公社成立前后的比较，几乎人人都在谈论着依靠集体力量，发展农业的好处和信心。 一滴水能照射出太阳的光芒。他们从解放军和华侨大学给予的大力支援，由近及远，又谈论到了龙溪的榜山风格，再谈论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好处太多了，太了不起了——能够运用人民公社产生一种唤醒小农个体联合起来的力量，让一盘散沙有效地组织起来，一旦形成集体经济运转的良性机制，就能让社员们不再害怕天旱地涝会绝收了。那个时候尽管温饱问题尚未解决，且农民耕田种地仍然异常辛苦，但是共产党还是让他们看到了，全国上下形成支援农业建设的那股催人奋进的社会力量，“一方有难各方支援”，在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里，处处存在一种心与心的互尊互信和互动。 这一年庄任大队的早地瓜获得大丰收，弥补了其它农作物的欠收，作为贫穷大队的主粮，基本上能够满足社员们半年的口粮，所以社员们怀着喜悦之情完成了收获。在分配口粮之际，大队部的广播喇叭里飘出了最新的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这首歌曲真实反映了大跃进之后，广大农民对人民公社的全新认识，其歌词通俗清新，一往情深，曲调更是悦耳优美，一面世就被全国人民喜爱，真是好听，真是难忘啊!朱赞成看到社员们在排队领口粮时，被广播里的这首新歌曲吸引住了，好些中年、轻年人还跟着学唱，人人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他从内心为他们感到高兴。但令他更为高兴的是，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些社员们已经完全走出三年自然灾害给人民公社带来的阴影。 1963年2月中央决定在全国的农村，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防止党的领导体系变修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所谓的“四清”运动，即是“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后来被中央一线领导引入了学习“桃园经验”，大搞扎根串联等许多激烈的方式，把斗争的重点错误地对准农村最基层的广大干部和群众。8月，福建省委和晋江地委抽调出一大批干部组成工作队，在石狮公社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同时，也在全地区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于是市委原有的工作组服从大局，把工作组改为工作队，在泉州郊区各公社，开展起一轮“五反”运动。 此时的朱赞成，已经是有过多次参加政治运动的经历，这一次，他与以往不同，处于工作队的有利位置，是当革命动力而不是革命对象，这让他感到责任重大。为了把握方向和工作的主动权，他开始认真地学习有关运动的文件，还多次到地委和市委党校听大领导作报告。通过学文件和聆听报告之后，让他逐渐了解到当前国内的形势，又到了一个必须抓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国家经济形势步步好转，一些领导干部似乎忘记了共产党姓公不姓私，开始迷恋“包产到户”，忘记了抓阶级斗争。这可是共产党的看家本领啊，不牢牢抓住这个根本，中国共产党就有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危险。毛主席最早觉察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四清”前说道：“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他指向的不但是“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了”、“把女儿嫁给干部，要什么有什么”，这类敌对势力常用来腐蚀共产党干部队伍的糖衣炮弹，已经十分精准地，瞄准我们共产党人执政后创建起的官僚体系。 共产党进城以后，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套官员管理体系，随着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又在全体干部中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度，并且在军队官兵中实行军衔制度。