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鱼米之乡初显，杀身之祸降临
从1969年初至1974年11月，城东公社小规模围海共5次，垦荒造田2000余亩，大规模围海共2次(分南北段两次兴建海堤)，垦荒造田7000余亩，合计围海造田面积近万亩(未计保护面积1.2万亩)。这就是城东人民在农业学大寨中，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优势，依靠自力更生、穷则思变、敢为人先的勇气，为家乡创造出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同时也是在公社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排除万难，赴滩蹈海，向大海挑战，向大海索取，向着大海爱拼才会赢，用万众一心凝聚而成的，深深融入泉南文化血脉的巨大精神财富。正是由于仰仗英雄们“毕其功于一役”，才得以让家乡彻底改变了贫穷面貌，从此也翻开了改写城东人民命运的崭新一页。 毛主席在新中国即将成立时，就教育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朱赞成也同样认为，围海造田的胜利，也只是城东人民“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此时，他经常对党委班子里的同志们说“业不成，心不死”。这句话，可以用他在南堤合拢成功时，与市委书记的对答中去理解，同志们也都能够听得出在当时，朱赞成已经对城东公社的工作，又有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思路和要求——他要向农、林、牧、副、渔(也包括工、商、学)全面发展的方向，去努力做好一切工作，只有到了那时，才算他认可的城东大业告成了。 所以，城东公社的领导干部们，并没有在围海造田成功之后，在面对省、地、市给予的各种荣誉和赞扬时，滋生出骄傲自满的情绪，而是在围垦工程基本完成后，公社党委就对垦区内的土地进行了整体规划和平整。根据规划安排平整农田5500亩，道路、绿化带用地685亩，还设想预留用于建设淡水养殖基地2000亩。不久，公社就组织起两支队伍，一支人马投入大规模的平地造田，一支人马投入引进北渠水至新垦区。 根据当年参加南堤建设的城东公社知青们回忆，那时这些刚下乡不久的知青同其他社员一样，在老知青王泽淮、廖群生、谢焕枢等人的带领下，围海建堤成功之后，又开始了平整土地、开畦造田的艰巨历程。由于海泥深而烂，无法使用畜力或机械作业，只好以人充当耕牛使用，四、五个人拉开一犋犁，一边犁一边耙，一遍又一遍，硬是把坑洼不平的烂泥滩，修整成平平展展的标准水稻田。面对几千亩大面积的处女地，如此艰巨的任务可想而知，是何等的旷日持久且费力费工啊!他们一干就是三年，任劳任怨，就像拓荒牛一样，默默地奉献出自己的青春，日复一日，早出晚归，暑去寒来…… 另一路人马在朱赞成的带领下，公社干部和群众一起，修建了一条8.2公里的环山水渠，使北渠的引水能够顺利地灌溉到新垦区。与此同时，公社还组织了一支专业的“咸埭田”种植实验队伍，由谢焕枢等人具体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的模索，他们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按气温高低，控制田中的进出水量”的科学方法，打破了海田需要“洗咸三年”才能耕种的常规，取得了当年造田、当年种植、当年收获的科技硕果——夏季水稻亩产收获300斤，秋季收获500斤，次年的夏季亩产收获就高达800斤。 就在前一年，全国发生了一个传奇而又美丽的故事。福建省莆田县有一位小学教师，他 的儿子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在现实环境中产生了一些难以排解的问题，无奈之下，他想要给毛主席倾诉心中的苦衷，就写了一封信寄到北京中南海。毛主席读罢这封普通人民教师的上访来信，思绪翻滚，感慨万端，亲笔写了回信，并寄上三百元，以“聊补无米之炊”。这两封书信的一来一往，意味深长。一头是代表普天下千百万知青父母的怨声，另一头是愁锁领袖心中的民生与忧思，此情彼意充分印证出，文革期间人民领袖与普通人民，是血脉相通的阶级真情。这种真情实感，感动了当年无数的中国人民，朱赞成就是其中一个。 朱赞成在感动之余，立即反省自己在知青工作中的不足。他过去对知青在政治上的关心爱护，往往偏重于让他们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而在李庆霖给毛主席写的信被传达之后，他就开始从民生上重视对知青们的关爱。他专门从社办企业的收入中，调剂出资金，让每个大队都建起知青楼，改善知青的住宿条件;又划拨出菜地让他们种菜，帮助搞好知青自办伙食;还下通知规定，无论公社还是大队养猪场杀猪，都要多分肉给知青点。此外，每逢市里拨名额送知青去上学、当兵、招工，朱赞成总是尽全力向上级争取，多争取一个是一个。 公社党委对知青所做的一切关爱和努力，都被公社插队知青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与此同时，公社干部和农民社员改天换地的冲天干劲，在围海造田中顽强拼博的创业精神，也无时无刻地感染和教育着他们，激励着他们努力地用优异的表现，来体现出自己的时代价值。所以城东公社的知青点，是市里的一面先进红旗，尤其在围海造田中表现十分突出，受到全公社贫下中农的交口称赞。在努力做好公社知青工作方面，公社团委书记蔡双梓，一直是朱赞成的好助手，他还是全公社青年生产突击队的队长。 平整海滩、开畦造田是一项马拉松式的开荒任务，显然仅靠一群知青天天开垦，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海改田的进度仍然是缓慢的。待到冬闲时节，朱赞成和蔡双梓，就组织起公社干部、大队社员们、各知青点的知青们，一齐来到垦区的烂泥滩，以人力充当耕牛进行作业。