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围海造田，用党性战胜派性
转眼之间到了1966年底，此时的文化大革命犹如一条逆流而上的大航船，在总舵手毛主席的领航下，已经驶进了一段狭长、幽深、险峻的航道，步步惊心，处处险阻，命悬一线。 想当初，文革刚起步时，运动的主导权被党内官僚体系牢牢掌握，是毛主席用“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东风吹战鼓擂，造反派与走资派，谁怕谁的问题立马就解决，致使中央文革派在气势上占了上风。但是，红卫兵和造反派毕竟是群众组织，他们的自身弱点与不成熟，也很容易被混入其中的坏人利用，竟然让走资派们的插手屡屡得逞。此时此刻，这些组织的头头们，都沉陷到“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内斗之中，各方斗得不可开交。由于红卫兵小将们忘记了这场运动的宗旨，需要团结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只能是打倒一小撮走资派，然而在“怀疑一切”的蛊惑下，凡官皆是走资派，洪洞县里无好人，这种无知无畏的斗争方式，促成了走资派内部力量的团结，形势又开始对红卫兵不利了。 全国武斗的形势一步步扩大，这让毛主席很是郁闷。当武斗刚出现时，毛主席就三令五申：“要文斗，不要武斗”，就连林彪也说：“现在什么都好，就差不打人这一条”。毛主席还分析走资派说，“他们就是怕(怕学生)，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是他们调不动的，他们就调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然而连毛主席都没有料想到，正当他为红卫兵运动的命运担忧之时，在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意外地发生一件大事件震撼全国，很快就改变了全国的斗争局势。 这一年十一月十四日的“安亭事件”，是上海市国棉十七厂为首的多家企业二千余名工人成立起自己的造反组织(简称：上海工总司)，要同市委的走资派作斗争，而上海市委以中央文件规定不允许工矿企业开展运动为由，坚决不予承认，并在安亭车站阻拦工人进京请愿，从而引发二千余名工人卧轨三十一个小时。这一突发事件，让毛主席作出了新的选择和布署，他要让全国的工人和农民一起参加这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要让文化大革命成为全体人民，尝试政治大民主的汪洋大海，把可以覆舟也可以载舟的权力交给了人民。 1967年1月，首先在上海，随即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政坛旋风，即史学上称为“一月风暴”的夺权行动。早在1963年全国社教时，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一部电影，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故事片《夺印》。那个故事是在村党支部书记的领导下，团结广大社员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终于从变质忘本的大队长手中夺回了印把子。没有人会想到，仅仅三年过后，“夺印”竟然走出影幕，走向全国，演绎成一场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人民群众夺权运动。 1月中旬，福建日报、福建人民广播电台被造反组织强行接管，并由此引发对立各派之间的派性斗争。各地造反组织也都带着派性介入夺权斗争，愈演愈烈。此时，走资派的内部也在分化、倒戈，划清界线，纷纷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随后，省委、福州市委一些主要领导人叶飞、郑重等人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而受到造反派的批斗。13天之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了让福建省的文革能够不受像叶飞这样的走资派再次干扰，也为了保护这些战争年代曾作过贡献的领导干部，对于他们走上领导岗位即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错误思想采取单独地思想学习，检查自己的错误，以利日后“解放”再用。而后在文革十年里，叶飞再也没有回过福建。各省、市、自治区绝大多数的头号走资派，在文革初级也都执行了刘邓与“文革”分庭抗礼、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动路线。同样地被毛主席抢救性地接到北京学习和检查。原本是让他们在灵魂深处好好地反思，人民群众拥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伟大力量，这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啊!然而这些人，在反思后都认错了，并写下检讨书，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在文革后期也获得了解放，重新返回领导岗位工作，可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以后，他们又反悔了，在1981年中央高层四千人大讨论中，集体起哄闹翻案，言之凿凿地控诉说：“文革中遭受到老毛最残酷地迫害”。于是，一份反毛反文革的《决议》产生了，影响深远。打那以后，官员们就集体解脱了“紧箍咒”，不用再看“群众的脸色”办事了。 各派造反组织并没有因为叶飞已经被打倒，就停止自己的造反行动，1月26日，以福建日报社造反派为主体的“革造会”(简称)，组织群众冲击了福州军区领导机关。