这些东西本来就不是共产党政治基因里的天然元素，然而为了建立和稳固人民的新政权，共产党人还是接受和实行了这一套“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旧东西。所幸的是从执行的开始，毛主席就下决心“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加以限制”。他首先拒绝被评定为一级工资，拒绝被授予大元帅军衔，为自己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在党内军内树立起了绝对的威望。无怪乎知名人士雷洁琼，在毛主席去世多年以后来到韶山，参观毛主席故居时怀着最崇敬的心情，写下了惊世骇俗的留言：“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全国“四清”就是在这样的国内背景下，同时在全国城乡平稳有序地开展起来。刘少奇是领导全国“四清”运动的主帅。重点是农村，是人民公社，主要内容是清理账目、清理财务、清理仓库、清理工分，与1957年整风整社的内容相差无几，这次有所不同的是，突出了“千万不要忘阶级斗争”和“防修拒变”这条硬性要求，并且在党内高层形成共识。为了防止走过场，中央决定先行开展“五反”运动，为“四清”先搞个热身运动。 “五反”的内容，有利于改善人民公社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有利于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水平的提高，运动一开展，立即受到广大干部和社员的响应和投入。 此时，朱赞成已归编城东公社工作队，上级让他负责带领一组人马，还是回到庄任大队去蹲点。在运动的动员阶段，朱赞成选择了刘介梅忘本这个典型事例，对庄任大队干部和社员进行了一场生动的阶级教育。 刘介梅是湖北省黄冈县土巴河乡人。他出身于极端赤贫一无所有的农民家庭。解放前，刘家三代要饭，三代当长工。他本人从小就讨饭十二年，又当过十年长工。其祖父、祖母皆在讨饭中饿死，叔父给地主扛长工劳累成疾，惨死外乡。两个妹妹不到十岁，被送人当童养媳。后来，他家的房子被地主霸占后，全家只好靠在旁人的屋檐下，垒起半截矮墙栖身。 1949年夏天，黄冈得到解放，在党的教育下，刘介梅积极参加土改，还在清匪反霸斗争中表现突出，受到乡和县里表扬。1950年4月，由于工作成绩先进，被提拔为乡里的工作组长。当年11月入党，12月结婚。他家在土改后分得了四间瓦房，六亩三分上等田，一头耕牛，全套农具，还有家具、衣物等。翻身过上了好日子，他工作更加积极，三次被评上县里工作模范，后来担任马曹乡农业科技指导站站长。 但是，就在生活开始富裕以后，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一门心思想走发家的道路，工作也逐渐消极起来。1953年国家实行统销统购时，他指使家人隐瞒应该上报的余粮，并且支持妻子对外放高利贷。1954年，他公开表示自己家不想加入合作社。他认为，家里有劳动力，一年收入二十五石谷子，除去各种开销，还剩余五、六石谷子，这就是发家的本钱，入了社就没有这些收入。此外，入了社，请人帮工、对外放债，囤积粮食的事就搞不成了。1957年8月，在黄冈三级干部会议上，刘介梅公开否定党的合作化和统销统购政策，认为“共产党在土改的时候是为农民，现在是害农民，还不如过去讨饭被狗咬死。”他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同志们的不满，大家与他展开大辩论。由此，刘介梅很快就成为全县的知名人物。 于是，黄冈县委为了帮助刘介梅回忆对比，重新引导他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在取得他和他家人的同意后，举办了“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这个展览会每天都吸引上千的参观者。刘介梅自己也通过回忆对比，逐步醒悟了过来，痛哭流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示要痛改前非，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刘介梅迷路忘本的沉痛教训，对于广大农村干部和党员积极分子，都是一次发人深醒的教育，特别是对那些快要忘本的劳动人民出身的党员来说，更是有针对性的教育意义。