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和答复（1925年在大学的演说）

　　六

　　由于资本主义的稳定，我们党是不是正在对共产国际中的右倾实行让步?如果是这样，这真是必需的策略手段吗?

　　显然，这里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指的是联合什麦拉里◎第376页◎同志和萨波托茨基同志的集团去反对该党的右派分子这件事。

　　我认为我们党对共产国际中的右倾并没有实行任何让步。恰恰相反，整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注：指1925年3月21日—4月6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扩大全会。全会研究了下列几个问题：国际发展趋势和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争取世界工会运动统一的斗争、农民问题、俄共(布)党内的争论、共产国际个别支部的问题等。在全会上成立了政治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等。斯大林被选为政治委员会委员和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委员。3月27日，斯大林在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演说。3月30日，斯大林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论南斯拉夫的民族问题》的演说。)是在孤立共产国际中的右派分子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读一读共产国际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决议，读一读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决议，你们就不难了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派分子是共产国际所反对的主要目标。

　　正因为如此，决不能说我们党正在对共产国际中的右倾实行让步。

　　严格地说，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茨基同志并不是右派。他们并不赞同右派的纲领，即布隆派的纲领。确切些说，他们是动摇于列宁派和右派之间，带有动摇到右派方面去的倾向。他们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全会上的表现的特点，就是他们一方面受到我们批评的压力，另一方面受到右派所造成的分裂前途的威胁，他们在这一次动摇到我们这方面来了，动摇到列宁派方面来了，他们保证要与列宁派结成反对右派的联盟了。他们这样做应当得到赞扬。但是，同志们是否认为在动摇分子已经动摇到列宁派方面来的时候，在他们已经向列宁派让步而反对右派的时候，我们不应当欢迎他们呢?如果我们中间竟有人不能了解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起码道理，那是令人奇怪的，并且是可悲的。难道实践不是已经证明共产国际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问题上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吗?难道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茨基同志没有同列宁派站在一个队伍里继续进行反对右派的斗争吗?难道捷克斯洛伐克党内的布隆派不是已经孤立了吗?

　　也许有人问：这种情况会不会长久呢?我当然不知道会不会长久，我不作预言。无论如何，很明显，只要什麦拉里派同右派作◎第377页◎斗争，就要同什麦拉里派联合起来，而一旦什麦拉里派改变了现在的立场，同他们的联合就必然会失去效力。但是现在的问题完全不在这里。现在的问题在于：目前的反对右派的联合加强了列宁派，使他们有领导动摇分子的新的可能性。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在这里，而不在于什麦拉里同志和萨波托茨基同志还会发生什么动摇。

　　有人以为列宁派对每个左派空谈家和神经衰弱者都一定会支持，以为列宁派在任何场合下都是共产主义者中间固定不变的左派。同志们，这是不对的。我们同工人阶级的非共产主义政党比较起来是左派。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象已经死去的帕尔乌斯曾一度要求的那样，一定要“比一切人都左些”，而他当时因为这一点是受到过列宁的严厉斥责的。在共产主义者中间，我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就是列宁派。列宁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时，即在既反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又反对右倾时，他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无怪乎列宁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为题写了一本出色的小册子。

　　我认为，如果同志们及时地注意到这后一种情况，就不会向我提出这第六个问题了。

　　第六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七个问题。

　　七

　　由于农村党组织的薄弱，在农村中有没有因采取新方针而在思想上形成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呢?◎第378页◎

　　有，这种危险是有的。未必用得着怀疑，在活跃苏维埃的口号下进行苏维埃选举，就意味着地方上有选举鼓动的自由。不用说，反苏维埃分子为了乘隙再次破坏苏维埃政权，是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的。因此在农村中就有加剧和形成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库班、西伯利亚和乌克兰等地改选前后的种种事实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许多地区的农村组织的薄弱加剧了这种危险。同样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的癖性也促使这一危险加剧起来。

　　这种危险因何产生，它的根源何在呢?