严寒季节来临以后，每天晨曦中雾霭茫茫，各处的先行人马，顶着凛冽的海风，早早来到划归各个大队几百亩的区域内，一声吆喝大伙就开工干活。堤内到处是荒野茫茫的处女地，全部笼罩在一片浓浓的雾气里，几十米开外听得见远处有一片喧闹声，可是互相之间看不见人影。活儿干到八、九点钟时分，金色的太阳光逐渐驱散雾气，村里老人们三三俩俩站在海堤上，观看着一片已经沸腾起来的劳动场面。 堤内的垦区就像一副若大无比的棋盘，四、五个人一组，有着不计其数的组合，全都游走在棋盘内的方格上。每一个组合都有三、四个人在前头，弯弓着身体，竭尽全力，好似纤夫拚着体力在拉纤绳，奋力拖着后面的犁具，双脚在烂泥滩里一步步前行。 在阳光的照耀下，站在堤上的老人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近处的拓荒者不断地用手擦汗的动作，他们个个脸上大汗淋淋，被金色阳光折出反光，他们背上汗水浸透了衣裳，嘴巴里喘息出雾样的白气。看到此情此景，让老人们不由地联想到，自己的先人们初来此地开荒落脚的情景……而如今，时代不一样了，这是一群为了开创集体经济大业、干起活来不怕苦和累的人们，其中有公社书记和班子成员，有各大队的干部和社员，有插队的知青和社办企业的支援人员，就是他们这样一大群城东人抱团苦干，秉承着先人拓荒牛的精神，一遍又一遍地犁呀耙呀，不知流下了多少汗水，也不知有多少人磨破肩头和手掌，每一天都在成就着城东人民公社，让沧海变成桑田的千秋功业。这里每一块方格的形成，都是他们深耕细作的“杰作”，每一块方格又被周边的方格连成一大片方格，这就是天道酬勤的奋斗成就。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大片方格遂演变成越来越大的一整片沃野;季复一季，年复一年，水田、田埂、道路变得分野清晰了。垦区内耕地的面积仍然在不断扩大着……他们甘当拓荒牛的功业，终于被越做越大，而这个“聚宝盆”的高效益，也在一年年地被凸显出来。 据1978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垦区中的耕地面积已经达到3500亩，平均年亩产850斤，全年粮食总产量近300万斤。其后，随着耕地面积继续扩大，和粮食单产逐年提高，垦区的粮食总产量超出700万斤以上，初步解决了城东公社吃粮难的问题。同时，海堤内的五大养殖基地(对虾、红蟳等)也扩大为2100亩，年产值逐年攀高，从几百万元猛增到数千万元。 1975年初，北京召开四届“人大”，周总理重新提出实现中国现代化分“两步”走，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大干社会主义的劲头。于是，全国农村又兴起了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朱赞成决定组织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分批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去学习和取经。 这一年春季农忙过后，朱赞成就和另两名大队干部一起踏上旅途，一路上汽车、火车轮换乘坐，长途跋涉，风尘仆仆。进入太行山区时，他们满眼的黄土高坡尘土飞扬，一幅高山厚土的浑雄景色被映入眼帘。在进入到昔阳县地界，眼前尽是光秃秃的山脉连绵起伏，山脚下沙石层的土地，被山脊梁里大大小小沟壑，分割成不规则的山坡地，庄稼就是种植在被垒坝的坡地上。沿途看到的河道流水量很小，好似小沟渠里淌出的细细流水，乱石遍布在两边宽阔的河滩地里，一丛丛芦苇从乱石缝中稀稀拉拉地生长着就像癞痢头的模样。瞧着这般模样的穷山恶水，这让朱赞成一行人还未到达大寨，就能感受到这里的农业条件之差，那才叫真正的穷山恶水啊!跟这里相比，城东公社的起点要好过大寨人呢。这时他们不禁在心里面，更加钦佩起大寨人的精神和成就。 他们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大寨村，一种别开生面的新鲜感觉也迎面而来，眼前的虎头山上树木葱郁，山脚下用石头垒成的梯田，一层一层，层层叠叠，蔚然壮观。地里一株株玉米苗茁壮生长着，此时快有人的膝头一般高了，除了田埂、道路能看见黄土，昂首放眼望去，随处都是一片绿意盎然。此时，整洁的小村庄里热闹无比，各地涌来参观学习的人群络绎不绝。大寨人非常热情好客，有专门的人员做接待工作，十分有秩序地安排好一批批客人来到狼掌窝、来到虎头山顶上参观。大寨人一边热心地作向导，一边用心地做解说。朱赞成和众多参观学习的人群一起，站在高高的虎头山顶，眺望着远处大大小小的山峦，仰慕之间，一种“百鸟朝凤”的情怀油然而生。可不是吗，众望所归的大寨精神，就是从如此这般穷山恶水之中，飞出来的一只金凤凰啊!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毛主席“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解放军”的伟大号召为主题。他介绍说：“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的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高速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四千七百多块土地连成了二千九百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一九五二年为二百三十七斤，一九六二年增加到七百七十四斤，一九六三年虽然遭到了很大的水灾，但仍然保持在七百斤以上”。周总理还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他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报告的最后，周总理向全国的干部发出了号召：“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的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向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大寨精神这只金色凤凰飞出了太行山，飞向全国农村的广阔天地，为全国人民公社的巩固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模式。