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　即斯维尔德洛夫工农共产主义大学，是苏联培养党政干部的第一所高级党校。)

 　　同志们!我来回答你们书面提出的问题。我将按照你们问题单上的排列次序来回答问题。你们知道，这些问题一共有十个。

 　　我们从第一个问题谈起。

　　一

 　　如果苏联在未来的十年至十五年内得不到西方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支持，那么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和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结合呢?

 　　我认为，这个问题包括了你们书面提出的其余一切问题。所以我的回答将是一般性的，因而远不是详尽的。否则在回答其余问题时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我认为，党的第十四次代表会议(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　于1925年4月27—29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了党的建设、合作社、单一农业税、金属工业、革命法制、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的决议而产娜挝竦任侍狻?——第321、354、444页。)的决议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详尽的回答。这些决议指出，巩固结合的基本保证，就在于对农民采取正确的政策。

 　什么是对待农民的正确政策呢?

 　　这种政策只能是经济、行政政治和文化教育方面能保证使结合巩固的一系列措施。◎第354页◎

 　　我们先从经济方面谈起。

 　　首先，必须消灭农村中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残余。其次，必须实行正确的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政策，以保证工业和农业的迅速增长，并且消灭“剪刀差”。此外，必须缩减农业税的总额，并且逐渐使农业税由全国总预算的轨道转到地方预算的轨道上。必须使千百万农民群众合作化，首先是使他们参加农业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因为合作化是把农民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总体系的手段。必须最大限度地向农村提供拖拉机，因为这是使农业进行技术革命的手段，也是在农村中创立文化技术基地的方法。最后，必须实行电气化计划，因为这是使农村接近城市和消灭城乡对立的手段。

 　　这就是党在经济方面保证城市和农村的结合所应当遵循的途径。

 　　我希望你们注意农业税由国家预算的轨道转到地方预算的轨道的问题。这也许会使你们感到奇怪。但是农业税现在具有并且将来也一直具有地方税的性质，这是事实。例如，大家知道，以前，大约两年以前，农业税是我们国家预算中的一项主要的或者几乎是主要的收入。而现在呢?现在它在国家预算中只占很少一部分了。国家预算现在是二十五亿卢布，而农业税在今年将要提供的和能够提供的至多不过二亿五千万至二亿六千万卢布，比去年的总数要少一亿卢布。可见，这已经不是那么多了。国家预算愈增多，农业税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重就愈缩小。其次，在这二亿六千万卢布农业税中有一亿卢布正在转入地方预算。这占全部农业税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在现有的一切税收中，农业税最接近地方条件，最适于用作地方需要。不用怀疑，整个地方预算将日益增加。但是同样毫无疑问，地方预算的增加，首先是依靠那些要求最大限度地适合地方条件的农业税。国家收入◎第355页◎的重心已经转到并且将要整个转到他种收入，即国营企业收入和间接税等等方面去，这是更可以肯定的。

 　　正因为如此，农业税由全国总预算的轨道转到地方预算的轨道，将来会成为可能的，从巩固结合的观点来看是完全适当的。

 　　现在来谈谈在行政政治方面保证结合的措施。

 　　为了精简国家机关并且使它们在精神上健全起来，为了驱逐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腐化分子，为了使国家机关充分接近千百万群众，就应当在城市和农村确立苏维埃民主制并且活跃苏维埃，——这就是党在行政政治建设方面巩固结合所应当遵循的途径。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目的本身。专政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手段和道路。什么是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就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向无国家的社会的过渡。但是为了实现这种过渡，就必须按照能够真正保证专政的社会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向和方法，来准备改造国家机关。活跃苏维埃的口号，在城市和农村中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口号，吸收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优秀分子直接管理国家的口号，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改善国家机关，认真地改造它，把官僚主义分子和腐化分子从国家机关中驱逐出去，使国家机关成为同广大群众休戚相关的机关，——要做到这一切，如果没有群众本身对国家机关的经常和积极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吸收工人和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到管理机关中来，不建立国家机关同劳动群众最“下层”的直接联系，要得到群众积极的和不断的帮助也是不可能的。

 　　苏维埃国家机关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首先在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是站在群众之上的，因此它和人民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壁垒，按它的本质来说，是和人民◎第356页◎群众格格不入的。而苏维埃国家机关却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因为如果它想把自己保持为苏维埃国家机关，它就不能而且不应当站在群众之上，因为如果它真正想团结千百万劳动群众，它就不能和这些群众格格不入。这就是苏维埃国家机关同资产阶级国家机关的原则性的区别之一。