说来令人奇怪，当时的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是省委领导中最早表态，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表示不会镇压群众组织的，还多次接待过“革造会”头头的上访，关系正常且友好。然而，就在“一.二六”前几天，“革造会”的头头们却突然发生变化，公开把矛头对准了韩先楚。有关“革造会”突然变化的原因，至今仍让研究福建文革史的学者们困惑不解。其实只要从路线上去分析也不难识别是叶飞虽然离开福建，但他的走资派的路线还在，特别是各地、市的走资派为了保自己更利用民兵中的保守势力，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至此，福建省的文革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凡事以“1.26”事件为分水岭，分化改组成不同观点、势不两立的两个最大的造反流派。一大流派是以“革造会”为核心的反军倒韩派，另一大流派是支持“8.29”观点的学生和机关干部为核心的拥军保韩派，然而这两大派在打倒叶飞的问题上，始终是立场观点一致，如出一辙。原有的保皇组织如工人赤卫队、东海前线红卫兵，不久就自行解体，之后便无人问津，其中工人赤卫队绝大部分成员，也都倒戈融入各派造反组织里面了。从此，全省各地无论有多少不同观点的造反组织，皆以认同这两大派别的立场为楚河汉界。就此，福建省十年文革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韩先楚旋即被时代大潮流推上福建省政坛的中心。 把“武斗”从拳脚棍棒升级成为荷枪实弹，是造反派们送给韩先楚的第一份见面礼。在此前后，福州地区不少造反派狂喊着“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不断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同部队发生正面冲突，继而7、8月间发生“火烧省委交际处”和华侨大厦武斗事件。这两起使用武器的流血事件，在各地造成了极坏影响，使全省局势几乎失去控制。 面对全国陷于全面夺权的风暴，与日益显现的严峻局面，毛主席发表了一系列指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也发布一系列指示通知，要求各地驻军代表、老干部代表、群众组织代表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还要求停止大串联、学生回校复课参加军训，干部、工人、农民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1967年1月下旬，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决定派人民解放军奉命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和军管、军训)任务。解放军的“支左”，对于稳定当时的全国局势起到积极的作用。 同是拥护党中央决定的文革参与者中，突兀之间，出现一种“天然左派”的心态，让“反韩倒军派”与“保韩拥军派”又相互水火不容，谁也不愿意与对立观点的人一道参加“三结合”的新政权。于是双方不断展示出“武斗”的肌肉，把全武行上演到大马路上。4月20日，泉州市群众组织发生武斗， 8.29派被打死了一人。此后，武斗频繁，不断升级，直至抢夺驻军和民兵的武器，泉州市中山路也分为南北区，双方对峙着。但是有史可考，泉州城区文革武斗中，只死亡一人。 5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对福建省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以韩先楚为主任的军管会。军管会下设文化革命小组和生产指挥部，各地也陆续成立了相应的机构。在一段时间内，社会和经济秩序逐步好转，并在一定程度上工农业生产还获得了发展。从1967年冬至1968年春，全省武斗趋于缓和，截止1968年2月底，全省共收缴各种枪枝15.24万支，以及10余万发子弹、数万枚手榴弹，基本遏制住省内各地大规模的武斗事件。 ——在46年之后，即2013年5月14日，全国人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韩先楚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出席座谈会，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也出席座谈会，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房峰辉主持了座谈会。李建国副委员长在座谈会上讲话并高度评价说：“韩先楚同志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刚直无私，敢于坚持真理，正气凛然。1967年2月，在全国各地刮起夺权之风的形势下，他在福州军区领导岗位上主持发布《福建前线部队公告》。这一公告当即由中央军委批转全国，在当时保持部队稳定、安定社会秩序，起了很好的作用。他还在自身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想方设法保护了一批老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主持福建省工作，对一些曾喊过打倒韩先楚口号并因此受到审查的群众，他明确批示‘喊打倒韩先楚的不能算错误’，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 为了解决福建的问题，中央于1967年12月开始，在北京举办学习班，全省共有军、干、群代表1354人参加，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先后接见了部分学员，并且多次对福建问题发表讲话，明确支持韩先楚同志主持福建前线党政军工作。