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议会大选期间，满街挂的都是类似五色经幡的政党旗帜，要不是那些摩天大楼挡着蓝天，风一吹，会给人一种身在藏区的错觉。

　　在街头的各种政治宣传画和政党旗帜中，埃尔多安总统及其正义和发展党的出镜率显然是最高的。这位强人总统的宣传画还经常和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画像，以及另外一幅纪念默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562周年的宣传画一起出现。在最后一幅宣传画上，这位当时只有21岁的苏丹骑着马，右手向前指出进攻的方向。这三幅画像放在一起，充分反映出埃尔多安总统的“通三统”之志——他要在凯末尔所奠定的共和国的框架之内，回溯奥斯曼帝国的政教传统，为当代土耳其找到安置自身荣光之所。

　　埃尔多安并不是孤例。从安卡拉，到莫斯科，再到北京，领导人们似乎分享了类似的抱负，虽然驱动力各不相同。近代革命领袖们的革命色彩正在褪去，其作为既有政治建制的奠基人的色彩则在凸显。换而言之，他们被视为搭台的人，但唱的戏，已经被重新设定。

　　近代的世界格局给中国与土耳其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两国也交出了有一定类似之处的回答。同样是受到西方列强侵凌的老大帝国，同样面临着“保国”、“保种”、“保教”的三大压力;最后，同样是选择放弃“保教”，以实现“保国”、“保种”。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儒家礼法发动猛烈攻击，并为随后国民党的改组与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与组织基础。在土耳其，凯末尔发动革命，强力推动土耳其社会的世俗化，并奠定了军方作为世俗化方向的守护者的地位。军方这一地位，直到埃尔多安上台之后，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曾经被压制的“教”，在“民主”的名义下，作为多数人的信仰而回归到政治的中心。

　　我并不清楚在这个过程中，土耳其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在多大程度上参考了中国的思想与经验。但中国人对于土耳其的关注，却是一贯的。土耳其时而代表着失败的教训，时而是激励人心的典范，一切取决于比较者的历史境遇和视角。

　　游荡于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我总想起中国近代那些注视土耳其的眼光，以及中国的政治行动者们在土耳其所发生的故事。

一

　　要不是在近代遭受的挫折，中国的士大夫不会对奥斯曼帝国有多大的兴趣。但同受欧洲列强侵略的历史，将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康有为最早在1988年的上书中提及土耳其，希望清廷以土耳其为鉴废除鬻官制度。而从甲午战争以来，他更是频繁引用土耳其，作为大清国运之参照。1898年上呈光绪的《突厥削弱记》，将土耳其作为清廷应以为训的弱国典范，其中写道：“横览万国，与中国至近形似，比拟同类，鉴戒最切者莫如突厥矣。”“今中国之形，与突厥同;中国之病亦与突厥同。”康有为对土耳其“削弱”之原因的追溯，当然倾注了他自己的关怀——他认为土耳其的弊病在于苏丹“废宪法，复守旧”，中国应从中汲取的教训，在于须坚持立宪与维新。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有为流亡海外。1908年，他从罗马尼亚坐船出发，渡过黑海，前往伊斯坦布尔，正赶上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兵变之后建立立宪君主制的盛况。康有为作于1908年的《突厥游记》稿本赞赏青年土耳其党人的立宪运动。在光绪去世、“国会请愿”遭受挫折时，康有为一度主张仿效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兵谏”。1911年10月底爆发的“滦州兵谏”，可以说不无青年土耳其党人的色彩。清政府匆忙颁布《十九信条》，实现君主立宪，任命以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内阁，然而一切为时已晚。随着南北和议的达成和清帝的逊位，立宪派的君宪梦也被击碎。这促使康有为回过头去反思君宪何以在中国失败。在《突厥游记》的1913年刊本中，康有为对1908年稿本作出了大幅修改，指出青年土耳其党人过多地接受了法国的政治知识，“然法人不同英、德，本不长于政治，但哗于革命耳。”在康有为看来，青年土耳其党人引入立宪政体，结果是激起了民众的无穷欲望，而目前的制度框架，未必能满足民众的欲求，如果加以压制，则有可能激起更大的反弹，因此，还不能断定土耳其的君主立宪制度能够稳定下来。这个分析中，包含了康有为对中国的君主立宪运动的某种反思：君宪运动必须同时克服君主的专制和民众的放纵，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开国会”就能解决问题，一不小心，君宪可能会成为走向共和革命的跳板。

　　而对于流亡于海外的革命党人而言，土耳其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点。在立宪派与革命派论战中，立宪派提出革命可能会导致外国干涉，从而导致中国亡国。胡汉民在1908年的《驳总汇报惧革命召瓜分》中引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两个例子驳斥“革命必致外国干涉说”，指出关键在于中国民族(胡汉民在此仅指汉族)能否展示自己的力量。土耳其虽然国政腐败，“而列强审其民族，有自卫之能力，谓其兵士皆知以死捍御他族，遂各寝其兼并之计划。”而孙文也在《中兴日报》上撰文称“近东病夫之土耳其瓜分问题已由革命而解决”。由此可见，青年土耳其党人运动，立宪派视之为立宪运动，革命派视为之革命，可谓各取所需，皆大欢喜。

　　胡汉民尤其重视青年党人运动对于中国革命的启发。在《驳总汇报惧革命召瓜分》中，他指出，土耳其军队原来忠于苏丹政府，在青年党的劝导下，起兵反对专制。他引此例要说明的是，满洲以极少数之民族，统治中国，借的其实是汉人的力量;如果汉人都能像土耳其军队那样，起兵反对专制，则专制必亡。这一论述，体现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对革命策略的认识上的某些进展：他们认识到，搞刺杀和小规模的武装起义都难以达到革命目标，要推翻清廷，还必须从策反军队入手。胡汉民作于1909年的《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国人》者仍将着重点放在军队的作用上。胡汉民写道，土耳其苏丹下令立宪，但专制如故。青年党策动军队起来反抗，逼迫苏丹退位。乃全面废除苏丹制度，实行民国，气象为之一新。这使胡汉民进一步看到了策反军队的必要。他将军队与刺客进行比较：刺客所刺杀的只是个别政治人物，而并不能改变制度;而当军队反叛的时候，则整个制度将为之震荡。

　　胡汉民作于1909年的《土耳其革命》一文则进一步比较了土耳其革命与中国革命。胡汉民指出，土耳其建立君主立宪，是可行的，因为统治者是土耳其人，而要求立宪的被统治者也是土耳其人，没有民族上的隔阂。但放在中国，却是行不通的，因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不同的种族，最终无法调和。中国的情况，可以以希腊的情况来比较——当时土耳其已经宣布立宪，但希腊仍然坚持革命斗争，最终获取独立。这是因为作为文明民族的希腊不愿受落后民族土耳其统治。汉人应当以希腊人反抗土耳其人为榜样，从落后的满人那里争取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即便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属于同族的土耳其，亦不满足于单纯的君主立宪，废黜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另立苏丹，这证明了中国在异族统治的情况下，更应该奋起革命。