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文革初挨批斗无惧抓生产
原城东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林国连是这样回忆的： “城东公社是人穷地瘠，那时候的城东辖区内，有7公里的国道线通过，共有7个上坡，8个下坡，人称‘七上八下’。全公社有10.2公里的海岸线，不少土地是盐碱地，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是赤土地、粗砂地，很难种庄稼。全公社有19个大队、40个自然村、178个生产队，总人口3万多人，总耕地14000亩，其中水田5000亩，农地(主要种地瓜)9000亩，山地20000亩，海水面积50000亩。务农的收成都不好，只能靠天吃饭。因为周围是三面海水，淡水也缺，十里九旱，群众生活很痛苦，只能吃地瓜粥和地瓜渣糊。 朱赞成上任后，经常深入田间，和群众打交道，他很有信心要改变当初城东公社贫困落后的面貌。他经常穿拖鞋去下乡，即便是脚上生着鸡眼，他也一样一大早去参加劳动。就是遇上暴风雨天气，他还是穿着拖鞋去检查农事，被当地群众称作‘拖鞋书记’，成为后来人的榜样”。 在当地《何氏族谱》中，有一位被尊为活贤人的万寿鹏老人还回忆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朱赞成)一贯穿着一双人字拖鞋，就是这双人字拖鞋伴他走遍城东公社的每一 座山，每一片田地，每一个村庄。每逢爬山涉水时，他习惯把那双拖鞋，扎在腰间或者插在臀部，一年四季任凭风吹雨打日晒，浑身上下都是黝黑黝黑的”。 就是这位“拖鞋书记”上任不久，很快走遍了19个大队的山山水水，走访了40个村庄和178个生产队的民生和生产，渐渐地，他脑海中形成了一幅城东公社社情民生的全景图。每天从夜晚到清晨，他常常辗转反侧，一睁开眼睛，脑海就浮现一片穷山恶水——背山临海，地处丘陵，山多地少，地脊缺水;一闭上眼睛，心潮就涌动无数艰难民生——人均耕地仅半亩，产量低下，全社农民人均口粮少，主粮是吃“番薯渣汤”，经济收入极低，医疗和教育条件也很落后，用水用电十分困难，群众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啊! 此时的朱赞成，心里装着执政为民的重任，天天殚精竭虑，苦思冥想地为城东公社寻找治穷的方略。他为此召集过一次又一次班子会议，放手让大家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结果是，除了老套路还是老套路，这让人很无奈，而自己一时也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于是只好先制定出一个全面改造低产田的方案，要求各大队学习庄任大队的经验，每年都要改造三分之一的低产田，用三年时间全社改造完成。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大目标了，完全是依靠大量的人力投入，极其费工费时，朱赞成小时改造菜地就是这么干的，时代前进了20年，还得这么修理地球吗?所不同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现在人民公社真可谓人多力量大啊，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这些公社的社员们虽然生活还很贫苦，还需要勒紧裤带去干繁重的农活，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给他们带来了普通劳动者应有的社会尊严。 想当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核心价值观，让全社会到处都流露出对人民公社的敬意和友爱，这也让人民公社的广大社员群众，对于愿为国家多打粮食多做贡献的冲天干劲，拥有了一种奋发向上的时代自豪感。 1964年5月，远在山西省偏远的太行山深处，有一处在地图上难以查找的小山庄——昔阳县的大寨大队，引起了党中央、毛主席的高度重视。 大寨是一个自然条件极差的土石山区，在严重缺水的干旱山坡上，树雄心，立大志，战天斗地，使粮食亩产量在1963年就接近了400公斤。当年，毛主席主持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长江以南到1967年才实现的亩产指标，此时，却让一个不起眼的黄河以北的小山庄率先实现了。这说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只要经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如果全国农村都像大寨人这样干，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这可是共和国第一代领袖们苦苦追求的一个梦想呵!