1968年7月27日，福建各派群众组织在北京签订大联合的协议，省内各地的武斗也随之平息。8月19日，经中央批准，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在福州成立。韩先楚任革委会主任，皮定均等11人任副主任。在此前后，随着大联合局面的形成和稳定，各地的群众组织也相继自行撤销。 至此，毛主席的“收拳”战略，运用在福建省的这三招棋(军管会、大联合、三结合)，就此奠定了乾坤。革命委员会是一种中国共产党在文革中独创的政权机构，也是当年红色中央苏维埃政权、陕甘宁边区抗日政权，以及49年成立新中国政权之后，在中共建设红色政权的历史性探索中，第三次“精兵简政”模式的升级版。毛主席从文革的实践中，从大乱到大治的摸索中，从黑龙江革委会“三结合”的启发中，后来又提出“老中青”作为补充，最终选定了这种“官民结合”大联合政府的创新模式，在全国范围从省级开始，破旧立新，向下延伸至每级政权层面取而代之。 省革委会的模式，破解了旧官僚体制的庞大和臃肿，机关部门采用“组”的形式，比如工交组、农业组、保卫组等等，一个“组”的业务内容涵盖旧机构中几个，乃至十几个厅局。机关瘦身之后短小精干，即编制少人员精。这种“精兵减官”的组织形式，消灭掉文山会海，用文革前的官僚主义那一套是无法运转起来的，只能够依靠走群众路线才能产生出政务效率。那时的官员不叫官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叫干部。于是乎“干部干部，先干一步”的口头禅，迅速流传至大江南北、白山黑水之间，成为人民群众监督和评判干部好与差的民间标准。还有呢，革委会的年代是传达毛主席、党中央声音最快、最及时、最守纪律的年代，于是乎“群众眼睛是雪亮的”这句大众化的口头禅，家喻户晓，人尽皆知，成为人民群众发扬民主和当家作主，最有自信心也是最常使用的草根阶层的名言，即人民大众自创的红色文化。 在那个年代里，革委会的“官吏”是抖不起威风来的。中上层官员的特权被毛主席压缩到最低的程度，每次工资调级十七级以上没份，名额得让给下级;机关干部下放劳动，领导还得先给下级作好榜样，而唯一的“特权”就是按级别看文件、听传达。官场的潜规则几乎没有滋生的温床，因为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任何腐败和违反政策的事情干部们不能做，也不敢做，否则一张大字报或一封举报信(俗称“八分钱邮票”)，组织上的调查或者审查，如影相随，内查外调，至少半年以上，甚至几年，抑或终身都不能解脱，尤其是“老中青”里青字头的干部，一旦发现搞腐败或者特权就一撸到底。文革期间，革委会成立的早期、中期，给全国老百姓的直觉，大致就是这么一个常态。 从1969年到1972年，是福建省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的黄金时期，但也是个形势比人强的时期。朱赞成作为军、干、群中的“干”，很快就被结合到城东公社革命委员会里，担任党的核心组组长和革委会主任。朱赞成是在大联合的形势下，在毛和周对福建问题表态之后，出于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敬爱，也出于对人民解放军的崇敬，他选择了支持省革命委会的立场，选择了拥军保韩的政治态度，成为当时站队正确的革命干部。 殊不知，既便如此，对立的反军倒韩的那一派，特别是刚被解放就结合进地、市革委会的某些领导，仍然纠缠于个人的派性就是不肯放过朱赞成，尽管朱赞成在参与文革的全过程中，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派别的群众组织。他被当成公社“走资派”挨批挨斗中，始终不渝地坚持抓生产不离岗，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让他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保持每一级党组织的先进性，确实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在当时，农村中走集体化道路与个人发家致富倾向性的斗争还是非常激烈的，特别是反映在各级革委会的工作中，仍旧有人利用派性破坏干群团结，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农业学大寨，乃至文革后期，公然对抗毛主席、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宏伟目标。这些反映两条路线斗争的现象，在被结合进入革委会之时和后来，就让政治上已经逐步成熟起来的朱赞成时不时地警觉起来，以致他能够自觉地理解“抓革命”的重要性，只有坚持方向和路线正确，才能抓好全公社的工作，真正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正因为朱赞成是一个有鲜明阶级立场和突出领导才能的好领导，尽管他在文革初期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在城东人民公社仍然被广大社员当成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来拥戴，所以“三支两军”期间，自然而然地被结合进了人民公社革委会。 城东公社革委会成立以后，全体社员的人心很快就聚拢在“抓革命，捉生产”上。其实，在文革初期的头两年里，全公社在朱赞成的领导下，社员们对“农业学大寨”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文革运动的关心。根据城东公社革委会原副书记林敏捷回忆： “1967年，公社建设仕公岭高架渠，必须横穿324国道，当时正是武斗成风，工程因资金缺乏、雷管缺少进度比较慢，时有影响公路交通的情况发生。