 　　列宁在他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这本小册子中曾经说过：二十四万布尔什维克党员，无疑是能够管理国家来为穷人谋福利而反对富人的，因为他们决不会比过去管理国家来为富人谋福利而反对穷人的十三万地主差。有些共产党员根据这一点就认为，国家机关只要有几十万党员就够了，认为这就足以管理一个大的国家了。因此，他们有时并不反对把党和国家等同起来。同志们，这是不正确的。这是曲解列宁的思想。列宁说到二十四万布尔什维克党员时，决不是想说苏维埃国家机关的人数和总的规模就以此为限，或者可以以此为限。恰恰相反，列宁除了把党员列为国家机关的人员外，还把在当时即在十月革命以前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的一百万人也包括在内，他说，我们有方法一下子使我们的国家机关扩大十倍，就是说，用吸收劳动者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的方法，至少能使国家机关达到一千万人。

 　　列宁说：“这二十四万人现在至少已经拥有一百万成年人的选票，因为正是党员数目同党所拥有的选票数目的这种比例关系，已经由欧洲的经验和俄国的经验，譬如说，至少已经由彼得格勒杜马的八月选举确定了。因此，我们已经有一个由一百万思想上忠实于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为了在每个月的20号领取一大笔钱的人组成的‘国家机构’。

 　　此外，我们还有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的国家机构扩大十倍的‘绝妙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从来没有过并且也不可能有的。这个绝妙的方法就是吸收劳动者、吸收贫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第357页◎

 　　但是“吸收劳动者、吸收贫民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这件事情是怎样进行的呢?

 　　这件事情是通过在苏维埃、经济机关、工厂委员会、文化机关、党组织、青年团组织、各种合作组织等等团体的周围组织起来的那些群众发起的组织、各种委员会、各种会议和代表大会来进行的。我们的同志有时没有注意到，在我们基层党组织、苏维埃机关、文化机关、工会组织、教育机关、共青团组织、军队组织、妇女部门和其他一切组织的周围，有大批的拥有千百万非党工农群众的自发组织、委员会和会议在活动，它们在自己日常的细小烦琐的和无声无息的工作中建立着苏维埃的基础和生活，创造着苏维埃国家力量的泉源。没有这些环绕着我们苏维埃机关和党机关的拥有千百万群众的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对一个大国家的领导和管理都是绝对不可思议的。苏维埃国家机关不仅仅是由苏维埃组成的。苏维埃国家机关，就这个词的深刻意义来说，是由苏维埃加上拥有千百万群众的各种各样非党的和党的组织组成的，这些组织把苏维埃同最“下层”结合起来，使国家机关同千百万群众打成一片，并且在逐步消除着国家机关同人民之间的任何类似壁垒的东西。

 　　因此，我们应当竭力使我们的国家机关“扩大十倍”，使它成为千百万劳动群众所亲近的机关，把官僚主义的残余从国家机关中铲除出去，使国家机关同群众打成一片，从而准备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这就是活跃苏维埃和确立苏维埃民主制的口号的意义和作用。◎第358页◎

 　　这就是在党的行政政治工作方面巩固结合所必需的基本措施。

 　　至于在文化教育工作方面保证结合的措施，那就不用多说了，因为这些措施都很明显，大家都知道，不用再解释了。我只想指出最近时期这方面工作的基本路线。这个基本路线就是要为在全国即在全苏联实行初等普遍义务教育准备必要的条件。同志们，这是极重大的改革。实行这种改革，将不仅是文化战线上的极伟大的胜利，而且也会是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的极伟大的胜利。这种改革必定成为国家巨大发展的基础。但是，实行这种改革要花费几亿卢布。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要实行这种改革，需要一支差不多有五十万名男女教师的大军。不管怎样，如果我们真想使国家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我们就必须保证在最近时期实行这种改革。同志们，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不用怀疑的。

 　　这就是对你们第一个问题的答复。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个问题。

　　二

 　　如果资本主义的稳定长久保持下去，那么这种稳定会产生哪些使我们党蜕化的危险呢?

 　　我们这里究竟有没有这些危险呢?

