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没有外国的援助，我们能不能真正更新和大大扩大大工业的固定资本呢?
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理解。
或者这里指的是苏维埃国家从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方面立即得到贷款援助，以此作为发展苏维埃工业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就可以作出一种符合于这一问题提法的回答。
或者指的是苏维埃国家在将来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从他们那里得到援助，以此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就得作出另一种回答。
为了使谁也不受委屈，我尽量对这个问题的两种可能的解释都作出回答。◎第382页◎
我们先从第一种解释谈起。
在资本主义包围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来的贷款是否有可能发展苏维埃的大工业呢?
是的，有可能。这件事情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同时还必须经历严重的考验，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困难，我们没有外来的贷款还是能够实行我国的工业化的。
到现在为止，在历史上强大工业国的形成和发展有过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是侵占和掠夺殖民地的道路。例如英国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英国在世界各洲夺取了殖民地，它在两个世纪当中为加强本国工业而从殖民地榨取“追加资本”，最后变成“世界工场”。你们知道，我们是不能走这条发展道路的，因为对殖民地的侵占和掠夺是同苏维埃制度的本质不相容的。
第二条道路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实行军事破坏和索取赔款的道路。例如德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德国在普法战争时期击败了法国，从法国榨取了五十亿的赔款，然后把这笔款项投入自己的工业。你们知道，这条发展道路也是同苏维埃制度的本质不相容的，因为它在实质上同第一条道路毫无区别。
第三条道路是资本主义落后的国家在奴役性的条件下把经营权租让给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并且在奴役性的条件下向这些国家借款的道路。例如沙皇俄国的情况就是这样，沙皇俄国在奴役性的条件下把经营权租让出去，在奴役性的条件下取得西方列强的借款，因而就受到半殖民地生活的束缚，不过，这并没有排除它后来终于能够爬上独立发展工业的道路，当然这免不了要靠几次比较“成功的”战争，也免不了要靠对邻国的掠夺。几乎无须证明，苏维埃国家也不能走这条道路，因为我们同各国帝国主义者血战三◎第383页◎年，并不是为了在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的第二天又心甘情愿地去受帝国主义的奴役。
如果以为在这几条发展道路中，每一条道路在实际生活中都必定是单纯地和其他道路截然分开地实现的，那就不对了。事实上，在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这几条道路往往是互相交错、互为补充的，并且有过交织在一起的范例。例如美国的发展历史就是这种几条道路交织在一起的例子。这种情况说明，各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虽然它们彼此有所区别，但是具有某些使它们相互接近，使它们能够交织在一起的共同特征：第一，它们都导致资本主义工业国的形成;第二，它们都是以采取某种方法从外面流入“追加资本”为前提的，这是建立这些国家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如果根据这一点就把它们搅在一起，混为一谈，不了解这三条发展道路毕竟是建立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三种不同方法，不了解这几条道路中的每一条道路都在这些国家的面貌上打上了特殊的烙印，那就更加不对了。
既然苏维埃国家不能走旧的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而要在不受奴役的条件下流入新的资本又不可能，那么苏维埃国家究竟还有什么道路可走呢?