一个曾经饱受旧社会压迫剥削的贫雇农，居然在翻身之后会喜欢上资本主义;一个曾经是党多年培养的干部，居然也会反对社会主义。这绝不是虚构出来的故事，而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生活，这种现象在当时中国农村每天都在发生着。 虽然这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1957年，福建省也做过简单的宣传，但是广大农村知道者并不多。这次“五反”教育中，朱赞成从旧材料里找出来，作为自己动员群众第一课的内容，让庄任大队的干部和党员积极分子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经过一段时间动员启发和教育，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开始对照“五反”的标准，自觉寻找有关作风简单粗暴、管理存在浪费、经济存在漏洞等方面的问题，自我查找有无迷路忘本，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错误，而后主动在社员大会上认真地作自我检讨，接受社员群众的批判和帮助。朱赞成认为要搞好此次运动，首先看大队领导班子有没有问题，如果有大问题，就要先从班子下手查清楚;如果是小问题，交代清楚了，群众能够满意就算过关了。工作队指导运动，说到底，还是要依靠基层的班子啊，否则，一开局就会乱。有幸的是，庄任大队的班子确实是个廉洁干事业的班子，所存在的问题都属于水平、能力、团结、工作作风的问题。 朱赞成长期在庄任大队蹲点，与这里的干部、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彼此都非常熟悉了解。他亲眼看到这些干部，平时与社员一同参加农田劳动，家里的生活也同社员一样贫苦，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地瓜渣做出的地瓜渣粥，只有在农忙的时候，家里才做干蒸的地瓜团吃，逢年过节偶尔才能吃到放进点大米的地瓜渣粥。这样的生活水平在泉州地区，属于清贫。然而，就是在如此穷苦的状况下，这里的干部和社员们，还是异口同声说共产党好，他们发自真心地无比热爱如今的新社会。因为在解放前，这里十年九灾，穷得连地瓜渣都吃不上，每当受灾，田地经常绝收，饿死人也无人管，他们只有靠外出打工或者去乞讨求生，还是共产党来后穷人分得了田地，至少地瓜渣糊口没有问题了，既使逢到灾年田地绝收，政府也会拨粮进行救济，就连欠收时缺粮，照样有救济，从而保证了这里所有的贫穷人家，再也不会出现逃荒和饿死人了。与新旧社会对比，他们心向共产党，与刘介梅作对比，他们从未忘恩，更未忘本。通过前不久的抗旱斗争，朱赞成就认为，他们是集体通过了一场政治考核。只不过，这次开展“五反”和“四清”运动，党中央再三强调要抓阶级斗争，通过学习和理解，朱赞成也认为党中央抓阶级斗争的方向是正确的，必要的，既使是出身好的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也要通过打预防针增强免疫力;对那些可能翻身忘本的人，可能对社会主义不满和向往资本主义的人，只有在这些人还是很少数时，就要进行及时地教育和挽救，及时地吐故纳新，这样才能保证党的干部和党员队伍在肌体上的健康。 朱赞成反复学习毛主席“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等等反修防变的论述，坚定地认为要抓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反修防变，必需依靠基层党支部发挥核心作用。所以，自开展运动以来，工作队与大队党支部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大队书记和大队长、生产队长都很快接受了群众对他们在生产管理上的批评和帮助，也对其余涉及群众有意见的问题作出了个人检查，并且相继获得了社员大会和工作队的集体通过。同时朱赞成也深知，大队的生产重任全承担在支部和大队干部的肩膀上，所以他一边指导“四清”运动，一边放手让大队干部不误农时地抓好生产任务。 没过几个月，党中央有关开展“四清”运动的文件(即前十条)就下来了，地委、市委组织大张旗鼓地学习贯彻，“四清”运动的声势日益高涨。此时的朱赞成，似乎也在运动中逐渐摸索到了，得以求真务实的一套工作方法。自从大跃进之后，他对上面搞得轰轰烈烈的东西，总是有一种不踏实的个人感觉。