 　　这些可能的甚至是现实的危险无疑是存在的。我们这里存在的危险同稳定无关。稳定仅仅使这些危险更加明显。这些危险中主要的我认为有三种：

 　　(一)我国的建设事业失去社会主义前途的危险，以及由此而◎第359页◎产生的取消主义;

 　　(二)失去国际革命前途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主义;

 　　(三)降低党的领导的危险，以及由此可能使党变成国家机关的附属品。

 　　我们先从第一种危险谈起。

 　　这种危险的特点是：不相信我国革命的内部力量;不相信工农联盟;不相信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不相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会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胜利。

 　　这是取消主义和蜕化的道路，因为它会取消十月革命的基础和目的，会使无产阶级国家蜕化成资产阶级民主国家。

 　　这种“思想”的来源和它在党内产生的基础，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在我国国民经济内部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展开殊死斗争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对党的影响的加强。资本主义成分不仅在经济方面进行斗争。它们还竭力把斗争转到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方面，企图把不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怀疑我们建设工作的社会主义前途的思想传染给党内最不稳定的队伍，而且不能说，它们的这种努力是绝无成效的。

 　　一些受到传染的“共产党员”说：“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哪里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生产力的状况不允许我们提出这种空想的目的，只要能马马虎虎支持下去就行，我们哪能建成社会主义呢，反正就是建设吧，将来自见分晓……”

 　　另外一些人说：“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革命使命，实现了十月革命，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国际革命，因为西方无产阶级不预先取得胜利，我们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严格地说，革命者在俄国已◎第360页◎经无事可做了……”大家知道，在1923年，在德国革命爆发的前夕，我国的一部分青年学生准备抛掉书本到德国去，他们说：“革命者在俄国已经无事可做，应当抛掉书本到德国去干革命。”

 　　可见，这两类“共产党员”，无论第一类或者第二类都是站在否认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立场上，站在取消主义的立场上。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第一类用“科学的”“生产力论”来掩饰自己的取消主义(无怪乎前几天米留可夫赞扬他们，在《最近新闻报》(注：《最近新闻报》(《Послебне　Новос》)是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的立宪民主党人办的报纸(日刊)，1920年4月—1940年7月在巴黎出版，巴·尼·米留可夫任主编。)上称他们为“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二类则用左的和“非常革命的”关于世界革命的词句来掩饰自己的取消主义。

 　　事实上，就假定说，革命者在俄国无事可做;假定说，在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获得胜利前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不能想象和不可能的;假定说，社会主义在先进国家的胜利还要延迟十年至二十年，那在这些条件下，能不能设想我们经济中那些在资本主义包围我国的情况下活动着的资本主义成分，会同意停止同我们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作殊死的斗争，并且会袖手等待世界革命的胜利呢?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能了解这种设想是多么荒谬了。但是，如果这种设想被排除，那么我们这些“认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非常革命的革命家”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显然他们只有一件事情可干，就是开开空车，听从自发势力的支配，并且逐渐蜕化成普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我们把我们的国家看作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我们拥有象列宁所说的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条件，那么我们就能够而且应当建设这样的社会，来完全战胜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或者是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国家是革命的基地，我们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我们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当社会主义在其他国家的胜利延缓的时候，就应当容许◎第361页◎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占上风，容许苏维埃政权瓦解，容许党蜕化。

 　　或者是前者，或者是后者。

 　　所以，不相信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会导致取消主义和蜕化。

 　　所以，特别在现在，特别在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情况下，同取消主义的危险作斗争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

 　　现在我们来谈第二种危险。

 　　这种危险的特点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我们国家如果没有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支持就不能抵挡住世界帝国主义;不了解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不可能是最终的胜利，因为只要革命还没有在若干国家里获得胜利，它就不可能保证不遭受武装干涉;不了解国际主义的基本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

 　　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作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作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

 　　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　支持德国的解放运动吗?值得冒险吗?同意协约国的凡尔赛条约(注：凡尔赛条约　是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英、法、美、意、日等为一方和战败国德国为另一方签订的帝国主义和约。该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宫签订。列宁指出：“凡尔赛条约不过是强盗和掠夺者的条约”，“是一个高利贷者的和约，刽子手的和约，屠夫的和约”。(《列宁全集》第31卷第291页)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亚尔萨斯—洛林交还法国，并将许多边界地区割让给比利时、波兰等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战胜国支付巨额赔款;限制德国军备，规定德国境内莱茵河以西整个地区和莱茵河以东五十公里为非军事区。美国代表在和约上签了字，但国会未予批准，后来美国于1921年8月单独同德国签订了一项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条约。中国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是战胜国之一，但和约却规定将战前德国在我国山东省的特权转交给日本。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政府代表未在和约上签字。)，通过赔款获得一些利益岂不是更好吗?……　同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保持友好◎第362页◎吗?值得这样做吗?同某些大国恢复“势力范围”岂不是更好吗?如此等等。