剩下来的只有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别的国家完全没有经历过的道路，不靠外来的贷款而发展大工业的道路，不一定要流入外国的资本来使国家工业化的道路，——这是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所指出的道路。
列宁说：“我们应当努力建成的国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厉行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尽量节约。……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工人阶◎第384页◎级对农民的领导，我们就有可能在我国用厉行节约的办法把任何一点积蓄都保存起来，以发展我们的大机器工业，发展电气化……”列宁继续说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打个比喻说——从一匹马上跨到另一匹马上，就是说，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
这就是我们国家为了发展自己的大工业和使自己发展成为强大的无产阶级工业国而已经走上的和应当通过的道路。
正象我已经说过的那样，这条道路是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但是，这决不是说，这条道路对无产阶级国家来说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对资产阶级国家是不可能的或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无产阶级国家却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国家在这方面具有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的，也许是不可能有的优越性。国有化的土地、国有化的工业、国有化的运输业和信贷业、垄断化的对外贸易、由国家调整的国内贸易，——这一切都是能够用来发展我国工业的“追加资本”的新泉源，这些新泉源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中都不曾有过。你们知道，无产阶级政权已经利用这些以及和这些相类似的新泉源在发展我们的工业了。你们知道，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取得了一些相当重要的成就。
正因为如此，对资产阶级国家是不可能的发展道路，对无产阶级国家却是完全可能的，尽管要遇到种种困难和考验。
此外，应当指出，目前这种缺少非奴役性外资流入的情况，不可能是什么永恒不变的。你们知道，已经有一些外资开始流入我国了。几乎没有理由怀疑，这种流入将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第385页◎和巩固而日益增多。
关于问题的第一种解释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问题的第二种解释。
没有欧洲主要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预先胜利，没有欧洲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技术方面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国有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
在谈这个问题以前，——顺便说一下，这个问题我在这次讲话的开头就已经作了回答——我想消除一种同这个问题有关的非常普遍的误解。这种误解就是：某些同志爱把“更新和扩大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同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混为一谈。能不能同意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呢?不，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按范围来说，第一个问题要比第二个问题狭窄些。因为第一个问题，即关于扩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只包括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即工业，而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则包括整个国民经济，既包括工业，也包括农业。因为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组织整个国民经济的问题，是使工业同农业正确结合的问题，而关于扩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严格说来，甚至不涉及这个问题。就假定工业的固定资本已经更新和扩大，但是，这还完全不是说，这样就已经解决了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工业和农业工作人员的生产消费协作社。如果在这个协作社中，工业与供给原料、食物并且消耗工业品的农业不协调，如果工业与农业因此不能组成一个统一的国民经济的整体，那就根本不会有社会主义。
正因为如此，工业和农业的相互关系问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中的基本问题。
正因为如此，决不能把更新和扩大大工业的固定资本的问题◎第386页◎同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混为一谈。
那么，没有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预先胜利，没有西方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技术方面和设备方面的直接援助，在我国有没有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呢?
有，有可能。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已经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发展国有化的工业并且把它同农业结合起来，我们在农村中发展合作社并且把农民经济纳入苏维埃发展的整个体系中，我们在活跃苏维埃并且使国家机关和千百万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在建设新的文化和建立新的社会生活。毫无疑问，在这条道路上是困难重重的，我们还必须经受许多考验。毫无疑问，如果有西方的社会主义胜利的及时援助，事情就根本好办了。但是，第一，西方的社会主义胜利的“来临”并不象我们希望的那样快，第二，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并且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在克服它们了。
这一切我已经在自己讲话的开头谈过了。在此以前，我在给莫斯科积极分子所作的报告(注：指《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编者注)中也谈过这一点。而再早一些，在我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的《序言》(注：斯大林的《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在1925年1月和5月出了两版，收入这本书中的文章和演说编入了《斯大林全集》第三卷。作者在1924年12月写完该书序言，序言全文只在《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一书中发表过。序言的大部分用《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的标题刊载在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一书各版和各种文集中，并印成单行本发行。序言的另一部分作为《反对联邦制》一文的作者注发表于《斯大林全集》第三卷。——第276、387、543页。)中也谈过这一点。我曾经说过，否认我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就是使党蜕化的取消主义。现在未必值得再来重复从前一再讲过的话了。因此我介绍你们去读读列宁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你们可以找到关于这一问题的足够数量的材料和原理。