从1965年以后，“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农村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大寨人改造大自然的顽强精神，激励着亿万农民以愚公移山的意志和气概，投入到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之中。“兴修水利”和“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的口号，如同金色凤凰的鸣春之声，重新唤回了1958年大跃进后，人们对人民公社向往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一回再也没有人搞浮夸风、大放卫星的干扰和破坏了，而是干群同心、荣辱同担、休戚与共，一齐用苦干加巧干，来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据大寨人介绍，自陈永贵主政县革委会以后，他领导全县人民拦河垒坝，填滩造地，新增耕地面积30000多亩，粮食总产量翻了一番。另据史料记载：解放后30年全国共修建水利工程大小8万余处，有近三分之二是人民公社年代修建起来的;全国农村走集体化道路以后，耕地比建国初期将近翻了一番;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全国各地粮仓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应全国吃三年的。 “农业学习大寨”，是毛泽东时代发展农业的一个光辉典范，它的时代精神价值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能够在国家有困难的时候，组织起社员群众为建设国家而努力，舍家忘身不图回报，一心一意为集体的热情和干劲空前高涨。史料充分证明，“农业学大寨”彰显人民公社的巨大优势，为国家自主发展大工业和人民安居乐业，奠定下“手中有粮，心里不慌”的牢靠基础。那可是一个热火朝天、激情澎湃，让人缅怀也值得历史永远传承的伟大时代。 三天的参观学习让朱赞成收获颇丰，他们满载着取经的成果和心得，一行人踏上了归途。一路上三人不断交换着各自的看法和想法。休息的时候，朱赞成无法成眠，头脑中不停地旋转出大寨人和陈永贵的先进之处，同时，内心里也不断地在敲打着自己：“找出差距，迎头赶紧上”。他在学习别人的先进管理经验上，从来都有着一种不甘落后的饥渴感。 此次参观学习中，给朱赞成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大寨人“爱地如命，视土如金”，所以他们才能在这个多石少土的地方，创造出人间奇迹来。大寨人介绍说，老书记陈永贵常说“会种地的，地越种越多，不会种地的，地越种越少。”这就说明了大寨人种田具有一种讲究科学的态度。大寨人根据不同的土质，搞地块试验，试种子、试化肥、试挖地深浅、试浇灌多少、试种植密度，通过多年的试验，从而总结出一整套可以适合本地不同土质和地块的种地绝招。大寨人就是依靠科学种田，在没有任何土壤和气候优势的条件下，在太行山区贫瘠的土地上，当时就创造出了可以与长江以南产粮区叫板的亩产记录(平均亩产800斤以上)。 还有呢，大寨人在保护农业生态、防止水土流失方面也是很有远见的。陈永贵带领大寨人，大干四年，搬山填沟造平原，共削掉33座山头，填平15条大沟，挪移近70万方土和石头，把2900幅小地块改造成1500幅大地块，把全部坡地建成水平梯田，其中有1/2的土地可以用拖拉机耕作。到1975年，由小地块变成大地块的耕地110亩，重修梯田130亩，改造沟谷地150亩，建成小平原210亩，开创出大寨田的标准：地平、堰高、土厚。接着，陈永贵又把搬山填沟造平原的计划推向全县，大规模地向着大自然开战。他在大抓农田基本建设的同时，不忘大抓水利建设，提出了“沟里建库，河里打坝，蓄水保土，水土并重”的综合治理方针。在陈永贵的领导下，硬是将号称无水可取的昔阳县，建设出195座小型水库，把全县64000亩的旱地变成了水浇地。与此同时，陈永贵还提出：“全国学大寨，大寨怎么办?”让大寨人不断找出差距，鼓足干劲，搞了个建设森林公园的大计划，发动社员群众坚持植树造林，大面积绿化荒山，保护好农田和生态环境，让虎头山成为花果山，进而也促使全县绿化覆盖率不断提高。当年的这些绿化目标，在后来都得到了实现。 陈永贵太不平凡了!确实是全国5亿农民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不但是个精通传统农业的种田能手、管理高手，也是个有发展大农业眼光的行家里手，同时还是一个极其善于运用人民公社集体优势，创建出新农村大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此前不久，陈永贵作为5亿农民中的佼佼者、国家级的农业顶尖人材，被毛主席和周总理大胆选用，在全国四届人大上，提议陈永贵当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农业，很快就获得通过和任命。这件事虽然让朱赞成失去了与心中偶像相见的机会，成为他此次参观学习的一大遗憾，但是朱赞成还是为陈永贵能够当上国家级的领导人，为全国的农民而感到无比的高兴和自豪。他认为：让一位普通农民超出旧体制的常规成为国家领导人，被委以重任，独挡一面，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罕见之事。由此可以真实地反映出，毛主席和周总理对于工农干部队伍的信任与倚重——这也是毛主席在文革期间，对于上层建筑领域“斗批改”最精彩的大手笔之一。 