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小岗的讲话不仅逻辑混乱，而且漏洞百出。有的是明显捏造，有的是故意撒谎。

　　万小岗为推行“大包干”造势撒谎!

　　古彭万俟轩

　　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的《小岗村的故事》一书，笔者过去只在报刊上见过出版信息，并没有机会读到此书。昨天(　10月19日　)晚上，我偶然翻阅《经典旧闻》时，突然看到该报19版上转载了该书的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实际是《小岗村的故事》引言部分，标题为《万小岗受命于危难之时》。《经典旧闻》在转载时还加上一个耸人听闻的醒目标题：《大姑娘衣不蔽体触动万小岗开启农村改革》。因为时间关系，这本书我没有看完，但仅从引言部分就发现不少难以自圆其说的“硬伤”。特别是引言中还引用了万小岗的一些原话(该书是纪实而不是小说，书中的万小岗讲话都用“引号”引起来，所以可以认定是万小岗原话)。我觉得，万小岗的讲话不仅逻辑混乱，而且漏洞百出。有的是明显捏造，有的是故意撒谎。笔者先将万小岗的部分讲话摘录出来，然后分别予以解剖。

　　引言部分有三个片段值得注意：

　　一、　1977年6月21日　，卸去XXXX长的万小岗抵达合肥，出任……。已经六十一岁的万小岗“空降”安徽，可以说，受命于危难之时!可是，万小岗“没有想到，就在他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的大街上竟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地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事态之急，火烧眉毛!”

　　二、万小岗为了对安徽的农村工作有一个初步了解，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遍了，结果是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回忆这次农村调查，万小岗说了一句十分感伤的话：“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刺激。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重，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

　　三、万小岗听说安徽有个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县，它在安徽贫困落后的地区中有一定代表性。万小岗就把这个县作为他的一个重要调研点。在凤阳县的铁路沿线，他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成群结队地同拦截他们的干部玩“老鼠和猫的游戏”，争先恐后扒车外流。有人说：“这里的农民有讨饭习惯。”万小岗听了气愤地说：“讲这种话，立场站到哪里去了，是什么感情?我没听说过，讨饭还有什么习惯!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

　　笔者先来解剖第一个“谎言”。文中说，当万小岗正准备“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的大街上竟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地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事态之急，火烧眉毛!”这段描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按照该文前后逻辑，我们只能认为：万小岗1977年6月21日来安徽之前，整个安徽都是平静的，只是在他准备“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的大街上”才“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读者不仅要问：难道是万小岗来到之后，老百姓才开始无法忍受，才开始“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吗?同时，“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地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事态之急，火烧眉毛!”这就更令人不解了，万小岗没来之前，这里风平浪静;万小岗一来，不仅“逃荒要饭的人”多了，而且已经“事态之急，火烧眉毛”!既然如此，在万小岗没来之前，“火烧眉毛”的老百姓到底都是怎么“活”下来的呢?说千到万，他们这么编造的目的只有一个：为“大包干”造势，为“私有化”寻找理由!

　　再来解剖第二个“谎言”。万小岗在调查走访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我过去一直查找不到“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真正出处，今天终于查到了。但是，这句“谎言”早已被批得体无完肤，没想到刚刚出版的《小岗村的故事》，又拾人牙慧开始嚼别人早就嚼过的馍。我不否认，三年困难时期确实挨饿，也确实有极少数地方饿死了人，但绝不是右派精英们污蔑的“饿死几千万”，也是不是万小岗所说的“饿死那么多人”。就连“小岗村”这个改革开放的假典型，那些在人民公社时期“懒惰”的农民也没有说，三年苦难时期谁家有人饿死了。万小岗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希望在“私有化”进程中抢个头功。万小岗果然如愿以偿，资改派“精英”很快就唱出“要吃米找万小岗”、“要吃粮找紫阳”的赞歌。可惜，这两句褒扬之词，如今已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最后来解剖第三个“谎言”。万小岗亲眼看到：蓬头垢面、拖儿带女的农民，成群结队外出“讨饭”，万小岗就此假装怜悯地说：“我们的农民是勤劳的，是能吃苦的，是要脸面的，我就不相信有粮食吃，有饺子吃，谁还愿意去讨饭!”他在这是偷换了和混淆了“讨饭”概念，把凤阳农民农闲季节出去卖艺谋生与逃荒要饭划成等号。其实在农村，收罢秋播上小麦之后，就到了冬季农闲时节。能歌善舞的凤阳人民，非常喜欢在这个季节带着全家，或几家联合一起，到周边地区或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区表演花鼓戏。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可以在农闲季节省些粮食，二来还可以挣些钱回来。这纯粹是凤阳农民农闲季节的一种谋生手段，根本不是什么“成群结队”外出“讨饭”。我的家乡距离凤阳县不足　200公里　，上个世纪70年代经常可以看到凤阳花鼓戏班来我们这里演出。1973年冬天，一个花鼓戏班的小伙还在我家住了一晚上。他明确告诉我，凤阳农民一到冬天农闲季节就出来。他们把这种演出，说成是谋生手段或打趣说是“要饭生意”。其实他们都认为出来就是混口饭吃，这与严格意义上的“讨饭”是有严格区别的。另外，我们见到的花鼓戏班，人人都穿得花花绿绿，喜气洋洋，那有什么“蓬头垢面”!如果硬要把这种卖艺谋生都称为“讨饭”的话，那笔者倒要反问一句：干什么不是“讨饭”呢?那些到处走穴的演员不是“讨饭”吗?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不是“讨饭”吗?说白了，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国有一亿多农民在大江南北“讨饭”!所以笔者认定，万小岗把凤阳农民正常谋生手段当成“讨饭”，这是非常无知的表现。日前，笔者曾写过《人民公社岁月(21)凤阳花鼓戏》一文，对凤阳农民农闲季节外出卖艺生活作了很详细的描写，网友或有兴趣地读者不妨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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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岗村的对立面：凤阳新山村——访凤阳县白山凌生产队