要在积贫积弱的中国，尽快实现工业化，必须先解决吃饭这个大问题。大寨大队的突出成就，无疑让他们看到了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新曙光。尤其是在毛主席看来，大寨增产的成就和战胜困难的能力，非常符合自己心目中人民公社的理想境界，似乎为他亲自制订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找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样榜，从而证明人民公社是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经济实体，绝不是共产党人搞出来的乌托邦。 难道不是吗，资本主义的以色列还在沙漠地里搞“基布兹”(即农业合作社)呢!他们有的是钱，可以有国家大量贷款支持，而我国呢?“像我们这一个土地辽阔，经济落后的大国，发展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依靠国家投资么?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出路只能像大寨人那样，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贯彻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通讯《大寨之花》时，在编者按中如是说，“我国发展农业最有利的条件，就是拥有雄厚的劳力，只要加上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能够充分发挥五亿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改天换地”。 《人民日报》指出了学习大寨的方向——改天换地。然而，毛主席还有一个概括，他说：“农业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们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这就让全国农业学大寨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灵魂。 农业学大寨从1965年开始走向全国，朱赞成很快就从学习大寨的经验介绍中，寻找到与自己工作思路契合之处，只有彻底改变本地的穷山恶水，才能让落后的生产力解放出来。这可是了不起的雄心壮志啊!一群大寨人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不仅为了自己吃饱肚子，也是为了给国家多贡献粮食，居然使用近乎原始的工具和劳作方式，就敢于向千年不变的穷山恶水开战，他们真正做到了改天换地，也真正做到了解放生产力，这样超乎常人的大气魄来自何处?寻找答案并不困难，首先是班子的带头人要有大气魄，毫无疑问，大寨人的带头人陈永贵就是自己的学习榜样。 朱赞成想起自己被下放改造以后，曾把第二畜牧场的班子当成人民公社的好样榜，现在看来，认识太肤浅了。党报在宣传农业学大寨的同时，对陈永贵本人是个生产能手，还会做人的政治思想工作，管理严格，公私分明，领导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生产条件年年有改变，农田产量年年有提高，上交国家的粮食年年有增加，又能够善于正确处理集体和国家关系，这些有关陈永贵个人的领导才干，也都作了突出的报道。在拜读之后，陈永贵在朱赞成的眼里，肃然成为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传奇人物。 当朱赞成把大寨的先进经验和陈永贵的个人魅力，向公社班子成员大力宣传和介绍之后，整个公社班子里的成员也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大家就像被阳光照进了心里，开始对照大寨的标准重新审视原来制定的工作方案。 城东公社原先规划改造低产旱田的要求不够好，也不科学。于是公社班子重新制定出新的规划要求，决心以更高的标准来改造低产旱田。他们要求各大队改造边角小地块，要裁弯取直，填平坑坑洼洼，平整扩大到可以全部机耕的标准;对改造现有的大地块，要求地面平整，5亩到10亩地连成一大片，其间大田埂可过平板车，所有的旱地改造，活土层至少要厚一尺，以提高土壤蓄水能力;丘陵田地垒堰坝，要高而坚实，地要平、土要厚，以提高抗洪能力，防止水土流失。 他们还对盐碱地、粘土地、粗砂地也作出具体的改造方案。对于盐碱地要分割成块，周边深挖排盐沟，采用石块和水泥砌好，形成沟沟相通，灌溉后流水环绕。对于粘土地，要用细砂土和草木灰掺和改造;对于粗砂地，采用深耕移土，再用细土回填。 重新改造低产田的规划方案，大约覆盖了全公社百分七十五的耕地面积。完成后，旱地能改成水田的则种水稻，杂地能改成蕃薯地的则种蕃薯，全面提高了全公社主粮的产量。