党的九大、十大和四届人大人事的安排，让中国政坛高层发生了令全世界瞩目的变化。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单中，出现了一大批年富力强的基层干部，以及工、农、商、学、兵中劳模人物的新名字，陈永贵就是这些新面孔中的一员。这批作为新鲜血液的中共“高干”，并没有因为自己地位的显著变化，就改变原来淳朴的工农本色。他们进京工作后，不迁户口、不定级别、不升工资，尤其是陈永贵，一直保持着干部和社员的双重身份。这批人一直是按照毛主席“干部能上能下”的革命要求，身居高位仍保持着平民作风，丝毫不示张扬，不羡慕奢华，不脱离劳动人民，始终遵循一种大公无私、严以律己的美德，忠实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既使在后来发生了政治风暴，让他们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表现还是那样的淡定和平静，回到了人民中间以后，默默无闻地工作和生活，成为了共和国政坛史上，第一批真正做到“能官能民”的楷模。陈永贵便是其中的一员。 通过这次到大寨参观学习，对于大寨精神和陈永贵个人的感性认识，让朱赞成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于是在归途的一路上，与随行人员的交流中，对于大寨人依靠双手改天换地、摸索农业生产规律年年都有新套套、无比热爱集体经济等感人事迹，以及对于陈永贵在成绩面前找差距、在荣誉面前夸不倒、在农业生产上足智多谋、在公社化精细管理上狠下功夫、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等各个方面，这些开阔的思路和先进的经验，每天都在他脑海里，无休无止地倒腾着，让他长久陷入沉思，而头脑中的目标和定位，又在慢慢沉淀消化的过程中，一点一点不断地变得清晰起来了。 朱赞成把城东公社和大寨大队作了一个比较。他认为，大寨地多人少，经过不间断奋斗，现在人均土地已有4亩多，他们又善于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年年提高。可我们城东呢，绝对的人多地少，就是围海造田后，人均种粮用地也才仅近1亩多，全公社富余劳力也多，若“以粮为纲”显然潜力远不如大寨。再说了，大寨人搞集体经济觉悟高，自力更生起步早，粮食自给自足早就过关了，1962年全国闹饥荒，他们就没人饿过肚子。由于大寨有陈永贵这样好的带头人，把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发挥到极致，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深入人心，爱国家爱集体独树一帜。 可是呢，就城东而言，1962年全公社社员群众都在挨饿，围海造田时还半饿着肚子，直到现在才算初步解决了吃饱饭的问题。城东是在通过“农业学大寨”以后，在围海造田成功以后，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实力，才有了壮大的希望，凝聚力向心力才得到增强，“全面发展”的潜力才有条件得以提升。朱赞成通过比较对照，找出了城东公社在学习大寨中，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客观差距，同时也找到一条新的发展思路和突破口，只有继续扬长避短，才能奋起追赶上去!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在图谋“全面发展”上，再继续深下功夫，于是想到了城东的社办企业，如果在加速开发垦区的同时，也能够在社办企业上做大文章，也许围海造田之后，还能再打造出一个新的“聚宝盆”，到了那个时候，城东公社学习大寨就可以上一个更大的台阶。就是如此这般，开开心心地憧憬着，朱赞成怀揣打造“两个聚宝盆”的蓝图设想，一身尘土、满怀信心回到了城东公社。 在回来之后的报销中，人们才从随行人员的口中得知，去的时候买的是火车硬坐票，三个人坐得两条腿都肿了;回来的时候，随行人员去买了三张卧铺票，被朱赞成看到，非让改换成硬坐票。他对随行的人说，公家的钱该省就省，那是村民们的血汗钱，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朱赞成为人正直、公私分明，严以律己，对周围的人很有感染力。 回来之后，朱赞成无暇办报销，而是交代随行人员去办理，自己却急不可待地召集班子成员，畅谈参观学习大寨的心得体会和取经成果。大家一听，心里就猜到这位“班长”又有一套新思路了。果然大家猜得不错。第二天，朱赞成就把植树造林的任务，下达给各责任片区。他对绿化工作进行了详细地分工布置，要求全公社向庄任大队学习绿化，对田间道路两边要栽植成行，对海堤两侧全部栽植成防风林带，对荒山要全部栽种成林，还要求一年一年坚持下去，重点是海堤和垦区，所有苗木由公社“企业办”提供。随后，他和林敏捷、林国连两位副书记，一齐下到各社办企业搞起调查研究工作。 这些年来，朱赞成在城东公社大搞“以企促农”，兴办起了10余家企业：农械厂、建筑社、食品厂、饲料加工厂、木器厂、塑料厂、砖瓦厂、小纸厂、小酒厂、农械分厂等等，这些社办厂都已经颇具规模，能够容纳富余劳力1000余人，职工从厂里领取工资，一般临时工每月工资20多元，师傅能有30多元，这在当年农村里，已是令人羡慕的收入。这些社办企业既解决公社多余劳力的出路，还为农业基本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比如建仕公岭电灌站，各个大队龙眼树果园、引水渠工程、围海造田等项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都有社办企业上交利润的莫大功劳。眼下这10余家企业的年产值已经达到500多万元，能够奋斗到这个水平，在当时泉州市各公社中也算是很先进的了，但是仅凭着这样水平，与朱赞成“聚宝盆”的设想，还是相距甚远。 