恰遇原水电厅厅长曹玉昆(此时在省军管会是负责农林水口的领导之一)到泉州检查工作，看到沿途一路上都没人搞建设，唯独城东公社搞得轰轰烈烈，他下车调查情况后，深深地被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的行为所感动，当听到社员们向他反映缺少资金和雷管，他当场就批准拨给伍千元补贴、500粒雷管。以后便修建成一条电灌站专用的高架渠，由仕公岭至塘西东宅全长8.2公里，大小渡槽17个，最高最长的后路文革渡槽高达13.9米，长700米，成为324国道一处人文景观。高架渠建成之后，使全公社80%农地得到灌溉。” 革委会成立后，为进一步推进“农业学大寨”的高潮，朱赞成还决定采用树立先进榜样的方法，推动全公社对围海造田的共识和信心，就把启动小围海造田的任务，交给了庄任大队党支部。 据原庄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林祖运的回忆：“对于农改田取得的成绩，朱赞成并不满足，他还想让当地村民们的生活更好点。他提出没有土地，就向大海要土地。而村民肚子吃饱了，也就更加信服朱赞成了。于是，村民们都自动自发地响应朱赞成的号召，服从他的领导，在只有工分没有补贴的情况下，通过肩挑、手提，一步一个脚印，硬是成功地围海造田。经过8个月的奋战，庄任大队围垦了473亩土地。经过平整后，共有346亩土地可作种植。这些围海而成的田地，因为地底下面深埋着不少小鱼小虾，都成了农田的有机肥，产出的大米成了当地最好的品种。” “土地多了，要想有更好的收成，农田的基础建设也要跟上。因此，朱赞成就利用庄任建筑队、渔业队上交给大队部的那70%的利润，建了五座电灌站、购置了五辆拖拉机。建设最高的那座电灌站时，在朱赞成的领导下，村民们只花了1个多月。可见，当时庄任大队的村民都非常信服朱赞成，愿意让他领着大家为改善生活而奋斗。” “由于庄任大队取得成绩是有目共睹，在1967年，当时的地委还奖给庄任大队10万元与10立方米松木。这些奖励朱赞成没有拿一分钱到自己口袋，而是把它们当作建设基金，全部投入到庄任大队的建设中。那些10立方米松木也变成了田间的电线杆，是为了点灯引虫，诱除害虫，这在当时，也是比较先进的。另外，为了解决缺水问题，朱赞成还领着村民在田间建造了两个大蓄水池，可以蓄水10万立方米。在雨季时，就关池蓄水;在旱季时，就放水灌田。让村民们不再受没水灌溉之苦。他还把当时地区农机局拨给的1000米水底电缆全部埋设在田间，又请当时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把手动打谷机改造成电动打谷机。就这样，大大提高了收割粮食的效率。当时的这一切，引来了晋江、惠安、永春等地的农民参观学习。” “朱赞成在庄任大队6年时间(包括社教蹲点)，为庄任的村民干了那么多实事，大家都非常敬佩、爱戴他。过年过节，不免想送他点农产品，或海产品表表心意。而当时朱赞成家里也不富裕，靠着他一人的工资，却要养一大家子。可是，即使这样，朱赞成从来没有接受过村民们的一虾一米。而在工作上，他也是身先士卒。每次他到大队，不是先去办公室，而是到田间，与村民嘘寒问暖，了解收成。在春夏时候，他最爱穿的是‘人字拖’，这不是他散漫，而是为了方便脱鞋下田干活。在围海造田时，他也一样与村民挑沙填海，参与劳动。” 林敏捷老人还有一段珍藏心底难以忘却的回忆—— 老朱见庄任大队小围海造田取得成功，心里十分高兴，他随即下定决心要先解决庄任大队拔穷根的问题。他想到这个穷根就在于地少产量低和缺少淡水灌溉。如今小围海已经开垦出新的近400亩海埭田，连同全大队祖辈留下的近400百亩老海埭田，这些老水田同样是在海边，解放前，全村都是一家一户从事单干耕种，地块有大有小，高低不平，坑坑洼洼，整体土地状况分散而零碎，耕地面积利用率极低。现在能否新老统一规划，来个一次性彻底改造呢?老朱把这个想法与庄任大队干部交流后，大队就拟出个方案，交由全村的社员大会、小会进行讨论，集思广议，让全体干群统一思想认识——决定在当年的冬闲季节，对新老海埭田进行大规模盐碱地块的改造。然而想要改变这种生产落后条件，一是要引来淡水灌溉，二是要改造成新水田必须全部深耕平整，三是要解决灌排盐碱的问题。这么大的改造工程量，务必在一个冬闲季节之内完成，还不能影响随后到来的春耕，这其中隐藏的农业风险显然不容忽视。出于慎重考虑，老朱还是在开工之前，主动向泉州市委汇报工作，想要得到上级的支持和指导。可是万万没想到，市委某领导同志却板下脸孔教训起朱赞成：“你的想法太多了，这么大的工程量，要是不能如期完成，明春插不上秧，我将杀你的头!”听罢这一副仍是文革前的老官腔，老朱气得拧着衣服掉头就走。 回来以后，老朱就深入发动社员群众，与社员们一起学习毛主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他自己学在前走在前，带着大队党支部书记林祖运同志一道行动在前，由此带动了所有的党团干部和党团员都紧紧跟随其后，于是全村社员群众都被发动起来了，一起苦战在引水、挖山、填沟、挖渠等改造海埭田的现场上，日以继夜，整整奋战了一个冬闲季节，在原有近400百亩老海埭田的地面上，裁弯取直又新增近百亩的新水稻田，与平整后近400亩新的海埭田连成一整片，从中间挖出一条既可以排洪也可以排盐碱的大排渠(按积水面积规划)，然后以每块1.5亩分割为整齐划一的块块水稻田，再筑成自流灌溉的渠道和铺设出可供机耕的道路，并且安排好防风林带的预留用地。如此精心筹划的实施方案，赢得了全村干群一片叫好声，并且全力以赴的拥护和支持，使险遭上级扼杀的改造工程终于按期完成。这让老朱从心里面发出了满意的笑声。他认真总结出三条经验，一是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化体制的优越性;二是发挥共产党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优势;三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显示出威力。 