规划中还包括制定建造三级电灌站的方案，要把全公社的旱地都变成水浇地。为此，在低产田改造时，对每块地都要求同步建设灌溉渠道，今后可以与主干渠道相配套。 朱赞成还在集体研究新规划时，提出了两项新的内容。他提出要重视学习大寨搞绿化的好经验，结合城东公社的实际，要沿着海岸线种植木麻黄，建造宽阔的防风林，还要在本社的荒山上建设果树园。紧接着，他提出了另一条建议，让所有的人都很吃惊，同时也令人激动和佩服。 朱赞成说：“大寨人最让人佩服的就是志气大，决心大，改变穷山恶水有好办法。他们见山穷就治山，见水缺就治水，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天天挖山不止，努力增加耕地面积，艰苦创业，持之以恒，终于达到了创业目的。” “大寨人是人少地多，立足山区，想为国家多作贡献，还嫌地不够用，开门见山，就向荒山要耕地，而我们是人多地少，地处沿海，开门见海，怎么就不懂得向大海要耕地呢?如果我们脚踏实地学习大寨人，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来移海，大家可以想想看，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如果能够把海岸向外移出一百米，那就是几百亩田地呀!如果还能够向外移出一千米，那就是几千亩田地呀!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城东公社才算是达到艰苦创业的目的。” “不过，现在这只是一个梦想，或者说还是一个不成熟的设想。敢于向海龙王进行挑战，不比在陆地向山山水水挑战，而且我们现有的实力太有限了，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技术，盲目去大干风险极大，但是我们有人民公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向大寨人学习的志气和决心，还有向工人阶级大庆铁人学习‘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硬骨头精神，完全可以先找大海的某一个小角落作个挑战，不妨拿出胆量来先试一试嘛!怎么试?我想了很久，就在庄任大队先搞个小型的围海造田，为公社摸索出一套经验，若是成功了，我们再下更大的决心，好好大干一场，来个改天换地”。朱赞成的一席话，很有见地，极大鼓舞起全体班子成员改天换地的信心，大家一致同意先搞个小围海试验的意见，也期待着他能够拿出更加详尽的方案。 “朱赞成要跟海龙王斗法啦!”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遍了全公社，立即引起社员们的一片热议。泉州地域是全省最盛行迷信的地区之一，城东公社也是个越穷越迷信的地方，尤其是居住在乌屿岛上的居民，十几代人都是出海捕鱼为生，当他们耳闻消息之后，一些中老年妇女们认为这是破坏风水的行为，早晚在向菩萨祈祷时，免不了诅咒上朱赞成几句。当然，公社里还有不少中老年人，因为存在小农思维，因循守旧，不相信人定胜天的社会主义宣传，难免说上几句“人不跟水斗，狗不同鸭斗”的落后话，但是听说只是先在浅滩上搞个小围海造田，其中也有人不禁佩服起朱赞成的老成持重，知道此事成败还两难说呢，反对的态度也变得模糊了起来。 诚然，还是有一大群城东公社的贫下中农和年青人，特别是回乡知青与退伍军人，他们都是积极拥护和支持围海造田这个好主意的。自己家乡千年不变的穷山恶水，让新一代年青人感觉压抑太久了，穷则思变，改变家乡旧面貌，早已是他们多年的夙愿和志向。他们庆幸自己成长在新中国的红旗下，亲眼目睹只有十几年的光阴，在共产党领导下，国家从一穷二白中走过来的一串串脚印，就是这些充满自豪感的脚印，让他们读懂了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的道理。尤其是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看到了祖国制造出来的国产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小汽车、拖拉机、飞机、大轮船、原子弹等等，这些工业战线和国防建设上的辉煌成就，处处显示出了国家进步和劳动人民的豪迈;以及还看到了全国人民学习雷锋和解放军，同时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形成的全社会良好风气，让他们总能感受到整个社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进步力量，每一天都能推动着有志向的年青人，不甘落后，跃跃欲试，为实现心中的夙愿和理想，争当新时代的好男儿而自强不息! 而此时的朱赞成显得格外沉静，他并没有大张旗鼓去宣传要搞小围海造田的方案，因为他深知如此举足轻重的大方案，从设想到问世，得有一个复杂的孕育期，一定要按照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去务实，操之过急难免出错。