经过一番调研以后，这才发觉所面临的难题确实太大了，诸如资金、人材、原材料、市场销路等等，实际问题一大堆。尤其当时是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办企业的经营环境不顺畅，在其经营中经常遭到不公正的待遇。 因时赶巧，这时市里来通知要朱赞成到省里出席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经验交流大会。 城东公社在“农业学大寨”中，多年来成果丰硕，让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公社，彻底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连续三年被评为省地市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朱赞成因此随同晋江地区代表团赴榕参加大会，他还是代表团的副团长。 这一次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的背景，与两年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的省委书记韩先楚同志，已于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离开了福建省，中央调来一位四川省原省委书记廖志高同志前来接替。随后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把“批林批孔”与批韩挂钩，把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野蛮地从江西“抓捕”回来，连续进行批斗，硬打成林彪的死党，还搞诛连在大院里批斗他的老婆，逼得她跳水塘差点儿闹出人命来。他们拿远在兰州军区的韩先楚没辙，于是就拿韩先楚曾是林彪的大红人说事，批判韩犯了十次路线斗争的错误，试图彻底否定韩在福建的一切工作。在这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中，表面上轰轰烈烈，背地里暗流涌动。与当时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步调一致。 主持大会的是省委书记处分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他原是叶飞手下得力的干将，三结合前“反戈一击”明确表态与叶飞划清界线，成为省革委会中最早一批被解放的老干部。然而他在此时显得异常活跃，会上会下四处散布今不如昔，把韩先楚主政时期，全省“农业学大寨”的成绩全部否定掉，试图在福建省内掀起新一轮以派性反韩的新高潮。有一次，当他来到晋江地区代表团参与讨论，朱赞成在发言中，用了城东公社三年来，坚持扎扎实实学大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耕地增加30%，粮食翻了一番，从吃国家返销粮的穷公社，变成销售余粮给国家的先进单位等大量事实，以及还列举了这些年来全省大兴水利，和各地大办化肥厂等具体事例，以此来肯定近几年福建省“农业学大寨”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朱赞成还说，如果说福建省的学大寨还存在问题，责任不能往下推，领导要负责任，首先是分管农业的主要领导，理由是文革以来一直是他(朱直呼其名)负责抓全省的农业工作。朱赞成记忆力好，口才也不错，他的发言有观点有论据，可谓言之有物，颇有说服力，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共鸣。让这位分管省里农业的主要领导很是下不了台，满脸不悦，十分恼怒，也许是道不同不足为谋，个人观点和自尊同时受到损伤，使他当即拂袖而去，从此牢牢记住了朱赞成。这就是朱赞成后来遭受杀身之祸的主因，也是一九八四年平反冤假错案时，只能纠错不能彻底平反的成因所在。 其实，朱赞成只是凭着党性，实话实说，他不愿去做人走茶凉的事，不论谁来掌权当大领导，都应该客观公正地评价前任领导的工作，如同自己离任时，不也是渴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后来者客观公正的评价吗?这不正是党组织一贯对自己的教育吗?凡是有党性的人，就不应该在官场权变中当个投机分子，所以，朱赞成在发言中，并没有虑及这次发言，有可能带来日后的政治后果和后来的杀身之祸。这正是底层工农干部的本色，也是闽南人仗义执言的特质。以致在开完大会之后，他仍然是心情轻松高兴，特地上街为公社所有的干部，每人买了一条上好的竹扁担(四十多根)，随车带回来发给他们，要让每个公社干部在“农业学大寨”中，坚持参加劳动，永远也不能脱离群众。 然而，善良人的愿望是无法阻挡严峻现实的来临。1975年下半年，省里决定向晋江地区派遣省委工作组，其任务是开展加强党性、清理派性的整顿工作。按当时的形势，仅从该任务的提法去作理解，太符合文革后期民众的殷切期盼，因为各地参加“三结合”的两大派群众组织，无论是那一派里，都有好人，也有坏人，好人讲党性，坏人搞派性，这是文革中“三结合”权力结构的普遍规律，也是普遍现象。被结合的时候，坏人往往伪装得很好，不易觉察，一旦有了政治气候条件，他们就像潜水艇一样，从水下冒了出来，大搞资产阶级派性，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因此，人民群众迫切希望，能够把搞派性的人清除出干部队伍，以此来纯洁党的干部队伍，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经济搞好民生。所以省委工作组到来之初，受到了机关干部和社会各界的欢迎，并且寄托厚望。 省委工作组到来之后，在地区党校，在地委礼堂，在市影剧院，举办了一场又一场报告大会，忽而宣讲全国、全省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忽而宣讲晋江地区派性的突出表现和危害性，渐渐地，人们发觉到，工作组所讲的派性，都是有所指的，是专门指向两派中“拥军保韩”这一派的，这让在台下听报告的曾经对立的两派之中，干部与干部、群众与群众的相互关系，陡然之间变得异常紧张了起来。 