大凡运动一来，各地随即冒出无数“先进经验”，于是上级就不厌其烦大肆宣讲，召开大会介绍来介绍去，还组织一拨拨地去参观学习，搞得基层干部头晕脑胀，无所适从。所以，朱赞成并不重视去听大领导作的报告，去了也只是听听而已，有时连笔记也不做。他认为，此类大会上有许多永远正确的官话，听多了会误导人的。但是在回来以后，他总是抓紧时间从报纸刊物上查找到相关的学习材料，尤其是有关党中央领导针对“四清”运动的言论，见缝插针，以自学为主，进行独立思考。在这个方面，下放改造时就让他已经是自学成材了。 基于勤于思考，他在行动上就显得比旁人有主见。他只紧跟上级抓运动的大步骤，明白地说，跟的是大方向，而不是一步一趋。他很信奉毛主席说的做群众工作，要“到什么山就唱什么歌”。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只是蹲点参加一个现实情况很贫穷的农村生产大队搞运动，这样的穷大队生产自然条件和干部、社员的文化程度都很有限，队情民情不一样，所以一定都要从实际出发，要懂得如何把中央大的精神，融进到本地的“山歌”里，这样才能让更多的本地社员群众，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四清”教育。现在的问题是，自己首先要把党中央大的精神学好，把握好，入脑入戏。 朱赞成花费了很大的功夫，认真学习和思考了毛主席对“四清”运动的要求，“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通过潜心地自学自悟，朱赞成笃信，党中央发动“四清”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农村的干部和社员，进行一次深刻地巩固人民公社体制的教育。朱赞成开始按照阶级斗争的逻辑，去思考开展运动的工作思路。领导核心是：工作队、党支部、贫协会;依靠对象是：贫下中农、普通党团员、退伍军人、回乡知青、进步群众;运动对象是：地主富农分子，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坏分子，还有不能漏掉的是，包括那些一心想要包产到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落后分子。之后，他把工作队与党支部、贫协会中间民主作风好的，办事廉洁奉公的，群众威信高的干部和党员积极分子，在经过群众酝酿之后，上报公社工作队批准，组成全大队的运动领导小组，同时又组织一个由书记和大队长为主的生产领导小组，两个轮子同时运转。朱赞成按照毛主席说的搞运动要“农忙时松些，农闲时紧些”，于是从1964年初到1965年底，约两年的时间里，他有条不紊地在庄任大队开展“四清”运动。在全面贯彻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的过程中，与全市其他公社、大队的“四清”运动相比，庄任大队这个社教点一直是默默无闻的，并没有引起市领导的关切和注意。 曾在1964年底，省、地委派出社教工作队2万人进驻南安县，学习《桃园经验》，搞大兵团作战。南安县的社教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阶级斗争被扩大化，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此事，对于泉州市搞社教的干部，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但对朱赞成而言，他认为这是个沉痛教训，应该提醒自己牢牢记取。 时过一年，当省里在泉州市召开全省社教工作总结大会时，朱赞成与市里社教工作队队长相遇，在短暂的交谈中间，他谈出自己的一个观点：搞政治运动就像医生给病人开药方一样，是药三分毒，有疗效也有副作用，所以呢，下级不能呆板地照上级开出的药方用药，还要针对基层的实际情况，再开个防止副作用的小药方。 市里工作队队长，他也很反感南安县“四清”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做法，对于《桃园经验》开的大药方并不认同，但是对朱赞成提出的“小药方”究竟是什么，似乎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在总结大会之后，他独自一人来到庄任大队，想对这里“四清”情况作一番实地考察。 他一进村，被两名持枪的民兵拦住。这让市工作队队长皱紧了眉头。当民兵听说是市里的工作队队长，其中一人马上带他来到大队部。大队部里面只有一个人在工作，把算盘打得噼叭作响，一问才知是大队会计，正在统计上报的工分。