而眼下要宣传的重点是，必须坚持公社党委已经确定的方针，利用冬闲抓紧改造低产田。于是就在一番农业学大寨的强势宣传下，全公社17个大队(除乌屿岛两个大队外)厉兵秣马，摩拳擦掌，不久就掀起新一轮改造低产田的生产热潮。 正当城东公社如火如荼学习大寨改造低产田之际，中国高层的政治风云，此时也在悄然发生着底层老百姓深不可知的一场大激变。转瞬之间，风云博斗，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风起于青萍之末。朱赞成在大跃进中一直认为，党中央的毛主席和刘少奇是一对“铁哥们”，其实不然。共产党人在进城执政之后，用了十七年的时间，在全国建立起从党中央一线、二线、书记处、国务院，到中央局，中央政府部、办、委，和省、市、地、县，公社，乃至院校、省厅、局、处、科、股，还有隶属的一大批企事业单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臃肿的，人事重叠、盘根错节的国家官僚体系。 出于种种原因，共产党内没能够建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于是在这种党内官僚体系中，任何单位的党政一、二把手，只要滥用党内和行政的手段，都可以把自己当成党的化身，反对他就等于反党。他们恃权大搞一言堂，压制不同的意见，打击报复敢提于意见的人，搞独断专行，强迫命令，无视人民群众对官僚主义的不满和痛恨，为此，中共最高决策层发动了1951年“三反”运动，枪毙掉建国后第一批的腐败高官刘青山、张子善等人。此举虽然有效震慑住党内官僚们的贪邪之念，但还是管不住他们脱离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霸道作风。建国十七年以来，官僚主义者与人民群众监督之间，因为长期积累的官民重重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显得越来越突出了。 为了继续整治党内的官僚主义，1956年底至1957年5月，毛主席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原先希望要广开言路，借重党外知识分子的监督力量，参与党内开门整风，渴求党内党外一致对准党内的官僚主义开火。这可是一次伟大的民主尝试啊，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民主制度建功立业的大好良机!料想不到的是，有一些画眉性格的上层知识分子，不识时务，胡乱搅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让那些党内上层的当权派，抓实了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以及反对中苏友好的大把柄(此时正处于中共支持苏共处理匈牙利事件之际)，迫使毛主席不得不改变初衷，以致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但让党外许多优秀知识分子，在人民需要他们参与对执政党监督的时候，失掉了为中国民主政治出力的机遇，反而还遭遇到毛主席预计全国只有5000个右派，党内高层却有人层层加码下达指标，硬是扩大出50多万个右派的悲催结局。 当年党内的当权派采用“形左实右”的手段，一口气打倒50多万个右派，从此让全国的知识分子噤若寒蝉，让毛主席失去用最小代价制约党内官僚主义的极佳途径，也让党内的官僚体制产生出一种抵御政治运动的官本位“抗体”：但凡大规模政治运动来临，必将抱团取暖，矛头向下——结局总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只有保护好最听话的“一小撮”，才能用打下去这“一大片”的下场，来教育“更大一片”不听话的人，这就是他们在实际操作中，另搞一套的基本对策。 1958年，全国兴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建设高潮，这场声势浩大运动的初衷十分纯正，真可谓是一场全党全国一心一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民大生产运动。然而，就在爱党爱国的亿万人民群众满怀豪情投入到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号召之中，党内的官僚体系却挟持着反右派、反右倾、反地方主义的余威，竭力压制党内纠错的不同声音，以极左的面目操控各种媒体荒腔走板，大刮浮夸风，用说假话、放卫星，耸动天下，一哄而上，大搞假政绩假产量，谎造一片大好形势，酿就了中央对形势的轻信误判。尔后，又在遭遇到三年自然灾害之际，在全国储粮缺口并不严重的情况下，各地隐瞒因多购多征而扩大的实际灾情，层层谎报各地存粮的实际数量(最典型的是四川省)，再一次招致党中央、国务院决策上的失误，造成了全国若干地区发生了大粮荒、个别地区出现饿死人的严重后果。