省委工作组的权力真是大，大得超越过地委，似乎可以向社会昭示，省委已经不信任地委了。这种情形让人们仿佛又回到了文革之初，工作组又回来了。此时有人高兴，有人害怕，然而人们更多的是担心，他们担心动乱又重新回来了，兴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呀! 省委工作组在舆论上狠下了一番功夫，他们响亮地提出反派性斗争的口号：“用对付日本鬼子的手段对付派性!”、“用对付黄世仁的手段对付派性!”、“用张文(张春桥文章)、姚文(姚文元文章)为锐利武器对付派性!”、“派性严重的地方，资本主义泛滥!”、“要刮十二级台风，摧毁派性!”——这就是省委工作组独创的以派性反派性的“阶级斗争”新理论。他们的行动策略是，在造反派中借力打力，用一派反对另一派，把矛头指向参加各级“三结合”政权中的另一派，并且还有所指地扩大化，即肃清“拥军保韩”这一派中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 省委工作组先是肯定福建全省的文化大革命，但主要是突出肯定“批林批孔”中福建批判韩先楚是正确的;他们看似高举反对派性清理派性的大旗，可是手上挥舞的大棒却是“张文姚文”。经过一段紧锣密鼓的大宣传大动员，随之就推出了举办学习班、成立专案组、重点审查等组织措施。一批批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参加文革保韩派的干部和群众，或者进入学班，或者接受重点审查。先是从地、县、区的机关开始清理派性，接着就扩展到企事业单位，之后又延伸到基层农村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在此形势下，晋江地区很快就被笼罩于谈“派”色变之中，在省委工作组强力主导之下，干部队伍势必再来一次新的站队和排队了。 这个时候的朱赞成，并不知道省委工作组是衔命而来，自己早就成为肃清名单上的重点人物。此时的他一如既往，仍是整天忙碌着，亲力亲为着，尽全力安排好城东垦区冬季新一轮开荒造田的任务。然而，这时公社里有的社员，人心已经开始涣散，社会上已经有人暗中插手城东，蓄意挑起沉寂已久的派性。朱赞成对此也有所耳闻，于是他召开公社党委会研究形势。党委成员们一致认为，城东公社党委这些年来，始终坚持党性，遵照毛主席要“团结不同意见的人一道工作”的教导，竭尽全力地团结全公社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以及不同观点的干部和群众，一心一意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力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这些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干部搞报复、群众打派仗，或者宗族搞械斗的事件，而是凝心聚力，上下同心，围海造田，让集体经济壮大，让社员们生活水平提高，让城东向国家多交粮食。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城东党委是立党为公的，内部不存在着派性问题。党委成员们坚定地认为：我们城东党委是“心中没有鬼，不怕鬼敲门”，如果上级认为我们有派性，就让他们派人来调查吧!朱赞成一声不响地听完大家的意见，表示了赞同，同时也表示自己做好了站最后一班岗的思想准备，但是呢，现在大家仍然要按照党性该干啥干啥，各负其责，什么时候上级不让干了再说! 这一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但是天寒心热，朱赞成和全体班子成员团结一致，共同和社员群众一起，坚持战斗在生产第一线。虽然此时的外界，对清理派性的整顿，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可是城东公社域内，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还是一片热火朝天。“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这在当时是地方主政者的常识，大凡有大局意识的主政者，都不会因为“运动”的原因，忘记掉自已肩负的职责。城东公社党委在人心开始涣散的形势下，仍然坚持团结群众奋战在生产第一线，当时还是得到了一些地、市委主要领导的赞许和支持。这让携带“钦点”旨意的省委工作组大为光火，于是就让市里负责搞整顿派性的领导去了解情况。 名为“了解情况”，实为责难施压。朱赞成被召到市里，负责搞整顿的领导要他汇报城东公社清理派性的情况。朱赞成知道来者不善，不卑不亢地说：“我每一次听完报告，或者参加市里开会，回去就马上把内容和精神向党委传达，原原本本百分之百。党委也有开会研究贯彻，先是让党委成员面对面交心通气，自查自纠，可是呢，大家一致认为，这些年来，我们城东党委班子没有人搞过派性，对早先两派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从来都是一碗水端平，手心手背都是阶级兄弟，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大家参加文化大革命，想的是立党为公，斗私批修，更好地干社会主义。如果上级认为我们有搞派性，可以来作调查，拿出证据来!” 这位搞整顿的领导，似乎认为从谈话中抓到了破绽，马上反唇相稽：“你们为什么只向党委传达，不向群众传达?”朱赞成回答道：“城东的社员群众，这些年来关心的是‘农业学大寨’，围海造田，一心一意搞好集体经济，根本不关心谁参加过这派那派的，社员群众都把派性给忘掉了，不正好证明了，我们城东公社党委没有人在搞派性嘛……” 这位领导又紧逼一步，问道：“那你们没有搞派性，都搞了些什么?” 