我只想简单地谈谈这个问题的历史和这个问题在目前对党的意义。
如果不把1905—1906年间的争论计算在内，那么关于在一◎第387页◎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在1915年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初次在党内提出的。大家知道，当时列宁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论点。这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期。大家知道，当时托洛茨基曾经反驳列宁的这个论点，他说：“休想革命的俄国能在保守的欧洲面前站得住脚……”
在1921年，即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以后，当建设问题已提到日程上的时候，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又重新在党内提出来了。这个时期，某些同志认为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离开社会主义任务，是离开社会主义建设。大家知道，当时列宁在他的《论粮食税》小册子中断定说，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是使工业和农民经济结合的必要条件，是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条件，是通向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1921年4月里的事情。好象是为了回答这一点，托洛茨基在1922年1月在他的《一九○五年》一书的序言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提出了完全对立的论点，他说：“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
此后经过了一年(在1922年)，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所作的声明同托洛茨基在《和平纲领》的跋中所作的声明又互相对立起来了，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而托洛茨基说：“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第388页◎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
最后，又经过了一年，列宁在他逝世前不久，在《论合作制》(1923年5月)一文中又重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在我们苏联具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
问题的简短历史就是如此。
从这个历史的考证中已经可以看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是我们党的实践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列宁不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是我们实践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他就不会再三重复它了。
后来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的尖锐化，特别是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只是加强和加深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问题的意义。
从党的实践观点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涉及我国建设的前途问题，涉及这个建设的任务和目的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建设，就不能真正建设。不知道前进的方向，就一步也不能前进。关于前途的问题，是惯于有自己明确而肯定的目标的我们党的最重要问题。究竟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指望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进行建设，还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土壤施肥、“等待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而碰运气地盲目地进行建设，——这就是现在的基本问题之一。如果不对这个很明确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就不能真正地工作和建设。成百成千个党的工作者、工会工作者、合作社工作者、经济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军事工作者和共青团员来找我们，询问我们，询问我们党：我们把事业向哪一方面引导，我们为什么建◎第389页◎设?不幸的是有些领导者不善于或者不愿意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而肯定的回答，他们支吾搪塞，把人们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注：“从本丢推给彼拉多”一语出自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耶稣被捕后解交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审讯，本丢·彼拉多知道耶稣是加利利人，就把他送交加利利分封的王——希律，希律拒绝审讯，又把他送回给本丢·彼拉多。人们沿用此语时省去希律，而说“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指推来推去，不解决问题的意思。)，使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淹没在知识分子的怀疑主义中。
列宁主义的伟大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不认为建设是碰运气，是盲目的，它不认为建设是没有前途的，它对我们工作的前途问题作了明确而肯定的回答，它说，我们具有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条件，我们能够并且应当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
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能性问题就是如此。
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这也取决于我们国外的敌人和朋友的强弱。如果让我们建设，如果我们能延长“喘息”时期，如果不发生严重的武装干涉，如果武装干涉不能得逞，如果国际革命运动的力量和实力同我们自己国家的力量和实力都强大得足以使重大的武装干涉企图不能实现，我们就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相反，如果武装干涉得逞而我们被击败，我们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经济。
第九个问题就是如此。
现在来谈最后一个问题。
十
请指出我们党的和苏维埃的建设由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和世界革命的延缓而面临的最大的困难，特别是在党和工人阶级的相互关系、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
这些困难，如果就其中主要的来说，我认为有五个。资本主义稳定的作用，在于它稍微加剧了这些困难。◎第390页◎