　　人民日报(1972.02.05)

　　从小岗村到白山凌村

　　在安徽省东部，那岗峦起伏、群山环抱之中，有一个小山村——凤阳县白山凌生产队。“凤阳花鼓”就发源于这一带。

　　“说凤阳，道凤阳……，十年倒有九年荒，身背花鼓走四方。”这段花鼓词，真实地描绘出解放前凤阳人民辛酸的岁月。当时的白山凌，四十二户人家中就有三十九户过着“身背花鼓走四方”的悲惨生活。解放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白山凌的贫下中农凭着自己勤劳的双手，把一个过去落后的穷山窝，建设成为皖东地区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

　　当我们登上大白山，访问这个社会主义新山村时，只见一个个水库，碧波荡漾的水面上，鸭群追逐;纵横交错的渠道，潺潺的流水，滋润着层层梯田;山岗上桃梨成行;南大坝下，西山坡前，不时传来响亮的歌声和欢笑声，人们正在捕鱼和兴修水利，整个山村呈现一片兴旺景象。

　　河山新貌

　　白山凌，在解放前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坡，羊肠小道穿村过，荒山秃岭无良田，子一停就要饭”的穷山村。解放后，白山凌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以后又办起了人民公社，生产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刘少奇一类骗子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竭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严重地挫伤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影响了生产的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象一声春雷，震撼着白山凌山山洼洼，提高了广大贫下中农的路线斗争觉悟。他们说：“有了权，走错线，穷山窝还是不能变;要想白山凌变，就得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此，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烈火越烧越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决心越来越大。他们坚决响应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决心彻底改变白山凌的落后面貌。

　　过去，人们形容这里的水塘是：“碗口大，碟子深，下雨水满，住雨塘干，天旱灾一片，下雨全淹完。”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关于“兴修水利是保证农业增产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县各区各乡和各个合作社都可以办的”的教导，决定在庙山和棵子山之间筑水坝，建水库。一九六六年冬天，整个白山凌山地被冰雪覆盖着，生产队长郭金香、凌万禄带领社员摆开了战场。没有资金自己筹，不懂技术就向别人学，没有测量仪器，就想土办法代替。冰封大地，土冻得象铁石一般硬，一锹下去只见一道白印。他们学习大寨贫下中农三战狼窝掌，大闹虎头山的英雄事迹，把困难踩在脚下。他们硬是用钢钎一钎一钎地撬，用大锤一锤锤地打，用铁锹一锹锹地挖，筑起了高十米、宽四十六米、长三百六十米的南大坝，修建成一座能蓄水六十万方的水库，使全队保收面积由原来的四十多亩，扩大到五百七十多亩。

　　白山凌贫下中农在治水的同时，还掀起了积肥和改地运动。他们采取多种办法，改良土壤，终于把队里一百多亩不长麦的马肝地改成肥沃田。接着又把五十五块坡度大、沙石多的山岗地，改造成水稻田，使这些田地的产量翻了几番。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白山凌贫下中农高举“农业学大寨”的旗帜，用自己的双手在历史上多灾低产的穷山沟里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水库塘坝紧相连，三年无雨保丰收，队里有了储备仓，家家户户有余粮。全村粮食产量连年大幅度上升。一九六七年比一九六六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一九六八年比一九六七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五，一九六九年又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五，一九七○年以来粮食亩产跨《纲要》，棉花单产也有大幅度增长，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全队连年超额完成国家征购任务。

　　花鼓新声

　　夕阳西下，从白山凌村文化室里传出一阵阵欢快的花鼓曲调：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真是个好地方;

　　自从来了共产党，千年的穷窝变了样;

　　白山岭上栽桃梨，山坡梯田稻谷香;

　　家家户户喇叭响，北京声音遍山庄……”

　　当年的“凤阳花鼓”，如今已成了人们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歌唱白山凌幸福新生活的文艺形式了。