朱赞成有点愤怒，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全市人民都知道城东这几年学大寨搞了些什么，这位领导也是本地领导，这样的问话就是居心叵测。于是乎，朱赞成不紧不慢地答道：“抓革命!促生产!” 这位领导冷笑了一声，说：“现在是什么形势?你要认清形势。中央要求以三项指示为纲，要整顿所有的秩序，你们想拿‘抓革命促生产’来对抗?”朱赞成也冷冷地回答：“邓小平副总理提出的三项指示，与‘抓革命促生产’并不矛盾呀，我们一直都在贯彻落实，所以城东公社才能没有派性生存的条件，凡是‘抓革命促生产’的，都是一个派，是革命派呀!”听到这话，让这位领导脸红了，沉默许久，两人不欢而散。 城东公社党委在朱赞成的领导下，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充分地调动起城东公社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尽管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与压力，那一年全公社的农林牧副渔，以及社办企业的总产值，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有力地证明了在“农业学大寨”中，城东公社正在变成一个鱼米之乡。然而省委工作组也自有一套搞整顿的逻辑，在他们的眼里，哪个领导班子能够在文革中长期保持团结稳定，那么肯定就是一个派性的“老窝”，或曰“据点”! 面对城东公社总是成绩突出的局面，奉行省领导旨意的省委工作组视而不见;他们面对客观事实，不承认，不认账，也不敢否认，但是只要大权在握，在真理方面，他们总能做到永远有理。他们已经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要彻底清除掉城东公社的“派性”。于是省委工作组开始重拳出击，从全区各地抽调300多人组成整顿城东公社的工作组(含专案组)，有机关干部、有公安干警、有学校毕业生。省委工作组组长亲自带队，浩浩荡荡开进城东公社，立马扎根19个大队和各家社办企业。公社机关则是重点，全社机关只有27个干部，而进驻的工作组多达92人。 经过一轮秘密布置张网以待，“斩首行动”悄然地进行着。就在1976年来临之际，省委工作组和市公安局同时收到了控告信和举报信，状告城东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朱赞成是一个恶霸式的派性人物，他在城东公社大搞顺者昌、逆者亡;在社办企业拉帮结派，重用坏分子和阶级异已分子，是个搞复辟资本主义的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在“农业学大寨”中，搞浮夸，搞假成绩，到处吹牛皮，为自己沽名钓誉等等，不一而足。类似这些内容的举报材料，过了一段时间又来几封，就是那几个人联名写的。省委工作组把群众来信批复到市委、市公安局。市委不敢怠慢，马上成立了专案组，不管三七二十一，有省委工作组的批示就是王法。他们下令立即关押朱赞成，实行专案审查。顷刻之间，朱赞成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这让城东公社顿时陷入炸锅般的乱局之中。 无妄之灾从天而降，让朱赞成措手不及，他尚未弄清楚头绪，就被专案人员从隔离中提审。当他从审查人员的讯问之中，慢慢理出头绪之后，这才搞个明白，自己是被人诬告了。这可让他本能地怒不可遏，极力想要澄清事实，为自己辩白诬告。但此时一切努力都没用，没人会听他的。专案人员都是精选细筛的，政治可靠是第一位，业务水平并不重要，每个人都是完成政治任务的高手。这哪是在办案呢?就算对方浑身是嘴，那也只能换来趾高气昂的白眼或训斥。所谓审查，其实就是个幌子，为的是让城东公社群龙无首，让城东公社能大乱起来，这才是对朱赞成使用专政手段的真实目的。 关押在黑牢里的朱赞成，渐渐地冷静了下来，他已经洞穿对方的阴谋诡计。此时他虽然身陷高墙铁窗，与城东公社近在咫尺，但如同关山隔阻，禁不住地让他心事浩茫，且忧思无限——城东的生产还正常吗?城东的同志们还好吗?那里的一切都要仰仗你们了，那里的一切只能依靠坚强的党性才能顶得住啊，只要毛主席、周总理在，谁搞“支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就是在反对文革反对党中央呀!此时此刻，朱赞成啊朱赞成，他的思维还是旋转在“文革”的轨道上，已经是一头撞到工作组的南墙上，头被碰破了，不气馁，黑夜里，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 在高墙内，朱赞成铆足心劲，与工作组、专案组较真，针锋相对，寸步不退，摆事实讲道理。在高墙外，城东公社党委一班人，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面对突发事件，始终保持着克制和冷静。上级的决定一定要执行，对公安部门的执法也要尊重，既然地、市委组成工作组、专案组，需要配合就得配合，但是城东公社的生产、生活与安定，无疑仍是公社党委的守土职责，在副书记林国连的主持下，党委一班人按部就班，仍然有条不紊地运转着工作和生产秩序，并且通过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总算把炸锅般的惊险局面稳定了下来。 然而，此时一连串的大麻烦接踵而至，比如乌屿岛上董、王两姓开始发生冲突，两个大队的班子也产生了矛盾，在同一个大队干群之间，磨擦也不断发生，开始有人把矛头指向朱赞成或者党委其他人，绝迹多年的各种大字报、大标语也公开出现了。这些情况显然与专案组进驻城东公社有关联，也同社会上一些热衷于搞派性的人插手有关联。就是在形势变得异常复杂之下，城东公社党委的一班人仍然镇静自若，泰然处之。他们还是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思路，集中大家智慧共同运作全公社的大局。只不过，现在“抓革命”已由不得他们了，只好将工作的重点，放在狠抓生产上。