 　　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

 　　如果说，第一种危险即取消主义危险的根源，是在对内政策方面，即在我国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的斗争方面资产阶级对党的影响的加强，那么这第二种危险即民族主义危险的根源，应当认为是在对外政策方面，即在资本主义国家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斗争方面资产阶级对党的影响的加强。不用怀疑，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国家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们的外交工作人员不是随时都能抵挡得住这种压力的，产生各种纠纷的危险往往引诱人们走上阻力最小的道路，走上民族主义的道路。

 　　从另一方面来看，很明显，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

 　　所以，失去国际革命的前途，就会产生民族主义和蜕化的危险。

 　　所以，同对外政策方面的民族主义危险作斗争是党的当前任务。

 　　最后谈谈第三种危险。

 　　这种危险的特点是：不相信党的内部力量;不相信党的领导;国家机关力图削弱党的领导，摆脱党的领导;不了解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

 　　这种危险是从三方面来的。◎第363页◎

 　　第一方面，需要领导的各个阶级发生了变化。现在的工人和农民已经不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工人和农民。在以前，工人阶级是丧失阶级性的，是散漫的，而农民则是充满恐惧的，他们唯恐国内战争一旦失败，地主又要回来，而且党在这个时期是按照军事方式进行领导的唯一集中的力量。现在我们这里是另一种情况。战争已经没有了，因而使劳动群众集合在党的周围的军事危险也就没有了。无产阶级无论在文化方面或者在物质方面都已经复原并且提高了。农民也同样地提高和发展了。这两个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正在增长并且会继续增长。现在按照军事方式进行领导已经不行了。第一，在领导中必须有最大限度的灵活性。第二，对工人和农民的要求和需要必须有特殊的敏感。第三，必须善于把由于工人和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增长而涌现出来的这两个阶级当中的优秀人物吸收到党内来。但是大家知道，这些条件和品质不是立刻就能得到的。因此在向党提出的要求和目前党所具备的可能性之间产生了不相适应的情况。因此也就产生了削弱党的领导的危险和失去党的领导的危险。

 　　第二方面，在最近时期，即经济发展时期，国家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各个机关已经大大发展和巩固了。托拉斯、辛迪加、贸易机关、信用机关、行政政治机关、文化教育机关以及各种合作社等，吸收了几十万新的人员，主要是非党人员，因而大大发展和扩大了。这些机关不仅自己的成员增多了，而且它们的力量和比重也增大了。而它们的作用愈增大，它们对党的压力就愈显著，它们就愈顽强地力图削弱党的领导，它们对党的反抗就愈猛烈。因此，在这些机关内部必须根据能够保证党在新环境中的领导这一点来重新配置力量和配备领导人员。但是大家知道，要一下子做到这一切是不可能的。因此就产生了国家机关脱离党的危险。◎第364页◎

 　　第三方面，工作本身复杂化和多样化了。我指的是现在的建设工作。无论是农村的或是城市的许多工作部门和分部门都复杂化和发展了。因此，领导就更为具体了。从前通常都讲“一般的”领导。现在“一般的”领导就是句空话，因为这句空话里并不包含什么领导内容。现在需要的是具体的和实际的领导。过去一个时期培养了一种自以为知识广博、准备解答一切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工作人员。现在这种旧型的自以为知识广博的工作人员，应当让位给竭力要成为某一工作部门行家的新型工作人员了。要真正地实行领导，就应当懂得业务，就应当认真地、耐心地和顽强地钻研业务。不懂得农业，不懂得合作社，不熟悉价格政策，不研究同农村有直接关系的法令，就不能在农村中进行领导。不懂得工业，不研究工人的生活，不倾听工人的要求和需要，不懂得合作社、工会和俱乐部工作，就不能在城市中进行领导。但是能不能一下子就做到这一切呢?很遗憾，不能。要把党的领导水平提到应有的高度，首先需要提高党的工作人员的水平。现在应当把工作人员的质量放在第一位。但是要一下子提高党的工作人员的质量，并不那么容易。遗憾的是，那种不去熟悉业务而急于采取行政手段的旧习惯，依然存在于党的组织中。正因为如此，所谓党的领导有时就退化成一堆可笑的谁也不需要的命令，退化成不触及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空洞的和口头上的“领导”。这就是削弱和降低党的领导的最严重危险之一。

 　　失去党的领导的危险所以会引起党的瓦解和蜕化的理由，一般说来就是如此。

 　　所以，同这种危险作坚决的斗争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

 　　这就是对你们第二个问题的答复。

 　　现在我们来谈第三个问题。◎第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