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里当年在安徽搞得究竟是“包产到户”还是分田单干？

　　要搞清这个问题，首先应分清什么是“包产到户”?什么是分田单干?

　　所谓“包产到户”，就是要求农户对粮油棉生猪等农产品定产量，承包向国家、集体上交任务的一种责任制。实际上定产量是虚的，主要定上交任务。当时有一句时髦的话：“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给予了概括。

　　其实人民公社60条也规定：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产、包工、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三包一奖制度。人民公社一般是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独立核算单位。

　　“包产到户”，是四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家庭)四级所有，家庭为基础，家庭为独立核算单位，所以也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所谓分田单干，最显著的特点是：一、没有合作形式，即没有人民公社或合作社之类的集体组织，独自经营、单打独斗;二、不能自觉地对集体承担责任和义务。

　　“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统分结合(“统”就是合作)，双层经营，后者是只分不统，独自经营。但事实上在实践当中基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包产到户”，所谓的“包产到户”不过是分田单干的代名词。

　　二、它是怎样变成分田单干的？

　　1979年秋，我们公社开始“包产到户”，公社党委书记是县委常委，也是地委为培养下届我县县委书记来挂职锻炼的，他来到我驻的大队蹲点。由于田地有肥有瘦，有远有近，水利条件有好有坏，说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争争吵吵，反反复复搞了20多天终于定下盘子，具体做法是：按家庭人头分耕地面积，好坏搭配，割肥补瘦，抽远补近，集体的生产工具按面积分到户，耕牛几户关一头，水利共管共用。当时我有不同意见，一是不赞成把生产队的耕地分光分尽。因为那样做使集体没有了一点耕地，万一社员不好好交提成，生产队、大队干部的福利待遇怎么解决?集体事业如水利道路等工程款从何而来?所以我主张留下一定数量的集体田。二是不赞成按人头分耕地面积。譬如，有的家庭五口人只有一个全劳力，有的家庭五口人有三至四个全劳力，劳力少的地种不过来，劳力多的地不够种(当时还无外出打工)，不利于最大限度的解放生产力，所以我主张按劳力分耕地面积。但并没有采纳我的意见，，主要原因是社员们单纯追求公平，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严重;干部们也随大流，怕麻烦图省事，不愿坚持。我不死心，直接给县委书记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不料县委书记竟把我的信当做告状信交给公社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十分恼火，差一点把我转行从行政干部队伍里赶出去。这是我们县的做法分田单干，估计全省也大同小异，至于别的省份怎么样，不太清楚。李昌平说：1988年后“全国将“包产到户”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全部搞成了分田单干，这是严重的错误”。他是研究农业的专家，应该对全国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是因为既使是开始实行了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地方也没能坚持多久，很快在以后的调整中将公地和集体企业分光吃尽，滑入了分田单干。

　　明明是分田单干，当局心里明镜似的，为什么非要说是“包产到户”呢?因为分田单干名声太臭，特别是文革期间被批的体无完肤。后来在其它改革上也是挂羊卖狗，比如私有化不叫私有化，叫国企改制，开除不说开除，说是下岗等。

　　三、分田单干造成了什么恶果？

　　万里极力推广小岗村“包产到户”经验，其实也就是分田单干的经验。小岗村人的素质是比较差的，包括小岗村人在内的凤阳人历来好吃懒做，好逸恶劳，有“凤阳花鼓”歌词为证，至少从明朝开始，他们都是“背着花鼓走四方”的，不事生产，专以卖唱讨饭过日子。遇到一点困难就逃避，所以才会有不组织生产自救却开“逃荒证明”的怪事。几百年来他们总是怨天尤人骂皇帝，从来不反省自己，封建社会搞不好，资本主义社会搞不好，社会主义社会也搞不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搞不好。按照他们自己的反思：“一夜越过温饱线，30年未入富裕门”，又跑到南街村取经，只因村领导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思想作怪，取来的经也没念好。小岗村的懒惰让人不可思议，十几年粮食亩产平均只有17斤，连种子都找不回，这在全世界也是奇迹，难找第二个，真是懒得抽筋。

　　有网友晒出在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查到的资料：1976年至1980年安徽粮食产量年年减产，其中，1976年安徽粮食总产为1684.2亿斤，1980年为1453.9亿斤，减产230.3亿斤;1976年安徽人口4559万，人均产量370公斤，超过全国平均305公斤20%以上，而1980年全国平均325公斤，安徽当时人口4893万，人均297公斤;另外，按照可比价格，1980年安徽农业增加值比1976年下降7%。这就是万里“包产到户”的“成果”，这也充分说明“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所谓“民谣”纯粹是文人的凭空捏造。