这一届公社党委的班子，几年来在农业学大寨、围海造田、壮大集体经济方面，火车头的作用非常突出，在城东人民心目中声望极高;他们平常与社员们一起参加劳动，深入实际作风扎实，能够关心群众疾苦，使得党委整体的群众基础广泛而深厚，既便有少数人跳出来捣乱，也无碍大局。 就在朱赞成被拘留审查的几个月里，城东党委一班人不负众望，从春耕生产到夏季双抢，他们还和朱赞成在的时候一个样，风里来雨里去，不误农时，始终奋战在生产第一线，并且人人分工明确，干部继续按片负责，把全公社农林牧副渔，以及社办企业等各项生产工作，全部都打理得井井有条。这让那些以为“斩首行动”会奏效的人，深深地感到失望和沮丧，他们原先想对城东公社班子大换血的企图，此时也因为在地委和市委，都遭受到正义声音的反对，眼下已经无法实现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省委工作组、专案组，以派性反对派性的做法，口头上拥护文革，实际上反对文革清算文革，疯狂地报复拥护毛主席、周总理而参加文革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此时已经暴露无遗了，也逐渐遭到地、市委机关干部和企事业单位广大职工的质疑与反对，在城区的中山街闹市地段，以及地、市委门口和大院内，开始出现了针对省委工作组的大字报。有些原来属于反韩派观点的一些干部群众，出于正义感，也改变了对省委工作组的态度。大多数人对于省委工作组，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是非对错，对于曾经是“拥军保韩”派的干部，不是送进学习班，就是关进专案组，被认为打击面太大了，明显有一种权力报复的政治倾向，不利于省委工作组中才恢复工作不久的老干部形象，也不利于维护毛主席提出“要团结，不要分裂”的政治局面。 更为重要的是，不符合当时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要求，不符合文革时期干部队伍的实际状况。在文革中，新型的“三结合”政治权力结构，本身就是党性与派性熔于一炉的创新体制。不论是军队、地方的干部，还是群众组织中造反派和保皇派，自从“三结合”以后，进入到权力结构中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共同执掌权力，若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并不奇怪呀，因为文革的结果就是需要这种“大联合政府”的大民主特征。正如毛主席1968年8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所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这正是毛主席十分独特而又非常重要的党建观点，在文革中才得到了全面实施。可惜的是，党内能够读懂毛主席过人之处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文革中太少，至今仍是太少。 对于这种见解，只能概而言之。如果从党史的角度来解读，中共的武装力量从无到有，全都是在极端困难的历史处境中发展的。最早建立起的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陕北红军，以及南方各省的游击队，在随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过程中，不断经受改编和扩编，直至解放以后才形成了统一建制。在建制统一以后，军内大小“山头”依然客观存在，这就是中国革命历史沿革的法统产物(地方干部队伍也是一样)。在政权初建的顶层设计中，无论谁来当家都要懂得“一碗水端平”，这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所说的“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被人称为党内“不倒翁”的李先念，曾经也解释过自己为什么能在文革中不被打倒，他说，“毛主席是把我当成四方面军的代表”。由此可证，山头就是“派”，党内是可以容派(比方说党内可以同时存在左派与右派人物，甚至还应保留执不同政见的反对派人物如王明等人)，但是党内不能容许搞“宗派”，搞宗派必然要拉帮结派，就会发展成封建朋党。文革中“朋党现象”改名换姓，被称为资产阶级派性，一旦派性脱离了党性，恶性膨胀就会成为朋党。共产党内是绝不允许“党内有党”的，搞朋党就会分裂共产党，故而要“消灭山头”，即消灭朋党。跟随革命进程的良性循环，大小山头必然消亡，逐渐成为历史的符号。文革中的“大联合”、“三结合”，就是源于此理。毛主席还有一句话很经典：“老中青三结合”。 如果从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来解读，社会主义就是初级公有制社会，在这个社会阶段中，存在三大差别，存在家庭制度，存在私有制文化观念，使“公”与“私”这一对矛盾体，必须共同生长在同一片初级阶段的土壤上。所以毛主席说“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于是又提出了“要斗私批修”。有人攻击毛主席这是搞“极左”。什么是极左?对于“私”字，只提出要斗要批，没有提出要灭要绝，这怎么会是极左呢?在一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中间，私心多一点，公心必然就会少一点，只有教育人民公心多起来，私心少一些，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才能发展和巩固，才能具备全社会反修防变的能力。这就是毛主席“斗私批修”的本意。当年提出“大公无私”的要求，只是一个理想境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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