第二年春耕生产来临时，改造海埭田已如期完成，由于盐碱地的改造得法，上灌淡水下排盐碱，这一年的夏季，全村海埭田亩产原来只有400多斤产量，一下子就提高至500—600斤，全村群众在大丰收的面前，深深地体会到人民公社集体化的优越性，也从心底深深地拥戴着这位人民公社的好书记。老朱本人也是感触良多，更加坚定了自己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实事求是地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信念，对于来自上级的错误指挥也更加敢于刚正不阿了。 盐碱地治理了，生产也上去了，但整片农田的配套还得跟上。淡水来源不能只靠临时抽水，还要有固定的电灌站，实现电灌就得有电灌设备;修建灌溉渠道也需要石头和水泥，砌成渠道才能实现自动流灌;此外，还得要有道路和防风林带的全方位配套。这就需要有大量的资金。钱从哪里来，还得自己想办法，只有依靠自力更生啊!庄任大队因为人多地少，多出来的劳动力因为没地可种就选择往外跑，有许多人经常去讨小杂海，更多的是到外地山区去帮工，开山劈路，修路建桥。这种现象在当时也是发展集体经济，与个人自主谋生的一对经常性的矛盾;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文革之中，也是各地农村一个较为突出的普遍问题。这对于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而言，客观上造成了离心力，使得守土务农的社员在感受到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有时也会在收入的比较中，感觉到自己吃亏了。另外一方面，“打飞鸟”(比喻私自外出打工)的社员虽然袋子里有了点钱，因为是私人外出“跑单帮”，常常遭受到社会上普遍看不起而抬不起头。 朱赞成和庄任大队党支部的干部们，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客观地分析这种矛盾的起因是“人多地少”造成的，怨不得个人，必须寻找到一种既能收拢人心，也能解决出路的好办法。经过充分酝酿，朱赞成决心把创办经济实体的做法向外扩张，要创造条件让这些“打飞鸟”的社员能更好地在外地发挥专长，让他们为个人也为集体一起走上共同致富的道路。于是一种大胆超前发展集体经济的全新模式，开始在城东公社破茧而出。为此，庄任大队把所有外出三明、邵武地区的社员全部组织起来，并委派原支部书记林金福、党员干部林安居、林振泰为领导，并派去会计、出纳和技术人员，组成庄任大队建筑专业队，带着办理好的集体企业的工商执照，来到三明、邵武地区参加山区建设。凡是承包公路、桥梁等建筑工程，建筑队的干部社员其分配比例为：70℅上交大队记工分，30℅发放个人作为外出津贴。这样一来，外出的社员是为集体而打工赚钱也就能感觉到光荣，在家务农的社员也因为工分值的提高而高兴，更为重要的是，大队集体因为有了70℅的外来收入，可以调拨其中大部分款项，用于建设配套的电灌站、灌溉的水渠网、排洪闸和规划道路以及防风林带。这种一举三得的局面，进一步巩固了城东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 ——但是在1975年的右倾翻案风和1977年的清查运动中，这种大胆超前的全新模式，都被上级当成“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无情打击，无辜加罪于朱赞成同志。 又根据原城东公社干部梁汉卿的回忆：“1968年初秋，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泉州不少机关领导班子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可是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还是坚持着上班，所以城东公社没有瘫痪。他说：搞好生产就是革命，就是对得起党中央，对得起毛主席，生产搞得好，城东人民就有饭吃。但是城东最主要的弱点就是要解决水的问题。在一次会上，朱赞成书记坦诚地要求东星大队、下美大队、埭头大队、前头大队联合开挖水渠建起抽水机站，水的来源是从东海公社的鹿园东塘头引上，这就可以解决半个公社的水源问题。我本人就是响应朱书记的号召，带领几十个人参加这个工程建设，接受的任务是仕公岭最高峰地段。有一天，解放军一队军车向泉州方向行驶，由于公路被占去一部分，军车遭受阻塞，有一位解放军军官下车，问这里在做什么事?我们说这是我们城东公社党委书记朱赞成号召我们搞水利建设，从低处搞几个抽水机，一站一站地抽上来，保证前面这一大片农田有水灌溉。那个军官说：这个时候还有干部带头搞水利工程建设，真是了不起!真是了不起!” 以上这些回忆不仅是群众的口碑，也是朱赞成在文革初期，交给党和人民一份充满党性的答卷。在文革1967、1968大乱的两年里，城东公社几乎完成了原有低产田的改造任务，尽管粮食的收成每年都有所提高，但是社员们的生活还是十分清苦。这个时候，刚当上革委会主任的朱赞成，并没有多少喜悦的心情，每当想到城东人民吃地瓜渣(外界叽为争吃猪食)的情形，他就感觉阵阵心痛，每当想起原有的围海造田规划，已经失去了两年的光阴，他便倍感惋惜，而现在文革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这又让他重新振作起施展抱负的宏愿。 他主持召开公社的三级干部会。在会上，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各级革委会的成立来之不易，是党中央领导下各派大联合的结果，这也就形成了不同观点的同志必须学会在一起工作的局面。所以各级领导都反复强调说，要用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条标准来要求班子成员，一定要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一起工作。这一条很重要，如果我们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领导做不到，下面的群众就会不服我们，做事情就会有顾虑，公社人心会散掉。