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5日，毛主席在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 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引自《毛泽东传》，第 1410页。）
紧接着，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又对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见《毛泽东同胡志明谈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引自《毛泽东传》，第 1410页。）
1966年7月8日，在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中写道：“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 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 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引自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1966年7月8日。）
1966年12月26日， 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游泳池吃饭，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参加。饭前，毛泽东谈话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我们这次搞了个文件____“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联，大串联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者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 （引自《毛泽东年谱》第6卷，第23—25页。） 1967年1月8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了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
这个方向是好的。……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夺权是全国性的问题，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就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引自）
（见《人民日报》1967年1月
日社论）
（见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引自《人民日报》1967年1月 日）
1967年1月，毛主席对军队作出指示：“地方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开展，夺权斗争还在激烈进行，我们军队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进行夺权斗争，因此军队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叉开。” （引自《对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7年） 1967年1月14日，陈伯达在送审《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的文稿上写道：“王力和关锋两同志给《红旗》写了一篇评论，请顺阅！”当天毛主席批示：写得很好。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一文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在1月1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2期上发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引自）
1967年1月16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只有1千多人，今年1月上旬100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 关于“接管”问题，毛主席说：“接管很好，只管政务，只管监督，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夺权斗争需要进行三结合，就是在地方上，要有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要有解放军的代表，还要有革命领导干部。” “军队接管电台，只能在左派不占优势时暂时接管，如左派占了优势，就交给他们去管。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 “军队完全不介入是不可能的。领导去和大家见面嘛，运动中不要怕群众。聂荣臻同志，你去见了半个小时，人家不是就鼓掌欢送你嘛。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平等待人。群众运动像雨后春笋一样，问题是看你怎样下雨。” （引自）
1967年1月23日，中发 [67] 27号文件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手里夺权。这场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十七年来猖狂进攻的总反击，这是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 （引自中共中央1967年第27号文件。）
据1月24日上午11时北航红旗战士许志新的电话记录：昨天上海联络站来电话，张春桥同志给中央文革打电话，就夺权问题毛主席对姚文元同志做了回答。记录中有： 毛主席：如果权落在右派手里，权本来就在右派手里，夺过来。如果再被别人夺去，仍然在右派手里，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再夺权。 （见《对张春桥上海来电请示夺权问题的答复》，引自）
1967年1月27日，谢富治在对公安干部的讲话中，引用了毛主席最近关于接管的讲话。毛主席说：接管是不可避免。我们这个政府，过去是上面派去少数干部和下面大多数留用人员组成的政府，不是工人、农民起来闹革命夺得来的政府，这就很容易产生、保留封建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 谢富治说：我们老一点的同志，对这个运动不理解，从开始就不理解，到现在还不理解，转不过弯来。毛主席说：转不过弯来靠边站，但给饭吃。 谢富治说：昨天向主席谈到，联合行动委员会有许多高干子弟。毛主席说：这是阶级斗争。 （《谢富治对公安干部的讲话》1967年1月27日）
1月30日，毛主席关于中央广播电台的夺取问题，在谈话中指出：“中央广播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争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掌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搞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要善于和他们团结。反对自己的人不能工作，我就不赞成。内部有分歧，应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有不同意见可以商量解决。” （引自）
1967年2月3日，在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说：“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 “ 别相信我们这个党里都是好人。好几年以前我就说要洗刷几百万，那不是讲空话吗？你有什么办法？毫无办法。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他不听。” （引自《接见卡博和巴卢库时的谈话》） 1967年2月12日、18日，接见张春桥﹑姚文元时说：“ 现在的苏维埃，看来已从列宁的苏维埃变成赫鲁晓夫的苏维埃了。” （引自《毛泽东接见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 （引自《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谈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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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花: 乔冠华已在联会国大会上全世界公布了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指示，给华贼阴谋篡权设置了障碍，华贼气急败坏，狗急跳墙大整乔部长，如同疯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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