　　不可否认，分田单干与小农意识相结合，可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田间管理更加精细化，的确能够促进增产。但这离不开人民公社打下的基础，如水利建设，化肥农药工厂设备，发明的杂交水稻和改良了的小麦、玉米、油菜、棉花等种子，不应该贪天之功为己有。粮食增产并不意味农民就能增收，当时农民增收主要得益于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而为了保证改革成功，国家连续多年提高粮食收购价，这的确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许多农民家庭翻修或新建住房。但同时也让国家财政发生了严重危机，从而拉开了以印大额钞票为标志的中国通货膨胀的序幕。

　　当时流传一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不过实践证明田野并没有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希望。九十年代开始，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我们镇农民负担人均高达500多元，全国也大同小异，沉重的提成摊派让农民活不下去了，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总理信中“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描述是当时全国农村的真实写照，于是，农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工谋生。人民公社可以养活社员，分田单干反而养活不了农民，这个事实让力推农村改革的人非常尴尬。有人说：正是改革解放了生产力，让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可以外出打工。这是搂草抓兔子——意外收获，并不是农村改革的初衷。再说，人民公社难道就不能输出劳务?当年不也派社员外出搞副业嘛。之所以没有改革后的规模，是因为当时国家没有经济特区，如果有，集体外出打工照样可行，甚至更好。分田单干后假如没有经济特区，农民不能外出打工，就不能缓解尖锐的矛盾，农村的“三农”问题必将不可收拾，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一幕就可能重新上演。

　　有人可能会用“粮食产量十一年增”来证明分田单干的效率，但我认为这个统计是可疑的，弄不好是农业部和统计局联合作假。说这话我是有根据的，根据一，我看到农村有大量的撂荒田地，我分别询问过农民、村干部和乡政府干部，得出的结论是撂荒面积在20%——30%。一叶落知天下秋，估计全国大同小异，这么大的了撂荒面积能不减产吗?何况城镇化让中国的耕地面积在以每年40万公顷的速度减少，哪来的增产呢?我还看到农民们都将原来的一年一麦一稻改种成一年一季稻，小麦不种了，按老百姓的话说：“只要种的粮食够吃就行啦”，而小麦的产量约占水稻产量的一半，也就是说粮食减产30%多。根据二，我国原来是粮食净出口国，现在变成了粮食第一进口大国，且进口年年加码，由开始的100多万吨增长到2014年的一亿吨，大约占我国粮食总产的18%。中国人口年增长维持在700万人，年新增城市人口1000万人，年新增口粮只需200亿斤。这说明什么?说明粮食减产而且幅度很大，必须依靠进口来弥补。吹嘘粮食产量十一年增恐怕是政治上的需要，因为文革是粮食产量十年增，改革岂能不如文革。

　　当年人民公社，干部廉洁，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社会风清气正;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环境优美，绿色食品，人和自然和谐。分田单干后这些方面无一不倒退，有的方面变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环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壤板结化，石漠化，沙漠化，毒化，水源减少，水质恶化，地下水枯竭，农业发展不可持续性颓势尽显。与此同时，农村社会稳定基石的作用丧失殆尽，许多地方黑社会已经取代了村支部，宗教邪教势力、宗派门头控制了广大农民群众，治安事件频发，社会秩序混乱，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受到极大的挑战。

　　毛泽东反对分田单干，主要有两种担忧：一是怕造成两极分化，穷人被迫卖土地而导致土地私有化;二是怕几千年的小农生产方式继续延续，阻碍农业现代化。好在分田单干后国家还在坚持土地的集体性质，不准私下买卖，近年还进行了农民土地确权，颁发了土地证书。同时，国家早就认识到分田单干的弊端，积极号召和组织农户联合起来，成立各种农业合作社，不过截止现在其规模仍然有限。但值得担忧的是，一些体制内精英和专家信奉新自由主义，决意要在农村搞私有化，他们极力主张让资本下乡，打着土地流转的幌子，收购农民的土地。所以，不管是土地确权还是农业合作社都无法抵挡资本下乡的进攻，中国农村改革的结局很可能是最终让广大的农民失去土地，假如真有这一天，那也是拜万里的分田单干所赐。

　　我并不反对农村改革，但应该坚持实事求是，人民公社办的不好的可以取消，办得好的应该坚持，不要一刀切，可以退回的合作社，可以恢复家庭为基本核算单位，但我反对分田单干，不能“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而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分田单干的确是错误的。

　　2015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