我今天很诚恳地跟大家交心，在我的眼里，革委会的工作里就没有这个派那个派，同志们能坐在一道工作就是一个派了，那就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革命派，就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促进派。今天，我首先对大家表个态，如果同志们在工作中，有发现我不按党性办事，有派性的表现，就发动群众贴我的大字报，把我轰下台去”。朱赞成的表态，让不同观点的同志打消了顾虑，也让受派性影响的同志得到教育，从而增进公社三级班子的团结。 有了一个团结奋斗的班子，便有齐心干事业的充分条件。朱赞成趁热打铁，他把全公社划成六大片区，要求核心组成员分担片区，公社干部分住大队，所有公社干部都有责任片区，急难险重的工作必须到位，并建立起严格的考核标准，其中一条就是要坚持党性，克服派性，办事公道，作风正派。还有每年春节过后朱赞成即召开公社干部各大队五大头(即书记、大队长、妇女主任、民兵队长、贫协主任)会议，深入到各个大队的山山水水和海边地头，所来到的大队，其大队领导和驻队公社干部都要实地现场汇报一年来做了哪些事，今年计划做什么，所有列出的农田水利工程都由公社办公室主任庄清源同志记录在案，以备明春的扩干大会检查验收。因此谁也不敢也不能敷衍朱赞成，因为他本身就是大家的榜样，而且历来说到做到，对于犯有失职错误干部的批评和处理毫不手软，公社干部背地里称他是“斧头朱”——这是一个足以让人敬畏党性的绰号。 正因为建立起了干部的责任制度，公社和大队干部的积极性被很好地调动起来，“干部干部，先干一步”渐成风气。公社干部参加一线劳动，能深刻体会到社员的疾苦，更容易倾听到群众的呼声，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并且身处第一线，随时了解生产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在文革这一特殊时期，对于泉州农村而言，正处在“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的非常时期，由于朱赞成领导得法，使城东公社干部在参加生产劳动中受益匪浅，他们白天和社员一起参加生产劳动，晚上还要工作到深夜，这让社员们很受感动，许多社员都愿意把开会时难以说出的情况和意见，在与干部一起劳动时自然而然地说了出来，这种深入实际，减少了生产上瞎指挥现象，让干部们体会到群众智慧是无穷的道理，也让他们能经常保持清醒的头脑，做一切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就是在这种历练中，渐渐地，城东公社的干部们，在社员群众中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无处不在。看到公社、大队干部的思想素养一步步地提高，朱赞成对于推动干部责任制更加信心满满，所以当庄任大队上马小围海造田试点项目时，他就完全放手让公社包片的革委会年轻的第一副主任林敏捷，和庄任大队的干部们一起放胆去干，把小围垦造田当成是沙场练兵。而这个时候，朱赞成一边抽空参加围垦劳动，一边把主要精力放在大围垦的筹谋之中。 朱赞成深知要搞大围垦所需要的财力巨大，此时国家和市里财政也很困难，唯有依靠自力更生去寻找财路。朱赞成无愧是当店员打算盘出身的，很有经济头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就具备超前的眼光。他很快就作出决断，采用“以农养工”和“以工补农”的办法。 根据其后接任的公社革委会主任陈昌密回忆：“城东公社当时的模式可以说是‘以工促农’，生产经营的项目丰富。农械厂、螺丝厂、配件厂、综合食品厂等都办得不错，还有酿酒厂、养猪场，利用酒糟来喂猪，产业链合理，此外各大队还有不少企业。大厂都是社直办的，全部企业都是集体出资办的，属于集体经济。靠公社里办的企业创收，当时所有的利润都上缴到公社，再由公社分配使用到农业上”。 在生财有道方面，朱赞成不愧为是自力更生年代的高手。据考证，如今号称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他们赖以发家致富的社办企业，这个时候还没有起步呢! 由于庄任大队先期小围海造田的试点成功，极大激励和鼓舞起全公社社员自力更生创业的精神，那些原先不赞成的、或者不太赞成的人们也改变了态度，破除“人不跟水斗，狗不跟鸭斗”的陈旧观念，成为“人定胜天”新思想的积极支持者。转瞬之间到了1970年，公社的集体经济已经有一定的积累，社员群众对更大规模围垦的呼声不断高涨，此时，朱赞成和班子全体成员也都认为主要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是到拚博的时候了，于是城东公社给市革委会打个报告，请求批准城东公社实施围海造田的计划。不料，此报告却被市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压下不批。 市革会主任是一位支左部队的领导干部，也可能是想把军队突出政治的一套工作方法运用到地方支左上，他总认为城东公社的领导，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革命上，不应该整天地搞生产。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老是批评朱赞成，还派出副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等部队干部，以支农名义到城东公社，在公社、大队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向朱赞成施压。这让公社干部和社员群众思想不通，他们认为朱赞成抓好低产田改造和围海造田，就是在落实毛主席以粮为纲的教导，就是在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这与突出政治并不矛盾啊!