中共党内的官僚体系在大跃进中，把自己擅长说大话、假话的成功范例，不经意间被演绎成最为经典的政治故事，让世人阅史之后大跌眼镜。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对其中“人祸”的精确注释，应不是毛祸，也不是党祸，实乃体制上的资产阶级官僚体系之祸也。史料上明确记载，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巡视，曾经被寿张县、常熟县等地官员，用胡编的超高产鬼话蒙骗了，不止一次、二次，而且听了就信，就上当。 1964年至1965年的“四清”运动，就是毛主席和刘少奇共同联手，想要对体制内官僚系统进行一次有限度的清算。但是在清算的方向上，两位领袖发生了严重分歧。此时体制内的官僚系统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支似有权力已被异化的影子部队，他们有山头，有地盘，搞独立王国，若隐于高层，若现于中层，或见于基层，来无影，去无踪，神龙见尾不见首，渐渐形成了大气候。在“四清”运动中，刘少奇是主张不查首只抓尾，即矛头向下，有什么清什么，抓住不放，一抓到底;而毛主席不同意，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语中的，矛头向上，至于基层干部群众犯的错误，应以批评教育和团结为主。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最终以毛刘意见不合，黯淡收场。此时的毛刘，都认为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并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了两位领袖各不相让的僵局。 1966年5月16日，毛主席毅然决然，为了防止中央出现修正主义，他决定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先，还是想在体制内解决与刘少奇在路线上的分歧。当大幕正式拉开后，领导体制内的两套人马，旋即产生出激烈地冲撞。毛主席凭借自己在党内外崇高威望，用发社论、发号召、发文件，很快就在全国掀起了“文革”的狂飚。而此时，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掌握着开展运动的实际领导权，他们通过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工作组火速出击，牢牢控制着运动的方向，试图把这场刚兴起的群众运动，反转成一场新的“反右运动”。 据统计，1966年仅北京就有53所大专院校，在校师生30万人，竟然有12802名师生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学生”和“反革命”，平均每23.4个人中就抓出1个“反革命”，打击面高达23.4%。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至少有上百万群众被打成“反革命”，这批人后来大多数成了铁杆“造反派”。 面对双方殊死博斗且力量悬殊的大态势，在这个节骨眼上，毛主席越来越觉得各级党政领导人与他“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距离太大了，依靠原有的官僚体制，根本无法实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和布署。此时此刻，无人能知晓当他下定决心时，内心经历了一个怎样痛苦复杂的过程。在这个体制里，满眼都是曾经与他共同人间伏虎的战友和功臣，但是其中有不少人在革命胜利以后，忘记了无数先烈流血牺牲的初衷，忘记了为革命胜利推小车的那些人，才是胜利后国家真正的主人，而自己只是个公仆;忘记了中国历史上“勃兴忽亡”周期律的教训，而如今这些人已经站到了“反修防变”的对立面，成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用人民给他们的权力来镇压人民，让这场群众运动重新陷入反右斗争的困局。毛主席开始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又一次被那些曾经的战友逼至墙角，这让他不得不动心起念，出狠招力挽狂澜于即倒。 毛主席从来就是一拳打得开免得百拳来的高手。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公开挑明了与刘少奇的矛盾，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猛烈批判一线中央，“在50多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8月8日，全会通过《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8月12日，全会改选中央领导机构，林彪任党的副主席，刘少奇保留常委，被排名第八位。