会计见是市里工作队队长到来，停下手中的活，立即起身接待，并让民兵到田间唤回朱赞成。会计告诉工作队长，朱赞成去地头田间检查农田民主管理包干制度的落实情况。这让市里工作队长眼睛一亮，追问这是个什么样的新制度?会计说，为了批判包产到户的思潮，朱队长提出用民主管理包干制度针锋相对。这个制度就是把生产队的田地划分成五六片，每片田由一个生产小组的成员自己负责田间生产管理，什么时候下种、上肥、除草、灭虫、浇灌，还包括评议工分，这些本来是生产队长的事，现在都由小组里的社员来决定……市里工作队长打断话问道：“那生产队长干什么呢?”会计回答：“农闲时当后勤搞服务啊，比如管种子、管化肥、管农药的分配，农忙和抗灾时才当指挥官”。市里工作队长问：“社员们对这种民主管理接受不接受?”会计回答：“很欢迎啦，工分可以由小组民主评议，奖勤罚懒权力归小组，他们可有积极性呢!” 市工作队长像似听出兴趣来了，就势与会计谈起工分的问题。会计也顺着话题，先把清经济、清仓库、清物资、清工分的情况介绍了一番。他告诉说，朱队长在查账的时候，组织人员清查了两遍，一丝不苟斤斤计较，认真严肃着呢!当到了处理的时候，他只抓大放小，让退赔和被处理的人心服口服。工作队组织社员也开过批判会进行斗争，可是斗争的目的是教育和改变这些人，过后大家都还是支持工作队从宽处理的意见。 当谈起工分时，会计伸出大拇指夸奖说：“工作队朱队长真是讲民主。群众提出把一种工分值改成两种工分值，农忙时提高工分值，农闲时降低工分值，这个意见提出了好几年，大队怕麻烦不愿采纳。这次社教群众又提出来，朱队长让贫协会搞民意调查，结果是大多数人都同意实行两用种工分值。朱队长又让贫协会派代表来，同大队党政班子协商解决，后来双方都妥协让步，同意先试一年，搞得好就坚持下去，不好就再改过来。现在一到农忙，社员的积极性可高呢，干农活都不用生产队长派工，社员自己见活就抢着干。” 说话之间，朱赞成来了。市工作队长让他带自己到田间地头看一看。俩人先在村里转了一圈。正在谈笑之间，市工作队长突然皱起眉头，用稍有生气的口吻，指着村头两个民兵问道：“你们那是干什么?”朱赞成认真地回答：“抓阶级斗争啊!”市工作队长不解地责问道：“这话怎么说?”朱赞成赶紧作解释：“搞阶级斗争就得抓好民兵建设，管制坏分子时他们是治安队，抢险救灾时是他们突击队，台湾小股敌特来时是战斗队，平时搞生产也是一支生力军……”市工作队长听了后，舒展眉头，频频点头表示赞同。而后，他也向朱赞成解释说：“刚才进村被民兵拦下来盘问，问我是不是来搞串联的?这让我挺生气的，还以为你也学南安的那一套，神神秘秘，草木皆兵，人人自危，连我也自危了啊!”说完，他就大笑。朱赞成说：“我看他们(指南安县社教)有点理解反了，社教运动就是要让更多的干部群众，相信和拥护社会主义，而不是专整那些四不清的人，毛主席说过哪个社会没有四不清的人?我们只要把真心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团结好，组织起来，搞强大了，让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自然就走不成，让想翻共产党天的人，一露头，不等专政机关动手，下面的群众也不会放过他们。” 他俩走出村庄不远，就看见了一群武装民兵在练兵。俩人走近，站在一旁观看。场上的气势如同解放军在练兵。朱赞成告诉说，大队里这些年回来的复退军人，现在百分百都是民兵，大队组建起新的民兵连，全是他们当骨干带领着这一百多号人，其中有许多是回乡知识青年。在这次“四清”社教中，庄任大队算是真正地做到民兵工作“三落实”(组织、军事、思想)，我们蹲点工作队，也是把抓民兵建设当成“四清”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 朱赞成又说道：“我们给民兵连三大任务。第一搞好生产，第二搞好军事训练，第三坚持政治学习。毛主席说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年青人身上，所以农村搞社教抓反修防变的教育，就是要从他们身上抓起。我们要求大队支部，加大培养年青人的力度。大队支部为他们每人买了一本毛泽东选集，还订了大量刊物，每周两个晚上组织集体学习。大队支部还把团支部工作，结合到民兵连里一起做，文艺宣传也交给他们，现在已经会自编自演小节目了，可活跃呢!我们还挑选有文化、表现好的年青人，安排到大队管理岗位上工作，待到运动后期，改选新的大队党政班子时，我们还考虑安排年轻的退伍军人参加进来。” 之后，他俩又来到一处水利工地，这里的人们正干得热火朝天。朱赞成又介绍起大队在农闲时安排水利建设的情况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