社员们想要同支左官兵辩论，打口水仗，被朱赞成制止了。这次，他只身来到市革委会，向这位军代表的市革委会主任，陈述了整个大围海造田的详细计划，并且还陪同他来到海边现场，又作了更加完整的汇报，结果还是白费口舌，没能改变这位老军人的态度。 也许只是一种猜测，是否因为1949年他所在部队攻打金门岛时，由于遭遇全军覆没的哀痛，至今还让他未能走出内心的阴影，以致于一见到大海与海滩，就惧畏起大海的风险?这已经是无法考证的了。但愿历史真正的原因是，身经百战的军事经验告诉他，大海的确风险太大，绝不能打无把握之仗。总之，他就是反对朱赞成搞围海造田的计划，任你朱赞成说破嘴皮也不成。之后，城东公社搞围海造田的报告，在市革委会办公桌里睡起了大觉。 也许是天意，也许是一种巧合。这时，原渔业公社的乌屿岛被划归给城东公社。该岛面积有半平方公里之大，居住着王、董两大姓的后人，世代以渔业和海上运输为生。岛屿上有凤屿村和金屿村，总人口5000多人。700多年前(元朝)，先人们倾全岛之力，耗费几代人的艰辛，终于用石板筑成一座有82个礅洞近千米的长桥，取名“盘功桥”(后叫盘光桥)，是岛屿与陆地唯一的步行通道。但是，此桥200多年前就倒塌，人们要出岛通行，只有在退潮以后，从露出海滩的一段古桥遗落下不足2尺宽的石板上往返。若遇上涨潮，就得靠船只过渡，突然遇上暴风雨，常有人溺水而亡。这给岛上居民的生活、生产造成极大的困难。 1970年农历七月的一天，金屿村村民董矮然用船运砺壳到外村出售，回来时顺带9人返岛，因天气突变，风急浪高，船舱进水导致沉没，有6人遇难。这起重大的海难事故，引起了泉州社会高度关注和重视，当地人民群众纷纷向政府请求修复盘光桥。 作为父母官的公社党委书记，此时朱赞成心急如焚，面对遇难村民亲属撕心裂肺的哭泣，面对全岛上千村民目光灼热的请愿，他和公社的一班人马，再也等不及坐不住了，一面及时向市革委会汇报，一面立即召开公社党的核心组会议。会上研究决定：立即启动城东乌屿岛北堤的建设方案，先解决岛陆自由交通的问题，今后择机再续建南堤围海工程，分两期完成大面积围海造田的最终目标。会上还布署了建设北堤的实施方案。朱赞成果断地指派公社党的核心组成员、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林敏捷，担任乌屿北堤建设的总指挥，并派革委会成员杨福林协助其工作。 怀揣着为城东人民办大好事大实事的决心，年轻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林敏捷，他果敢地肩负起重任且丝毫不敢怠慢，迅速召集金屿大队党支部书记董伦木，和凤屿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德玉等人，会同魏成章、郭景港、郭石玉等技术人员，奋战数十天赶制北堤设计以及施工方案。尔后在朱赞成的牵头撮合下，建堤设计和施工方案，又经过市革委会农业组水利工程师的审定，不久之后，轰轰烈烈的北堤工程就正式上马了。 城东公社北堤建设工程，在未获市革委会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强行上马，这件事让市革委会主任很是尴尬，此时若予以阻拦或不阻拦都不合适，于是就采取了人事调整来挽回面子。随后，市委组织组一纸调令，把朱赞成调到市建设局任局长，并准备对城东班子进行整顿。 违令抗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朱赞成早有思想准备，官场的沉浮也让他逐渐成熟了起来。他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是符合党性、顺乎民意的，然而他更愿意相信的是，要团结人民群众做大事，依靠的是党的正确路线，而不是哪个领导人的个人力量。临走时，朱赞成担心自己的突然调动，会影响到公社干部群众的思想情绪，所以在完成交接之后，他很低调很平静地离开了城东公社，奔赴到新的工作岗位上。 也许这一次还是天意，但决不是巧合。市委给城东公社派来了一位新的党的核心组组长兼革委会主任，而此人也是一位在文革初期乱局中，与朱赞成一样是个极有党性的基层领导，曾挨过群众批斗，仍然是坚守工作岗位，他虽然拥护文革，但没有参加过任何群众组织。他也是带着纯洁的党性来上任的。上任之前，市委领导谈话要求他到城东工作，主要是整顿好公社班子，用意是针对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林敏捷同志。 陈昌密，泉州人，解放初参加工作，土改时入党，文革初曾担任过泉州渔业公社党的核心组组长，不久调回市革委会工作，这次市委选派他来接替朱赞成的职务。于1971年初赴任伊始，他就深入调查城东公社的基本情况，还亲临已经开工的北堤工地参加劳动，边劳动边调研，一个月后，他就向市革委会打报告，汇报说朱赞成在城东公社的工作思路与政策是好的，正确的，群众的生活都得到改善，生产搞得也很好，干群抓革命促生产的干劲都很足。报告中还说，修建北堤，是符合群众利益，也是顺应民心的。但市委领导没有听取陈昌密的如实汇报，而是主观地在扩干会(千人以上)上点名批评说：“城东岛屿海堤的建设是瞎折腾是劳民伤财。” 县官不如现管。公社党的核心组组长、革委会主任陈昌密，他的态度才是最关键的。正如朱赞成离任时的心中所愿“团结人民群众做大事，依靠的是党的正确路线，而不是哪个领导人的个人力量”的那个样子，陈昌密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坚持党性，不搞派性，就像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教导的“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兴旺起来”。从此，城东人民的心中，也刻下好公仆陈昌密的名字。对于市委主要领导的偏执态度，城东公社的干部们也是很无奈的，但是他们在困境中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坚信“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就一定会得道多助!