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很快就掀起批判、揭发刘少奇的运动。 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他还说，“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文革初期红卫兵的出现，让毛主席众里寻他千百回，蓦然回首，却在独具“一.二九”学生运动传统的北京城里，终于找到了共产党时代崭新版本的一支革命新军，“狮猛醒，向中国，一声吼”，这可是与五四运动同等量级的革命新动力呵，不可小觑。毛主席不辞劳累，大气磅礴，一连八次接见了全国各地进京的一千一百万红卫兵小将，让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以“四大”为武器，急剧兴起破四旧和大串联的学生运动，向全国广泛幅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造反精神。首先被突破的各地中共旧官僚体制中的顽固堡垒，并且让它层层“中间开花”，靠得就是这些浑然天成的红色革命小闯将。 这时候文化革命才刚开始不久，党中央尚未将全国的厂矿企业和农村划入开展运动的范围。在全国庞大的官僚体系中，公社党委书记只能算个兵头将尾的末端。此时的朱赞成，他和泉州市所有的农村基层干部一样，对于党中央上层毛刘斗争的内情，事前毫不知晓，突然之间，党中央用文件、报刊、社论广播，一轮又一轮铺天盖地的宣传，告诉全党全国人民，刘少奇是个一贯反对毛主席的坏头头，当听到这样的事实，个个如同惊雷炸顶，完全可以用震惊、不理解、难以置信，来描述他们当年被震撼的感受。说来可笑，朱赞成这次也许是被震懵了，他还根据当时的形势发展，似乎得出这样一个判断，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只是冲着上层建筑领域而来，不会波及“经济基础”领域。据此他不为“乱世”所动，还是坚持一心一意学习大寨的创业精神，仍然像一条不会停歇的蚯蚓，风雨之中“钻进”盐碱田，烈日之下又“钻入”沙土地，每天每日与社员们挥汗如雨，共同奋战在改造低产田的前列。 然而，“经济基础”并没有成为文革风暴中的世外桃源。有一天，红卫兵的到来，送给了他一顶保皇派的“帽子”。 8月下旬，厦门八中的革命师生冲破工作组的阻力，派出三百多人的代表，沿途搞串联，要到福州上访，准备揪王于耕(省教育厅厅长、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的爱人)回到八中，清算她在社教时的罪行。他们一行队伍离开泉州时，路过城东公社紧邻国道线路边的田野，看见公社社员们正在地里忙着农活，就用话筒作“造反有理”的宣传，许多社员放下手中活计，纷纷围上前聆听他们慷慨激昂的演说。那个场景，就像抗战时学生们在搞街头宣传。正当革命师生控诉王于耕的罪行时，朱赞成从人群中走出来，他一本正经地对革命师生们说：“你们参加文化大革命，要到省城造反，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搞农业学大寨，也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但是呢，我们和你们的革命任务不一样，你们是搞上层建筑的，是专门造当权派的反，而我们是搞经济基础的，专门造地球的反，社员们现在正忙着在地里造反呢，要吃饭要赚工分，没有时间听你们的高谈阔论”。说完，他一挥手，喊了一声“干活喽!”社员们都散开了。厦八中的师生们受到一顿抢白，有几个学生不服气，突然用愤怒的嗓音一齐喊出“保——皇——派!”朱赞成一听，楞了楞，觉得这个名词很新鲜，不太懂，但他还是回过头来，朝着师生们挥挥手，表示了礼送“出境”的友好。 其实这个时候，朱赞成对红卫兵并不反感，甚至还有几分羡慕或妒嫉呢。这些还是那么稚嫩的学生们，真是火红时代的幸运儿，参加大串联，走到哪里都是毛主席的客人，吃住行都不要钱，出门只要带十几斤粮票和学生证，北京、上海、井冈山、延安、省城，爱上哪上哪，享受着无上荣耀的政治待遇，哪朝哪代能有这样的好事呢?比方说，有多少老干部打江山出生入死，解放后想到北京看看毛主席，连看上一眼的机会都没有，而这样的好事，却让这些红旗下生红旗下长的学生娃娃们摊上了，能不让人羡慕和妒嫉吗?可是没过多久，朱赞成对红卫兵的看法就改变了。 1966年8月26日，福建省委决定召开“炮轰宣传教育界万人大会”。万人大会的召开，实际上是对厦八中师生上访行动的抵制，是害怕王于耕被厦八中师生抓走。8月29日，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林学院、同安一中等校的师生，为了声援厦八中师生的上访行动，也来到省委要求叶飞接见，被拒绝，引起了师生们的愤慨。