第一个困难。这是同外国武装干涉的危险有关的困难。这并不是说，我们面临着武装干涉的直接危险，帝国主义者已经做好准备并且完全能够立即对我国进行武装干涉。要做到这一点，帝国主义起码应当象战争以前那样强大，但是大家知道，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目前摩洛哥的战争(注：指1925年春开始的摩洛哥里弗人反对法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摩洛哥的里弗区原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921年宣布独立，成立里弗共和国。法国垂涎于摩洛哥的这个矿藏丰富的地区，派兵到里弗区边境，截断里弗区水源，从而挑起了战争。在1925年春季和夏季，里弗人使法国人遭到了一连串的严重失败。后来法国和西班牙缔结了反对里弗人的军事同盟，才在1926年5月把里弗人击败。)和对中国的武装干涉(注：指1924年下半年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华南，英国人出动军舰支持广州商团为反对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而发动的武装叛乱。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采取断然措施，平定了这一叛乱，粉碎了英帝国主义的阴谋。在华北，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别支持它们的代理人吴佩孚和张作霖进行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激起了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高潮。)，这些未来的战争和武装干涉的演习，显著地表明了帝国主义的脊背开始发软了。可见，这里不是指直接的武装干涉，而是指只要资本主义的包围存在，总会有武装干涉的危险，而只要武装干涉的危险存在，我们就不得不为巩固国防而每年花费数亿卢布来供养陆军和海军。每年在陆军和海军上花费数亿卢布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相应地缩减了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经费。不用说，要是没有武装干涉的危险，我们就可以把这笔款项，至少是把其中大部分用在加强工业，改进农业，实行初等普遍义务教育的改革等等方面。由此就产生了同武装干涉的危险有关的建设工作方面的困难。
同其他一切困难不同，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克服这个困难不仅取决于我们，这个困难只有靠我国和所有其他各国革命运动的共同努力才能消除。
第二个困难。这是同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有关的困难。我在分析农村阶级斗争问题时已经谈过这些矛盾了。重复已经谈过的话是毫无必要的。这些矛盾发生在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政策方面，发生在农业税和对农村的管理等等方面。这里的危险在于工农结合工作的混乱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这一思想的破坏。由此就产生了同这一危险有关的困难。
同前一个困难不同，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它是可以用我们的内部力量来克服的。农村中的新方针就是克服这一困难所必需的方法。◎第391页◎
第三个困难。这是同我们联盟内部的民族矛盾、同“中部地区”和“边疆地区”之间的矛盾有关的困难。这些矛盾的发展是由于“中部地区”和“边疆地区”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条件不同，是由于后者落后于前者。这方面的政治上的矛盾可以认为是已经消除了，但是文化上的，特别是经济上的矛盾还刚刚在形成，因此还需要把它们消除。这里的危险是双重的：一种危险是联盟各中央机关表现出大国的傲慢和官僚式的专横，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对各民族共和国的要求表现出必要的敏感，另一种危险是各共和国和各地区对“中部地区”的民族不信任和民族闭关自守。同这些危险作斗争，特别是同第一种危险作斗争，就是克服民族问题方面的困难的方法。
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它也象第二个困难一样，是可以用联盟的内部力量来克服的。
第四个困难。这是同国家机关脱离党的危险、同削弱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的危险有关的困难。我在分析党的蜕化危险的问题时已经谈过这种危险了。重复已经谈过的话未必是必要的。这种危险是由于国家机关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官僚主义分子而滋长起来的。这种危险随着国家机关的发展及其比重的增大而加剧和严重起来了。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地精简国家机关，陆续把官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腐化分子从国家机关中驱逐出去，把党的领导力量分配到国家机关的各个枢纽点上去，从而保证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
这个困难的特点在于，它也象第三个困难一样，是可以用我们本身的力量来克服的。
第五个困难。这就是部分党组织和工会脱离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脱离这些群众的需要和要求的危险。这种危险所以产生和◎第392页◎发展起来，是因为在许多党的和工会组织的机关内，其中包括各支部和各工厂委员会里，存在着官僚主义分子的恶势力。这种危险最近因“面向农村”的口号而加剧起来了，这个口号把我们组织的注意力从城市转向农村，从无产阶级转向农民，而许多同志不懂得在面向农村的同时，决不能背向无产阶级，不懂得“面向农村”的口号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用无产阶级的力量才能实现，不懂得对工人阶级的要求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只能加深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脱离工人群众的危险。
这种危险的特征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对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失去敏感和不够关心;第二，不了解工人的自尊心和他们的统治阶级感觉已经提高了，他们是不能领受和容忍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态度的;第三，不懂得用考虑不周的命令去麻烦工人是不行的，现在的重心不是在这些“措施”上，而是在争取整个工人阶级对党的信任上;第四，不懂得如果不在工人中进行准备活动，如果不举行广泛性的生产会议，就不能实行稍微广泛些的涉及工人群众的措施(例如，在纺织区改行看管三台织布机制)。
这一切使许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脱离广大工人阶级群众，使企业中发生冲突。大家知道，不久以前在纺织区爆发的冲突，揭露出我们许多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是存在着这一切毛病的。
这就是我们建设道路上第五个困难的特点。
要克服这些困难，首先必须把我们的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从这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的手中解放出来，着手改善工厂委员会的成分，一定要使生产会议活跃起来，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的生产单位的支部方面去，并且给这些支部配备优秀的党的工作人员。◎第393页◎
更多地注意和考虑工人阶级的要求和需要，尽量减少我们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更多地关心和同情工人阶级的阶级自尊心，——这就是现在的任务。
第十个问题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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