此时“坏事”却在顺从民意变成了好事，从而激荡起社员们贲张的血脉，更加团结，众志成城，决心为建设大海堤博命一拼。 根据《泉州文史资料》第二十六辑记述：乌屿海堤(后来俗称“北堤”)的修建，每天分成两班，每班投入劳动力达800多人次。金屿大队修堤人员从东朝西修建，凤屿大队修堤人员由西向东修建，两边各用80多辆板车运土筑堤。当时为了从金屿大队挖土，必须拆掉几户人家的房子，其中就有董伦木(大队支部书记、工程副总指挥)丈母娘一家的房子。在他的动员下，其丈母娘的房子被拆掉了，其他人见大队干部如此大义，也都同意拆迁。王、董两姓历史上有过封建矛盾，文革中也有派性矛盾，但在建设北堤过程中，双方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 在城东公社党的核心组领导下，在北堤建设指挥部的带领下，金屿和凤屿两个大队的群众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排除各种困难，基本上用自己的力量，齐心协力地修建乌屿北堤。当时，泉州(县级市)的个别领导，对乌屿海堤的建设持有不同意见，因而调陈昌密同志来城东替代朱赞成。陈昌密“下车伊始”，了解到兴建乌屿海堤是“为民众办实事”的正确行动时，不但没有指令下马，反而积极参与修筑乌屿海堤的建设。在修建期间，虽然有不少堤段经常下沉，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和拼搏，乌屿北堤于1971年11月胜利合拢了。合拢后的第二天早上退潮时，合拢口出现30多米的沉陷缺口，如不及时在涨潮前加以抢修合拢，沉陷的缺口将进一步扩大。一时间，整个乌屿岛的干部和群众，全体自觉出动，在城东公社的主要领导以及两个大队全体干部的带领下，会同外援人员一起，拼命抓紧抢修。当时不能直接参加抢修劳动的老年妇女，也纷纷跑出门外，举香下跪，祈求上天保佑北堤再次安全合拢。全岛干部群众齐心合力，感天动地，北堤的沉陷缺口，终于被及时地抢修成功了，此后乌屿北堤在汹涌的波涛之中安然屹立着，像一条苍茫雄起的乌龙。乌屿全岛的民众，也终于实现了200多年来梦寐难求的“岛陆自由通行”的愿望。 人民利益是第一位的，这是共产党的宗旨。城东公社革委会坚持筑堤围垦，而市委领导不予支持反而点名批评，并采用组织措施阻止城东围垦，其中的是非曲直，公道自在民间。所以，当岛屿海堤胜利合拢的消息一传开，泉州市从钟楼起到南门兜，整条南大街的商店门口都挂出祝贺的锦旗，盛赞城东人民围垦的愚公精神，并且批评了市委领导某某同志是“智叟不智”，此事也传到省委主要领导的耳朵里。 1972年春，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中共福建省委表扬了城东公社围海的大寨精神。之后被市委卡住的文革后期的城东党委会才被批复成立，朱赞成同志又在城东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调回城东公社，被任命为新恢复的中共城东公社党委书记。同时泉州市委的领导班子也被改组。正因为城东公社围海造田的成绩被当时的省委书记(注：韩先楚)充分肯定，由此也引起了一些热衷于派性人物的不满。 根据《丰泽文史资料》(第二辑)记述：在北堤的筑建中，每天投入劳动力八百多人，每天分为两班，涨潮时近百艘船只运送沙石填基，退潮时八十多辆板车运土筑堤。支援建堤的有本公社范围内十九个大队、企事业单位的农民和职工。经过一年的拼搏，1971年11月完工，解决了乌屿岛的交通问题。又根据《泉州文史资料》(二十六辑)记述：乌屿北堤，起于金屿村前的古桥塔边，止于古桥之西的桥头亭之外，全长1.1公里(后还不断地加宽加高)，共投入57万个工日。其成果得到当时省、地委(革委会)主要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同时也促进和带动新生、后埭、前头等大队在各自的海边兴建小围垦。乌屿北堤的成功建设，既解决了乌屿的交通问题，又为后来修建南堤围海造田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时乌屿北堤的成功建设，进一步促使城东公社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1972年8月，朱赞成又被调回城东，并当选为新的一任城东公社党委书记，他及时带领公社党委以及各大队的党支部，总结近几年来“兴修水利、引水上山、把旱地变成水田”的建设经验和教训，还表彰和推广了建设乌屿北堤的成功经验。又在当年年底，召开党委扩大会。出席会议的除正、副书记外，还有林华太、魏文海、魏祥姑、杨福林、杨传宗、林祖运等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庄清源、团委书记蔡双梓、保卫组长王元复、企业办主任何气成、供销社主任林荣福等人，以及各大队党支部书记。大会一致通过：“筹建南堤围垦工程建设，解决城东公社的缺粮问题;决定由公社党委副书记林敏捷、林国连和委员魏文海等人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等项决议。当时的市水利局也派出魏章成、李德续、陈振端等一批技术人员协助施工设计，省、地、市水利部门的有关领导也经常亲临现场加以指导。 林国连、魏文海和魏章成等人，先对南堤围海工程进行多次勘察调查，并参照莆田等地围海筑堤的经验教训，对拟围垦地段的水文(台风、潮夕、洪水流量、排涝调洪等)以及海堤的基础、堤体、堤桥、内外坡、排涝抗潮闸等进行科学的综合分析和计算，终于形成科学的“城东围垦方案”。南堤的堤址从凤屿村的祠堂前起，经浔美村无尾桥至龙头山边。该方案经公社党委确定之后，便逐级报送省委、省革委会批准。新垦区内可耕地面积为467万平方米(即0.7万亩)，保护面积达800多万平方米(即1.2万亩);新建的南堤长达2.25公里(海堤的最高点达8米)。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