一直到下午六时叶飞才被迫出来接见。这个时候，福州市委第一书记郑重，把福州东海前线红卫兵(以福一中、福三中干部子弟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叫来保护叶飞，与“八.二九”派的学生作对。当时就发生打人抓人的情况，叶飞不但没有出来制止，退回到办公室楼上，坐山观虎斗。随后，省委把学生上访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暴乱”。8月30日晚上，省委召开常委会，通宵达旦之后决定，要向群众说明“八.二九”是革命行动，不是“反革命暴乱”。随后，叶飞出尔反尔，推翻了常委会的决定，提出不要在大会上讲话，可以搞街头中、小型辩论，结果造成了对革命师生的围攻。 1966年8月至9月，叶飞提出要炮打“分司令部”，目的在于转移学生的斗争大方向。他讲“教育厅是宣传部领导下的”，还说“文化大革命是文化系统要搞文化大革命，要首先从宣传部开刀，先要打分司令部”。闽中、闽南红卫兵来到省城要求斗叶飞，叶飞与郑重搞了个“工人赤卫队”，是保叶飞的。赤卫队把学生包围起来，围攻学生。红卫兵要到北京告状，叶飞不让坐火车去，红卫兵就步行至白沙站(闽候县内)坐火车，结果被扣下送了回来。 叶飞在提出炮打“分司令部”前后，推出了省委党校党委书记卢叨、省文化局局长陈虹作群众斗争的活靶子，任由群众戴高帽、挂牌批斗，之后又提出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运动，千方百计想把运动纳入省委规范的轨道。这种“弃卒保帅”的昏招，使这位福建籍革命老前辈，运动初期的个人声望陡然下降。 1966年9月1日，福建日报社职工造反队，贴出支持学生的大字报，石破天惊，有人惊呼省委后院起火了。9月17日，叶飞在会见南下红卫兵时，公开表态支持揭露福建日报社参加造反职工的个人老底(即个人历史、出身、成分等问题)，挑动群众斗群众，要把福建日报社的造反群众在社会上搞臭。 此时，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红卫兵大批南下福建，与福建的红卫兵及造反组织结合起来，四处串联，煽风点火，各地红卫兵和群众组织也由于观点、立场不同而冲突，发生分化和改组，继而大字报和大辩论走向街头，许多所谓的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被挂牌、批斗、游街，乱象纷纷出现街头，围观的市民如潮涌动。福建省委和各地市党政机关渐渐失去对运动的控制，叶飞的个人处境也越来越尴尬了。 覆巢之下无完卵。在人们的忆记里，1935年12月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学生们在街头演讲的一句话镌刻于世人心间——“若大的北平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此时的晋江地委、泉州市委，也是若大的机关摆不下一张安静的办公桌。文革开张不久，就出现红卫兵串联和冲击，各级党政领导对这种造反行动抱有怀疑，主要领导还产生过抵触情绪，也曾经幻想用拉一派压一派来控制局面，现在省委都快撑不住了，地、市委也相继陷入半瘫痪。 这一段时间里，地、市委的大院比菜市场还热闹，臂膀上佩带红袖章的红卫兵和其他造反组织，可以随意出入机关大院，院内墙上到处张贴着“打倒”、“勒令”、“最后通谍”等醒目标语，以及特别吸引人气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异端麻辣，皆能让官办媒体顿失颜色无人问津，比如有大量的北京、福州等地的造反快讯，某事件的内幕消息，某走资派的老底，政坛大人物的表态，炮轰某某领导的誓死战书……令人眼花缭乱，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简直能与当今网上博客世界相比。每天从早到晚，一拨一拨人群川流不息地前来观看，天黑了还有人兴致勃勃，打着手电筒，继续抄写着大字报上的内容。 朱赞成听说地、市委机关已经乱成一锅粥时，出于好奇之心，抽空也来两个大院里看大字报。看完之后，他终于在大字报里找到了对“保皇派”的解释，不禁在心里嘲笑起“厦八中”的学生们——自己怎么会去保走资派呢，除非自己也去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可能吗? 朱赞成从地、市委大院回来，对局势的发展就深感忧虑，除了中央点名要打倒的刘、邓等人之外，下面的走资派上哪儿去找、去识别呢?中央、省委不点名，谁会在脸上贴标签呀!难道就让红卫兵这么一路见佛杀佛、见官必反吗?党中央这不是在搞乱自己吗? 正当朱赞成对红卫兵心生反感时，有一批红卫兵主动找到他的头上。这批红卫兵是属于“捍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泉州联合战斗总部”(简称“泉联战总”)的，他们是来说服朱赞成入伙，希望他能加入打倒地、市委走资派的造反行例。