　　年过半百的郭玉文，看着自己的孩子吉兰手敲花鼓，高歌欢舞，心中十分激动。“大户人家买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三十年前跟着妈妈在江南沿村乞讨演唱花鼓的悲惨景况，随着一阵阵锣鼓响声又浮现在眼前。一次，患病的妈妈忍受着饥寒，演唱不久，就饿倒在路旁。是毛主席、共产党使他这个苦孩子翻身做了主人，建立了新的家庭。随着白山凌村的变化，全家五口人夏有单，冬有棉，仓有余粮箱有钱，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去年，全家除分了三千五百多斤粮食外，还净分现金四百多元。每当人们说起今天白山凌人的幸福生活，花鼓新声就自然地从郭玉文一家人口中唱出来。

　　在白山凌过上丰衣足食日子的何止郭玉文一家。现在，全村已有百分之七十六的家庭过上了吃存粮、烧存柴、花存钱的富裕生活，全年每人平均吃口粮七百斤，每户平均收现金三百一十元。

　　一天晚上，当我们来到老贫农谭效云家时，全家五口刚刚吃完了饭，孩子们围在明亮的灯下书写当天的作业。两张挂着帐子的床上摆着七床厚实的花被，灶间挂着成串的干鱼腊肉，放着暖水瓶的台桌旁，陈列着一个漏了底的讨饭篮子和一副破旧的补锅挑子。新旧相比，鲜明地描绘出这户老贫农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和新社会的美满生活。谭效云从小跟爹娘逃荒要饭，兄妹五个不是冻死饿死，就是被忍痛卖掉。父母死时，连一张裹尸的破席都找不到。

　　度过严冬的人，最知太阳的温暖;过上幸福生活的谭效云，时时不忘旧社会的苦难。去年，全家两个半劳力分了三千多斤粮食，四百八十多元现金。在欢庆白山凌连年大丰收的日子里，谭效云特意举办了一次家庭忆苦思甜学习班。他跟孩子们坐在四间向阳的堂屋里，一边手摸着旧社会要饭逃荒的破篮、锅挑，讲述苦难的家史，一边指点着猪栏里的三头肥猪，仓屋里的粮棉和床上、屋里的衣被摆设，教育下一代：“不忘旧日苦，一心干革命”。

　　换了人间

　　白山凌随着生产的迅速发展，教育卫生事业也在大踏步地前进着。

　　解放前，全村只有六个识字的人，都是地主、富农。现在，全村所有适龄儿童都进了文化大革命中新建的小学。三十多名初中、高中毕业生，已经成了教师、医生、会计和农业科学实验的骨干力量。过去全都是文盲的贫下中农，家家都有了懂政治、有文化的识字人。许多老农上了夜校，一般都能读毛主席著作和报纸了。

　　同学校教育相媲美的是医疗卫生事业。过去，农民生病要找医生看看病，要吃付药是很困难的。一九四三年，村上闹流行性脑膜炎，一个月就死了四十多人。如今情况大不同了，在传染病流行季节，赤脚医生、巡回医疗队就事先做好了各项防治工作;社员们有头痛脑热，不用出村就可以就近治疗;就是经济上暂时有困难的社员，也用不着作难。

　　一九六七年的一天深夜，贫农钟守仁的儿子钟程金得了急性脑膜炎，失去了知觉，生命处在垂危之中。正当钟守仁着急的时候，医生身背药箱赶来抢救，孩子需要送医院，贫下中农都赶来护送，钟守仁发现带的钱少时，队里已派人办好了住院手续。在党和集体的关怀下，钟程金得救了。钟守仁看到欢蹦乱跳的儿子，不由地想起了死去的母亲。解放前的一年，他母亲也是得了这种病，急得全家走东村，串西庄，求医医不来，买药又没钱，不到一天工夫就死去了。因此，当人们提起白山凌的医疗事业变化时，钟守仁总是笑呵呵地说：“世道变了，有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们贫下中农才能身强力壮闹革命呵!”

　　当我们告别皖东这个山村时，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正在研究进一步搞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内容，安排一九七二年生产的计划。社员们正在日夜进行水电站施工、灌田、送肥……。参观过白山凌的人都说：“这里是日夜在变化，一时一个样。”是呵!我们相信今后的白山凌会变得更加美好，白山凌会给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网上流传的小岗村“生死契约”真伪鉴定

　　作者：毛泽东旗帜

　　1978年以后，小岗村作为“包产到户”的先进典型，在推动我国农村经济体制转型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容否定。但是，小岗村在成为典型之前是否象某些媒体宣传的那样，确有18户农民“冒着坐牢杀头危险”秘密签下摁有“红手印”的“生死契约”，引起了不少人的怀疑。近日有网友发来电子邮件要求我对网上流传的小岗村18户农民分田到户“生死契约”的真伪发表看法，本人感到兹事体大，关系小岗村典型的严肃性和党的权威，故决定不揣浅陋，试对网上流传的这份“契约”进行技术鉴定，以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