　　它的根源至少有两个。

　　第一，反苏维埃分子觉察到最近在农村中发生了某种有利于富农的变动，觉察到许多地区的中农转到富农方面去了。这一点在改选以前本来就可以猜测到。在改选以后，这种猜测已经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这就是农村中在思想上形成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的第一个根源，也就是主要的根源。

　　第二，在许多地区，有人把我们对农民的让步看作我们软弱的标志。这一点在改选以前是可疑的。在改选以后就不容怀疑了。因此农村中的白卫分子发出了“继续施加压力!”的叫嚣。这就是农村中加剧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的第二个根源，虽然不是那样重要的根源。

　　首先，共产党员应当了解到：在农村中，目前时期是为争取中农而斗争的时期，把中农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是党在农村中最重要的任务，不完成这个任务，形成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就会加剧起来，而党的新方针就只会对白卫分子有利。

　　其次，共产党员应当了解到：目前只有依据党在苏维埃、合作社、信贷、农业税、地方预算以及其他方面的新政策才能把中农争◎第379页◎取过来;使用行政压力只会损害工作，把事情弄糟;应当通过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来说服中农，使他们相信我们政策的正确性;只有用实例，用示范的方法才能“争取”他们。

　　此外，共产党员应当了解到：实行新方针不是为了活跃反苏维埃分子，而是为了活跃苏维埃和吸引基本农民群众;新方针不是取消同反苏维埃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而是预定要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如果反苏维埃分子说：“继续施加压力”，如果他们把对农民的让步看作我们软弱的标志，并且利用这些让步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那我们就一定要向他们证明，苏维埃政权是牢不可破的，并且提醒他们说，监狱早就在等待他们了。

　　我认为，我们的这些任务如果能够被领会并且付诸实现，农村中在思想上形成和加剧反苏维埃鼓动的危险就一定会彻底铲除。

　　第七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八个问题。

　　八

　　由于非党分子影响的加强，在苏维埃里有没有形成非党派别组织的危险呢?

　　可以说，在一定条件下才有这种危险。如果比较有组织的非党分子的影响在共产党员的影响还没有进入的地方增长起来，那就没有什么危险。例如，城市中的工会和农村中的近乎苏维埃的非党组织的情况就是这样。只是当非党的组织开始想以自己来代替党的时候，这种危险才开始产生。

　　这种危险是从哪里来的呢?◎第380页◎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看不到或者几乎看不到这样的危险。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在党的周围，在工人阶级中间，我们有大批非党工人积极分子，他们对党充满信任，并且把党同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连结在一起。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危险在农民中间特别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党在农民中间很薄弱，党还没有能够把党同数千万农民连结在一起的大批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然而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农民中间那样迫切需要非党积极分子。

　　结论只有一个：要消除非党农民群众脱离党和疏远党的危险，就必须在党的周围培养大批的非党农民积极分子。

　　但是要一下子或者在几个月内就培养出这种积极分子是不可能的。只有逐渐在工作过程中，在活跃苏维埃的过程中，在开展合作社运动的过程中，才能从农民群众中间培养出和选拔出这种积极分子。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当改变共产党员对待非党员的态度。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共产党员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非党员。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使共产党员学会以兄弟般的信任的态度来对待非党员。如果非党员所得到的是不信任，那就不可能要求得到他们的信任。列宁说过，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互信任”的关系。列宁的这句话是不能忘记的。造成党员和非党员间相互信任的环境——这是为了给党培养出大批非党农民积极分子准备条件首先必须做到的。

　　但是这种相互信任怎样建立起来呢?当然不是一下子也不是通过命令就能建立起来的。如列宁所说的，这种相互信任只有通过党员和非党员的“相互检查”，通过日常实际工作过程中的相互检查才能建立起来。在第一次清党时期，曾经通过非党员检查党员，这使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党的周围造成了非常信任的气◎第381页◎氛。关于这一点，列宁在当时就已经说过，应当把第一次清党时在党员同非党员相互检查方面的教训推广到一切工作部门中去。我认为，现在应该记起列宁的这个意见并且采取措施来实现这个意见了。

　　因此，党员和非党员在日常实际工作过程中所进行的相互批评和相互检查，是造成他们相互信任的气氛的手段，——如果党要想消除千百万非党分子同党疏远的危险，如果党要想在自己的农村组织的周围培养出大批非党农民积极分子，这就是它所应当遵循的道路。

　　第八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第九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