朱赞成反应冷淡，以中央文件有规定，红卫兵不能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联为理由，拒绝了红卫兵的要求。多次说服无效，这些红卫兵一怒之下，翻脸无情，用大字报和大标语炮轰朱赞成，逼迫他转变立场。 这一次的炮轰，让朱赞成由“保皇派”荣升成为“走资派”，好几条“打倒城东公社走资派朱赞成”的大标语，醒目地张贴在公社办公驻地。第二天便被搞卫生的人清理掉了。这时候的红卫兵小闯将们，已经修炼成街头宣传的小行家，他们对于这种对抗付之一笑，又唤来了一批人，带着油漆和毛刷，挽起袖子使用毛刷，蘸着油漆书写大字。他们写得很认真，字也写得漂亮，让驻足观看的朱赞成和其他人，一齐暗夸他们的书法，真是不赖!不一会功夫，几条不同内容打倒朱赞成的标语，赫然出现在粉墙上。红卫兵走后，有人要拿不同颜色的油漆盖住，被朱赞成拦下，他淡定地说：“涂了人家还会再写，好好的墙壁，会糟踏成什么样子?不如留下当书法欣赏吧!”这几条标语便原样保留了下来，一直到许多年后，日晒 雨淋之下，才逐渐地消失掉了。 朱赞成忠实地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话，不曾越过雷池一步。每天每日没白没黑地与社员群众在一起，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红卫兵因朱赞成在城东公社群众威信很高，想要让他站出来与他们一齐造市委的反，不料被拒绝了，就把他也当成“造反”的对象，打成市委走资派的马前卒。一时间，在造反有理的冲击下，使公社正常的生产秩序，遭受到了一定破坏。 那个年代的红卫兵，对于冥顽不化的走资派，最爱用“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表达他们的愤怒。终于有一天，“泉联战总”红卫兵们孰不可忍的愤怒爆发了。他们精心策划好要在城东公社，召开一场对走资派的批斗大会，勒令朱赞成第二天上午九时准时到会。第二天，红卫兵却无处寻找朱赞成的行踪，打探了半晌，才知道他在田里和社员们一起搞烂泥田改造。一批红卫兵来到了现场，想要把朱赞成押回去开批斗会，但他们看到的是，朱赞成赤脚站在烂泥里，浑身上下都是泥浆，像是个种田汉的老把式，正起劲地深挖着烂泥巴。红卫兵全都傻眼了，楞在田埂上说不出话来。朱赞成见状笑盈盈地说：“你们要批斗我，我不反对，但是批斗会要开在田间地头啊，这里才是同走资派斗争真正的火线呢，我正恭候着你们!”周围的社员们一起哄笑了起来。经过这一次的较量，“泉联战总”的红卫兵才算认识到，朱赞成是个不惧怕被人造反的“老油条”，至此，他们也知难而退，来干扰的次数逐步变少了。 其实变少的主要缘故是，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正在急剧升级，为了争夺唯我独革的话语权，光靠笔杆子已经不行了，还需要用枪杆子呢。于是泉州市的“文革”，由党内走资派抗拒阶段进入到挑动两大派群众组织(保皇派与造反派)，相互用生命和鲜血捍卫话语权的武斗时期。 1966年的夏季到秋季，泉州又是一个大旱之时，朱赞成已经无暇关心天下大事，他利用红卫兵因两派内斗而无力顾及之际，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领导抗旱的斗争之中。 城东公社当年水利技术管理人员魏文海老人，对于那一年的情景有过一段深情地回忆： “我是水利管理人员，在1966年参加水利抗旱会议，因当时城东片区东星、下尾、前头、埭头、浔美等大队受旱非常严重，城东公社机关已处于半停顿状态，公社生产无人管，灾情又如此严重，如果不采取措施，粮食必定大减产。坚持上班工作的老朱在东星村召开有关大队及水利人员会议，提出抽水抗旱的计划，要在仕公岭架三层抽水机临时使用。灾情就是任务。会议后隔天就开始测量施工，但当时文革武斗严重，为防止仕公岭路段出现人员伤亡，保护测量施工人员，老朱及时向上级反映得到支持，即派解放军来巡查保护，让测量与施工顺利进行。施工要从东海圣墓村为起点，分三层抽水机把水抽过仕公岭山顶;在施工过程中遇到困难(资金、材料)，老朱及时向上级汇报得到了帮助。经过20多天的奋战后，水源流过仕公岭解决了旱情，取得当年好的收成。群众欢呼说今年好收成，要归功于抗旱的领头人朱赞成，从此我对老朱就非常尊重和爱戴。紧接着，老朱又领导在仕公岭建起二层固定电灌站，发挥抗旱的作用一直到北渠引水上岭。” 从这一段回忆中，人们可以看到十年文革长河里的一朵小浪花——在文革红卫兵武斗期间，朱赞成这个受到冲击的公社级走资派，在自己政治处境十分艰难的非常时期，仍然一心扑在工农业生产上。他当年爱党敬业的精神，至今仍然得到人民群众口碑相传的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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